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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PK:那些最神秘的考古学家

作者:夜夜流光

第一章考古活动

  考古活动对社会、国家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是一个必要的学科,而且必须得到发扬;但另一方面,考古是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行业,似乎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考古学家注定是孤独的。考古学家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国家、传统、学科的深刻影响,自身逐渐形成了一套思维模式以及独特的情感状态,这是一个学者现实的一面,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摆脱。

  另一方面呢,学者毕竟要研究和解释,算是面对未来或者未知吧,于是就会产生自身独有的理性思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学者与现实要产生距离才好。于是学者的现实性与个人理性之间要么产生矛盾要么就和谐相处。但是,学术要求创新,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就不那么合理了。所以,学者就终其一生不断重复这种持续产生的现实与持续产生的理性之间的阶段性和谐与矛盾之中,所以,考古学家是永远不能自满的一群人。

  考古学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多少带有点神秘色彩,他们并不被普通大众所关注,对我们的正常生活作用似乎也不明显,在重大历史遗迹发现时他们的名字也往往被忽视,但是他们对历史的复原和推进作用不容小窥。

  虽然统称为考古学家,但其实考古学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大致包括:第四纪地质学、体质人类学、 古动物学、古植物学、物理学、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自然科学史、科技考古学美术史、建筑史、地层学等,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自然不同,很少有人能跨领域研究。

  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实物。主要是物质的遗存,或者说是遗物与遗迹而这些遗存应该是古代人类的活动遗留下来的。考古学的研究集中在对过去的研究上,包括过去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所以它的研究对象是属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人类遗产。

  考古学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大致包括:第四纪地质学、体质人类学、 古动物学、古植物学、物理学、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自然科学史、科技考古学美术史、建筑史、地层学等。根据历史时期、地域风情、学科偏向等的不同,考古学家分为 史前考古学家、历史考古学家、欧洲考古学家、埃及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家、日本考古学家、中部美洲考古学家等、宗教考古学家、美术考古学家、铭刻学家、甲骨学家、古陶瓷学家、古钱学家、农业考古学家、环境考古学家、地质考古学家、考古植物学家、考古动物学家、考古天文学家 等

  十八世纪中叶,曾被称为“考古学之父”的德国人温尔克曼,所着考古学代表作叫做《古代美术史》。虽然温氏的“考古学”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和认识的考古学,但他对古代器物刻画图案的理解和应用却代表和预示了后来考古学对古代器物纹饰认识与研究的一种倾向,即将它们视为古人的美术作品或装潢。这种倾向的危害性,对考古学尤其是对史前历史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和已经造成的损害,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到和给予关注。虽然现在考古学家大多认识到史前器物刻画以及文字产生和运用初期的铜器纹饰可能并非原始人类闲暇优游之美术作品,而常以图腾、神灵崇拜、生殖崇拜或巫术手段(如张光直)视之,但这种主要凭借感觉以及运用民族学(或曰文化人类学)资料进行对比而产生的认识,距离古人刻画、铸造器物图案的本意到底有多远恐怕很难评估,或者相对于“美术”而言,它乃是另一种歧路亡羊。

比如对半坡鱼纹、人面鱼纹、良渚玉器神徽的认识都多达几十种,其中是否有一种等同或接近古人的本意,恐怕就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有一位大名鼎鼎、桃李满天下的着名考古学家就曾对笔者说:“史前器物纹饰根本不可能读懂,大家都是过猜”)。这两种方向都意味着对古代刻画、纹饰不需要也不必要作精确的描述、临摹以及分析,这就造成考古学着述和研究中对器物纹饰绘画和描述的随意性、写意性、概略性倾向,这种倾向和既成事实反过来又阻碍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后继的和深入的研究设置了障碍。笔者因为缘份所至,介入了这种器物纹饰的研究,对此算得上是有切身体会。这里我们以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些典型器物及纹饰为例,将笔者的了解、感想和认识和盘托出,希望引起考古学家和研究者的注意,不恭之处请海涵和批评。

  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其口沿用露地线纹作等距离的四方八位式分割,内壁绘画两个人面鱼纹、两个网格纹分置四正方位各自对称,这种网格纹为45度角斜置正方形,每边作十等分整体上被划分为100(10×10)格,其四角上又各接一个涂实的等腰三角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图一二四:17,图版壹壹伍;1982年版图84、112)。但是这种100格网纹在笔者所见着述和材料中,几乎所有的图式都没有严格、准确地依样模画,而是以象征性、写意性、概略性的方式绘出,甚至有的很潦草、随意。既然是“鱼网”、装饰,那当然就不是很有必要作严格、精确的模画。

  吴山先生编着《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不仅将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绘画图案视为装饰艺术,而且将人面鱼纹和100格网纹合称为“人面鱼网纹”;可以看出,后来有些着述和研究中的附图是直接采用了吴着绘画,其失误在所难免。是否严格、准确地对彩陶图案进行模画,是与研究者、绘画者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有关的。模画失真,必然对研究有所阻碍,而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性认识,则容易导致对原图模画的失真。

  关于人面鱼纹盆内的100格网纹,笔者认为其含义当与天文历法有关:100格之数表示河图数55、洛书数45之和,即河图洛书数理表达方式的一种(河图、洛书原本是对1—10十个数字的排列形式,源于古人对十月太阳历的崇拜,参见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宋人刘牧、朱熹所传河图洛书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产生,也可能同时与天象有关,但“河图”、“洛书”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方式或可以存在各种图式,朱熹《易学启蒙》所载河洛未分未变图即是用100个圆点,排列成10×10的方阵表示。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是对100数或1—10十个自然数的规律性排列即是“河图”、“洛书”,其本质实即对1—10十个自然数、十月太阳历以及100数的崇拜,因刘牧、朱熹所传黑白点阵河图洛书图式更为正宗一些,古人在上面又附会出许多深奥、丰富的含义,所以成了河图洛书的正宗图式)。

100格网纹四角上的四个三角形两两尖角顶对,实即互相垂直的两个阴阳交午图形(半坡鱼纹常见的图式)中间断开后置入了100格网纹所致;这种处理方式应该是表示河图、洛书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数,而太阳历与立杆测影有关,这些联系与原始人类颇为神秘、混沌的思维方式正是十分吻合。关于100格网纹含义的这种理解,还可以从人面鱼纹盆其他纹饰内涵表达得到佐证:陆思贤先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认为它们与表现月相有关(陆思贤着《神话考古》121—125页;陆思贤、李迪着《天文考古通论》68—70页)。钱志强先生在《半坡人面鱼纹新探》中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作对称连接则构成甲骨文、金文中的“甲”、“癸”二字,代表十干,同时口沿露地线纹的四方八位式分布也可能与表示四时八节有关。孙新周先生同意钱先生的认识并认为十干与十月太阳历有关(孙新周着《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20页),何新先生也认为十干当起源于十月太阳历(何新着《诸神的起源》223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笔者还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中的四个“|”纹即表示四十数,四个“个”纹为十二数,既与四时八节十二月历法有关,其总数五十二则与月相周期密合,即一年为五十二个七日。总之,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可以得到完整而合理的释读。

  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了一座具有远古部落领袖级别和性质的大墓,该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和一柄象征王权的巨型石斧,尤其重要的是在墓主的胸部摆放着一套精心雕刻的玉版及玉龟甲(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1989年,着名天文史专家、对阴阳五行太极八卦河图洛书起源问题有独到见解和卓越贡献的陈久金先生与安徽的考古学家张敬国在《文物》杂志上合作发表《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以下简称《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认为含山玉版刻纹表达了八卦和洛书内涵,而且八卦和洛书就是历法,早在先夏时代就已产生。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献中有“伏羲画卦”、“洛出龟书”等种种与八卦及河图洛书有关的神话、传说,它们或被视为妄诞、穿凿之事,或被视为中国文化中最深奥、神秘的部分乃至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根,同时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收获极丰,已出土中国新石器时代大量的遗迹、遗物尤其是远古先民的刻画图案尚未为我们所识读。因此,陈久金、张敬国先生这个研究不仅在易学、古代科学、史前文化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意义,而且在史前考古方法论上(即器物纹饰识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启发意义。但是在他们的文章中,如此重要的含山玉版其刻纹却多处画错和不准确:其一,含山玉版上所有的圭形箭标都是被一条中线及其两侧的六条短线刻分为八小块,但《试考》的线图将左上角的一个箭标画成十小块,与原件不合。其二,含山玉版左上角的一个钻孔和右上角挤在一起的两个钻孔均是在角上,即它们既在含山玉版长边钻孔的连线上,也在两个短边钻孔的连线上,但《试考》的线图与原件不合,那三个钻孔不在短边钻孔的连线上,而仅在上端长边钻孔的连线上。其三,含山玉版两个短边及一个长边上均有精心磨制的榫缘,它们将三个边上的钻孔连在一起,但《试考》线图却将榫缘都画在了钻孔内侧,不成为钻孔的连线,与原件不合。

  孙新周先生着《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含山玉版线图上边缘的九个钻孔几乎等距离分布(若将右上角理解为挤在一起的两个钻孔,则上边缘共有十个钻孔),与原件不合;王蕴智先生《远古符号综类摹萃》因图案太小,含山玉版自中心八角星纹散射出的八个圭形箭标中左下角的一个,仅能看出被分割为六小块,与原件不合。最潦草的是已故着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江阴祁头山遗存的多文化因素》(《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2日,考古版)中的附图,含山玉版十二个圭形箭标有的被分割为十小块,有的被分割为八小块,有的被分割为六小块。

  关于含山玉版刻纹的含义,按陈久金、张敬周先生的释读,八角星纹外大、小圆之间八等分扇面中的八个圭形箭标指向四方八位,表示四时八节,也是原始八卦的表示方法之一,而周缘钻孔按“四、五、九、五”布数,含于古代太一行九宫学说“每四乃还于中央”(《易纬?乾凿度》郑玄注),故含山玉版内涵表达涉及洛书和十月太阳历。如此说不错,则八个箭标每个均为中线一分为二,各自再用三条短线刻分为四小块计八小块,当演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之义:八个箭标计有8×8=64小块,正与八卦相重得六十四卦相合。含山玉版四角上的四个箭标每个亦均演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成体系,同时其指向四方位亦有四时八节之义,与大、小圆之间的八个箭标合而为十二个,可能寓含一年十二个月之意(否则四角上的四个箭标就没有必要存在和刻画)。如果《试考》的释读成立,则本文此处的理解亦是有据。至于含山玉版周缘的钻孔,尤其是右上角两个钻孔挤在一块,玉版两个短边和一个长边精心磨制榫缘将钻孔连在一起,均是富含深意之作。因非本文主旨,这里暂不作释读(可参见拙着《伏羲画卦》)。

  我们知道,考古学及有关史前研究中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环节和领域:一是器物纹饰的含义和识读,二是史前人类精神文化(含科学文化)的面貌和发展历程,三是有关史前时代的神话、传说及文献方面的真实性问题与混乱状况。相对于史前时代而言,由于文献产生的年代太晚,提供的信息极为有限,而且往往难辨真假,所以目前对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仍是猜测性质,缺乏一些确凿可靠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方面认为文献中的那点信息不可靠,一方面将西方的一些原始文化理论(或文化人类学理论)如图腾、神灵、巫术、“蒙味、野蛮、文明”三阶段论(这些理论基本上来自于对近、现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边缘族群、土着部落的考察)等搬用到史前研究中来,于是我们对史前时代(这里主要是指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了解和认识,除了看得见的物质遗存外,其余都是模糊、混沌的(或者同时套用了一些理论术语),乃至认为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原本只能如此。王懿荣1899年认读甲骨文之前,甲骨文在安阳农民、药材商人、药铺老板那里也不过是一些刻划在龙骨上的线条、纹路。原始人类刻画的图案、纹饰,我们现在尚不知其本来的意思表达,怎么可以用象征性、写意性的方式来绘画并在此基础上推测它们的含义呢?

  所谓考古除了发掘以前的遗迹、遗物外,可能就是看看那些遗迹、遗物上有什么刻画、有什么蛛丝马迹,然后据此推断以前的种种情形。但是,目前的考古学、考古研究与笔者这种朴素的想法、有点无知的想法是有区别的。上面笔者对那些器物纹饰含义的理解和推测也许不能说是完全切合原始人类刻画和制作它们的本来的意思表达,但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严格地遵循器物纹饰的本来面目,不管它多么神秘、复杂或者怪异,它们在古天文历法、古代易学知识背景和体系中一般是能够得到顺利地认读或合理解释的(这一点,一方面与“伏羲画卦”天下文明、八卦为历法等中国神话和传说中的重要内容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相契合),反之则反。退一步说,考古研究、史前历史文化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还原工作,往雅处说就是一种科学研究,它要求研究的对象和前提必须是真实的,没有真实基础和前提的研究,怎么能说是“科学研究”呢?

  新石器时代那些典型的、重要的器物及其刻画,真正读懂一种、两种或许就解决一个千古谜题或疑难,乃至打开一个未知世界的大门。器物纹饰不能错呀,错了就面目全非。

第二章中国的考古之父:李济(1)

  提到中国的考古史,只能说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发掘才能算中国的考古史。第一次中国人自己主持的考古发掘是1926年李济主持的对于山西夏县的发现,也正是在这里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这次考古发现,从思想上定下了中国很长时期内的考古学发展方向,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

  李济先生出生于1896年6月2日,的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双眼井,那一天大清帝国特使李鸿章秘密出使俄国,清政府在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尝够东洋枪西洋炮之后,开始改变“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一份《中俄密约》将于次日正式签订,那之后中国即将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那一天,李顺井(李济)出生了在了这充满着浓厚的古城韵味的地方,也许就是那里的文化气影响了他。

  李济的父亲,名叫李权, 他对李济的早期教育有决定意义。李权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难后易,这样进步会比较大,因此他要儿子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先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念“四书”,接着跳过《诗经》,直接选学《周礼》……九岁李顺井未读完《周礼》就插班县里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

  之后,进过小学中学,最终,他进入了清华,以培养留美学生为宗旨的清华学堂,向不重视“国文”,多把这门课程排在下午。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李济始终有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此间,他还遇上了两位使他终身受益的国文良师。 马先生八股文式的训练,培养了李济快捷写作流畅表达的文字能力。高等科一年级,李济遇上国文教师饶麓樵。他讲授《荀子集解》,口讷不善言辞,偏好写黑板,等到板书写完,也就差不多到了下课时分。

  那个年代,外有列强咄咄逼人,内有军阀拥兵自重,社会动荡,百姓不宁。青年学子在质疑中国传统教条的同时,对国外的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推崇备至。1913年5月3日下午,清华中等科一个大教室内,李济与四名同学严肃地讨论做人的道理,相约发起以砥砺品行学问为宗旨的学生团体——“新少年会”。名称的由来据李济说,当时心智已开,眼高志大,想做华盛顿做不了,拿破仑又不愿做,做林肯又不像,就选了“意大利三杰”指4世纪意大利的革命先行者马志尼、加里波的、卡富尔。为榜样,效仿其新少年意大利会(也译为“青年意大利党”),也成立“中国新少年会”。此后,每周聚会一次,星期日和暑假,会员集体出游,主要目的是互相规过:从生活习惯到学习长进,从睡眠到饮食,都以“励进道德”为宗旨相互责问。随着会员陆续增加,聚会内容又增加学术研究一项,成立了国语演说部,并因此带动清华学子研究国语的热情。

  22岁时,年轻的他写到: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之后便动身前往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

  李济进校就念三年级,一年之后即以第二名的成绩大学毕业,1919年6月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他在熟悉了心理学各个流派的基础上,也开始对这门学科失去信心 。心理学所用的研究方法,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标准,由这些标准和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就是一个问题。李济还担心这门学问在中国究竟有没有出路。就在他心生动摇时,忽然“书山有路”,顿时柳暗花明。

  李济将转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学位,室友徐志摩则要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他们从此开始不同的人生。同船赴美,同室一年,分别后彼此都有些思念。

第三章中国的考古之父:李济(2)

  哈佛第一年,他掌握了人类学的一般情况,并开始形成博士论文的大致思路。1921年3月,他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随即开始做人体测量学调查。他在美国东部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波士顿中国侨民中收集体质人类学的材料,历时七个多月,先后测量了一百一十一人。他将所获得的数据,加上当时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人体质测量的材料,综合成一篇讨论中国人体质的论文。

  这年暑假,虎藤得知李济无别的安排后,邀请他每天来皮博迪博物馆打半天工,交给他处理一批埃及人头骨:开箱、洗刷、整理这些头骨,按钟点付费。李济在和这五百个埃及人头骨的亲密接触中,度过了大半个暑假。这是一次很好的磨砺,对其日后进行生体测量和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等都有直接帮助。

  1923年夏,李济返国途中拜访了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体质人类学泰斗阿列士?赫德利奇卡教授在得知李济只有Ph.D.(哲学博士)而没有M.D.(医学博士)学位后,赫德利奇卡敦劝其不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专业工作。也许正是这番忠告,改变了李济的人生。

  1923年秋,李济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经学长凌冰举荐,应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自第二年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李济曾说,当时他教的人类学这门“新鲜”学科,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

  那时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最早的源头就来自地质学的“掘地”。地质学因工业文明对能源材料的需求而兴,地质学家常受雇企业主寻找矿藏,其间不时发现古生物遗骸、古代石器和陶器,于是古生物学和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19世纪中期,这些在西方刚起步的新知识,通过地质学着作的译介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 。

  当时学科分工并不清晰,矿科、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说李济当过矿科教授,及至后来筹备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再其后受聘史语所考古组主任。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在雇工掘井时挖出古物,一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被发现了。驻郑州的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知此事,带领士兵赶去发掘 ,不久,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也派出教育部专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马衡等前往调查采集……一时间“挖宝”和看“挖宝”的都云集在新郑南街李家楼,竟达数百人。熙熙攘攘的挖掘工作历时四十天,墓室挖出的土,堆积如山。获得铜鼎、圆壶、大方壶、编钟、镈钟等大型礼乐器百余件及玉器、瓦当、瓷器、骨器数百件。但挖掘者缺乏考古知识的指导,没有作坑位、器物所在的位置及地层和墓葬的形制等记录,收获只是一次“挖宝”。

  9月底,丁文江凑了二百银元的经费,鼓励李济赴新郑调查发掘。李济偕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赶到新郑,晚来了一步,大墓前期已被翻扰。他们的发掘工作从10月1日开始,只进行到24日。他们只在墓穴中采集到一些人肢骨和零星的碎铜片。本想做一些地层学的勘察剖析,突然传来土匪扰乱的消息,他们只得仓皇离去。

  李济携带着新郑挖到的和工人交来的人骨到北京,借协和医科学校的解剖实验室进行研究。此间李济认识了毕士博,还从毕氏手上获得他所捡拾的一批人骨。李济做了些比较研究,写成英文论文《新郑的骨》,发表在1926年国外的学术刊物上。文章大致描述了这段过程,虽没有记录多少考古学上的收获,但在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上极其细致,完全符合体质人类学要求的标准,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毕氏得知他是中国第一位哈佛人类学博士之后,即代表弗利尔艺术馆试邀李济参加他们的团队,合作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古。李济对这个“机会”把握不定,转而求教“丁大哥”。丁的回答为他解开心结: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有机会采集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轻易放弃;至于跟外国人打交道,最好“直道而行”。于是,李济回了毕氏一封信,信中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田野作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1926年2月5日,李济告别除夕气氛中的京城和倚门悬望的家人,结伴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

  进入山西境内,他们经太原、介休沿汾河南下。选择晋南,是那里治安状况相对较好,考古资源丰富,史籍中载有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

  这次考察,李济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归途染疾,患斑疹伤寒,回到北京,沉疴不起。起初,父母和夫人信任民间单方,耽延了诊治,以至病情告危。幸亏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断然做主,找车直接送到协和医院救治。病床上的李济,一心筹划着西阴村的发掘。5月26日,由他口授,一位叫做Miss Furscott的女士打字,给毕士博写了一封信,报告晋南调查的情况和病愈后即去西阴村作实地发掘的计划。

  于是,李济和袁复礼再次返回山西,并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对西阴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他们采用了“探方法”,即每个探方2×2米,共8个,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在探方的处理上,李济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来逐件登记标本。前者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后者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例如,B4c表示出自探方4、第二层、第三分层,从其记载簿上可查出其深度为1.17~1.25米。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标本,仍可看到当时的标记。发掘工作由李济先生主持,袁复礼先生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8小时计算,我总费了25天的功夫”发掘工作进行的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33个层次。发掘陶片共装了60多箱,总数为18728块。仅第4探方出土陶片总数即达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可谓收获甚富。

  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

第四章中国的考古之父:李济(3)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着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已故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对此,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操丝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着作。

  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

  李纪稍后又主持了1928年至1935年间殷墟发掘,这几年间的连续十五次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的遗址、王陵以及众多文物,同时也培养了中国一代考古学的队伍。殷墟发掘,为中国的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向,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进步。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这次发掘中的一些插曲。

  2001年,李济嘱人将发掘物藏在彰德高级中学和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内,这两个学校都有董作宾的熟人。随后李济与董作宾携带一小部分文物返回北平,准备开始整理研究。此举本是因战事突发,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不料竟授人以柄。

  安阳停工,私掘者蜂拥而上。6月22日,留守工地的王湘致函李济,“昨县署将私掘人一共带案下监,时花园庄人屈金梁等正掘挖,见法警前来带案随都跑了。现县署向本村村长追要等人。”7月1日,李济致函安阳县政府,“本所并未发函请销刘金和等传票,以后若仅用办事处信纸信封,而无负责签名盖章之件,概作无效。又关于盗掘古物一案,仍请查照董编辑员前函所列各节,切实究治”。李济终于明白,县署与私掘人不过在演双簧戏,其目的是糊弄“中央”,维护既得利益。

  十月金秋,收割之后的安阳大地,转眼间褪了颜色,起伏的土地裸露着苍黄。经过暂时的疏通,第三次殷墟发掘在李济的主持下又将开工。然而,上次仓促停工,李济与董作宾携少量出土物回北平引起的误会,加之当地盗掘者和文物贩子等利益集团的策动,各种流言荒草般蔓生。

  10月23日,为争取当地权要对考古发掘的支持,李济联合驻地的彰德高级中学校长共同请了一桌客,不意反遭其辱。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今日休息,却受了一阵闷气。因请的时候为正午,等到两点半钟才到。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却把我们的事(安阳发掘纠纷之事),一句也没说,只带了五个马弁,吃了一阵,扬扬而去。”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种窝囊气,令人寒心。两天后,李济以“安阳工作进行无术”为由,向中研院请辞考古组主任职,蔡元培、杨铨回电劝勉:“安阳事必以全力争最后胜利,幸勿言去。铨即晚赴京交涉。

  其时,傅斯年下榻河南中山大学。一晚,他在学校大礼堂作了题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他批评过去中国的考古学家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

  此番经过,李济回忆:“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他为这个事情直接找到蒋介石,请蒋介石出一个条谕在安阳,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件事情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就做不下去。”

  命运在成就大师李济的同时,悲剧也如影随形。李济一生最大的悲剧是科学精神不能在中国生根,因此他内心的紧张焦虑常外化为与环境的冲突与对立。

  1937年,李济护送国宝南迁,老父、爱妻和三个儿女随史语所步步撤离。迁徙途中,二女儿鹤徵1939年在昆明染疾而亡,大女儿凤徵1942年又在四川李庄不幸殒命。这件事对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1944年陈寅恪在逃难途中,以他与史语所的公干和傅斯年的私谊都该迁往李庄,但李济的悲剧让他与家人望而却步,改道去了成都的燕京大学。1943年夏,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目睹了中国知识界朋友的生活状况,后来在《对华回忆录》中写到,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连糊口都很难做到。几年间,考古学家李济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社会学家陶孟和失去了妻子。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1948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1959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离开大陆前,他曾将大女儿的骨骸托付一位弟子照管,“文革”中竟遭人揭发,那个弟子被迫向造反派交出,最后竟自杀身死…… 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中国考古之父的一生,为国家考古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在失望中离开了世界,让人唏嘘。

第五章新考古学创始者:路易斯.宾福

  中国考古学界对宾福德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自八十年代以来,宾福德及其“新考古学”标签被频繁提及,其代表着述也有中文译本行于世;但是另一方面,宾福德被严重地脸谱化,不仅在很长时期遭遇到基于学术范式的差异和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的抵制,即便是倾向于变革立场的考古学家,也未能全面了解宾福德的学术成就和新考古学立场而形成误表或者讹传。

  德宾福德生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出生时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宾福德记忆里,那就是一大家子失业的成员,他的父亲是唯一有工作的人。贫寒的家庭使宾福德很早就尝到生活的艰辛,十一二岁他就开始工作,给锅炉房运煤,由于疲劳,小宾福德上课时经常睡觉。后来在脱衣舞厅里做清扫,夜晚工作。上高中宾福德开始当建筑工人,16岁时已是出师的泥瓦匠了,许多时候他是建筑队里唯 一的白人。半工半读一直持续到他读博士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支建筑队,最多的时候手下有上百号人。早年的磨砺培养了宾福德的叛逆精神,他放弃了宗教,因为他厌恶其中的伪善;他放弃了军队中的晋升机会,也是因为他厌恶军队的伪善与无情。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奋斗者,他对于社会左派的思想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他在密歇根大学读博士期间的朋友圈子就是这么一群人,他的率真与经历赋予了他强烈的批判精神。

  宾福德地青少年时期并不喜欢学校,高中的成绩也相当一般,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处在失败的边缘。他后来回忆说,童子军的训练才是他真正感到学到东西的地方。在这里他学习认识动植物,采集古代的石箭头。他后来的博士论文部分就是基于少年时代的调查发现。1948年他上大学之后,才真正喜欢上学习。按照美国的通识教育传统,他在大学系统地学习了自然科学,学习成绩也很好。他的自然科学背景对于他后来的研究影响极大。他最早就是从动物鉴定、数学统计与计算机应用进入到考古学分析当中的,经常把考古学与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相比较。这些经验科学都经历从猜测、描述、分类再到科学学科的发展过程。考古学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问题被他带到了考古学研究中。

  人们常把新考古学的主张归纳为考古学应该“更人类学,更科学”(more anthropological, more scientific)。1962年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一文也常被视为是新考古学开始的标志。他认为考古学家不应该被考古材料所束缚,应该在理论上有更大的突破,他相信考古学应该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考古学不应该总是罗列文化特征,而应将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器物可以在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子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考古学除了描述之外,应该解释“为什么”的问题。稍后他又发表了“考古研究设计的思考”(1964年)与“考古学的系统论与文化过程研究”(1965年)两篇文章,较为系统地提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策略,考古学家不应该总是追求惊人的发现,而应该去解决问题。1968年宾福德主编出版了《考古学的新视角》,标志着新考古学基本形成。

  回顾新考古学的形成历程,可以清楚看到自然科学背景对宾福德的巨大影响。追求客观,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提出理论并进行检验等主张都与之相关。宾福德的第二个出发点是人类学,按他的说法,在人类学课上听到的都是很鲜活的内容,而回到博物馆里看到却是一堆堆器物,这两者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为什么差异如此显着呢?通过怎样的途径能够把它们连接起来呢?

  虽然1960年代宾福德和一群杰出的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一道努力提出了新考古学的主张,他们跟四十年代的瓦尔特?泰勒一样,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1968年,宾福德在法国与博尔德合作研究莫斯特石器组合,他广泛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测量与统计工作。他回忆说因为带着两大铁箱的统计材料,他无法坐飞机回国,只能坐船。船行的缓慢让他有机会得以反思自己的研究,他发现自己完全失败了。无论多好的统计分析都无法从中得出人类行为,文化系统是怎么组织呢?在地理景观中是如何分布的呢?宾福德去了阿拉斯加研究努那缪提爱斯基摩人,他们与莫斯特时代的人类都处在冰缘环境中。宾福德所希望探索是狩猎采集者行为的组织原理,而非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简单类比。

  宾福德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也构成了他的第三个视角,也是最重要与最有原创性的视角,即是从文化系统的内在差异性出发。此前的考古学研究基于“相似性”,按照一定的标准归纳出一个个的“考古学文化”;而宾福德注意到的是文化系统的异质性,如一个狩猎群体的活动范围可以按照季节、年份、生命周期(如童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的划分)来安排,还可以按照不同的活动来安排,都将导致不同器物组合。他从这个视角出发去研究早期人类的行为,研究农业起源乃至文明起源等问题。九十年代以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狩猎采集者研究中,完成了两部重要的着作:《构建参考的框架》(2001年)与《民族志中记载的狩猎采集者》(2004年)

  对于宾福德的学术遗产,1998年考古史家萨博洛夫(Jeremy A. Sabloff)就有过归纳。他提出,尽管新考古学(后来称为过程考古学)并没有完全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宾福德的乐观精神鼓舞了考古学家,考古学可以在提供考古材料,以及重建史前史框架之外有更大的作为。新考古学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策略目前已成为美国考古学的主体。这种研究包含着以理论导向的研究在内,即考古学家除了从材料出发之外,还可以从理论出发,从创新的方法出发,进而释放了考古学家的创造力,给当代考古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在宾福德的学术遗产中,争议最少的应该是他对于“中程理论”的贡献,所谓“中程理论”就是要在静态的考古材料与动态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这个问题曾经深深困扰着宾福德以及同时代的新考古学家,宾福德的做法是他的“行动主义研究”,他到阿拉斯加去研究当地狩猎采集者,后来他到南非、澳大利亚从事类似的研究。他贡献给考古学以一种鲜活的知识,这些知识是考古学家永远无法从考古材料中获得的。如研究农业起源为什么发生的问题时,如果不理解狩猎采集者的生存策略或适应方式,要想真正弄清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宾福德在他的晚年,也即是九十年代后把主要精力用来研究狩猎采集者,他研究了巨量的民族学材料,一本计划用三年写成的书,他花了足足十年时间。在《构建参考的框架》这本巨着中,他通过研究全球近四百个狩猎采集者的生存环境、生计与社会组织,进而构建了一个生态模型,并用来解释农业起源的发生。这些狩猎采集者的材料成为另一本书《民族志中记载的狩猎采集者》的基础。这两项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且需要丰富经验的研究将会为未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宾福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所努力践行的过程考古学实践,更在于他提出的那些尖锐的问题,促使考古学家去思考与探索。他曾经与萨克特争论石器的风格问题,与博尔德争论“莫斯特组合”的意义,与中外考古学家争论“周口店是否中国猿人之家”,与霍德争论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如此等等。他似乎总处在争论的漩涡之中,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依旧困扰着考古学家。他提出争论的目的是要希望考古学有更好的发展,然而学术的争论见证了人性的优点与所有的缺点。宾福德直至2000年才成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得到的研究资助一直相当有限,他去澳大利亚考察是靠澳大利亚的资助,到南非去研究是依靠联合国的资助。

  在考古学史上,新考古学的学术地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但是,由于新考古学方兴未艾,大部分评论者由于身处这个时代而无法客观观察,不同立场的考古学派都以新考古学作为对话对象,不同国家的区域传统和考古学范式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对新考古学的低估或者歪曲。此前曾有批评认为,新考古学是二战之后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新崛起的年轻一代考古学家刻意的标新立异,但是,这个批评并不恰当。威利和萨波罗夫的考古学史范式理论将宾福德揭糵的新考古学视为第四个时期──阐释时代的起始,彰显了范式转型的革命性意义。新考古学家也为了和既往的文化.历史考古学撇清关系,可能过度强调了自身之“新”。但是,新考古学的出现是长期发展和积累的最终迸发。在宾福德之前,新考古学思想早已露出苗头。崔格尔曾明确地指出,宾福德的新考古学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的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自然延续。宾福德掷地有声的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也可视为威利和菲利普斯的论断──“美洲考古学就是人类学,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的深化。其次,新考古学是考古学史上第一个拥有独立的考古学理论的学术传统。新考古学以文化过程研究为核心,关注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如何不断适应变化的自然和文化环境。按照新考古学观点,“物质文化”代表了整个文化系统的结构,文化系统的变迁应该在社会和环境等适应性情境中观察,而不能异想天开地看成不同群体“影响”、“刺激”甚或“移民”的结果。因为将考古学定位为人类学的分支,出于加深对历史上的人类和社会的通则性理解的初衷,新考古学构建了一批专属于考古学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这与此前的古物学风格的考古学具有天壤之别

  2011年4月11日,路易斯?宾福德教授因心肌梗塞于密苏里州克尔克维尔去世。在哀悼他的突然辞世时,世界考古学大会盛赞宾福德“以一己之力,激起考古学的一场知识运动”,“其乐观主义和学术热情足以影响了数代考古学家”。 他的离世或许是迟早的事,但他为考古学研究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分明他还在考古学当中,就像他还活着一样。

第六章是文化劫匪还是考古学家?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1862年11月26日,斯坦因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排行老三。他的父母和姐姐都是犹太教徒,由于当时犹太人在欧洲深受歧视,他父母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决定让他接受基督教的洗礼,马尔克?奥莱尔便是他的教名。斯坦因童年时,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德语是奥匈帝国惟一的官方与教育语言,所以,斯坦因除了本民族的匈牙利语之外,自幼精通德语,这为他接受后来的教育铺平了道路。

  1872年,10岁的斯坦因被送到遥远的德国德累斯顿市的克留兹舒勒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里他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 。

  其后,斯坦因先后在奥地利的维也那大学、德国的来比锡大学和土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他的导师中最着名的有两位,一是土宾根大学印欧语言和宗教史教授、梵语写本研究的最大权威鲁道尔夫?冯?罗特,另一位是维也那大学印度哲学和文物学教授乔治?比累尔。斯坦因跟随他们学会了梵语和波斯语。同时,斯坦因也接触了更多的介绍东方的书籍。

  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在伦敦期间,斯坦因认识了三位既像慈父,又是恩师和挚友的大人物: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西奥多?杜卡博士、亨利?罗林森爵士、英国印度委员会委员亨利?玉尔爵士,当时全英最着名的东方学家。在同三位老人的交往中,斯坦因感触最深的,除了三人渊博的东方学知识,就是英国贵族式的派头和傲气。在这里,他真正意识到作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绅士的光荣与骄傲。从此英国成为斯坦因终身选定的国家,还有他随后选择的终身事业—中亚考古与探险,这两样事物是斯坦因一生成败的关键。但他唯一的缺憾是没有选择学习汉语,使他在之后中国新疆探险中有了最为深切的体会。

  之后的1887年至印度工作,在旁遮普担任学监,并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曾在当地做过大量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

  在那之后他决定向亚洲出发。

  1898年,斯坦因向印度政府呈交了一份去西域考古探险的建议书。他在建议书中说:“据历史记载所知,今和阗地区曾经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的发现已充分说明,经过对这些古遗址的系统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古代印度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因此,我计划中旅行的目标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和阗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进行考察,寻找能够揭示其历史的资料,收集货真价实的古代遗物。”1经过多次申请,在印度和英国政府的批准及支持下,斯坦因开始了他在西域长达15年之久的考古探险活动。

  斯坦因在西域的大规模考察活动共有3次:1900年至1901年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进行考察;1906年至1908年在中亚各地考察,包括印度、西藏、和阗、克里雅、米兰、敦煌等地;1913年至1915年,经丝绸南路至敦煌、吐鲁番等地。他探险和考察的区域,东西长约1500里,所包含的考古地带有:和阗、拉瓦克、喀达里克、尼雅、米兰、楼兰、敦煌、吐鲁番、库车等地。

  在距今2500年前,从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境内,然后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向西行,可以到达中亚、南亚以及地中海和欧洲各国。这条漫长的道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正是丝路文化曾有的多姿多彩,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正因为它的美丽已被沙漠掩埋,才使丝路文化变得神秘。揭开它的面纱,寻找失落的文明,是众多中外学者的心愿。 20世纪初叶,许多西方探险家来到西域,走进了这片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探险和考古活动,斯坦因便是其中的一位。

  1901年1月27日,斯坦因到达尼雅南部边沿,首次发现了尼雅遗址。他在此地工作了16天,将尼雅遗址一一编号,发现了相互孤立地散布在沙丘中的房屋、佛塔、庭院等遗迹,共发掘12所房屋,出土了大量的写本、家具、罐子、残破地毯、毛织物、玻璃器皿、金属器皿等物品。

  在这些文物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用佉卢文字书写着印度俗语的木椟。佉卢文字起源于印度河上游古代犍陀罗等处,曾流行于中亚的广大地区。这种文字多写在毛皮或木版上,它可证明古代和阗国中有不少印度居民。从内容上看,这些佉卢文书大多是往来的公函之类,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它使我们发现,在早期西域历史上,那些几乎已经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的生活和文化方面的情况:东西方文化如此和谐地交汇在一起。斯坦因为这伟大的发现兴奋不已,他将上千件佉卢文书带回了英国进行研究。

  除了发现这些珍贵的佉卢文木椟外,斯坦因还对尼雅的房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得到许多具有中亚风格的艺术品。好比做函封用的封泥,它们有两面,大多是一面为中文篆书,另一面为希腊神像。例如雅典娜执盾与雷电像、或坐或立的伊洛斯像、赫拉克里斯像等等,皆与希腊或罗马作品的风格极其相似。它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化没有排斥,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1906年10月19日,斯坦因第2次来到尼雅,发现并确认了“回”字形佛塔,并以这个佛塔为中心,向北、向西进行了发掘。这次他共发掘遗址41处,获得许多生存完好的印度文书、佉卢木板上的封泥印、家具、小型木制物、雕刻了花纹的屋架等物品。

  斯坦因对尼雅遗址的考察和发掘,初步揭示了古代尼雅王国的面貌。尼雅的许多建筑物和遗物都带有希腊和犍陀罗的艺术风格,可见希腊与印度文化在此地的影响十分深远。

  在那之后,斯坦因开始了他的敦煌之旅。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当时他还不知道发现藏经洞的事。因此只准备在敦煌藏经洞呆二个礼拜,简单考察一下洞窟,并在敦煌补充一些东西,然后再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但到敦煌不久,他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中知道了几个前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引发了他对这一发现的很大兴趣,便决定仔细考察一下。3月16日斯坦因到千佛洞,这时,王道士为了筹集修整洞窟的经费,到别处化缘去了。住在莫高窟上寺的一个小和尚给他看了一卷精美的写经,斯坦因虽然不懂汉文,但从外观上已经感觉到这种写本一定很古老。于是他决定等到王道士回来后再作打算。为了节省时间,他返回县城并礼拜见了敦煌的几位地方官员,然后雇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长城锋燧遗址,获得了大批汉代简牍。

  5月15日,斯坦因返回敦煌,此时正值千佛洞一年一次的盛大庙会,每天来观光游玩和烧香礼佛的人很多。因此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斯坦因没有轻举妄动,在县城呆了几天。到了5月21日,庙会已过,莫高窟又恢复了平静,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已从外面回来了,并且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正不安地等待着斯坦因的到来。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翻译蒋师爷(名孝琬),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师爷表示了斯坦因想看看这批写本,并有意用一笔捐款帮助道士修理洞观,以此来换取一些写本。王道士明知藩台衙门有封存遗书的命令,又害怕让老百姓知道了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以犹豫不决,没敢马上答应。斯坦因当然不会死心,于是在莫高窟支起帐篷,作长期停留的打算,并开始考察石窟,拍摄壁画和塑像的照片,装做对藏经洞文物不感兴趣的样子,而交由蒋孝琬同王道士进行具体事宜的交涉。

  在最初与王道士的交涉过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进展与收获,因为此时的王道士还并不相信这些洋人,特别是也怕官府过问,追究他的责任。

  斯坦因对王道士正在努力兴修的洞窟感兴趣,使王道士很兴奋,他答应带着斯坦因等人参观一遍洞窟的全貌,还根据《西游记》一类的唐三藏取经故事,指点着一幅壁画,给斯坦因讲上面画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条激流的河岸旁,一匹满载着佛经卷子的马站在一旁,一只巨龟向他们游来,想帮助他把从印度取来的神圣经典运过河去。这恰好给为寻找古代遗址而深入钻研过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斯坦因带来了灵感。经过蒋师爷的几次交涉,一天夜里,王道士终于拿出了一卷写经,借给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异常高兴的是这卷汉文写经,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于是,斯坦因就自称是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佛教信徒和玄奘法师的追随崇拜者,他之所以在这一天看到了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因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印度已经不存在的经书送回原来的地方。斯坦因的这番鬼话对于这个虔诚愚昧的道士比金钱还灵,很快就起了作用,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借着王道士的油灯亮光,斯坦因看到了了这个堆满写本的洞窟,最初王道士并没有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

  当时,藏经洞的写本还没有大量流散,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蒋孝琬在洞窟中做翻检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怕这样会引起旁人的注意。于是,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写本,拿到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让斯坦因和蒋孝琬翻阅检选,由于数量庞大,斯坦因放弃了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其间王道士有些后怕,于是又外出了几天,到乡间化缘,目的是探听一下他和斯坦因的秘密有没有泄露,结果他发现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他也就安心多了,和斯坦因继续交易。不久,一笔不寻常的交易达成了,斯坦因用很少的几块银元和一个绝对严守秘密的保证,换取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或刺绣等艺术品,它们经过1年零6个月的长途运输,于1909年1月完整地抵达伦敦,入藏英国博物馆。

  当时在斯坦因挑选所要的卷子的同时,也曾经借机进过藏经洞,因此他是进入藏经洞的第一位外国人,当时洞内仅容二人,根本无法活动,斯坦因的挑选工作都是在藏经洞外进行的,一幅照片就是记录他在16窟甬道堆放经卷的情况(图版)。

  斯坦因离开敦煌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敦煌活动的时间有些长了,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注意,同时敦煌的地方官员告诉斯坦因,兰州方面也来了命令,要斯坦因注意外交礼节。于是6月13日斯坦因一行率领着一支由大群运输骆驼和马匹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安西进发,在榆林窟拍摄了二天。之后又到了酒泉,考察了嘉峪关长城,又于8月28日到达甘州张掖,这是他所走的最东界线,在这儿活动了5天。9月25日返回到这西,取回了寄存在这儿的战利品。当时斯坦因还给王道士写了一封信,由蒋孝琬秘密去了一趟千佛洞,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手稿3000多卷写本文书。

  斯坦因的河西走廊考察结束之后,于是又进入新疆,一面派人将所得宝物运送回国,一面自己又在新疆的吐鲁番、焉耆、和阗、阿克苏、莎车等地考察、发掘和访问,直到第二年1908年底回国。

  斯坦因的第三次探险活动是1914年开始,3月24日斯坦因再次来到了莫高窟,受到了老朋友王道士热情的接待,王道士还给斯坦因过目了他的帐目支出情况,并忠实报告了当日斯坦因施舍银钱的用处。王道士也报怨了政府拿走藏经洞文物,却不给他兑现承诺之事,并后悔当日没有全部给斯坦因。此次经过斯坦因的交涉,王道士又拿出了私藏下来的几百卷写本,买给了斯坦因,使斯坦因又得到了整整4大箱的写本文书,加上斯坦因在当地收购所得,一共约5大箱六百余卷。

  斯坦因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探险者。在进入新疆之前,他已经在印度、阿富汗和克什米尔等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不过就他的学术素养而言,说他是位考古学家,似乎还有些过誉,但他确实是一名出色的地理勘察者,他能够获得印度政府的资助,他在地图测绘方面的杰出才能是有很大帮助作用的——斯坦因很会把握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当时来到中国西北的外国探险家,目的多少都有些不纯粹,他们能获得资助多半都是因为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德国探险队的赞助人就有欧洲的军火大王克虏伯。能够被称为真正的、严肃的科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实在是寥寥可数,斯坦因并不在其列。斯坦因对中国文化,并不太了解。但他在印度工作多年,精通梵文,曾任拉合尔(今属巴基斯坦)东方学院院长和印度古物局局长,对于佛教性质的文化艺术,有相当深的认识。

  大家都知道,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他的父亲放弃了犹太教,不过犹太人这个最注重教育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于斯坦因的成长,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家族中除了斯坦因自己,他的叔叔和妹妹等都有超常的语言天赋,包括若干种死文字,这当然不是偶然。 斯坦因1904年大愿得偿,入了英国籍,他如此狂热地为英政府工作,如此忠心耿耿地为英国谋利,想来与他新入籍、急于表现的心理不无瓜葛。虽说斯坦因对中国文化不够理解,但他有一种善于把握人的心理的天赋。因此,他抬出了一个人作为他的护神——那就深得中国人崇仰的到西天取得真经的唐僧玄奘。经过《西游记》之类小说、平话和戏曲的渲染,玄奘的事迹在中国那可真是妇孺皆知。他一路上打着玄奘的旗帜,很快就赢得了尊重和好感,到处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说起来,斯坦因还和玄奘真有很多相似之处,无论是他们的经历,还是他们那种坚韧不拔、不畏艰险的精神。斯坦因前后四次进入中国,获得了大量的文物,他也藉此于1912年获得了爵士称号——这也是前不久伊丽莎白女王授予集荣誉于一身的曼联队主教练弗格森的头衔,可以想象当年斯坦因的探险收获带给不列颠人怎样的骄傲。

  在尼雅遗址的东面,还有一处被沙漠掩埋了千年之久的人类文明遗迹,那就是古代楼兰王国的遗址,它被称为“中国的庞贝古城”。

  楼兰王国建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公元前77年改称为鄯善,是丝路上的重要王国之一,一度极为繁华,但在公元630年后突然神秘地消亡。楼兰王国的范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到哈密。

  斯坦因曾4次到达楼兰,他所考察的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的西北岸,约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2。古城的总面积约为100824平方米,城垣为不规则的方形,有一南一北两条河流绕城而过,一条极深的运河将古城分为两部分:城北是佛塔、寺院,城西南是官署和居民区。

  斯坦因1901年初次到达时,便将这个遗址编号为LA,并于1904年、1906年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揭开了古楼兰文明的全貌。他最早提出河流流量减少,土地沙漠化,从而导致楼兰古城废弃的“环境变革学说”。

  1906年12月17日,斯坦因第2次到达楼兰。他首先进一步调查发掘了LA遗址,随后以LA遗址为中心,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内进行了系统考察,相继发现该城址周围的十几座城址、寺院、住宅和房基地,编号LB至LM、LQ、LR3。在其中6座遗址和1处墓地中,斯坦因发现了一些汉代的木简和古钱,还有同尼雅一样的佉卢文木板,一张色彩鲜艳的毛毯残片,一卷黄绢等物品。家具与雕刻用的木料甚多,同尼雅遗址一样,这些物品的艺术风格深受印度与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楼兰古墓中,斯坦因发现了许多织品残片,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也有古希腊罗马风格的。在一座小寺院中,他发现了大量具有明显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卷形花纹装饰物。

  1914年,斯坦因第3次到达楼兰,在主要遗迹的东北方,发现了一座汉代坟园,其中有不少棺木。他在这里发现了青铜镜、木制兵器模型、镶金织物的残片等物。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了两具楼兰成年男子的头骨。经英国人类学家基恩(A.Keith)研究,认为他们代表了单一的种族:既有蒙古人种特征,又有欧洲高加索人种的特征。基恩认为,这种类型可称为“楼兰型”,因为这并非是自由混杂形成的,而是自然进化的过程4。

  楼兰,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王国突然消失了,一种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文明失落了。它已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沉睡了1500年,斯坦因将它神秘的面纱掀起了一角,使这已失落了的文明重现于世。

  米兰又称磨朗、密远、小鄯善等,是楼兰王国改称鄯善王国之后的都城,也是着名的东汉伊循屯垦古城遗址。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废弃于公元5世纪中末叶。米兰遗址由古城、3座佛寺、8处佛塔、汉代屯田水利设施组成。斯坦因于1907年1月到达米兰,开始进行长达18天的发掘工作。

  在米兰的古堡内堆积着大量的垃圾,斯坦因对其进行小心清理,发现了一些写在柽柳木札和纸上的西藏文字、一种用古体字写的突厥语写本、织物残片、加漆皮革制作的甲胄残片、木制器皿、陶器、军装等物品。这些突厥文字后来经过欧洲学者研究翻译,被认为大多是人名,这些突厥语写本大概是发给突厥士兵的护照或通行证之类。据史料记载,在隋、唐之际,突厥势力遍及新疆南北,突厥人曾占领米兰,并以此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士兵也多为突厥人。这一点与斯坦因发现大量的突厥文书不谋而合。

  在古城东北大约2公里处的米兰大寺内,斯坦因发现了一群已毁坏的佛像。这些佛像的头部雕刻及衣褶的配置完全是希腊式的,座像的底部有用婆罗谜文字写的梵文贝叶书。其他的木雕装饰品,雕刻十分精美,几乎全是古罗马、希腊式的艺术风格。斯坦因从中运走了一个高约1米的完整的大佛头。

  在编号为M3的佛塔中,斯坦因发现了一片片艳丽的壁画。他揭走了有浓郁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有翼天使”壁画、用佉卢文题记的“维莎达罗王子本生故事”壁画,以及一组青年男女群像壁画。斯坦因特别为发现“有翼天使”壁画而激动,他说:“这真是伟大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安琪儿在这里找到了。她们大概在2000年前就飞到中国来了。

  因为斯坦因本人没有研究汉文文书的能力,所以他将所得到的汉文文书交给学生沙畹考释。王国维、罗振玉等人为沙畹审定书稿,编印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和《流沙坠简》等书。1953年,沙畹的学生马伯乐的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在伦敦出版。英国博物馆东方刊本部的翟里斯,用了38年,对斯坦因所获的汉文文书进行编目工作,于1957年出版《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一书9。斯坦因所带走的大量佉卢文和汉文文书,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深入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争议颇多,焦点在于斯坦因掠夺、破坏了文物,到西域考察的目的不纯,有为英国政府充当间谍的嫌疑。

  此外,斯坦因的学术观点中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他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看待东方文化的,难免出现偏差。对于不正确的观点,理应进行批驳。尽管如此,斯坦因的探险精神与科学研究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颂的。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坐在书房里从事史料的考据工作时,斯坦因正在漫漫的黄沙中行进。如果没有斯坦因这样的探险家,尼雅可能会在沙漠中继续沉睡下去。以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科学,不应该受到指责。

  综上所述,斯坦因是一位杰出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为了研究古代西域文化而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并考察了许多古代遗迹,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在西域的考古成就让人们大开眼界,原来在这片荒凉的沙漠中,竟然埋藏着如此灿烂的文化。正是因为有斯坦因这样的人,丝路文化才能重现于世。作为一名孜孜不倦、奋斗终身的学者,斯坦因的贡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第七章一代宗师裴文中

  裴文中先生出生于1904年1月19日生于河北省丰南县胥各庄镇。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和战乱中度过的。国与家的贫穷和时局的混乱促使他在痛苦中思索,在彷徨中探求,并勇敢地去实践自己的诉求。11岁时,在开平高等小学读书的裴文中便在父亲的鼓励下,在街头和庙会上发表演说,痛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1919年少年裴文中在滦州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北平学生五四运动爱国热浪的熏染下,他热心投入运动,积极声援北平学生,并作为班代表参加校学生自治会的工作,负责与校外联络和宣传。

  1921年裴文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本科地质系。家境贫寒使得他不得不半工半读,兼职小学“全能”教师,在报社作校对,替别人整理稿件,间或从事文学创作,将小说、杂文向报刊投寄,以赚取稿费、资助学业。在因需而写的创作中,裴文中逐渐萌生了浓厚的文学创作欲望并展现出才华。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山海关战火交织,裴文中将对亲人的担忧和国家的忧患之情写入小说《戎马声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欣赏,称其为“乡土文学”之一种,称赞其文风“信手写来,不事雕琢”。在此期间他的一篇散文《走过W学校的门口》,表达了反帝反列强的决心。“五卅”惨案后他在《晨报》上发表署名“革命”的三字长歌,宣传反英反日。这首长歌曾印成传单,被游行队伍在全市散发。

  裴文中对地质学本无多大的兴趣。在国破家亡的危机面前,他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以拯救国家、振兴民族为己任,“有志于办党办报”,并满腔热忱投入其中。1926年裴文中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京大学地下党小组的活动。其后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裴文中与组织失掉联系,又在彷徨中开始新的探索。

  1928年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工作,帮助周口店发掘主持人杨钟健做后勤管理。到周口店工作实为生计所迫,但勤奋好学而敬业的他却在岑寂的龙骨山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先是主动参加发掘工作,成为辨认化石能手;翌年春开始主持周口店发掘,于1929年12月2日亲手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举世轰动。因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进化论在人类演化中得到了印证,在此之前发现于印尼的“爪哇人”,也得以回归人类大家庭之中。

  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轰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埋没了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其他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实际上北京猿人的头三具头盖骨都是裴文中发现的,而且还远不止这些。1929年他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并采集用火遗迹,这是周口店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裴文中又从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物和地层中辨识出石制品。加之早已出土的丰富的动物化石,他在周口店遗址材料发现方面的功绩近于圆满。

  石器的发现和确认虽不及猿人头盖骨那样引人注目,但却少有了偶然的成分,发现过程更加曲折,科学探索和原创精神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学术界对史前人类技术和开发原料能力的认识还十分粗浅,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量采用石英做工具的先例在世界上极为罕见。在裴文中正式提出周口店洞穴中这些锋利的石英片是中国猿人的工具并遭到当时学术权威的质疑时,他独辟蹊径,采用模拟实验、对人工打击和使用所产生的疤痕同自然破损痕迹进行显微观察与比较的方法,使得一项重大发现得以科学地论证,并最终被权威认可。在对周口店石英制品的实验和观察中,裴文中发现了当时人类开发该种石料的独特方法,并命名为“砸击技术”。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使周口店由一处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跃升为一处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和考古遗址,成为人类演化的圣地,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1931年之前,周口店的发掘完全采用“散挖”方法,以将动物化石和其他遗物挖掘出土为目的。裴文中感到该方法过于粗陋,许多科学信息未被收集。1932年他主导了周口店发掘的第一次改革,借鉴当时安阳殷墟和西阴村的发掘方法,采用探沟和打格分方相结合的方式。次年在发掘山顶洞时,对发掘和记录方法又进行更细、更深入的改革,发展为当时考古发掘中最为规范、最为细致的规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遵循和效法。为解决发掘土石的运输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他又亲自设计了一些简单的机械,实现了发掘运输的“机器化”。周口店发掘方法的改革体现了裴文中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裴文中铺垫的。毋庸讳言,最初该学科的基本方法是由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传入中国的,但这些基于西欧石器材料的方法在周口店陷入困境。为了证实与中国猿人伴生的痕迹不清楚、形态不规则的石英石片是古人类制品,裴文中进行了几方面的尝试:其一,石器制作实验,以此观察人工石英制品的形态特征,并从中发现了有效开发石英原料的砸击技术;其二,采集自然碎石与标本进行对比观察;其三,通过对破裂面的光泽、破损和断口形态及裂纹、波纹等特征的显微观察,确立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区别标准。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现代流行的以模拟石器的制作与使用为核心的实验考古学和以解析石器功能为宗旨的使用痕迹分析的根系;裴文中的成就确立了他在这些分支学科发展史上的开拓者地位,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推崇。

  1935年裴文中赴巴黎留学。在博士论文研究期间, 他将石器的制作实验和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对比观察进一步推向系统和成熟。此项研究最精彩的部分是对非人工破碎而又易于与人工石制品混淆的碎石的观察,所涉及的自然营力包括温度作用、地层挤压错动、树木根系挤压作用、水流搬运作用、冰川作用、海洋作用、风蚀作用、车辆碾压作用、机器“造假”、动物践踏等,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一文是一部石器研究的里程碑式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

  裴文中对考古遗址出土的碎骨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所观察的项目包括动物咬痕和抓痕、化学腐蚀、水和机械作用等,并结合标本列举了一些易于误判的例证,如化石上的自然穿孔、假铭文或假雕刻、机械作用产生的假骨器等。基于这样的观察和研究,裴文中对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由原来受步日耶影响认同碎骨中有骨器而转为更加慎重的态度,指出动物骨骼破碎与石器制作有诸多不同;即使是人工破碎的骨骼,也还有敲骨吸髓这样非工具制作的现象。有鉴于此,裴先生谆谆教诲:“要牢记这一点,在确认骨化石上的史前人类加工痕迹之前,一定要非常谨慎”。

  裴文中上述对碎石、碎骨的成因和环境研究成为后起于西方的考古埋藏学的核心内容。他在周口店早期发掘时对遗物的分布和埋藏情况给予了更全面的关注。在发掘鸽子堂石英II层时,他注意到存在动物化石种类失衡的现象,即有大量的食草动物而鲜有食肉动物,据此推测是古人类猎食所致。他根据出土的骨骼多具有新鲜的破裂边缘的现象推测,这些骨骼在形成后未经历长时间的风化作用,很快得以埋藏。对于山顶洞遗址,他也从埋藏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根据人骨化石上的赤铁矿粉和装饰品的分布位置,以及人骨的出土状态,判断其为一处墓葬,并指出墓葬形成后发生过动物的扰动和坍塌石块的破坏作用。可见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中已经涉及到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和后天各种营力对遗址的改造作用,并通过动物碎骨的种类比例、破碎状况、风化和磨蚀程度等推断遗址的性质和埋藏条件,并提取古人类的行为信息,故称他是埋藏学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裴文中很早就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关注环境对古人类生存和文化的影响。在研究周口店第15地点时,他根据动物群中一些有气候环境标志的种属,对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做这样的推测:以草原生态为主,一些山坡被森林覆盖,高地或坡脚间或分布着沙漠条带。当他首次尝试将中国的古人类遗存与欧洲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时,他更是依赖于环境方面的资料以弥补中西文化间缺乏可比性的不足,将动物群组分、冰期与间冰期更替等多项环境指标引入古环境研究,为中国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寻求与欧洲遗存的对应关系,建立起中国的古人类演化和古文化发展序列。如此多方位研究古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考古学文化与环境的耦合关系,裴文中不但在中国是第一人,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也是执牛耳者。1960年裴文中撰文专门讨论“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指出“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他们和生活环境的关系。动物的生活完全受外界环境支配, 它们用自己的身体来适应自然环境。人类则不一样。人类用两只手从事劳动,改造自然,创造一切生活的条件,来克服自然界所加在他们身上的困难。”在这里,裴文中又将动物地理区划和孢粉学等手段引入古人类环境研究,在此方面开了学术先河。在此之后兴起于美英的“新考古学”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将古环境特点作为文化和古人类行为变异的主要动因,应该说也是步其后尘。

  在周口店发掘的早期,裴文中即对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0年代初他独自发表两部有关周口店哺乳动物化石的专着——《周口店第五地点的哺乳动物遗存》和《周口店第一地点的食肉类》,并与杨中健、德日进等合作发表了若干相关的论文和专着。这些论着不仅记述了大量哺乳动物新属、新种,充实了中国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内容,而且这些化石系裴文中等亲自采集,有可靠的地点、地层和地质纪录,从而奠定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物地层学的坚实基础。

  1934年以后裴文中独自擎起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生物地层学这面大旗,在战乱期间又发表3部有关周口店哺乳动物的专着,以及近10篇有关周口店及华南地层和哺乳类化石的论文。建国后裴文中在此领域更是大显身手,主持了若干田野项目,发表了大量论着,建立了多个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尤其在食肉类、长鼻类、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华南洞穴堆积的研究中,匠心独运,成就显着。1957—1963年,他连续发表数篇论文,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分布划分为华北区、华南区、淮河区和东北区。在这些动物地理区内又划分出不同时代的动物群,指出其生态属性和地层标志。这成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最重要的理论体系之一,构筑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的基本框架。

  1950年代,美国学者在研究四川万县盐井沟动物群时,发现多种哺乳动物在体型上都比现代种类大,当时中外学者都用博格曼定律加以解释,认为第四纪哺乳动物体型增大是由于气候寒冷的缘故。裴文中于1960年代发表了两篇文章,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和北美、欧洲、广西巨猿洞以及其他洞穴哺乳动物的情况,指出博格曼定律并不是绝对的。他列举了大熊猫、貘、豺以及巨猿的例子,说明在更新世初期和中期都有体型增大和减小的种类,同一种动物在第四纪不同时期也有体型大小的区别。它们并非因时代不同、也不是因一个时期气候寒冷或温暖而有体型增大和缩小的变化,对此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原因。德帕锐(C. Deperet)的“古生物体型增大定律”认为,在每一个古生物的分支中,都是以小的体型开始,以后体型逐渐增大,最后达到最大的体型,然后这一分支就绝灭。裴文中认为这也存在着缺欠。他列举了欧洲地中海诸岛上侏儒象和侏儒河马的例子,将德帕锐的定律修正为:古生物的一个种或一个小分支不是在达到最大体型阶段后绝灭,而是在达到最大体型后体型又缩小,在体型缩小阶段中绝灭。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他不迷信国外的权威和理论,而是注重独立思考,敢于挑战和创新。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体系的雏形是裴文中确立的,而确立这一体系的基地是周口店。在此之前,中国旧石器遗存仅在一个单一时间平面上呈现点状分布。1932年裴文中与德日进发表《周口店中国猿人堆积层的石工业》,在周口店第1地点建立起A、B、C三个文化带,中国旧石器文化纵向体系的第一块基石得以铺垫。其后周口店第13、15地点和山顶洞被发现、发掘和研究,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时代框架被拉开和伸张了。以后更随着元谋、蓝田、丁村、大荔、观音洞、许家窑、峙峪、小南海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日渐丰满、日趋完整。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演化模式也是裴文中建立起来的。1948年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排列为:早期是周口店第13地点→第1地点→第15地点,中期以包括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的“河套文化”为代表,晚期为山顶洞。在1965年的文章中,他进一步将中国猿人文化、蓝田猿人文化和匼河文化作为中国旧石器早期的代表,将丁村文化作为旧石器中期的代表,而将萨拉乌苏、水洞沟、山顶洞遗存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并增加了以“沙苑文化”为代表的“可能的中石器时代”。这样的分期方案以后虽有微调,但基本框架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

  裴文中在史前考古学方面的开拓和贡献不局限于旧石器时代,在其他阶段的考古研究中亦有诸多开创之功。1935年他在广西武鸣和桂林的4个洞穴中发现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伴生动物皆为现生种,于是首次提出中国存在中石器遗存,介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间。1943年他在内蒙古扎赉诺尔调查试掘时,认为该遗址的“扎赉期”和黑龙江顾乡屯遗址的文化遗存属中石器时代。但以后他根据新材料改变了观点,认为中国可能不存在真正的中石器时代遗存。这样他便提出了一个富有自我挑战、自我否定精神的命题,直至今日我国的史前考古学界仍在破解这道命题。

  裴文中在中国最早关注细石器研究问题。1940年代末他即在甘肃和青海地区采集过细石器标本并加以报道和描述。其后他开始致力于细石器遗存的综合分析,提出“细石器文化”的概念,主张从西伯利亚到欧洲的细石器文化是连接为一体的,在较晚的时候在长城附近与仰韶文化相接触,形成混合文化。裴文中将细石器遗存作为一个文化和技术体系来看待,而不认为它代表一个考古学时代或人类技术的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一点上后来的一些学者发生了混乱。他对中国细石器遗存源流的研究为后来诸多学者所继承,至今仍是一个研究热点。 裴文中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拓荒者之一,尤其在西北地区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1947年他在甘肃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在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以及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做过3个多月的调查和试掘,发现遗址93处。1948年他又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湟水流域和青海湖附近做过3个月的考察。当时西北一片乱象,到处是兵勇和流寇,致使考察充满艰辛、险象环生。裴文中以“少将军衔”和当地“老大”的字条为护身符,持握手铲,穿行于破败村镇和荒僻山野间,在残垣断壁上寻觅中华文明的源头。考察收获巨大,他首次记述了该地区的石灰居住面;从陶器类型和地理障碍等方面论证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之不科学之处;对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之分布、分期和史前时期“丝绸之路”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这些发现和研究为建立西北地区的史前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0年代起,裴文中便在总结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致力于建立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和远古文化发展史。他的宏篇巨着《史前考古学概论》一稿,洋洋30余万言,不幸于战乱中佚散,仅序论部分得以保存。他根据当时的社会理论和考古材料,将“原始社会”划分为4个时期:自然群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初期和中期;“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当于铜器时代。从中可见他视野广阔,注重用考古学的材料来阐释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陶器类型学研究方面裴文中也引领学术之先。他发表于1947年的《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是我国陶器类型学研究的一篇早期代表性作品。该文配有精美写实的线图,清楚地勾画出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陶鬲和陶鼎的特点和演变趋势。中国考古学历来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两大法宝,这篇文献无疑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作之一。

  裴文中还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40年10月他在燕京大学筹建“史前陈列馆”,为中国历史类博物馆首创。虽陈列面积仅120平方米 ,但馆中收集的史前古物极为丰富,其中大部分为他在周口店发掘所得,在史前考古学有重要价值。陈列品中还有他从法国带回的欧洲旧石器主要文化期的代表性石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将该馆改名为史前博物馆,对展品进行了整理和补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裴文中应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锋的邀请出任该局博物馆处处长,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暂时维持现状,逐步改造旧博物馆”的工作方针,以后发展成为以改造原有博物馆为主,陈列以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和民主建设为主的方针,对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起到指导性作用。1951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成立,裴文中任主任;1952年故宫博物院临时办事处成立,裴文中亦为主任。其后他还筹办了设于厂甸的“从猿到人”展览,筹划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博物馆的建设,指导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的史前展陈规划,1979年被任命为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

  裴文中还是一名卓越的教育家,尤其在史前史和考古教学方面成效卓着,桃李遍地。早在1940年秋即在燕京大学任教,讲授史前考古学,在中国开史前考古教学之先河。1942年他应聘去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1945年回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考古学”。1946年又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和中法大学兼职教授。

  1952—1955年,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次考古人员训练班(戏称黄埔4期),均以裴文中为班主任。他亲自编写讲义、授课、指导学员田野实习,并承担教学的组织工作,广请当时中国文物考古界和史学界名流为学员讲课。4期训练班共培训336人,对中国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裴文中还与梁思永、向达共同发起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1952年11月北大考古教研室成立,裴文中兼任教授,负责石器时代教研组,主讲史前考古学,并组织各门课程教学小组进行教材讨论。为使北大的考古教学能有一个良好的资料和标本条件,他无私地将自己收藏的有关欧洲旧石器考古方面的书籍和珍贵的洞穴壁画图册放置于历史系,供师生们查阅,并将其历尽艰辛从欧洲带回的石器和原始艺术标本的部分典型者捐献给考古专业,为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标本成为日后建立的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旧石器考古标本室的镇室之宝,今日仍在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发挥着作用。

  为解决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方面专门人才的匮乏问题,在裴文中和贾兰坡的组织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1956年起,数度在周口店举办古人类.旧石器考古田野培训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使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和古脊椎动物学的第二代研究力量开始成长。裴文中于五、六十年代招收多名研究生,并对在职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专题指导,力求新的一代在旧石器考古学、史前考古学、博物馆学、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古环境学方面皆有专攻,足见他有带领新生力量在各个分支领域开拓进取、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遗憾的是如此良好事态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遏制。

  裴文中先生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即使在晚年仍锐气不减,奋斗不已。1970年代中期,部分恢复学术自由的裴文中在其学生张森水的辅佐下,承担了对北京猿人石器工业的综合研究。面对这一庞杂的材料体系,裴、张二人将定量方法引入研究之中,用大量科学数据展示北京人的石器技术与类型的特点和演变,解决了周口店石器工业的发展变化问题,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规范化和定量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1980年他东渡日本讲学,根据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出土的动物化石和旧石器遗存的比较研究和古地理变化,以“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在第四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曾以陆地相连”,“华北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在中更新世之末和晚更新世之初,在日本和华北之间没有古代人类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该论点的提出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为区域间的古环境、古文化研究奠定了新的基调。

  裴文中是从田野中走出的科学家,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野外考察中度过的。晚年因“文革”的摧残体弱多病,有时大小便失禁,但他仍然坚持到野外考察,疲惫的身影出现在河北泥河湾、内蒙古扎赉诺尔、贵州穿洞……并留下“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的名言。在逝世前一个月,他还在信中勾画自己的考察路线:9月去柳州,再去杭州,最后到安徽和县;明年去满洲里,去贵州……1982年9月18日,裴先生带着这样的工作计划和对挚爱事业的眷恋与世长辞。

  裴文中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科学精英,是地质学界、古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科普作家和教育家,还是文博界的重要领导者。能同时开辟几个学科领域,并在其他学术天地中引领风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后人很难望其项背。

第八章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

  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卓越学术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将夏鼐先生论着汇编为《夏鼐文集》,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去出版的夏鼐先生论文集有《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和《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本文提到夏鼐先生论着,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二书。)。

  夏鼐先生出生在一个经营丝绸业的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就学于培育过众多知名人士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初中部(现名温州中学),后转至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他那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的好学精神,当时即已有所表现,曾在光华附中的刊物上发表与知名学者吕思勉商榷的文章,从科学常识和文字训诂上对“茹毛”指“食鸟兽之毛”的说法提出质疑。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夏先生在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的指导下,进一步打下深厚的史学基础,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曾发表若干篇资料翔实、考证精到的论文,开始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随后,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中美庚款留学资格,决意出国学习现代考古学。为了做好出国前的必要准备,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前往安阳殷墟,参加梁思永主持的殷代王陵区的发掘,从此走上以田野考古为终身事业的漫长道路。

  1935年夏,夏鼐先生经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伦敦学习。那时的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可称全世界科学考古学的最高学府。日本考古学的奠基人滨田耕作,就是在那里师从彼特利(W.F.Petrie)教授,从而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进日本的。夏先生留学伦敦大学时,彼特利教授已经退休,田野考古学课程改由惠勒(M.Wheeler)教授负责。他受教于惠勒教授,参加过由惠勒领导的梅登堡(Maiden Casrle )山城遗址的发掘,又曾在随英国调查团去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发掘期间,谒见定居耶路撒冷的彼特利教授,得到这位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当时,夏先生的主攻方向是埃及考古学,他师从伽丁内尔( A.  H.Gardiner  )教授,学习深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又在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的指导下,对古代埃及的各种珠子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成为我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他的长篇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珠子》,至今仍是这一方面值得称道的重要论着。

  1941年夏先生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争关系延至1946年正式授予),回到抗日战争中的祖国后方,投身于中国考古学的广阔天地。他先是参加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发掘。后与向达共同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经费严重不足、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前往甘肃敦煌和河西走廊进行为期两年的艰苦考察,对新石器时代和汉唐时期的考古研究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夏鼐先生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历时30余年。他致力于考古工作队伍的建设和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形成、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以及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

  建国初期,掌握田野考古技术的专门人才奇缺,急需迅速建立和健全考古工作的队伍,以应付国家基本建设发展的严重局面。当时,郑振铎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身份兼任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作为既在国外受过正规科学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田野考古学家被任命为副所长,协助郑振铎所长主持考古所的业务活动,指导全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于梁思永先生卧病已久,行动不便,只有夏先生能够亲临田野考古的第一线。他到任刚刚一个星期,便率领当时考古所的全体业务人员(共计12人),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规模较大的示范性发掘。以后又连年为协助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并为中央和部分省区考古人员训练班的举办而尽力,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并曾多次进行实地操作辅导,从而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一批得力的业务骨干,使科学的考古发掘普及全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

  夏鼐先生一贯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强调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有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1950年末,夏先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冒着严寒,以其娴熟的发掘技巧,第一次成功地剔剥一座大型的战国车马坑,被国际考古学界誉为战后田野考古方法的一项新的进步。1958年,他在北京明定陵的发掘中,忍着病痛,连日深入地下玄宫,匍伏清理棺内散乱的冠冕等物,耐心观察和记录种种细微迹象,使之得以恢复原来的形状。夏先生以其实践告诉大家: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你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你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切忌有“挖宝”思想。

  1962年,夏鼐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学》(注:《考古》1962年第9期。)一文中,曾经通过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 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归纳为: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多少年来,夏先生正是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部署考古所这一考古研究中心机构的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有计划地着重进行黄河中下游和邻近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夏文化的探索和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以及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并且注意开展甲骨文,金文,简牍、石刻等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为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同时,先生还经常通过个别交谈和书信往来,耐心细致地帮助各地同志明确学科要求,解决田野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他曾多次亲临重点发掘工地,例如70年代以后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等项发掘,都曾进行过具体的现场指导,直到突然与世长辞的前几天,还前往偃师商城遗址视察工作。在夏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一系列重点发掘工作显示了较高的科学水平,赢得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称赞。

  夏鼐先生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突出地表现在及时将碳十四断代法引进我国。早在1955年,美国科学家开始发表有关着作之后不久,他便对其重要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呼吁早日建立中国自己的实验室以应考古工作的需要。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多方筹划,考古研究所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于1965年建成我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并且在以后的全国同类实验室中长期居领先地位,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研究,发挥了非常显着的推进作用。夏先生还积极倡导考古学界与有关科技单位之间的协作,有计划地开展出土文物中金属、陶瓷和其他制品的自然科学分析鉴定,在判别一些器物的原料成份及其产地,究明它们的制作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夏鼐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且治学严谨的特点。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而且对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从而善于把多方面学问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还具备优越的外国语文的条件,在与国外着名学者保持广泛联系的同时,经常涉猎大量新出版的外国书刊,因而通晓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各种动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研究工作便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善于从世界范围和多学科角度考虑中国考古学问题,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掘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我们长期在先生身边工作,还清楚地知道他撰写的每一篇学术论文,都是从收集资料、查对文献到成文清稿,乃至设计各种插图等等,事无巨细,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直到晚年仍然如此,为考古界树立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师风范。

  夏鼐先生在建国以后,特别是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坚持认为,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作研究不应局限于鉴别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及制作方法,而是应该将研究的最终目标指向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这便要以科学的调查发掘为基础,通过对大量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多学科研究,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从理论上探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坚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甚至歪曲事实真相,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重蹈为考古而考古的覆辙。

  夏鼐先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的卓越学术成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我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授予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这是夏先生本人的荣誉,也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光荣。

  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创造性研究,不断地拓宽道路,引导大家走向新的境地。主要是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多元说。他还是现阶段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着名学者。

  建国以前,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相当薄弱,作过正式发掘的典型遗址为数甚少。20年代初期,应聘来我国工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根据甘肃地区缺乏地层关系的实物资料,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后又臆测各期的绝对年代。1931年,梁思永在黄河中下游确认龙山文化,并从地层上判断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揭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科学化的篇章。后来,尹达根据类型学分析,判定安特生所说“仰韶文化”包含龙山文化因素,推断齐家文化不可能早于仰韶文化。夏先生则在40年代中期,通过对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从地层学上确认了齐家文化晚于甘肃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最终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他又因临洮寺洼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提出中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系统问题,认为晚于马家窑文化的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化,沙井文化也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相互之间并没有因袭变迁关系,并且推测寺洼文化可能和文献记载中的氐羌民族有关。这便宣告,曾有相当影响的安特生的分期体系已彻底破灭,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的逐步展开,许多地方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过去习用的几种文化名称已经难于概括。面对这种日趋复杂的情况,如何正确进行新的文化区分和命名,便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959年初,夏鼐先生应各地同志的要求,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注:《考古》1959年第4期。)一文,对什么是考古学文化、 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以及定名的条件和方法等问题,给予科学的明确回答。文章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文章又说,这样命名是想用简单的名称来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以便大家在共同使用时互相了解,不致产生误解。他认为确定新的“文化”名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 )必须是有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的类型品。这种类型品,经常地共同伴出,而不是孤独的一种东西。

(2)这种共同伴出的类型品,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3)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至少有一处遗址或墓地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夏先生的基本态度是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既不要迟疑不决,以致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的混淆在一起,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又不要轻率浮夸,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现象,就匆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造成一些不应有的纠纷。他不赞成直接用历史上的族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认为那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属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因乱扣帽子而产生种种谬论,反而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夏先生还预见到,区分考古学文化时,对“哪些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于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类型和分期的问题,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看法,需要留待将来再作详细讨论,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夏先生的这篇文章,统一了我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从而极大地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之出现新的局面。

  夏鼐先生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他于1977年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注:《考古》1977年第4期。 )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该文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看法,尤其可贵的是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其实夏先生早就考虑这个问题,在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便曾提到:“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在上述1977年的文章中,他重提并发挥这一论断,指出所谓文化类型的不同是“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他在此文中又说:“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一切都归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要之,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由传统的黄河流域一元说改变为并非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是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最近20多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多元说进一步确立,成为我国多数考古学家的共识。

  夏鼐先生早就重视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6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的序言中特别讲到早期新石器文化,指出这在当时我国几乎是空白,而西亚的前陶文化遗存对于我们的探索有借鉴作用。陕西西乡县李家村遗址发掘以后,许多学者怀疑李家村文化遗址的年代未必早于仰韶文化。夏先生却根据李家村遗址所出圈足钵、直筒形三足器等独具特征的陶器曾见于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仰韶遗址中的最早期墓葬或底部文化层的事实,当即表示李家村文化可能年代较早,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注:《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后来,李家村的一件标本经碳十四测定年代晚于仰韶文化,有的学者又怀疑起来,而夏先生则明智地指出测定年代与地层堆积前后颠倒“是难以接受的”,后了解到那件标本出土的地层情况不明时,便断然将该数据摒弃不用,仍然认为李家村文化的年代较早。磁山、裴李岗的文化遗存发现以后,他曾亲赴磁山遗址发掘现场视察,后又满怀喜悦地指出,“如果继续上溯,或可找到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起源。”(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 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更大的突破,先后在北方和南方的若干地点发现距今10000年左右的农业遗存。

  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夏鼐先生又于1983年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强调其理论意义在于“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派的争论的交锋点”。(注:《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他从明确基本概念入手,强调“文明”一词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他还详细指出:“这个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衙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夏先生认为: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不仅深刻地认识到殷墟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里冈文化和更古老的二里头文化,三者互相连系、一脉相承;而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既够得上文明,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至少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各种文化,都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夏先生还特地讨论中国文明是否独立地发展起来的问题,着重分析那些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断定“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夏先生还曾讲到,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同时又强调“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这便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指明方向,从而导致此后有关研究和讨论长盛不衰,不断深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夏鼐先生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夏先生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一系列论着,突出地反映他本人熟知文献资料,擅长历史考据,善于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出发,结合可靠的文献记载,不断进行新的探讨。

  40年代后期,夏先生根据甘肃考察所获考古资料,发表过两篇蜚声史坛的考据性文章。《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对1944年敦煌两关遗址和烽燧遗迹发掘出土的30余支汉简进行考释,判定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出玉门关设置年代的新看法,又就汉武帝征和年号问题纠正了近人将其释作“延和”的谬误。《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则在考释当地发掘所获金城县主、慕容曦光两方墓志的基础上,结合早年出土的四方慕容氏墓志,参以两《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用年表的形式对吐谷浑晚期历史作了详细的叙述。

  建国以后先生亲自主持和具体指导的田野考古工作,除渑池仰韶村等史前遗址的调查外,绝大部分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其中尤以50年代初期的几项工作意义为大。例如:辉县琉璃阁的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早于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附近的调查,确认二里冈是早于殷墟的又一处重要商代遗址;长沙附近的发掘,初步判明当地战国两汉时代墓葬的演变情况,为楚文化的考古研究打下基础。这样,便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在地域上从北方的黄河流域扩大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在年代上从石器时代、商周时代推延到汉代以至更晚,过去那种“古不考三代以下”的不合理状况,开始发生彻底的改变。

  夏鼐先生关于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论着,往往是在对具体学术问题作独到论断的同时,又从方法论上给人以深刻启示,引导大家正确对待文献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问题。例如夏文化问题,50年代末期当这项探索性考古工作开始着手进行的时候,他曾在考古所的会议上再三申明,对于所谓“古史传说”资料需要审慎地对待,这类资料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有关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以后,有的学者认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夏先生针对当时众说纷纭中的胡涂观念,着重从基本概念上进行澄清(注:《谈谈探索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他说:“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有人以为仰韶文化也是夏民族的文化,纵使能证明仰韶文化是夏王朝祖先的文化,那只能算是“先夏文化”。夏王朝时期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算是“夏文化”,不仅内蒙、新疆等边区的夏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是同一个民族,那也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他又指出:夏文化问题在年代学上很麻烦,商年和夏年都有悬殊较大的不同说法,目前并没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烦,“禹都阳城”说出自上距夏禹两千年的《孟子》,另外还有禹都安邑的说法,纵使“禹都阳城”可信,它和东周阳城是否一地仍需证实。这种周密思考、认真分析的科学态度,推动了夏文化探索工作的发展,使有关研究不断深入,现已取得较多的共识。

  夏先生关于商代和汉代玉器的几篇文章(注:《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见《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商代玉器的分类、命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在玉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首先,他注意探讨中国古玉的质料和原料产地,提倡对各地出土的玉器多作科学鉴定,从矿物学上判别它们的结构和所含元素,以便与地质矿产资料比较分析。其次,他强调正确判定玉器的类别、名称和用途,不能继续采取吴大澂那样的“诂经”方法,而应改变为谨慎的考古学方法,即根据考古发掘所见各种玉器的出土情况,以及它们的形状,结合传世品和文献资料考证其古名,无法判定古名的另取简明易懂的新名,用途不明的暂时存疑。他又着重论述礼学家所谓“六瑞”以礼天地四方的传统说法,指出这显然是战国和汉初儒生理想化的礼器系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强调历年发掘的上万座先秦两汉墓葬所出大量玉器并没有某种玉色和某种器形的特别结合,而汉儒关于周代葬制中六种玉器(璧、琮、圭、琥、璜)摆放位置的说法更是出于杜撰。夏先生还从器物形态的发展上论证,过去被称“璿玑”的这种周缘有三节牙形突起的玉器,实际是璧的一种,是带有礼仪和宗教意义的装饰品,而决不会是天文仪器,不必为其使用方法枉抛心力。他主张根据这种玉器形制的差异,分别命名为“简单三牙璧”和“多齿三牙璧”,总称“三牙璧”或简称“牙璧”,而将“璿玑”一名放弃不用。先生又考虑到,玉器研究中常被引用的《尔雅》所记璧、瑗、环三者的“肉”、“好”比例,无论怎样解释都与大多数实物不符,建议将这类玉器统称璧环类,或简称为璧,而将其中孔径(“好”)大于全器二分之一者特称为环,“瑗”字则因原义不明可放弃不用。这样,便为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开辟新的途径,使古玉研究从礼学家烦琐考证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对历史考古学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夏鼐先生对古代葬制方面的问题,更是从考古发掘所见实际情况出发,考证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对照起来进行研究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以前,在许多论述中对如何区分棺椁存在着一定的混乱。夏先生于1973 年发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椁制度》(注:《考古》1973年第6期。)一文进行辨析, 认为椁室是用厚木材在墓坑现场搭成的,内棺和外棺则是预先做成的“有盖的木盒子”,可以整体迁移,盛放尸体后套合起来葬入墓中。该文论据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四层套棺均内外涂漆,而棺室的各个部位却不加髹饰,彼此区别是非常明显。弄清楚棺椁界限这个葬制上的基本问题,避免继续在礼书记载的个别文字上打圈子,便使棺椁制度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夏先生还最早列举汉代“玉衣”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进行考证(注:《关于“金镂玉衣”的资料简介》,《考古》1972年第2期。), 指出这种葬服在汉代文献中一般称“玉匣”或“玉柙”,偶尔称为“玉衣”,战国墓葬发现的缀玉面幕和衣服可能是“玉衣”的前身,也可能就是《吕氏春秋》中的所谓“鳞施”。他又指出,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使用“玉衣”埋葬的重要原因,可能是迷信“玉衣”能够保存尸体不朽。

  夏鼐先生对历史考古学的重要分支铭刻学非常重视,集殷周青铜器铭文大成的《殷周金文集成》,就是在他的亲自筹划和具体指导下编纂的。他为《集成》撰写的长篇前言中,对考古学(包括它的组成部分古器物学)和铭刻学的涵义,以及中国铭刻学的特点作了详细的阐述。该文指出,铭刻学研究“包括认识文字、读通文句、抽绎文例、考证铭文内容(例如考证纪年、族名、邦国、人名、地名、官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据字形、文例、考证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各篇铭文的年代和它们的史料价值。”他说,铭刻学研究除将铭文中的古文字经过考释改写为今日的楷书以外,“它的考证方法,和利用传世的一般古代文献记载一样,完全是属于狭义的历史学范围。”夏先生还严肃地批评,“现下仍有个别搞铭刻学的人,过分强调铭文的解读,有时完全不顾古文字的原则或通例,将一些不易考释的铭文中每字都加考释,每句都加解说,实际上不过是‘穿凿附会’而已。”

先生不仅对铭刻学研究发表如此重要的指导性意见,而且亲自进行过某些具体的考证。例如,他曾列举传世秦戈,补释长沙新出吕不韦戈铭文,指出秦戈铭文中“职官名的后面都是或仅举人名,或兼举姓氏和名字,但没有仅举姓氏而不书名字的”(注:《最近长沙出土吕不韦戈的铭文》,《考古》1959年第9期。)。 他又曾根据《宋史》等书记载,印证长沙杨家山宋墓所出残缺姓氏墓志的有关文字,判明该墓墓主应为宋高宗时被秦桧罢官下狱的知名之士王趯(注:《长沙东郊杨家山南宋墓墓主考》,《考古》1961年第4期。)。再如,197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陕西蓝田新出土的西周铜器永盂时,注意到铭文涉及的人名“井伯”见于穆王时器“长甶盉”和若干恭王时器,其人是周王左右的主要臣僚,因而判定永盂“应是穆、恭时期彝器。”(注:《考古》1972年第1期。)当时,有一位古文字学家发表考释文章,将永盂考定为恭王时器,认为井伯是恭王时期的人,论证时虽曾提到长甶盉,却忽略该器铭文的“即井伯大祝射”一语,看到夏鼐的文章如此博通金文,赞叹不已。

  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是夏鼐先生极为重视的一个方面,他为此花费很大的精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50年代初期,他根据自己亲手发掘的辉县战国车马坑和长沙汉代车船模型,进行古代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60年代起,先生又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深入探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中天文、纺织、冶金和其他方面的光辉成就,主要研究成果编集为《考古学和科技史》一书。他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被列于该书卷首作为“代序”,对1966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中有关科技史的新发现,归纳为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专题,进行全面的介绍。这实际是想说明考古资料对于科技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借以促进考古学家与科技史专家之间的协作,共同解决考古学上和科技史上的重要课题,使科技史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

  夏鼐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方面,主要是对几幅有代表性的古代星图进行了研究。我国古代的星图有两类:一类是天文学家所用的星图,它是根据恒星观测绘出天空中各星座的位置,一般绘制得比较准确,所反映的天象也比较完整。另一类是为宗教目的而作象征天空的星图和为装饰用的个别星座的星图。先生作过详细考察的有:后一类星图中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最早表现黄道十二宫的宣化辽墓星图;前一类中现存年代早的唐代敦煌星图(注:《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见《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发现以后,有人对比现代星图提出过解释,由于不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和西洋天文学的起源不同,所作解释必然有很多不当之处。所以,夏先生的讨论便从辨明正确的研究方法入手,提出:(1)这星图的内容,并不是比较全面地表现北天的星图, 仅仅是选用少数几个星座,因而只能用我国古代星座对照,不应该用西洋星座对照;(2)这星象图是西汉末年的, 应该以《史记?天官书》作为主要的对比材料,而以《晋书?天文志》所载作为补充;(3 )比较不能漫无边际,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北天亮星的几个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们可能是古人绘制星象图时用以选择的主要对象。经过这样的重新比较,先生确认这星象图既不是以十二个星座来表示十二次,更不是象征十二辰,只是从汉代天官家所区分的“五宫”中每“宫”选取几个星座用以代表天体而已。

  夏鼐先生关于宣化辽墓星图的论文,根据辽墓壁画中的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图象,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进一步论证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特点,指出以赤道为准的二十八宿显然是起源于中国,后来由中国传入印度的,而黄道二十宫则至迟在隋代,随着佛经的翻译由印度传入中国(王仲殊在研究铜镜的论文中对此说作过补充)。至于我国二十八宿创立的年代,他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 真正的起源的可能稍早,但现下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于文献学方面的考据结果,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为晚近,现下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已。 ”夏先生的意见,被公认为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二十八宿创立年代这个聚讼纷纭问题的较为稳妥的提法。

  关于敦煌写本中的两件唐代星图,夏先生将现存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一件称为甲本,现存敦煌县文化馆的一件残卷称为乙本。他所进行的探讨,首先把甲、乙二本的紫微宫图各星官列成一表进行比较,发现两种星图的内容与《丹元子步天歌》所述最为相近,而与《晋书》、《隋书》二史《天文志》的记述差异较多,但都属于一个系统。继而又就两本之间的大同小异互相对比,感到乙本的原来蓝本在星官数和星数方面,实稍胜于甲本的原本,但仍是一个系统的两个不同本子;至于两本中各星官的形状和位置,一般而论,都绘制得不很正确,却又没有很大的错误。先生又将甲、乙二本的抄写年代和《步天歌》的撰写年代一并讨论,认为《步天歌》的撰述时代不能早于李淳风活动的时代,歌辞和诠释的作者应该都是唐开元年间道号丹玄子的王希明;进而推测敦煌星图的原本应是根据《步天歌图》,它不会比《步天歌》的撰写年代(唐开元时即公元8世纪前半)更早,但其转抄的年代稍晚,甲本在开元天宝, 乙本在晚唐五代。这比英国李约瑟将甲本的年代定为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40年),提早了200年。乙本则是第一次进行如此缜密的研究。

  夏鼐先生是我国学术界根据考古资料进行纺织史研究的先驱。早在20年代,西方学者即已进行新疆出土汉代丝织品的研究,我国学者则开始于60年代初期。1961至1962年,先生通过新疆民丰、吐鲁番两地新发现的汉唐丝织品的若干残片和一些照片,参考过去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资料,考察汉唐时代绮、锦和刺绣的纺织工艺与图案纹样,并附带讨论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1972年,他又发表《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系统论述我国汉代和汉代以前养蚕、植桑、缫丝和织绸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对汉代织机进行新的复原研究,以进一步阐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这一伟大贡献。

  夏先生指出: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确切年代,目前虽然还无法确定,但我国在上古时期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至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织成精美的丝绸,遗存实物有普通平纹、畦纹和文绮三种织法。他说,我国当时除使用竖机之外,可能也使用平放或斜卧的织机,这便和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家专门使用竖机不同,可能改进到使用吊综提花和脚踏。东周时期已有织锦,更应该是使用一种有提花设备的平放织锦机。先生又指出,我国的丝织生产发展到汉代至少已有1000多年历史,达到了一个高峰,五彩缤纷的汉锦代表汉代织物的最高水平,一般是使用二色或三色的组织法,如果需要四色或四色以上,便需要采用分区的方法,在同一区内一般都在四色以下。至于汉代的织机,先生根据实践经验,认真分析,指出有些学者所复原的织机“是不能工作的”。遂以铜山洪楼画象石中的织机图为主要依据,经多次讨论、反复试验和修改,重新作出比较合理的复原方案。他指出,汉代画像石上的织机都是简单的织机,但根据出土的锦、绮、文罗等实物,可以推测汉代已有提花机。当时,先生从织物花纹单元的高度和纬线的密度考虑,认为有时需要提花综四、五十片之多,推测汉代的织机已有提花设备,可能是“提花线束”,而不是长方架子的“棕框”。后来,他对自己的这一影响甚广的看法有较大的改变,1983年在日本的讲演中说:“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挑花棒织成花纹的,真正的提花机的出现可能稍晚。”(注:《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6年。)令人遗憾的是,先生没有来得及具体论证自己的这一看法,便与世长辞了。

  夏鼐先生在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所出铁刃铜钺可能是用天然陨铁制成的。 1972年台西遗址出土铁刃铜钺,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表明我国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认识了铁,因而迅速得到夏先生的高度重视。开始进行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他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有时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又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为古代冶炼的熟铁,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考古》1973年第5期。)。 后经先生约请钢铁专家柯俊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证明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注: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从而避免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场混乱。众所周知,夏先生还纠正了我国早在3世纪的西晋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1953年宜兴周处墓发现17 件金属带饰,发掘者将一块碎片请人鉴定,分析结果为铝。由于炼铝是19世纪发明电解法后才被人们掌握的一种新技术,这项发现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

但是,后来有人分析的一块碎片,却是银制的。为了澄清事实的真象,先生请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对现存的全部带饰重新鉴定,检验结果都是银而不是铝。他注意到周处墓曾被盗扰,小块铝片有系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因而建议大家不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夏先生又根据考古所有关同志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发掘的资料,讨论这处古代铜矿由竖井→横巷→盲井掘取矿石的过程,以及为采掘矿石而在提升、排水、通风等方面采取的相应措施,推想当年矿工利用发掘中见到的那些采矿工具进行采掘工作的情况,并且亲自设计了提升用木辘轳的复原方案(注:《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他还指出:田野考古学的引入,使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今天,我们不仅研究青铜器本身的来源(出土地点),还要研究它们的原料来源。对古铜矿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这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中国陶瓷史方面,夏先生没有发表过专题论文,但一直是非常关心的。50年代,他曾在《考古》杂志上特地介绍陶瓷专家周仁等的专着《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注:《介绍周仁等着〈景德镇瓷器的研究〉》,《考古》1959年第6期。), 对国内采取现代科技方法进行瓷器研究的这一开端表示热情的欢迎。这篇书评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所最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古董来玩赏的古瓷,而是制造这些古瓷的陶业工人。我们所以要分析和鉴定古代陶瓷的原料的成分、成品的物理性能和制造技术,只是因为它们是陶瓷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手艺技巧的表现。此外,古代陶瓷工业还有另一方面,便是当时的审美观念。这便须要研究古瓷的器形 和花纹。……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仍不能算是对于古瓷的全面研究。”后来,正是在夏先生的约请下,周仁和他的几位助手对古代陶瓷标本进行大量的分析鉴定工作。这便使中国陶瓷史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此外,夏先生的研究还涉及科技史领域的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一文,讨论了中国引进阿拉伯幻方和数码字的经过,属数学史问题;《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一文,讨论石串珠蚀花技术及其年代和地理分布,属化学史问题;《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一文(注:《考古》1982年第1期。), 对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部重要技术着作,进行整理和校释;《略谈番薯和薯蓣》一文(注:《文物》1961年第8期。), 所论则属农业作物史上的问题,等等。

  利用考古学资料探讨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是夏鼐先生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的方面。他所进行的研究,既包括中国古代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与波斯、拜占庭、阿拉伯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情况,又包括海上交通和古外销瓷等问题。

  夏先生对我国各地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作过许多研究,例如对新疆、青海、西安、洛阳和定县等地出土的钱币,大同、西安和敖汉等地出土的金银器皿,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都曾撰写专文进行考察。在逐项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先后发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注:《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和《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注:《考古》1978年第2期。)两篇综合性文章, 进一步讨论中国和伊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还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我国各地发现波斯银币的地点,大多数分布在“丝绸之路”的沿线,或者在它东端长安、洛阳到其他城市的延长线上,共计30余批1100多枚。据夏先生鉴定,这些波斯银币分别铸造于萨珊王朝中期和后期的12个国王在位期间,从沙卜尔二世(公元310~379年)到最后的伊斯提泽德三世(公元632~651年),延续近350年。 其中半数属库思老二世式的阿拉伯—萨珊银币。铸造地点明确的,几乎都在萨珊帝国的中部和东部。他认为,这些银币的发现反映了萨珊帝国的权力起落和经济兴衰,也反映了它作为中国和东罗马(拜占庭)之间的贸易中间站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情况,并且恰好能同中国史书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特别是根据青海西宁的发现,他引证《法显传》、《宋云行记》和《高僧传》等书,提出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初,即东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路线除甘肃河西走廊一线外,西宁也在重要的孔道上。他说,当时由西宁进发,或经柴达木盆地北行过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西行进入新疆,或经柴达木盆地南缘越阿尔金山至新疆的若羌,这条偏南的交通线之所以骤形重要,应与吐谷浑的兴盛有关。在夏先生提出此说以前,中西交通史研究者对这条路线却不够重视。

  夏先生根据一些地方发现的萨珊式金银器和织锦,深入讨论波斯文物在中国的流传及其深刻影响。他说:在唐朝以前,萨珊朝金银器已输入中国,唐朝初期输入更多,并有中国的金银匠人模仿制作,可能也在波斯匠人在中国制作的。萨珊帝国复灭以后,直到安史之乱,仍有这种风格金银器的输入或仿制。中国制造的仿制品,一般器形和波斯所制大致相同,但花纹常是唐代的中国风格。而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式金银器的情形。他又曾指出:古代丝绸的织造技术有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国汉锦是经线起花的重组织,西亚和中亚的织锦则采取纬线起花的方法织成;新疆发现的资料表明,中国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花纹图案,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由于西方的影响发生很大的变化,6 世纪时有一种可能为外销而生产的萨珊式花纹经锦,后来中国织锦的织法也改用纬线起花。这些都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的具体事例。

  对某些北朝和隋唐墓葬中发现的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夏鼐先生也都进行过考释(注:《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见《考古学论文集》;《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据鉴定,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所出三枚属狄奥多西斯二世(公元480~450年)和查斯丁一世(公元565~578年),西安土门唐墓一枚则为公元635 年阿拉伯人开始占领拜占庭部分地区后的仿制希拉克略式,而西安窑头村唐墓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则被判定为公元702 年阿拉伯首都大马士革的铸品,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奥梅雅朝(白衣大食)时期的金币,也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伊斯兰铸币。夏先生在文章中根据这些金币,分别讨论了中国和拜占庭、阿拉伯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相关问题。

  对于东西交通的海上航路问题,夏先生同样十分注意。他除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南京东晋王氏墓出土印度所产“金刚指环”、广东英德和曲江的南朝墓出土波斯银币等早期物证外,又专文讨论了泉州两种文字合璧的元代也里可温墓碑(注:《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扬州拉丁文的元代天主教徒墓碑及广州明墓出土的威尼斯银币(注:《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 先生还较早地研讨中国古外销瓷问题,曾于1963年撰文介绍东非各地发现的中国宋元以至明清瓷片,特别提到他本人于1938年至1939年两度前往埃及福斯特遗址调查,亲手采集到当地仿制的青瓷和青花瓷残片,说明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悠久的历史友谊(注:《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后来,他又根据在瑞典看到的一大批18 世纪中国烧制的“洋瓷”,讨论中国瓷器在当时采用西方的珐琅彩和“泰西画法”的情况(注:《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文物》1981年第5期。)。

  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对元代周达观这位温州同乡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柬埔寨吴哥时代真实情况的名着进行全面校勘和缜密注释,是他对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真腊风土记》是同时代人对吴哥文化极盛时代柬埔寨的唯一记载,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即有多种译注问世。夏先生以数十年的积累,收集十多种刊本、抄本,以及中外学者的有关论着,博采众说,择善而从,使之成为目前最好的、可依赖的一种本子。这也充分反映他在文献考据方面令人叹服的功力。

第九章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思永

  1904年梁思永出生于澳门, 但其童年却是在日本度过的,1913年随家人回国 ,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班。

  在清华期间,梁思永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并与兄长梁思成积极参加文娱社会活动。1923年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永在哈佛经受了完全现代的考古训练。与传统学者注重文字考释不同,这里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物理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他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馆审查员。他参加西阴村陶片的整理研究工作,后写成他的一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成为第一个受到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可谓身出名门。在中国近现代的名人家庭中,梁启超一家绝对堪称奇特,九位子女有六人成为专家,其中仅院士便有三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导弹专家梁思礼,以及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梁启超不断鼓励他们发挥个人所长,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比其他子女更幸运的是,梁思永继承了父亲的一个专业,从他那里得到了直接的教诲和提携。梁启超晚年告别政治,专心治学,在文、史等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其中对新史学的提倡尤其用力。1901年,梁启超首倡“新史学”,那时他已注意到考古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正在兴起。

  让梁思永学习考古学,梁启超有子承父业的考虑,同时更是希望考古学这门新生的学科能在中国扎根、生长。中国虽然有传统的金石学,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还不是一码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但在中国境内从事考古挖掘工作的人却全都是外国人。1926年冬,李济、袁复礼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挖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现代考古挖掘。梁启超不仅支持这次挖掘,还希望梁思永能参与其中。

  当年12月10日,梁启超写信给正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梁思永,信中说:“李济现在山西乡下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10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有实习的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

  1927年1月10日,李济等人从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清华国学院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参会并听了李济等两人所作的报告。当晚,梁启超便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信中写道:“(他们)在演讲中说,‘他们二人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是非常努力才好。”此时,梁启超已经把“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的使命交给了梁思永。

  1927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学业回国,计划参与国内的考古挖掘。梁启超得知瑞典考古学家斯温哈丁到新疆考古,就主动联系斯温哈丁,推荐梁思永自费随团考察,可惜因时局动荡而作罢。他又希望儿子能参加李济在山西的考古挖掘,也没成功。

  回国一年间,梁思永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察员,大都没有薪水,但却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梁启超不仅把梁思永带在身边,言传身教,还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交际,为他创造学习机会。他不仅写信请朋友陈仲恕指导,还请他介绍瓷器鉴定名家郭宝昌指点梁思永,开阔他的知识面。

  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的所学,对山西西阴村发现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这批陶片没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复原的器物,他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仰韶村有个别器形,西阴村却没有,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继续深造。正是基于回国一年间的经历,他完成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硕士论文,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着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田野是考古学者的工作天地,从事考古工作首先需要的是身体力行。1930年回国后,梁思永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简称“史语所”)。当年9月,便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然后转道通辽,进入热河作田野考古调查,在38天里步行路程逾1000公里,调查了五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文物标本。

  1930年,梁思永富有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昂昂溪遗址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事先,梁思永对东北、蒙古带的史前考古已有清楚的认识。到达之后,他调查分析了这里的地理人文环境。他考察的4个沙冈,挖掘的8个坑都经过了选择,其大小、深度、土层、出土遗物等都有详细记录。这次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的基础。

  此后的6年间,梁思永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田野调查和挖掘工作,共参加田野发掘7次。1931年1月,梁思永与表妹李福曼在北京结婚。结婚3个多月后,他便告别了新婚妻子,奔赴野外,当年春天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的发掘工作,秋季便转到山东参加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接着,他又回到安阳小屯,继续挖掘。

  梁思永的加入,不仅带来了标准的考古操作规范,还提出了新的观点。1931年之前,中国境内不管是瑞典人还是中国人进行的考古挖掘,发掘遗址都采用按照深度来划分地层的方法,而实际上这是很机械也是很不科学的。

  1931年,梁思永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靳桂云认为,“这不能不说是梁先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做出的一个极大的贡献”。靳说:“这一贡献,不仅表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巨大进步,也说明当时,中国的田野工作者的发掘水平已高于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的某些外国同行们。”

  山东城子崖遗址于1930年进行第一次挖掘,1931年的第二次挖掘便由年轻的梁思永主持。田野发掘报告作为考古发掘成果,本来应当是考古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但在城子崖之前,由于国内的考古者缺少此项专业训练,所以只有挖掘没有考古报告。1934年,由梁思永主要编纂的发掘报告《城子崖》出版了,这成为第一部由中国的考古机构组织挖掘并由中国的考古者自己编写的田野发掘报告。梁思永当年在《城子崖》报告里创造的田野发掘报告的基本体例,至今仍在沿用。

  山东考古研究所的王恩田先生认为:“《城子崖》一书不仅是考古报告,而且是第一本田野考古技术教程,由此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专家,当时所确立的整套考古发掘方法和原则,至今仍被考古学界所遵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思永先生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真正奠基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

  1939年,梁思永主要根据城子崖的挖掘成果,撰写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他将龙山文化分成三个区域,即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认为以上三个区在文化谱系上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到五六十年代,学术界通过更多的发掘,把梁思永所说的三个区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又称“后冈二期文化”)。梁思永撰文之时,中国的现代考古事业才刚刚起步,发现的文化遗址非常之少,能提出龙山文化的分期论断,用专家们的话说,实属“科学的预见”。

  河南安阳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站点。中国年轻的考古队伍采用近代考古学技术,独立自主进行了首次大规模挖掘。第一次挖掘始于1928年10月,在梁思永学成归国之时,挖掘已经进行了三次,之后又进行了12次挖掘,梁思永从第四次开始,共参加了六次挖掘。

  梁思永并不是中国最先从事现代考古的学者,却是经受现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人,在殷墟的考古挖掘中,他的加入显示出了重要价值。前三次殷墟挖掘,目的多限于寻找甲骨文和其他遗物,几乎与民间所说的“挖宝”无异;而真正的考古学,关注点远远超出发掘出来的文物,它应当是以研究和发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目的。

  对于梁思永所发挥的作用,当年参加安阳考古的夏鼐先生说:“梁先生确是野外考古工作的头等人才,不仅工作技术是头等,更重要的是那种负责的精神,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遗漏细节,小屯殷墟发掘工作的头几年,参加的人都没有受过正式的田野考古训练,大家都在暗中摸索,想由尝试和错误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梁先生参加工作后,才加以整顿,面目一新,他费了大力来改进田野考古技术,拟订各种记录表格,组织室内整理工作,训练年轻人员,使一切都渐入正轨。”因此,有梁思永参加的安阳殷墟的第四次挖掘,由于他对考古科学规范的倡导,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由草创转入正轨。

  1934年秋季,他又一次开始了野外工作。年仅30岁的梁思永担任负责人,主持第10—12次的殷墟发掘工作。史语所对侯家庄西北岗一带的殷王室陵墓区进行的这三次大规模挖掘,被考古界视为“规模宏大,采用了新技术”的殷墟科学挖掘的第二阶段。其中尤以1935年春的第11次挖掘被视为当年殷墟考古工作的“高潮”。

  那些墓葬虽经过盗掘破坏,但收获仍然丰富,不仅有“隐蔽的角落里发掘出的以前盗墓者没注意的遗物”,“特别珍贵的是那些易腐烂的竹、木纤维等留下的精细痕迹”,非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是无法做出这样的发现的。

  侯家庄西北冈的三次发掘工作一共发现了大墓十座,小墓千余座。发掘规模的宏大,田野工作的精细以及考古收获的丰富,在国内是空前的。正当梁思永准备静心审视这些不寻常的发现,以便制订下一步的发掘计划时,由于1937年日本的侵略而中断了,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岁月。

  在流亡岁月里,梁思永遭受了疾病的巨大折磨,但他从不轻易放下手中的工作。抗战爆发后,史语所考古组一路迁移,从长沙到桂林,又辗转越南到昆明,最后来到四川西部长江南岸的小镇李庄。此时,梁思永已经与李济、董作宾一道成为考古组的三个核心人物之一。

  由于长期的野外工作,生活没有规律,梁思永的身体留下很多“欠债”。到了李庄之后,他只沉浸在工作中,不料又一次遭遇了病魔。1941年2月,他先是患上重感冒,接着是气管炎持续不见好,后来突然转为肺结核,当时的医生称之为“奔马痨”,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幸运的是,他挺了过去,在病床上接着工作。

  梁思永当时着手撰写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报告,他本想“一气呵成”,可惜严重的肺病延缓了他的工作。但他仍留下了重要的精神财富,李济后来说:“这位天才考古学家关于侯家庄王陵的报告手稿是保存在考古组的珍品之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手稿被运到了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考古事业面临着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卧床休养的梁思永欣喜地迎接着这一时刻的到来。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郑振铎还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一职,所以考古所的工作担子主要压在梁思永身上。他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热心培养青年考古工作者,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几年。

  尽管身体不好,但考古所50年代初期的年度计划都由他亲自执笔,特别是还草拟了考古学研究的长远规划,对全国范围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对象作了整体设想。1950年秋天,全所人员全面出击进行野外考古挖掘,只有梁思永一人留守后方,遥控各地的挖掘工作,再次充分地显示了他的业务和组织才能。当时,他用纸裁成很多小条把每天所要做的事和工作上的问题写在小条上,逐条解决处理,使得考古所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考古学家安志敏是梁思永当年的研究生,回忆起50年代接受梁思永指导的情形,他说:“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地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也使我们终生受益匪浅。”连安志敏为训练班和考古专业所准备的讲稿,事前都经过梁思永先生的审阅和批改,不妥之处也一一注出。

  由于工作辛劳,体力透支,到了1953年,梁思永的身体更衰弱了,经常头痛,食欲不振,虚弱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小。1954年春梁思永心脏病再度发作,4月2日在北京逝世,这位心系田野的天才考古学家就这样过早地告别了他执着的事业。

  作为第一位走出国门,接受西方考古学正规训练的学者,梁思永引进传播了现代考古学的 方法,又使之切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考古学方法基石之一的类型学就是由他阐释和实践的。他在精细分类的基础上,将西阴村的遗物与国内外其他史前文化比较,从而认识西阴村陶片蕴含的文化特征,认识到新石器时代后半期,远东存在两大基本陶器型式,即中国北方的无彩陶与西阴、仰韶的彩陶。

  此外,他还认为要了解古人如何制作器物,最好能从现在的民间手工艺技术入手。为此,他在北京曾调查过工匠制作玉器的技术,并收集工具标本。在昆明期间,他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作了调查,从对陶器制造的研究到对农业灌溉系统和青铜器工业的考察,而这种观察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安阳发掘中收集的考古资料的理解。梁思永的这些做法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考古学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如引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实验分析的方法等,可以说是新考古学一派的先驱。

  在殷墟发掘中,梁思永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使田野发掘进入注重文化层的新境界。"文化层"的观念导致了现代考古学的深刻变化和巨大进步。梁思永也因此理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的关系,纠正了当时一些学者的错误认识。通过龙山文化和后冈三叠层的大量田野考古资料,驳斥了西方一些学者的论据,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的论断。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跨入世界先进水平,为后来田野考古工作树立了光辉典范。

  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像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宏均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的熏陶和培养。

  为培养考古专业的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的训练班。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的设置,实习的选点都做认真的建设和安排。他还特别关注一些青年考古工作者的报告编写问题。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所完成的《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是为辅导青年考古工作者编写考古报告所列的提纲。它们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浅。

  正如李济所说:“梁思永先生,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第十章古罗马时代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是古希腊历史学的奠基人,他撰写了史学名着《历史》,早在古罗马时代,就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

  意大利南部有一个叫图里叶的古城,终年绿树成阴,鲜花常开。在古城里有一座坟墓,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这里埋葬的人叫希罗多德,他是吕克色斯的儿子。

  他用优美的语言撰写历史,他的作品将流芳百世。

  希罗多德成长在故乡多利亚,为了躲避流言蜚语,

  他来到了图里叶,并把图里叶当做他的第二故乡。

  在小亚细亚的西南海滨,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叫哈利卡纳苏。公元前484年,希罗多德就生在这里。他的家庭是名门望族,父亲是豪富的奴隶主,在当地颇有威望。叔父是着名诗人。富裕优越的环境使希罗多德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勤奋好学。特别喜爱史诗。

  希罗多德出生于小亚细亚的一座滨海城市。这是一个希腊移民建立的城市,名叫哈里卡那索斯。父亲吕克色斯是当地的贵族,希罗多德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的希罗多德喜欢读书,对当时广为流传的荷马史诗,他特别爱读,史诗中的许多段落他都能够背诵。他向往自己能成为荷马那样的诗人。

  后来,他的家族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希罗多德本人也受株连,被迫出走。这时希罗多德大约三十岁,他开始四处漫游。在十年时间里,他到过许多地方,足迹北到黑海沿岸,南达埃及,东至两河流域,西抵意大利。当时的交通不便,长途旅行十分艰辛,但希罗多德不怕艰险,克服了旅途中的重重困难。每到一地,他总是实地访问当地的名山大川,凭吊名胜古迹,通过向导和翻译,认真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社会状况,采访各种民间传说,大力搜寻历史故事,并且作了记录整理。这十年的漫游,扩大了他的眼界,丰富了知识,对他后来写作《历史》有着直接的帮助。

  有一次,他来到了巴比伦城,参观了一场有趣的婚配活动。在市政厅的中央,坐着几十个准备出嫁的姑娘,在她们周围站着几十个求婚的男子。这时,主持人宣布婚配活动开始。他先让一位最漂亮的姑娘站起来,然后叫求婚的男子们出价,一时间,喊价声此起彼伏。一位出价最高的男子娶走了这个姑娘。接着,依次拍卖第二位、第三位漂亮姑娘……最后,剩下几个丑姑娘和跛腿姑娘。主持人把拍卖漂亮姑娘获得的钱,都交给了这几个姑娘作嫁妆。这样,所有的姑娘都嫁出去了。希罗多德很有兴趣地记录下这个场面。

  在埃及,希罗多德沿着尼罗河上行,一直到达埃及的最南端。他仔细考察了尼罗河定期泛滥的特点。尼罗河两岸的埃及人民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粮食,年年获得丰收。希罗多德看到这一切,不由得发出了感叹:“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大约在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希腊的雅典。当时的雅典,正是希腊文明的中心,又在杰出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的领导之下,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昌盛,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希罗多德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十分崇拜,他积极投身到雅典的文化活动中去。他经常在公众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他的诗歌也常常获奖,因此很快出名了。在伯里克利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决心写一部叙述希腊战胜波斯的历史着作。

  希罗多德为写这本书,再次出游,访问了希腊的许多城邦,并循着希波战争的路线,实地考察了一些重要战场。随后,希罗多德来到了意大利南部的新城邦——图里叶,他成了图里叶的公民。在这里,他潜心撰写《历史》,并安度晚年。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25年去世,五年后,这部巨着问世。

  《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它的前半部分记述了作者的旅行和旅途中的见闻,以此作为背景,逐步地向读者展示了战争的起因。后半部分描述了希波战争的宏伟场景。

  希罗多德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他以极大的热情颂扬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他通过书中人物的对话,最早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对于希波战争的性质,他以明确的态度谴责了波斯国王。他写道:“如果波斯国王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么除了自己的国土之外,他就不应该再贪求任何其他的土地。”

  希腊是一个小国,但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当外敌入侵时,它的人民义无反顾地为自由而战。希罗多德记录了希波战争中的一件事:

  一次,一名波斯军官押着几名被俘的希腊人去见波斯国王。途中,这名军官劝说他们投降波斯。这几个希腊人回答说:“你们非常熟悉奴隶制度,但却从未体验过自由,所以不知道自由是多么甜蜜。如果你们体验过自由的甜蜜,你们就会劝告我们,不但要拿起长矛、而且还要带上利斧为自由而战斗。”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信念,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价值,无论他是多么的弱小。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希腊一个叫科林斯的城邦,有一天,城邦统治者得到神的指示,必须处死一户人家的孩子,因为若让这个孩子长大,他将毁灭科林斯城。于是,他派了十个人去寻找这孩子并处死他。这些人找到了小孩家,小孩的母亲以为这些人是来做客的,立刻从房间里把孩子抱出来与客人见面,并把孩子放在其中一人的怀里。这十个人曾经在路上一致同意,不论是谁,凡是第一个抱住小孩的人,必须把孩子摔死在地上。哪知道这孩子一到了客人的怀里,就对他微笑,第一个人怎么也下不了狠心,于是就把孩子交给了另一个人。这样小孩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十个人中转了一遍,谁也不愿意摔死他。最后,他们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离开了小孩家。

  希罗多德用生动的笔墨,描写了希腊战士为自由而战的勇气。在介绍温泉关战役时,他写道:“希腊人从掩护自己的堡垒中出来,向死亡冲杀过去。这时候,对面的波斯军官们挥舞着鞭子,抽打士兵,逼迫他们前进。”

  在讲述萨拉米海战开始的时候,希腊的指挥官要求士兵说:“同波斯人一开战,别的什么也不要想,就想想自由!”

  正是靠着对自由的信念,弱小的希腊城邦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希罗多德还是一个有着广阔胸襟的人,对波斯人民和东方各民族不抱偏见,他认为各民族应该取长补短。他指出:埃及的太阳历要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字母借用来的。

  这样的希罗多德在文学上的贡献也是不可小看的,首先希罗多德在史学上首先采用了历史叙述的形式,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其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记事系统连贯,叙述生动有趣,把历史真实性与描写艺术性结合起来,为后世的历史叙述体莫定了基础,至今仍被西方奉为正宗,成为编纂历史的通用休裁。其次,希罗多德目光远大,胸襟开阔,表现了对历史的远见卓识。首先他把限光投射到希脸以外的世界。他所写的是希波战争,实际上涉及到当时希脐人听知的世界范围。他十分重视东方诸国的文化,表现了不少明智的见解。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的摇篮,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以至日常生活习惯,他总是对东方的“舶来品”感到神往。最后,希罗多德能注意考证史料,辫别直伪,在西方史学上最先使用了批判方法。在他以前的历史记载很杂乱,他比较各家记栽之异同,从中别除不可信的东西,为历史学的发展开拓了新局面。

  他的代表作《历史》, 这部着作最初发表于公元前430年前后,原先并不分卷。后来亚力山大成的校注家们把它分成9卷,每卷都有一个明显的主题,并且分别以希腊神话中的9位缪司(即分管各门艺术的女神)的名字作为各卷的标题。 从内容上看,这部着作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从第1卷到第5卷的第27节为前半部,泛论波斯帝国的扩张过程、以及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利比亚、西徐亚等地的情况;其中第1卷叙述了小亚细亚和波斯国王居鲁士在该地区的武力扩张情况,第2卷记载了埃及的情况,第3卷描述了波斯帝国内部的宫廷政变和大流士的即位过程,第4卷记述了西徐亚的历史,第5卷的前27节叙述了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反抗波斯人统治的斗争。 从第5卷的第28节起为后半部,专门叙述希波战争的经过;其中第5卷的下半部分写了从艾奥里亚人的反抗斗争到波斯人与整个希腊人的冲突;第6卷描写了大流士率领波斯帝国军队入侵希腊、以及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的胜利;第7卷叙述了薛西斯率领波斯军队再次入侵希腊以及温泉关(塞摩彼莱)战役的经过;第8卷描写了雅典海军在萨拉密海战中的胜利;第9卷则以希腊人在布拉达亚战役和密卡尔战役中的胜利而结束全书。

  在前半部中,希罗多德还保留着某些爱奥尼亚纪事家的特征,所记载的有关古代东方各国的见闻中,有些来自道听途说,不一定可靠。但在后半部描写希波战争的过程时,希罗多德表现出了严格的求真精神。从这种现象可以看出,这部着作的前半部和后半部的体例及写作风格是不同的,说明它决不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

  这部巨作一直存在着争论,究竟是先完成前半部,还是先完成后半部?对这个问题,史学界历来多有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罗多德的写作活动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原先他只是同其他纪事家一样,撰写了若干片断的有关古代东方各国的纪事;后来他来到雅典,受到雅典文化气氛的影响,才立志要把希波战争的经过记载下来;当他成功地描述了希波战争的事迹之后,又把自己以前的旧作加以整理、与有关希波战争的叙述汇编在一起、经过加工通顺、再加上导言,于是就完成了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这部着作前后体例的转换及其成书过程,正是希罗多德从一个普通的纪事家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具体写照。

  希罗多德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了执着的求真精神和严格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历史就是对过去的研究,其中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证言”(或曰证据),即对事实的忠实陈述,不是史诗或戏剧中的神话传说;二是对事实真相的探究。他从各个方面广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和口头的资料,包括祭司、旅行家、事件目击者等留下的各种记载和描述,也包括各种官方的和私人的文献,把一切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都当作历史写作的素材。尽管他在某些地方失于轻信,但是他仍不愧为那个时代少有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他曾在着作中写道:“我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着作。”  他在处理史实的过程中,往往把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或者记录进行核对,互相参证,并明确地告诉读者:哪些是毋庸置疑的,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哪些是有争议的、需要暂时存疑的。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记述的可信性,他就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并在后面加上自己的简要评注。他的这种诚信不欺的治学态度,正是他那种求真精神的直接反映。

  希罗多德撰写的《希波战争史》取材广泛、规模宏大、史料充实、内容丰富,是一部“通史”之作。希罗多德写作的主题是希波战争,但是他并没有将此书写成战争史或军事史。他以极其广阔视野,不仅叙述了希腊的状况,而且把他当时所知道的整个“世界”的历史状况都纳入了自己的写作范围。在他的着作中,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西徐亚的历史和文化都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一视同仁:他不仅盛赞希腊文化的辉煌,而且明确指出这些古代东方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对所谓的“蛮族”文化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不应该互相抱有偏见或者相互歧视。 希罗多德还认为,希波战争实际上是希腊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不了解这两种文化的特征,就无法深刻理解这场文化冲突的真正因果所在。因此,他在着作中不仅记述了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叙述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形势、经济生活、民情风俗、宗教信仰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实际上是一部把文化史和描述性社会学结合在一起的“百科全书”,它不仅是西方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文化史着作。

  通过《希波战争史》我们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在搜集史料和考证史料方面是一位严肃认真、态度严谨的学者,而在叙事抒情方面又表现出诗人的风范,兼有学者和诗人两者之长。他用爱奥尼亚方言、采取散文的形式进行写作,词汇丰富、文笔华美;叙事简明扼要,文章晓畅可颂且有韵致;同时他还巧妙地运用了对比和故事插叙的描写手法,堪称语文大匠。特别是他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密战役的描写,真是气势恢宏、有声有色,是古典历史名篇中的上乘佳作。因此,《希波战争史》一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开创了西方历史写作中的叙述体体裁,成为西方历史着作的正宗。

  但是,就算是再伟大的历史学家,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希罗多德在书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自我矛盾。譬如:在估量史料和处理史料时,他充分表现出了“求真存疑”的批判精神;在分析历史原因时,他坚持人本主义立场;但是在历史观上,他仍然保留了相当多的宿命论的痕迹。他相信人世间的一切确实都由一个超自然的主宰力量操纵着,相信神的启示及其发出的各种预兆,相信奇迹、预言、幻象、梦兆、占卜等等。他在书中提到征兆的地方多达35处。有时为了神的荣光,为了宣扬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希罗多德竟然不顾历史的真实性原则。譬如:他在第1卷的第29~33节中,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与梭伦就“幸福观”进行对话的情景;实际上这段描写是不符合事实的虚构,因为梭伦赴小亚细亚游历之事,发生 在克洛苏斯当政前的三、四十年,这二人是不可能对话的。然而瑕不掩瑜,《希波战争史》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着作,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宝。希罗多德无愧于赠予他的“史学之父”的美名。

第十一章没有文凭的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

  1908年11月25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出生在河北省邢家坞村。原祖籍河南省孟县朱家庄,在明代初期才迁移到邢家坞 。贾兰坡小时候,父母教他识字,后来又在外祖母家读过几年私塾。12岁时,母亲为了让他能受到正规教育,带他来北京找他在北京谋生的父亲。他先在汇文小学读书, 又进汇文中学。

  1929年中学毕业,因家境困难再也没能力供他读书。他只好在家边自学边寻找合适的工作。

  1931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中国地质调查所招考练习生。他去报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分配到地质调查所领导下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上班后,贾兰坡就被派往周口店协助裴文中先生搞发掘"北京人"工作。这一年的5月,他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在中外着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龙骨山有保存完好的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积,地层出露状况很好。这里东南面是华北大平原,西、北面是山峦重叠的西山,山脚下有河水潺潺流过。数百年来,龙骨山一向以出产龙骨闻名,许多洞穴是原始人类理想的住所。因此,这里十分吸引中外地质和古人类学家的注意。 起初,贾兰坡主要干些杂事,比如洗刷标本、整理化石、管理账目、贴制图版,事无巨细,他都做得十分认真。他同时也懂得,自己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知识几乎等于零。所以,在每天完成本职工作之外,他就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有一次,龙骨山出土了一批狼的化石,可是他却不认得。为了补课,他相约几个年轻人打了一只野狗,把吃剩的骨头制成了一具挺漂亮的标本。然后,他翻阅书籍并对照标本,将每个部位的骨骼名称一一记熟。狼和狗是同一个属的动物,他认识了狗,也就认识了狼。

  一天,他的导师杨中建手拿一盒动物化石,对贾兰坡说:“你拿去鉴定一下吧,分分类。”他接过来一看,是些兽牙。他对照图版,认出了牛、羊、猪、鹿和马的牙齿。不料,当他把这些结论讲给杨教授听时,杨教授却摇摇头,要他把这些化石鉴定到“属”以下的一个单位——“种”,并要一个一个地写上标签。贾兰坡按导师的要求一一做完后,第二次送到杨教授那里,谁知又被退了回来。杨教授说:“你还得把这些动物的上、下牙齿分开,标出是第几颗牙齿。”经过贾兰坡的又一番努力工作,杨教授才满意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一盒化石,三次鉴定,使贾兰坡终生难忘。他的许多考古学知识,就是这样“逼”着学到手的,从而也培养了他一丝不苟的作风。

  裴文中先生于1929年12月4日下午4时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贾兰坡能在他手下工作十分高兴。他下决心也要像裴先生一样,做出一番成绩。

  1936年11月,他在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次的发现,再一次轰动国内外。金灿灿的光环照耀在贾兰坡的头顶,迎来了他28岁的生日。

  卢沟桥头的炮声打断了周口店遗址上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为了保险起见,周口店遗址上发掘出来的所有化石,都保存在协和医院B楼解剖科的保险柜里。当时美国处于中立状态,协和医院还算安全。

  1941年,随着日美关系的紧张,协和医院的保险柜也不再“保险”。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翁文浩和胡恒德商量了好几次,有三条路可以走:“北京人”继续留在北京,妥善予以保藏;运往陪都重庆;运到美国,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北京。经过多方权衡,最终选定了第三种方案。 于是,工作人员先用白棉纸包好化石,再用卫生棉和纱布裹上,包上白纸后放入小木盒内,盒内还垫上了瓦楞纸,最后分装在两个白茬木箱里。为了怕引起注意,特地不写名称,只在箱子上标了A、B字化石装箱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火车将其运秦皇岛,准备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轮船运往美国。但是就在化石装车后第三天,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装载化石的火车被日军截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神秘地失踪,60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杳无音讯。  贾兰坡听到头盖骨丢了的消息后,目瞪口呆,怎么会呢?不是早都做了安排吗?从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成为贾兰坡永远的牵挂。  他生前曾经说过,此生此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北京人”化石。贾兰坡生前,书房里有一个大夹子,专门存放着60年来他追寻“北京人”的全部资料:当年占领协和医院的日军军官的照片、日本来华寻找化石特派员的资料、中外提供线索者的来信、从四面八方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种线索,即便是那些最荒诞不经的传闻,贾兰坡也收集了起来。贾老曾经说过:这些“北京人”标本化石,就像我的孩子,我对它们的感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这些年来,我一直被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所折磨,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它们找回来。

  在此后的岁月里,贾兰坡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1999年,他和中科院14位院士联名呼吁,由于大部分知情人和当事人的辞世或年事已高,破解“北京人”头盖骨之谜愈发迫切。如果时间再拖延下去,这很可能变成一个千古之谜。贾兰坡等人在倡议书中写道:“即使它们已经毁于战火,我们也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下落,否则,我们将如何面对后人。”  但是,天不遂人愿,贾兰坡带着永远的遗憾走了。“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成为他生前未了的一个心愿。

  周口店发掘是贾兰坡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没有周口店就没有贾兰坡”。从周口店开始,他的眼光放在人类的起源研究上。新中国成立之后,贾兰坡继续负责周口店地区的发掘工作。这位没有正式大学文凭的学者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几十年来, 贾兰坡的足迹遍布全国,他的身影频频出现于丁村遗址、西侯度文化遗址、峙峪文化遗址、蓝田人遗址等地,一生着述等身。他的研究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建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贡献,同时也奠定了他在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大师级的地位。他把探求古人类学的研究,通俗地概括为:“回答人是从哪里来?到底是神创造了人,还是劳动创造了人。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贾兰坡70岁以前基本上在野外搞调查发掘。88岁那年,他被选为美国世界探险中心会员,贾老说,我现在老得连小板凳也上不去了,怎么能和宇航员同称探险家呢?美国人说,你一生钻过三百多个山洞,没人能和

  贾兰坡在90多岁的高龄还在第一线带研究生,他常戏称“收个学生比养个儿子还难”。从学习上认真的指导到野外工作时对学生安全的时时挂心,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细心周到。贾兰坡的成长离不开裴文中等老前辈的培养,他深知好的老师和前辈能给年轻人带来什么。他说,我要为年轻人抬轿子,我要拉他们一把。贾老曾经写道:幸而世界上世世代代有这么一批“傻人”,愿为追求真理而奋斗终身。在真理面前,他们每有所得就笑逐颜开,一无所获又愁容满面。我们相信,一个人想要为人类作出一些有益的事,就无法摆脱这种苦乐相兼的境界。但是他们从来不气馁……我们的先辈是如此,我们是如此,一代一代下去也是如此。  贾兰坡生前曾经说过“周口店是我的家”。他向单位和家人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能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先生和古人类学家杨钟健先生都已长眠在周口店龙骨山上。贾老早年就表示过身后要与两位前辈做伴,要栖守着自己奋斗过的地方。

  贾兰坡百年之后,祖国和人民了却了他生前的愿望。老人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的精神和信念将永远留守在龙骨山,遥盼着令他魂牵梦萦的“北京人”早日归来。

第十二章田野考古者:苏秉琦

  河北省高阳县人。生于清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0月4日)。1934年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34~1949年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从1949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其间,1952~1982年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兼考古教研室主任。  1978~1984年任考古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从1978年起为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3年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  苏秉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持工作的30年中,为办好这个专业、培育考古人才,充实全国各地的考古队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7年6月30日1时30分,苏秉琦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着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 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

  1950年,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

  1954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

  1957~1960间,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要完成这一课题的艰难程度。但是,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吸取的经典着作的思想、明确的“文明起源”的概念,以及形成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新的认识,却拓宽了他的研究思路,为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他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找到了理论依据。所以,1991年之后,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同时,又考虑了重建中国古史框架,进而探索中国国史问题。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1.苏秉琦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认识过程。“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是苏秉琦的古史框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对此认识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这种思想最早是在1991年8月谈《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时表达的,如“查海遗址出土的十多件玉器,都是真玉,说明对玉的认识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玉的加工是高级加工,使用超越了作为工具和装饰品,而赋予社会意义,除一件玉锛以外,块、匕都是特殊用品,成套,而且集中出土。……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苏秉琦在这里是通过对玉器的出现来考察文明起步的。

  这种思想早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已经萌发,则不过那时是作为从氏族社会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证据提出的。如在该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指出:“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工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

  苏秉琦主要通过对查海遗址距今8000年玉器的考察,针对玉器出现而提出的文明起步的思想,至1992年9月间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明确提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概念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将农业的出现作为上万年文明启步的依据,此时的“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是针对农业的出现而言的。如“农业的出现就是文明的根,文明的起源。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到(一万)两千年前。证据是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自一万年前至(一万)两千年前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并测出了可信的连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在一万年前的遗存中已显现出石器的专业分化。这时期其他遗址(如虎头梁)的尖状器具备了多种安柄的形式,甚至连类似‘曲内’、‘直内’的石器也出现了。它们与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的金属武器、工具应具有源流关系。说明一万年前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启步。”

  苏秉琦将农业的出现、新型石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在1994年1月写《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时,即他的学术体系最终形成之际,又作了重新阐述。如他在该文中谈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时概括了三项内容,其中第二项是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原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苏秉琦在此时是将玉器作为礼器来看待,并推测玉器起源于距今万年左右。所以,他又坚持了原来的看法,将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这种认识上的反复,可能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海河流域的早一个节拍、海河流域又比中原地区早一个节拍的思想有关。因为发现距今万年以前文化遗存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位于海河流域。

  2.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的认识过程。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发展转折”的认识,是在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中提出来的,并伴随着他的学术体系的形成,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认识的变化,对其认识也有变化。

  其最初的认识是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提出的。如“半坡、姜寨聚落可以说已达到了氏族制度发展的顶点。

  也正是在半坡、姜寨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氏族社会的转折,即由繁荣的顶点走向衰落、解体的转折”,他还从聚落形态与埋葬制度的变化、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彩陶无疑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等角度进行了论证。

  苏秉琦的这一认识,显然与1986年,1987年探索中华文明火花爆发形式的研究成果有关。而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时,明确说明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如在该文中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研究时指出:“之所以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因为它是该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距今6000年前已出现了国家,而是说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由此转而衰落,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距今6000年,社会生产技术有许多突破,社会一旦出现了真正的大分工,随着就会有大分化,人有了文、野、贵、贱之分。酉瓶和绘有动、植物纹样的彩陶并不是日常使用的汲水罐、盛饭盆之类,而是适应专业神职人员出现的宗教上的特需、特供。再从聚落形态上看,姜寨所揭露的那个聚落平面是属于距今6000年前的。”  苏秉琦在此时明确提出了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而在该文中论述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时,将农业的出现、新型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前提下,又提出辽西地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如他指出:“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的原始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在这一时代,玉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

  苏秉琦将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定在距今七八千年,比中原地区的转折点早一二千年,也是出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中原地区的早的思想有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辽西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也就形成了新的认识。

  3.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认识的变化。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性质的认识,自1983年7月以来,有过多次提升。其中,在1985年10月7日论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一文中认为,它“是中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形式”;在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认为,它“是燕山北侧史前‘北方古文化’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标志(‘火花’)”;在1986年8月18日谈《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在1985年10月的认识基础之上,又多了一句“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在1986年10月5日论述《文化与文明》一文中,将它作为一种中华文明的火花;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仅提到:“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

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围绕他对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阐述,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如他在该文中论述“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时指出:燕山南北地带“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上出现飞跃。证据是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的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米、高7~8米,顶部有冶铜坩锅残片的‘金字塔’,以及三县交界处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遗址的情况,以及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都表明,不论当时有无‘城圈’,社会确已进入了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阶段”。这是苏秉琦首次将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作为古国来认识。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性质认识的多次提升,最初是与他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有关,而此时则是与他建立古史框架,即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有关。

  4.苏秉琦对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过程。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存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形成他学术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苏秉琦晚年的许多学术活动大都是围绕陶寺文化遗存的研究而进行的。自1979年以来,他两次赴陶寺遗址考察,在近20篇论述中谈到陶寺文化遗存问题。并伴随着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古史框架、形成学术体系的学术发展过程,他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提高的过程。

  陶寺遗址,在正式发掘之前就引起了苏秉琦的关注,并在1979年春他考察陶寺遗址时,就遗址的分期、特征等问题,向发掘者做了重要提示,认为陶寺遗址不同一般。而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正式论述,则是始于陶寺遗址第一阶段发掘获取重要成果之后的1985年3月6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闭幕式讲话中,提醒大家重视早于距今四千年前重要发现时谈到了陶寺。后于1985年11月7日他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谈《晋文化问题》时指出:“……从陶寺起,方进入‘晋文化’正文。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其他如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都如此。

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中原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又于1985年11月14、15日他第二次考察了陶寺遗址之后,在侯马作关于陶寺文化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时指出:“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就是一处古城。道理很简单: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特磬同鼍鼓是配套的,演奏时可以和声。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这是陈于庙堂之上的高级乐器,庄严的礼器。普通的村庄,怎么能有这样的重器?突出地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他还于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指出:“陶寺遗址的文化特征因素明显区别于山西省境内同时期其他遗址,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以上是苏秉琦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前对陶寺文化遗存社会发展阶段(水平)的认识,主要认为陶寺是一处古城遗址,社会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但没有给予定性。而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加深。

  苏秉琦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最着名的他的中华文化六大区系论。他把中华文化分为六个区域:  1、陕豫晋邻黄地区2、山东以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汉水中游区、鄂西区、鄂东区)4、长江中下游地区(宁镇区、太湖区、宁绍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赣北区、北江区、珠江三角洲)6、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昭盟中心区、河套区和陇东中心区)

第十三章最有争议的考古学者:郭若沫

  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县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此理论后来遭到黄现璠等人的置疑,黄曾于1979年着文提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着作如《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  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中,甲骨学“四堂”的名气无人不晓。唐兰先生对四堂的评价是: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四堂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之前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成绩,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地位亦在伯仲之间,难以权衡出个高低轻重。但若从甲骨学学科理论与体系建设这一角度而论,董作宾先生出力尤多。如果没有他在科学发掘甲骨文与断代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甲骨学这一崭新的学科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从金石学古老的母体中脱胎出来。近读《甲骨学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此种感触尤深。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在日期间他娶了一个日本籍妻子,这个妻子没有跟随他来中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但并未请求蒋原谅从前的事情,不久拜见汪精卫。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本人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先在岗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1921年出版)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并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

  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的名人,这在他的各种名衔中就可以看出来。你像权威的《辞海》中就收有郭沫若的辞条,这可不是靠月薪过日子的平头百姓能有的待遇,也不是会两把刷子的舞文弄墨者可有的尊阶。那辞条是这么写的: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着名的社会活动家。但《辞海》的这个说法,在专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里,又变成了这样的说辞: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明眼人早已看出,这两本大书的说法不太一样。解词性见长的《辞海》明确说郭沫若是考古学家,可学术性更浓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却没说郭沫若是考古学家,起码没有明说他一定就是考古学家,这就叫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后脑了。可见,郭沫若究竟是不是考古学家?有的说是,有的两说着,既不说YES,也不说NO。

  但郭沫若在普通社会民众的认知里,却是赫赫有名的考古学家。记得我1978年考取吉林大学读了考古专业后,经常有行外的人听到我是学考古的,就告诉我说,那你们的祖师爷可是郭沫若啊。足见在民众的感觉里,郭沫若不但是考古学家,还有着祖师爷的地位。那么专业人士又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我找到了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在郭老逝世后写过的一篇纪念文章,那文章发表在《考古》这样的专业杂志里,里边有这么一段话:“郭老虽不是一位田野考古工作者,但是由于重视田野考古工作,对这工作也感到兴趣。”夏先生是公认的考古大家,他这个专业角度的评述按说够权威了,权作盖棺定论也不过分:郭沫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起码不是以田野考古为职业的考古学家。

  所谓田野考古这种工作,展开来说有二个解法。一个是你平时的工作是不是多在野外。活忙的时候,到了年根儿底下才回家,过了正月十五又下工地了,都是常态。像我有个大学同窗叫魏坚的,据说有一年在内蒙古的工地上干过300天不止,我真佩服他太太是怎么拉扯孩子而又保留他户籍的,这就是职业考古学家的野外干法。另一个说白了就是会不会挖。所谓会不会挖,就是能不能用考古行业的工作规程要求来把工地做好。做好的标准,首先不是看你挖到了什么,要紧的是看你怎么挖的,挖的科学不科学。这用现在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的话说,就是看在同样的面积或空间里,谁能挖到可供复原历史的信息最多。而不是只拣选完整的器物,不要残片;还不是也拣残片,但不要人骨;更不是也拣人骨,但不要动物残骸等等。一句话,凡是对复原古代人类生活及其生存环境有用的都要收集,都不能丢弃,“弃骨取器”,行业大忌。否则就比盗墓贼还坏,一通乱镐,只顾挖宝,专拣值钱的玩意掏。那是破坏,破坏加犯罪。

  从会不会挖和在野外考古时间长短上来定义考古学家与否,这在业内来说,是衡量一个考古学家起码的基本功,按说无甚不妥。按这个话头,再来看郭沫若是不是能搞掂这两项野外考古工作呢?我检索了一下郭沫若大事年表,见有关他去野外考古工地的记录主要有三次:一次是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过延光四年汉墓。但我记得看过一篇有关他这次考古的经历的纪念文章,具体哪本杂志叫不上来了,好像只有一天半日地考察过或调查过;二一次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张罗挖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定陵,他好像到过不止一次现场;三一次是1968年他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发掘河北满城汉墓,他也到过现场,做过指导。梳理郭老一生到考古野外第一线工地的这三次主要经历,时间都很短,与其说是考察,还莫如说是视察,实际上也就是去看看那些挖出来的文物,而不是亲自动手发掘文物和整理文物。如果只用这样两个标准来评定郭沫若是不是考古学家,说他不是,也无可厚非。

  说到发掘文物和整理文物,行家都知道,这只是考古上的三个工作流程之一和之二,还有一个流程是之三,那就是对挖掘出来和整理出来的文物进行研究。这就是说考古学家述而不作不行,作而不述也不行。换言之,光会挖,常年在野外,那考古学家又与考古队的技工何异呢?那不成了考古匠了么?! 所以,考古学家不但得会挖,还得得有本事把挖到的遗存说出个子午卯酉,研究出点门门道道来。这就叫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厅堂一拐弯,那就是书房啊。

  说到研究出点门道来,那郭沫若的强项就大了去了。比如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所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卜辞通篡》等,都堪称领风气之先的甲骨金文巨着,一直被认为是金石学自宋代以来的巅峰之作。再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主编《甲骨文合集》,扛鼎传世,煌煌列史,更不在话下。他这些大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专着,但遍览中国学术界能用考古出土资料研究文史诸多领域的大家,郭老首当其擘,无人能及其右,这还不算郭老长期领导、关心中国考古事业所留下的那些名垂考古学史的业绩。兹举一例: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文革”期间,他提议恢复因“文革”而停刊的《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学术刊物,经周恩来批准同意实行,成为“文革”中最早恢复的学术杂志,这不但是中国考古之幸,更让中国的学术复兴,在黑暗中见到了曙光。

  可见,郭老能做的那些大事情,考古学家基本都做不来;考古学家能做的专业活,郭老也未见得干得了。照这么说,郭沫若到底是不是考古学家?还真就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七嘴八舌也聊无定论。这就顺了世上的许多事情那样,难解才需辩解,辩解依旧无解,无解方是正解。

第十四章杰出的台湾考古学家:张光直

  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张光直于1931年4月15日生于北京,2001年逝於美国麻塞诸塞州。1943.1946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当代着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

  原籍台湾,为台湾新文学健将张我军哲嗣,195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6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61年至1973年间历任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助教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1977年起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张光直于1974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员院士,1979年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获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87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张光直的研究专长为考古人类学,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张院士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数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有极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专书十余本,论文一百多篇,其中《古代中国的考古》(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一书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最主要着作。张光直曾于民国五十八年和六十一年回台湾主持「台湾史前史研究」和「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两项大型研究计划,其结果不但为台湾古代历史文化的重建有重要贡献,而且对台湾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光直曾经在四六事件中被逮捕,後来获释。自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後留学美国,取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张氏学术主要成就有二:一、开创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的研究,自1970年代在蔚为风潮;二、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代表作《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1986年,中译 《古代中国考古》) 一书迄今仍为涵盖面最广泛且讨论最深入的中国考古学专着。

  张光直在他早年生活自述中,把自己称为“番薯人”。 之所以叫番薯人,那是因为公元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本在黄海及刘公岛海战中失利,被迫将台湾岛割与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称们自己为“番薯人”。 可张光直这个番薯人,却出生在北京。

  16岁之前,张光直一直随着父亲张我军生活在旧北京。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本是台湾台北县板桥乡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的孩子。后来只身北上读书、工作,曾任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教师,直到台湾光复的1946年才回到故乡台湾。张我军是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回到台湾后,张我军利用所工作的《台湾民报》,介绍大陆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文学革命主张,对台湾的年轻一代产生很大影响。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本诗集出版之际,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实行严厉的思想钳制、推行“皇民化”文化、禁止汉语传习的时期。台湾人为了民族尊严,只好在各地创设诗社,以集会作诗为掩护,来延续民族文化的传递。不过,当年所有的诗作都是古风、律诗和绝句,到《乱都之恋》出版后,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由于从小生在、长在北京,张光直能说一口标准的漂亮的京片子,并且一生都对北京充满了浓浓的怀念情怀。在《番薯人的故事》里张光直用一种哀伤怀旧的笔调,写出了一个少年眼中的老北京:每天上下学走上高高的城墙,故都的景色一览无余;烧饼、麻花、炸油饼,又酸又苦的豆汁儿,蒜味钻鼻香的煎灌肠;热闹的厂甸,东西便宜,应有尽有。12岁的张光直曾用一块大洋买到一张宋拓的集王羲之字的《大唐圣教序》……除此之外,便是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与反抗;作者的老师,回校时用毛巾包着几个馒头,这是一个礼拜的伙食——这个相当有名的数学家,最后倒卧冻死在风雪之中;早上在西单和东安两个市场上,报摊上竟然可以买到隔日的《解放报》、《晋察冀日报》,还有土纸印刷的《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书刊,而每天冒着危险在冰冷的水里沿着护城河往来运送这些违禁报刊的,有一个正是作者小学的同班女同学,这个地下党员竟还是文化大汉奸管翼贤的女儿。

  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他在师大附小和附中读书的生活。由于品学兼优,从师大附小到师大附中、从附中初中到高中,张光直都是被保送的。尤其让他骄傲的是,师大附中是公认的北京最好的学校。从初一开始他结识了一生的好朋友温景昆。1946年家人回台定居时,他本来舍不得离开师大附中,但因为生病功课落了一大截,只好随家人返台。在《番薯的故事里》,张光直先生在回北京的生活时深情地提到:“不能忘记师大附中的校歌:附中,堂堂正正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你是个神,愿人生大同。你是个海,涵真理无穷。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可以说,正是这故都文化的历史底蕴,孕育乃至影响了张光直的一生。他的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并为此竭心尽力,奔走于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各地,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

  从小就学习优异的张光直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跟随家人回到了台湾,在台湾着名的建国中学读高中。他的优秀学识迅速得到大家公认。受当时一位大陆去的魅力非凡的中文老师的影响,再加上在北京生活的那段背景,张光直的身上有着在那一代大陆青年身上可看见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热情、理想和勇气。1949年4月6日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发动了镇压台北教育新闻界的所谓共产党员的“四六事件”。大约有二十人被捕,张光直就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位高中生,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一年时间。  张光直从监狱惊恐的阴影中走出,精神有所震动,但却不愤世嫉俗。一年的牢狱生活,张光直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出来以后,他对“人之所以为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出来以后,他没有继续念书,在家里自己读点书,后来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考这个系的基本原因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

  当然,张光直报考这个专业也深受两本书的影响。第一本书是由其父、着名的台湾文学作家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书里讲述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8年时又读到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裴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这使得张先生更加向往考古学。当时的考古专业是极其冷门的专业,但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台北,张光直为能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精英而深感幸运。李济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对他的确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4年,张光直从台大毕业,决心走出国门,到美国深造。他如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有两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张光直跟随他掌握了传统的欧洲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另一位是在考古学上提出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Gordon Willey。张光直对聚落形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很感兴趣,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生时便发表了关于美洲聚落考古的论文,为他后来写《古代中国考古学》这部重要着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由Willey作指导,是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用在中国史前史的成果。

  张光直的确是一颗才华横溢、光芒四射的星星。他在哈佛做研究生时,着名的莫维斯教授看这个亚洲学生总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教室里,也不记半字笔记。而到了考试,这个学生却交了一份理论丰富、证据翔实的答卷,教授这才知道班里有一个天才青年。在还没得到博士学位之前,张光直就已经被文化人类学大家罗克教授称赞:“快要在我们系里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真了不起,十年来在人类学系里读博士的学生都比他不上。考博士口试时,他对各教授问他的各问题,答得那么应对如流,对理论对事实,都能把握得那么精深正确;不到半小时,大家都认为不须再问下去,于是都起来和他握手道贺。现在我们已经内定了聘他在本系做助教,今夏交博士论文后,即正式发聘书。”

  此后的张光直可谓声名显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为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

  张光直先生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史前考古,在学术上的贡献可谓硕果累累。他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中国文明的地位问题和史前时代东南沿海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几个问题的阐述中颇有建树。  1986年,张光直提出:中国文明的形成与西方文明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有城市、有国家、有文字、有伟大艺术的新社会的产生,不是生产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不是贸易商业起飞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秩序所造成的财富过度集中的结果。这条道路是非西方世界文明演进的共同道路,比如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大洋洲地区的文明等,都属于这条道路的例证。因此,社会科学应当根据体系完备、资料翔实的中国的历史经验重新思考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问题,应该修正现行世界史教科书中洗发膏本位主义的流行观念。

  张光直的研究,一下子将中国考古学从中国历史的范畴中拉出来,置身于世界文化舞台当中,置身于文化演变的复杂过程当中。80年代以来,当中国考古学研究初现多元化色彩之时,张光直先生的研究不但成为这块多元色彩中最为醒目的一块,而且对这种多元化的来临起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相互作用圈”理论,“亚美巫教底层学说”等,他介绍和倡导的聚落考古学等,不但赫然成为一家之言,也已经够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方法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张光直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架桥人”。他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带到了中国,为中西方考古学的接轨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张光直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不被西方学界所承认,张先生可谓是改变这一局面的第一人。李润权先生在《张光直教授的学术成就》一文提到:“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 我曾经听到中国的有些学者说,张光直的最大成就是及时地把中国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介绍给西方世界。”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有了改善。1975年,张光直参加美国古人类学家代表团,在离开北京近三十年后第一次访问北京。那时,与中国考古界同仁接触的机会仍非常受限制,在紧接着的1977年他又回国作了探亲旅游,1978年随汉代史研究代表团访华。但中国的政治状况渐渐好转,张光直利用各种资金资助,邀请中国大陆考古学家去美作学术访问,起先是短期交流,后来则作较长时间的地停留。开始这种机会仅限于年高资深的学者,80年代中期以后,年轻考古学家也陆续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张光直不知疲倦地担当着主人的角色,组织了无数次演讲、圆桌讨论、学术沙龙和宴会。自1980年开始,张光直还接纳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到哈佛攻读学位,他的一些学生在进入哈佛之前,也曾在中国接受过考古学训练。在80年代,他组织过两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国际商文明学术会议”和1986年在弗吉尼亚的“古代中国和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当时,外国学者还根本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参加考古学术会议,台湾学者也禁止前来大陆,大陆学者访问台湾更不可能。这两次会议为海峡两岸的学者以后的经常交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80年代和90年代,张光直频频出访中国,有时一年几次。他对各地的大学作了短期访问,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张光直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中国大陆进行发掘,并为此奔走劳碌,甚至都已经争取到了基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得以实现。

  《古代中国考古学》是在张光直先生最有影响的着作之一。该书至今已经出版了四版,用英美人熟悉的语言全面介绍古代中国考古学,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传递给西方世界,成为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的教材,影响极其深远,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贡献巨大。《古代中国考古学》《商文明》等书,已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圣经”,至今无人取代,被誉为是“比任何其他着作都更能把古代中国放在美国人类学意识的地图”上的对中国考古学的典范分析。  张光直先生一生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在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考古专业,使哈佛大学成为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中心。这是他毕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身患重病后非常放心不下的一件事。这样的担心不但“涉及到中国考古这个学科,而且关系到对古代中国的整体研究。”张先生还是台湾考古学的创立人,为台湾的史前考古做出了杰出贡献。1994年他经过多番努力,促成了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的成立,并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主持的“台湾史前史研究计划”和“浊大计划”是两个影响深远的田野考古项目,对台湾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张光直先生一生培养多位英才,也影响了多位学者的学术道路。许倬云、余英时、徐苹芳、巫鸿、李零等学者们,都对先生勤奋严谨、大气磅礴的治学风格,谦虚礼貌、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以及外冷内热、志存高远的气质性格有着深刻印象。张先生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组织办事能力上,都表现出了无穷的动力,感染和鼓励了众多学者。

  1996年亚洲研究学会授予张光直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在授奖辞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张光直教授为中国和东南亚考古的进步和发展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他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杰出贡献,无人能望其项背。张光直教授几乎是独立一人担负了培养三代考古学研究生的重任,这些学生目前正执掌着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重要大学的教席……亚洲研究学会特此授予张光直教授最高的学术荣誉: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学会主席和各位成员与光临今天授奖仪式的诸位一道,宣布张教授为我们学会最杰出和最有成就的一员。”   在成就和名誉的背后,张光直先生常年饱受帕金森症的煎熬,1997年虽做了脑部胚胎移植疗法,健康却无起色。但他无言地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争取时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1年1月3日,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病逝,享年七十岁。

  然而,正如余英时先生在怀念张光直先生的文中所言:“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

  昭穆制、宗法制和封建制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三个关键制度。二十世纪初期伟大的中国古史学者王国维曾经相信昭穆、宗法与封建制度是周人的发明与商人的制度相异。实际上,照新的材料与新的研究已经很清楚的指明,这些中国青铜时代大部时期中的中心制度。如果将这些名词用比较熟知的人类学术语来作临时性的定义,我们可以将穆称为两元性的首领制度,将宗法称为分枝的宗族制度,将封建为分枝宗族在新城邑中的建立。

  (1)昭穆。在青铜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最上层坐着国王和他的王族;后者是由王和有继承王位资格的或与有继承王位资格的人有直系关系的全部男性亲属和他们的女性的配偶所组成的了这个单位多半是封闭性的,而且是部份的内婚的。依据近来对夏商王制的研究,三代(除了周代后期以外)的王位继承制度可能是在内婚王族之内若干产生继承人的单位之间轮流继承的制度,而这些单位分为两个主要的单元。在王室的祖庙里,这种两元制度便反映为周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所谓昭穆制度——昭级的祖先排入在中央的太祖的左边(即东边)的昭庙里,而穆级的祖先放入右边的穆庙里。在这里应特别提明一下的是这种轮袭的说法,只是祖庙昭穆制的可能解释之一,而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在这上面的看法是并不一致的。

  (2)宗法。上述的王族是位于一个父系氏族的尖端上;这个父系氏族的成员宣称他们都是由同一个神话传说中的祖先传下来的。氏族的下面又分为若干宗族;宗族的成员彼此都有从系谱上可以追溯下来的血亲关系,而在同一个宗族之内其成员根据他们下室式的房屋。

  当为不同的氏族所支配的列国发生接触关系时,它们彼此时常变化的地位要由好几个因素来决定。婚姻关系不但能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团结,而且会帮助决定,或至少反映着互相通婚的列国之间的相对政治地位。相对的地位也可能由战争来决定,而战争俘虏形成社会的最低的阶级。

第十五章功不可没甲骨学家:董作宾

  着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他这句话里提到的郭董罗王,即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和王国维(观堂)。因为他们的名号都有一个"堂"字,便有了"甲骨四堂"之说。的确,他们四人在早期的甲骨学研究中各自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董作宾,原名守仁,字彦堂,1895年出生于河南南阳。他6岁入私塾,16岁高级小学肄业。他虽家境贫寒,曾辍学经商,但一直坚持自学。1915年他从县立师范讲习所肄业留校任教。1925年,董作宾从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他先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和河南中州大学。1927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同文学院代院长傅斯年结为知交。之后,入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28年,回宛在南阳中学任教。同年暑假,他去安阳考察,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即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10月,董作宾首次发掘获得甲骨残片784件,此后又先后15次参加安阳小屯村殷墟发掘。他又参加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曾任教于中州大学、中山大学等,1928年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研究员、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

  他对甲骨学的贡献在于他曾于1928~1934年间8次主持或参与了安阳殷墟的甲骨的发掘,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出土的甲骨文及文献记载进行综合研究,他第一个发现了殷墟甲骨卜辞中记“贞人”之名的现象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王国维大师。后来,他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后,他被聘为通讯员。同年受命到安阳进行殷墟调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阳考古的科学研究工作大面积地展开了。特别是1929年秋,在第三次挖掘中人们发掘出4块较完整的大龟版,它们处于同一时代,体形巨大字迹众多,一出土就引起了董作宾的关注。

  在这4版龟骨之上频频出现一个过去谁也不认识的字,这个字出现频率之高为所有甲骨文字之最。对它的解读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这个字为官名,有人说这个字为地名。然而无论是哪种解释,代入句子中都感到不通顺,后来董作宾经过仔细对比,第一次提出这个字应该是今日汉字中的“贞”。

  贞,就是贞卜问命的意思,贞字的读解是神来之笔的灵感,它使人们第一次认清甲骨文存在的意义,甲骨之上的文字,并非记录历史的档案,而是商王求神问卜的答案。董作宾对大龟4版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从中又发现了占卜机构及其官员的存在,从而确定甲骨文开头贞上一个字为人名,即卜问命龟之人。

  如果把贞人的时代确定下来,那么人们就可以利用贞人去断定甲骨文的时代,这个看似简单却极为重大的发现被郭沫若誉之为“顿若凿破鸿蒙”,它的发现也使甲骨学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进而确立了因贞人以定时代的甲骨分期断代标准。

  商人崇尚天命,凡事必先占卜询问神灵,然后才决定是否可行。这些祭祀祈祷活动,都通过贞人来实施。在贞人的解读下,商王相信自己终于获得了确切而又完整的信息和答案,当占卜结束后,贞人将原因与结果记录下来,刻在这些甲骨之上。一条完整的卜辞,记录着占卜日期、占卜者所占之事是否应验以及是否采用等内容,具有重要而丰富的史料价值,因此可以说,甲骨文相当于殷商王室的秘密档案库。

  1932年,他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3月,他发表了《甲骨文时代研究例》,确定了识别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10个标准。从1928年董作宾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也由此开始对甲骨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和专着。他最早提出甲骨断代的10个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殷先王称号、殷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异域地名、铭文所述人物、铭文语法结构、铭文表意标准、铭文书写形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他成为当时中国最着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一代甲骨学大师。他编着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迁往长沙、桂林、昆明、南溪,并主持该所工作,继续研究殷代历法。

  1934年3月,安阳第九次考古挖掘工作在侯家庄开始启动了,数十天后,这里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因为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王陵,这些巨大无比的大坑是死去商王的大墓。王陵气势恢弘,形制壮阔,面积最大达1800多平方米。

  这一次的考古挖掘规模空前,它使人们对神秘的商王朝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学术界摸清了殷墟王陵区宫殿区的格局,认识到了殷商都城。

  但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发掘被迫停止。

  此前在安阳殷墟大规模的15次发掘中,第十三次发掘给了世人一个巨大的惊喜。1936年6月12日,第十三次殷墟发掘已进入扫尾阶段,作为发掘队长的郭宝钧决定就在这天结束发掘工作。下午4时,正当人们在忙碌之时,突然从一座坑里传来一声惊叫。

  原来在这个距地面有6米深的大坑北面壁上,突然出现一具身体蜷曲的人骨架,当人们清理完骨架周围的土层时,出人意料的是人骨下竟然是一大片从未扰动过的甲骨层,当现场的发掘队员们准备着手揭取坑中的甲骨时,却发现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

  这些错落有致的龟版彼此叠压在一起,让人不知该如何下手。出于安全考虑,有人提出把这坑甲骨整体搬家的主意,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把它整体挖出来搬到南京,再一点一点地保护发掘。

  由于年代久远,这个编号为H127甲骨坑内的甲骨与泥土已经紧密粘连在一起,经过四昼夜后,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装在木箱内,并用铁条紧紧加固,当时的这个木箱重量达到6吨。

  如何把6吨的大木箱运到2公里以外的安阳火车站呢?64个老工人肩扛、杠子撬,走了两天才到了火车站。

  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经过技工专家们长达8个多月的细细清理,剔剥、绘图、 编号,H127甲骨坑终于显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H127甲骨坑出土的龟骨总数达17096块,其中仅完整的有字龟甲就有300块之多,直径达44厘米的特大龟甲更是前所未见。这是安阳殷墟历年考古中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些甲骨非常完整,如果按一片甲骨有10字来平均计算,那么这1万多片甲骨之上,将有17万字。

  经过研究专家们发现,这1万多块甲骨几乎全部出自商王朝的武丁时期,这些甲骨刻的内容十分广泛,上至天文星象,下至人间百事,无所不包。

  商王武丁是盘庚之后的第二代帝王,在位59年,频繁出征作战,以其赫赫武功扭转了商朝一度衰落的国运,拓展的疆域辽阔,史称他统治的时期为“武丁中兴”。

  三千多年后,昔日繁华喧嚣的帝都早已成为发黄的历史,唯一不变的是这里一片片硬朗的甲骨风采。在殷墟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的150多万字中,有5000个左右的单字,目前人们只认出不到2000字。

  谁还能发现新的甲骨呢?谁还能继续破解三千多年前商王朝留下的秘密呢?今天,在小屯村的旁边,人们完整地保留了商代宫殿遗址,成为这个王朝的岁月见证。

  要说中央研究院,首先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科学家,也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民主革命家。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很快就使北京大学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他聘请的教授中,有提倡共产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有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有主张汉字革命的钱玄同,还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忠于清王朝的辜鸿铭等。他认为人才难得,只要学有专长,就加以聘任。"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毅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表示要与腐败的北洋政府断绝关系。1927年,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决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对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考察研究,准备着手发掘。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满清政府疲于应付内外的交困,根本无暇也没有能力顾及国之瑰宝——甲骨文的保护与研究。一时间,京津沪的文人墨客、上流人等,无不言必甲骨、话必契刻。为此,他们跑遍了药店,也买遍了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在几无所获之后,就更盯住了古董商的搜求。古董商为了囤积居奇,赚取更大的利益,便大肆宣传说,安阳小屯早已没有甲骨出土了。当时社会上,似乎自己没有收藏几片甲骨文,就不是文化人一样。上海滩上就有一位如此附庸风雅的人物,那就是收藏甲骨28000多片的刘体智。虽然,他称得上是一个收藏大家,但是,刘体智到底还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还得求别人帮助。在中国的外国人呢,以传教士为主,他们中不少人接受过新学,手头银子又多,便疯狂地掠夺中国的宝物。小屯村里,由于时常有古董商坐催,农民也都大肆进行盗掘。挖来挖去,把个好端端的耕地戳得尽是窟窿。有的农民挖出了甲骨,结果,地主找上门来,说地是他们家的。有的因为挖甲骨,地洞塌方出了人命。一来二去的,有的甚至打起了官司。同时,大肆的盗掘也毁坏了不少文物。

  可是,时间已经过去将近30年了,安阳小屯的地下还有甲骨文吗?这片殷墟遗址上还有科学发掘的可能吗?于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派董作宾来打打前站。1928年8月,董作宾乘上京汉铁路火车,风风火火地赶到安阳。站在简陋的站台上,董作宾四下看了看,一片破旧,一派苍凉。此时,董作宾大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趟安阳之行,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殷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下火车,董作宾住进一家小客栈里,简单一收拾,就直奔彰德十一中学而去。

  彰德十一中学,其前身为安阳中学。安阳中学的所在,即是宋代名相安阳籍人氏韩琦的昼锦堂。我国近代着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曾在这里教授过算学和法语,之后,他留学法国,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彰德十一中学校长名叫张尚德。张校长小时候就听祖父说过,安阳小屯地下有龟版,这龟版是神物,能知凶吉,上面还有古老的文字呢。他一直想去看看。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董作宾来到学校,说是询问甲骨文的情况。于是,张尚德打开了话匣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直听得董作宾双目放光。他们约好,第二天去小屯踏访。

  出了校门,董作宾没有立即回客栈。他沿着南北大街来到了钟楼。钟楼位于老城中心线上,登高远望,彰德风光尽收眼底。钟楼往东几步光景,路北有一爿小店——专门经营古董的“遵古斋”。董作宾迈进遵古斋,店掌柜王嘉瑞起身迎接。一听说问的是小屯的事,王掌柜的以为来者也是古董商哩。

  王掌柜是本地名门望族,城里乡下都有房地产。老大王嘉祥在弟兄几个里面读的书最多,平时也爱收集个古玩什么的,在彰德城里,凡有个古画、瓷瓶、铜器的,都爱找他鉴定。自从乡下出了甲骨文,来安阳的古董商自然多了起来,遵古斋也就应运而生。这几年,南北四京的古董商可没少在安阳落脚,遵古斋也就成了他们商讨买卖的好地方。遵古斋忙了,弟兄们都来帮忙。然而,要说鉴定的好眼力,还是老大为最。于是,老大王嘉祥亲自出马下乡收购,老四王嘉瑞倒成了掌柜的了。

  董作宾见了王嘉瑞,问得极为详细。王嘉瑞呢,也是竭尽全力。正在此时,又进来一位,他就是被董作宾称为“真正的天才”的河北人蓝葆光。以刻伪片而闻名的蓝葆光知道了董作宾的身份以后,就郑重地送了一片自己刻的完整的龟腹甲给他。董作宾接过这块假造的龟版看看,只见其背后的钻灼都是原来的。只是原来的龟版上刻得文字较少,蓝葆光又加刻了许多而已 。不过,蓝葆光的“手艺”也只能糊弄一点也不懂的人罢了。因为他不懂甲骨文文例,刻的卜辞也就牛头不照马嘴。董作宾稍坐片刻,便起身要走,又随手掏给蓝葆光几块银圆。

  第二天,好一个秋高气爽的晴空丽日。董作宾与张尚德一同前往小屯。出了北门,他们俩叫了一辆车子,一路秋风习习,不一回儿,就已经看见小屯村了。村头绿树阴下,有一座破旧的五圣祠。祠前的空地上,几个农民坐在那儿聊天。听说来意,正吸烟的老者连连摇头:没了没了,早点儿干啥了?不看看啥年月啦!那位年轻一点的说:怎么没有?想找咱去看看!他小声地俯在董作宾的耳朵上说:“家里都有藏货呢!”说着,他自告奋勇要为董作宾带路。绕过一家家农户房宅之间的窄狭的曲径,穿过村子,眼前豁然开朗。远远地就看见了一里开外的洹河。殷墟小屯三面环水,真乃风水宝地耶!此时秋粮正壮,走不进人去。一见有了上边来的人,就一两个三五个地跟了上来。董作宾听村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二三十年来挖宝的情况,又独自沿着洹河西去,走了一会儿。他看见地上一个白点子,低下头去抠了出来,原来是一块刻字甲骨呢!一路上,他竟得到大大小小十几片甲骨,当然,都是些碎片片,上面字不多。

  在小屯村,董作宾还被告知,除了古董商的大肆收集,外国人也对甲骨文特别地垂青。为了发财,村民们大都投入了其中去。村上有个地主叫朱坤的,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挖宝队,他让雇来的青年农民住在地里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垒上炉子,支起大锅,正而八经地干了起来。一见此景,邻家也不示弱,也顾人干起来。三弄两不弄的,两家发生了冲突。主人一招呼,双方拉起架子,竟要决一死战。后来,还告到了官府。县官下令:谁也不得再挖宝贝,这才偃旗息鼓。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饥寒交迫的村民们又一次相约挖宝。直到1928年的春天,北伐军在安阳一带作战,驻兵洹水南岸。农民们不能种地,只好又挖起甲骨来。

  董作宾回到北京,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立即得到蔡元培院长的重视。没有几天,董作宾带着500元的发掘费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董作宾依然住在第十一中学里,每天到小屯去发掘。他和郭宝钧、王湘、李春昱等人一共进行了17天的发掘,共出土甲骨文854片,还出土不少铜、陶、骨、蚌、石、玉器等。

  从1928年至1937年,由此开始的殷墟科学发掘一直进行了15次之多,永远地载入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册。 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开创之功,功不可没。

  董作宾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知识渊博,广泛涉猎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等,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着作。由他发端的殷墟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着。

  1942年4月1日,董作宾在四川南溪写到:“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着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也。”他回忆当年春天在成都访问郭沫若时的情景,感叹与之“神交十载”,自叹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他发誓一生从事甲骨文研究,“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

  1949年,董作宾到了台湾以后,受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董作宾一生着作甚丰,有专着十余部。1949年以后的有:《中国年历总谱》《甲骨学六十年》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为其代表作,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董作宾重视对甲骨的描摹,抗战期间,1938年史语所在昆明龙头村时,他对发掘出土的甲骨大量描摹,为日后书写甲骨对联打下了基础。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

  离开了祖国大陆,离开了殷墟,困守孤岛,晚年的董作宾对甲骨学的发展趋势十分悲观。他在1956年所写的《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中说: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他未能看到祖国今天的发展,甲骨学今日研究的盛况。

第十六章中国生产工具史学科奠基人:荆三林

  他是着名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生产工具史学家,去世前任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人类学会、河南省科技史学会、河南省博物馆学会理事和中国农业史学会顾问、中国生产工具史研究会理事长、郑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美国西部矿业与工业博物馆特邀馆员。

  荆教授系河南荥阳、王村乡段坊人,汉族,文甫先生第三子,生于民国5年(1916)。民国18年到开封私立中州中学读书,次年到河南省博物馆当练习生。从此,他爱上博物馆这一行。先后自学考古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等基础知识,博览了中外社会发展和科技史,开始走上博物馆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道路。1942年,因学术成果突出获中英科学奖金;同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破格授予教授资格,时年26岁,为当时最为年轻的“钢”教授(注:留洋归来者为洋教授、本土毕业者为土教授、自学者为钢教授)。历任南京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中央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教授。  一生着述400余篇。主要着作有《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史前中国》、《西北民族研究》、《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考古学通论》、《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博物馆学大纲》、《博物馆学通论》等多种。  二、小传:  荆教授生于民国5年(1916)王村乡段坊村。其父,字文甫,晚清贡生,饱学之士,维新派,与维信派首领康有为是忘年之交,康有为先生曾称其“经畲堂”(畲音玉),其意为图书馆。荆教授系文甫先生老来的第三子。

  文甫先生一生不得志,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第三子身上,曾作诗:“……生子悬虎矢,望儿老大成。”

  民国年19年,荆教授(十四岁)到开封私立中州中学读书,次年到河南省博物馆当练习生。从此先后自学考古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等基础知识,博览了中外社会发展和科技史,开始走上博物馆学和考古学之路并获得骄人的成就,被称为开封四大才子之一(注:当时开封四大才子为:荆三林、臧克家、姚雪垠,郭伯恭)。

  1942年,荆教授因学术成果突出获中英科学奖金;同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破格授予教授资格,赴重庆任职于南京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教授,兼中华大学教授。(注:时逢抗战时期,当时该校不在南京而在重庆)。

  1945年,任国立兰州大学教授,兼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

  1947年,任国立西北大学教授。期间,撰文《一叶知秋》,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后因支持爱国学生和地下共产党的进步活动受国民党当局迫害,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于1948年春投奔解放区,当时解放区的《解放日报》(?)以“水流千年归大海,荆三林教授到解放区来!”给予了热烈而高度的评价。同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949年前往沈阳,任“东北商专”教授。不久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随军南下1950年至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

  1954年调离厦门至山东济南,任山东师范学院教授。

  1956年,荆教授为支援家乡文化建设请缨回到郑州,任郑州大学教授及历史系筹备委员会委员。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从此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先是1958年被错划“右派”送往西华劳教三年,后又时逢“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右派”+“翻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臭老九”,接下来又因其历史、考古专业的缘故,又被扣上“反动复古分子”的帽子,成了“三料‘臭老九’”,不仅身心受到折磨。也严重影响到他的科研工作。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他才得以平反昭雪。时年他已是62岁的老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自1978年始,荆教授拼命工作,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积极投入社会活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中国人类学会、河南省科技史学会、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学会的理事和中国农业历史学会顾间、中国生产工具史研究会理事长、郑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美国西部矿业与工业博物馆聘为特邀馆员。

  1982年,退休的荆教授已经70多岁高龄,但他不顾年老体弱,第一个主持开发荥阳、巩县(现巩义市)及新密三县交界处的”大环翠峪景区”的开发工作,他与年轻人一起跋山涉水,察看景点,组织路线,并第一个在这里办了旅游大学。最感人的有一年冬天他为了去察看这里的古城堡,早早地起了床,带上大饼,冒着寒风,一路上渴了就凿开冰,取山泉水解渴,直到晚上7:00还在山上。他就这样在这里一干就是10年,不求回报,直到1991年去世。

  1991年3月4日天气阴霾,下午18时突然下起大雪,与此同时,史学界一代巨匠荆教授因患食管癌医治无效在郑州武警医院逝世,终年75岁。

  荆教授去世后,荥阳、巩县(现巩义市)及新密三县领导及景区民众的强烈要求下,荆教授被安葬在三县交汇处“大环翠峪景区”,靠荥阳一侧的“浮戏山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内。

  荆教授l7岁时即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易经时代社会情况讨论》,提出“夏代为中国第一个朝代,从夏到西周为奴隶社会,在殷、周之际,即孕育着封建制度”的论述。他的这一论述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并被采纳。民国24年加人中国博物馆协会,先后发表《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地方博物馆的目的及组织问题》、《科学博物馆的目的及组织问题》等论文。

  民国21至28年,荆教授先后到鲁、豫、陕、甘、青等省调查原始人类文化遗址,发表《安特生“彩陶分布说”的矛盾》等论文。提出中国文化是源于中国本土,主要是中原,不是中国文化西来,而是中国文化向西分布的论点,义正词严,有理有据地批驳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轻蔑。

  1957年6月三林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政治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种种打击,下放到郾城农牧场劳动。逆境中,他仍毅然沉着地坚持学术研究。在郾城放羊时发现一古村落遗址,写出《郾城古文化遗址初步调查——复论殷商源流》近3万字的文稿。劳动之余,孜孜不倦地研究考证。又写出《中原历史物质资料丛论》约50万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他平反昭雪。荆教授决心把晚年全部精力献给党和人民。潜心研究中国生产工具的发展,写出《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博得中外学者的重视。1983年郑州大学为三林招收“中国生产工具史”硕士研究生,委托他带一名美国来华留学的 博士研究生。他深入调查研究济水与汜水源和黄河古道的变迁,帮助黄河游览区查清了附近有关名胜史迹。

  1984年冬,荆教授根据《巩县志》、《汜水县志》的记载详细考察浮戏山地区的有关史料,不避严寒酷暑,攀登几十个山头,翻越数十条沟壑,经过几个月的艰辛调查,弄清浮戏山的历史沿革、地貌地况,查清各山头从春秋战国至宋、元、明、清所修筑的山寨城堡共22个。并聘请中国军事科学院、南开大学等学术团体到浮戏山考察论证。写出《浮戏山古城堡群的发现》及《建立中国军事建筑工程历史博物馆》和《建立汜源公园》倡议书。

  1987年又写成《浮戏山丛考》,广泛印发宣传。经过辛勤努力,l987年12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浮戏山为省级风景名胜区”,荥阳县成立“浮戏山环翠峪史迹名胜管理处”。从此,浮戏山游人如织。

  荆教授一生发表着述400余篇,无法一一列举,其有代表性的主要着作为:《易经时代中国社会状况之讨论》、《安特生“彩陶分布说”的矛盾》、《史前中国》、《西北民族研究》、《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考古学通论》、《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博物馆学大纲》、《博物馆学通论》等

第十七章新时期的夏鼐:宿白

  宿白是我国着名考古学家,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辽宁沈阳人。

  在上中学期间,他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学生越想知道。那时,他不清楚沦陷区和后方有什么区别。

  1939年,宿白先生考上了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那时,日本人不希望学生干别的,就希望大家念书。觉得有这样一所大学上、可以学历史很好,所以也没有再往后方去。

  当时的历史课对我来说非常新鲜,而且还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一无所知的。这个时期,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关门以后,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宿白先生的本科在历史系,但别的院系的课可以选。

  1944年毕业以后,就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时听了不少哲学系的课。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冯承钧先生教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他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他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抗战胜利以后,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回来了,就把我们这个北大解散了,宿白也没有着落。冯承钧先生问他打算上哪儿去,他说没地方。他就问愿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宿白说这工作我很喜欢,他就写了一封信把他介绍给了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

  后来,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宿白。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

  宿白先生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开始上课并带学生实习。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实际上,从1950年开始,就一直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停止。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从1952年到1964年,他教的主要课程是汉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从1964年到1974年,什么事都干不了,书都被封了。后来回想,幸亏封了,不然也保不住。所幸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所以还算清白,没受到太大冲击。

  宿先生是我国最早接触西藏考古的专家,着有《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考古界有传闻:宿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条件有限,不可能用尺子测量。然而他画的图,都是用步量或目测,八九不离十。1959年,他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考古队,用专车拉着他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当时宿先生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就没继续管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他去参加。他发现,很多寺庙在“文革”被毁掉了。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图都是我那时自己画的,现在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这离他当初去西藏调查已经隔了三十多年。 他提起1959年宿先生去西藏考察文物的情景,宿老说:“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

  宿先生是世界着名石窟和石刻研究学者,1958年主持河北邯郸涧沟齐村龙山——商周遗址的发掘,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工作,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对响堂山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都作过测绘和研究。他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宿先生担任了系主任,开了不少新课。我问他怎么会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宿先生答道:“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九一八’事变时我读小学四年级。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老师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宿先生那代文化人,富有生活情趣。拙作《日照香炉》书名就是宿先生所题,笔力遒劲,为拙作增光添色。他除了一手好字外,还是一位篆刻家。《宿白印谱》一书,是当今文人治印的珍贵印集,印风醇厚,印面素洁雅秀,是篆刻、书家闲章不可多得的印文素材。

  我同宿先生谈及韩国人欲将书法作为申遗内容,理由是王羲之写《兰亭序》时用的是高丽纸。宿先生笑道,荒唐。当我告诉他《文汇报》和松江区政府拟将中华祖帖晋代陆机撰写的“平复帖”迎归故里省亲时,宿先生说,这项活动创意很好,可以提升国宝平复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说新疆、甘肃出土过汉代的纸张,你们可以借来展出,告诉世人真相。他还乐意担任中华平复帖国际书法大赛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顾问。

  宿白先生是一个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文化人,堪称一代师表,虽说是奔90岁的人了,但精力充沛,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朝气。

  宿教授毕生致力于我国考古研究事业,1992年退休后,时刻萦绕在心的仍是考古研究,他淡泊名利,勤奋求索,不断升华自己的人生境界。几年来他拖着羸弱多病的身体先后奔赴甘肃武威、河北宣化、山东青州等地考古,同时发表了《武威行》、《宣化考古三题》、《青州城与龙兴寺》等数篇文章。现在,年近八旬的宿教授仍是雄心勃勃,劲头不减,近期还打算去河南开封考察宋代都城遗址;同时还要完成自50年代初就已筹划的《中国历史考古论集》一书。该书将要收录宿教授从汉到元考古论文20多篇,不仅是简单整理,还要结合当今的考古研究对过去的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改,又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宿教授执教一生,从未离开考古专业教学岗位,从北大第一届考古专业本科生,到考古硕士生、博士生,教过的学生早已满天下。至今他关心的仍是中国考古事业的人才培养,特别是中青年人才缺乏问题,他多次呼吁有关部门,希望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他期待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关心祖国的历史,关注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第十八章唐汉专家:王仲殊

  王仲殊先生1925年10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50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8月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该研究所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及《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等,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曾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分科主编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国际上,先后被聘任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德国考古学研究院通讯院士、日本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日本冲绳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获第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

  王仲殊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兼及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多次在河南、北京、湖南、陕西、山西、河北、吉林、黑龙江、四川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其成果见于有关的发掘简报和正式的发掘报告。曾应邀赴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前苏联、越南、阿尔巴尼亚、伊朗、秘鲁、墨西哥、美国、日本、韩国等外国进行访问考察,在大学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专题讲演;归国后撰作访问记或有关的论文,在美国出版由讲学的讲义编成的专着,在日本则发表历次讨论会上的许多演讲稿,分别编成专书出版。

  王仲殊先生的学术着作有《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六顶山与渤海镇》等合着的考古发掘报告3部,《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韩译本)、《汉代文明》(英文)、《探索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接点》(日文)、《三角缘神兽镜之谜》(日文)、《古代日本的国际化》(日文)、《三角缘神兽镜》(日文)、《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日文)等独着或合着的考古学、古代史专书 8 种。

  作为重要的研究成果,王仲殊先生还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汉长安城宣平城门的发掘》、《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论所谓倭面土国之是否存在》、《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关于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吴县、山阴和武昌》、《“青羊”为吴郡镜工考》、《“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关于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盘龙镜》、《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入》、《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论日本的“仿制三角缘神兽镜”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比较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论琉球国“万国津梁之钟”的制作地问题》、《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等独着的考古学和古代史论文共约100篇。

  王仲殊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成就表现在各个方面,归根到底,则是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的许多重要发现。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发掘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操作质量。特别是要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研讨、考究,乃至运用必要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出土的遗迹、遗物进行整理、测定、分析,在此基础上及时完成调查发掘报告的编着,并开展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他指出,考古学研究要充分结合文献记载,在历史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中尤其如此。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自当按各人的专业需求,择要阅读。要紧的是必须懂得文献史、目录学等,以便在繁多的古籍中寻求确切相关的记载,加以考核。在引用文献记载时,务必实事求是,力求准确,不可断章取义,切忌牵强附会。

  王仲殊先生深切地体会到,古代中国境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久长,文化发达,与周边邻近地区关系密切,与远方的外国多有交往,这就使得作为世界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考古学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宏伟壮观的规模。正是由于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才使现今的世界考古学得以具备比较完整、充实的体系。他说,无庸置疑,中国是考古学大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考古学,这当然是好事。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考古学的同时,也应适当地研究外国考古学,其中包含中外交流考古学。这样,我们的国家更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考古学大国。他强调指出,中外交流考古学不限于以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遗迹、遗物为研究的依据,也要以外国境内发现的遗迹、遗物为论述的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皆须参证中国和外国的文献记载。中国学者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学,其优势在于通晓中国考古学,但也须熟知相关的外国考古学。对此,懂得外国的语言是必要的前提。

  王仲殊先生说,研究考古学,包括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学,一定要写作学术上有所创新的论文,而写论文的关键在于选题。题目选定了,论文就等于完成了一半。但是,选题应具备下列3个最主要的条件,缺一不可:(1)这个题目在考古学上是有重要或比较重要的意义的;(2)别人没有做过这个题目,或者虽然做过,但论述不够充分、全面,甚至论点有误;(3)本人掌握的资料齐全,有能力写作以此为题的论文。这样,除了熟悉属于最基本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古代文献记载的书籍以外,应当广泛阅读中国和外国学者的许多着作,包括及时检阅国内、国外有关刊物上发表的各种新发现的报导及新的相关论述,才可为自己的论文选题找到线索和可靠的依据。

第十九章在风雨中漂泊的考古学家:顾颉刚

  他是一个奇人,在中国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从古史辨到民俗学的开创,从禹贡学会到古籍的译着和点校,看起来每一样都足以耗费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他却一一做出开拓性的成就,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他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真是一语中的。没错,他就是顾颉刚。

  1893年5月,顾颉刚出生于文教胜地苏州,祖上曾被康熙赐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后来家境虽已萧条,但门风犹在。顾颉刚上私塾、念小学时传统文化功课皆堪称优秀,

  他的女儿顾潮形容父亲性格有两面性:外貌“十分柔和卑下”,生性却是“非常桀骜不驯”。性格的形成,筑根于幼年的经历。祖母是最疼爱他的人,幼时祖母怕他受到伤害,一直让人抱着他,不让他下地,吃饭也让人喂,碰到吃鱼,一定要把刺挑干净了才给他吃,娇生惯养的结果是,顾颉刚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6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一辈子都不会吃鱼。但祖母亦有严厉的时候,一次天下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却严厉地说:“就是下铁,你也得去。” 谈起其口吃来历,先生曾心痛地说:“自己口吃毛病是在读私塾时候落下的。”6岁时,顾颉刚入私塾,老师是他祖父的朋友,对他格外严格。他怕背《诗经》里面的句子,越是这样,老师就越逼他,背不出就打他的头,慢慢就有口吃毛病。

  在北大,顾颉刚遇见了日后携手在学界打天下的傅斯年、罗家伦。傅、罗乃新一代北大学子的领袖,傅在国文系,罗在外文系,相似的功底与才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教师当中,顾颉刚最欣赏的则是胡适。而胡适能得到顾颉刚的欣赏更是幸运。

  后去苏州念中学,又结识了同样喜爱中国传统学问的叶圣陶、王伯祥等人(顾偏重于经史,与叶、王略有差异),相互砥砺切磋,学问日益进步。及至1916年秋,考入北大中国哲学系,成为同学中的俊秀等等,亦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当时胡适初来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其授课水平并不能镇住台下一帮旧学功底深厚的学生,大家第一次听课后,竟想把他轰走。多亏顾颉刚觉得胡适的旧学功底虽然比不上前任教授,却有一套做学问的新思路。顾又叫傅、罗来听课,他们也觉得胡适是位良师。胡适这才站稳了讲台,并在顾颉刚等人的“压力”下埋头做了几年学问。

  按理说,有这么好的师友关系,顾颉刚该可以尽情享受求学生活的快乐。可事实上已经成婚的他有许多烦心的事。1917年妻子生完次女即患病,接连两次生男不成的她在顾家连起码的人道待遇都得不到。放假回来,颉刚见妻子已是病入膏肓,反复恳请长辈安排治疗均被拒绝。返校后他无心求学,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只得休学回家。

  不久,妻子去世,入殓后第二天,急盼延续香火的长辈便催他赶快续娶。颉刚念及养育之恩未报,经济又不独立,叹自己无法摆脱家长命令,只得承受无尽的痛苦。那年9月,已在吴县小学任教的中学好友叶圣陶、王伯祥邀请他前往游玩散心,并在那里幸运地邂逅了王伯祥的学生殷履安。

  顾颉刚新婚之前,好友傅斯年、罗家伦领导北大学子发起了“五四”运动,也许是饱受旧礼教之苦,顾颉刚在家乡收到消息后立即写信鼓励傅斯年将风潮扩大,直到对腐朽的旧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但不久,傅、罗二人的政治热情便冷却了。二人领导“五四”运动出名后,谣言四起,说他们欺世盗名、收受贿赂。这一结局让他们觉得学生群体内部实在复杂,派系林立,相互攻击。他们决定从此不问外事,只钻研最靠得住的学问,以免做无谓的牺牲。

  正当顾颉刚万分为难之际,罗家伦来找他了,想让他接手《新潮》杂志,并承诺替他在北大谋一职位。从未想过自己能留校的他听了既兴奋又难过。后来,欣赏顾颉刚的老师胡适出面了,他让顾颉刚做他的学术助手,每月私人补助他30元,出路艰难的顾颉刚终于可以留在北大了。

  1920年秋,顾颉刚开始在北大图书馆任职,他一方面要逐一清理馆藏的17万册书,另一方面还要搜集民间歌谣,忙得不亦乐乎。这为他做学问打下了深厚的材料功底,再加上恩师胡适的启发与提携,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学问门道,他决定静下心来研究历代“伪书”,同时考察各类民间故事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状况。

  很快,顾颉刚便取得了令胡适欣赏的成绩,胡适频频在北大文史权威教授面前夸赞顾颉刚的刻苦与才华,并带他参加学术活动,顾颉刚因此得到了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文史大家的认同,在学界的师友日益扩大。

  然而顾颉刚才享受了几个月的做学问、与师友切磋的幸福时光,便接到祖母中风的消息。当时沈兼士已将他提拔进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任助教,这该怎么办?顾颉刚最终还是请长假回去尽孝了,收入也因此丧失。还好当时教育部正在实施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亟待更新,胡适给他找了份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每月有50元,大抵能解决一家的日常生计。

  这样的教科书编写思路让顾颉刚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园地,心里觉得“真是无上的快乐”。更让他快乐的是,他在整理上古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从未被人揭示的历史秘密——即“尧舜禹的先后次序”问题。

  一般历史书都认为,尧早禹晚,但顾颉刚考察尧舜禹话语的诞生情况后,却发现禹这个人物最早是出现在西周的文献中,而尧舜到了春秋末年的文献才开始出现,传说更早的伏羲在文献中的出现还要晚,于是他形成了日后名扬海内外的“古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位置恰好相反。西周人只知道禹,春秋末期的人创造了尧舜,并把他们放在禹的前面,传说中的上古史就这样被“伪造”得越来越长。

  人们原以为确有其事的历史竟都是传说,尤其是被视为祖先的大禹都可能是假的,这样的文章当然会使顾颉刚一下子成了学界的注意对象,乃至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顾颉刚也因此突然“暴得大名”。  批判他的人自然会有许多,顾颉刚也期望见到有人能拿出确凿的史料来反对他,但理解他的人都很清楚,他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为了表明自己将致力于对历史文献及话语的真伪展开严肃的考证。或者说,就自我专业的定位而言,他将钟情于一种旨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学术生活,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同仁选择这种生活,以繁荣中国学界自清中期以来就已形成的典籍辨伪事业。

  那一年是1923年,顾颉刚正好30岁,好友傅斯年、罗家伦仍在国外。得知国内学界动向后,傅斯年赞叹“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然而,他在经济上却丝毫没有随暴得大名而“脱贫致富”,相反,成名后的几年倒是陷入了每况愈下的境地,就这样痛苦到了1923年底,顾颉刚最终还是辞职回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了。

  回到北大后,顾颉刚开始了一连串的学术计划,成绩斐然,尤其是那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更是被誉为“2500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他依然不能无忧无虑地做学问。

  名气大了后,各方纷纷邀请他兼职、作文、应酬,而他因为经济问题又不得不去。在公立大学里就职长期领不到薪水,家庭生计、购买书籍和做学问均要花钱,顾颉刚因此欠下一堆债务。

  其给老师胡适的一封信中就列有:欠家700元,欠适之220元,欠学校250元,欠同乡友人460元,欠储蓄会320元,共1950元。按今天的标准估算,他一年欠了7万元左右的债务。有一次,顾颉刚想到自己为了谋生、做学问,给师友增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回家后居然大哭了一场。

  谁能想到,“暴得大名”之后的北大助教顾颉刚生活竟是如此清苦!

  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顾颉刚后来去了厦门大学,成为鲁迅的同事。有趣的是,等他要去中山大学投奔好友时,鲁迅也因为不满意厦大的情况要来广州。他们两人本无多少矛盾,但经大学复杂的人事关系一搅和,彼此之间的学术风格差异就演变成激烈的冲突。此后,他们均离开了中山大学,唯一不同的是,鲁迅从此告别了教育界,而顾颉刚则还要在大学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继续寻找纯净的学术空间。

  1926年8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给他换了聘书,改为研究教授。顾颉刚有些惊讶,林语堂只说因为顾颉刚新近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地位比以前更高了。

  可国文系及国学院的人并不都像顾颉刚那样缺少心机、容易安置,学界的人心以及人际关系就是如此复杂,顾颉刚、林语堂以及厦大所有的人都被卷入这种复杂的局面,以至哪一方都不能实现“从心所欲”,均是在苦苦挣扎。顾颉刚在厦大的苦很容易理解,他的苦乃是无法安心做学问。他一直设法回避冲突,而不是把事情闹大,即使无法避免,他也能以离开厦大的方式来回避。事实正是,他才来几个月便决定离开了。

  消息灵通的燕京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于1927年初给他寄来了聘书,但他去了新组建的广州中山大学。好友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就任了中大的文学院院长,能与学术文化相似的好友共事,况且中大眼下经费充裕,薪水稳定,不仅可以做事,还债计划也可落实,他当然觉得值得一去。

  此时鲁迅已提前去了,且不知道顾颉刚也要来,而顾颉刚仍要去,是想此行可以让外界传言他与鲁迅为敌不攻自破。他并不想与鲁迅结怨,否则鲁迅离开厦大时他就不会去送行了。可鲁迅不愿和解,知道消息后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以致校方安排顾颉刚前往上海为中大采购图书资料。

  他带着一笔经费在上海、苏浙、北京转了4个月,尽情搜集经史子集、档案、地方志、家族志、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等16种社会文化生活史料,共计12万册,自己过足了史料瘾,又为中山大学开展高水平的史学及民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1月,顾颉刚回到中大后,鲁迅早已远走上海,其他合不来的人也大都离去了。顾颉刚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讲授《中国上古史》、《古代地理研究》、《孔子研究》、《春秋研究》等课程,主编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起民俗学会,忙得不亦乐乎。各项研究计划均陆续得以开展,教学更是深受学生欢迎。

  可不久问题就来了,由于“得势”以及他来校不久便取得了很多学术成绩,同事又开始对他侧目而视,有人甚至说出了“中山大学难道是你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顾颉刚知道暗中作梗的教授们也是北大出身,且比他资格老,但他们出不了什么成绩,又不期望别人出成绩。这样的人际关系当然会让顾颉刚感到失望,再加上自己的几个月努力虽营造了一些学术风气,但终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恢复当年北大研究所时期的学问生涯。

  1928年春,燕京大学再度给顾颉刚寄来聘书,说从哈佛大学得到一大笔研究基金,只等他去做研究,顾颉刚决定前往。傅斯年得知后非常气愤,扬言若离开便到处诋毁他。朱家骅那边同样难以请辞,以至拖了近一年,顾颉刚方得以脱身,到1929年9月才正式到燕京大学就职,开始了一段觉得颇适意但纷乱依旧不断的教授生涯。

  别人的打击无非是为了名利,顾颉刚避让就是,而爱徒的打击却是要他的命,要他失去与老师胡适的旧情。从中大来北京时,顾颉刚带上了一位爱徒何定生,后者天资聪颖且有志于学,乃至为了追随顾师甘愿退学。顾颉刚有意要栽培何定生,并承担起了他在北京的生活费用。正是这位爱徒此后做了一连串让老师失望的事情。

  或许因为过于敬佩老师的学问,亦或许想快点报答老师的恩情,何定生趁老师回苏州老家为父做寿之际,在老师主持的朴社出版了一部《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其中对胡适进行了批判,以显示顾颉刚的学问其实已超过了学界领袖胡适。

  此书犹如在学界投下了一枚炸弹,顾颉刚与老师胡适的深厚交情因此出现裂痕。这件事可以说是顾颉刚有生以来遭遇的最沉重的打击,胡适可是他恩情最重的老师啊!他怎能失去与恩师的感情呢?

  何定生与顾颉刚的关系广为人知,加上其他人的闲言碎语,胡适怎能不怀疑顾颉刚?顾颉刚接连去信给老师均不得回复,又怎会不觉得天塌了一般。尤重感情的顾颉刚不久前已失去了与好友傅斯年的旧情,此次再要失去与老师的旧情对他来说真是承受不起。可见何定生闯了多大的祸,弄得老师都不知怎么才能修复伤痕。这件事再次印证顾颉刚除了爱学问之外,还是一位重感情的大学教授,对理解的妻子,对敬重的老师,对中意的学友与学生,皆堪称深情相许。

  拿何定生来说,为了他能成才,顾颉刚不知操了多少心,即使闯了这么大的祸,责备之后顾颉刚仍会原谅他,只希望他能像中大时那样勤奋好学。无奈何定生性情太强,怎么也学不会老师的安定与冷静。当时何定生还曾去了一趟杭州。没想到,他一去之后,便在西湖邂逅了一美丽女子,从此又陷入感情旋涡,学问早已抛在脑后,任凭顾颉刚怎么规劝都不能回头。这次顾颉刚彻底绝望了。

  在给爱徒的绝交信中,顾颉刚说道:

  我给你钱,无论借也罢,赠也罢,而所得的结果只有看你一天到晚的颓废,……唉,写到这儿真把我气死了!

  两天后悲痛欲绝的顾颉刚再次去信说:我爱你的有志气,能用功,所以带你北来,现在呢?定生所显的好身手在哪里呢?唉,说到这让我的心碎了!定生,……你已经亲手把我一颗爱你的心打碎了。其中滋味,与挥泪斩马谡时的诸葛亮相比,真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顾颉刚日记中有一段载:“与介泉夫妇、缉熙及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陶桓连、谢祚茝、刘尊一、谭慕愚游颐和园、玉泉山,由彭君之兄及其同乡何君领导。上午八点一刻出门,下午八点一刻归,游甚畅”。那天,是他和谭慕愚初逢,是一段缠绵五十年情缘的开始。那时谭慕愚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顾颉刚便为她的“勇猛精进”所折服,后来又一再称许她“有良心、有志气、有魄力、有眼光、有胆量”。但终究受传统礼教束缚太深,顾颉刚对此事一直未能敞开胸怀,始终只是“发乎情,止乎礼”,而且两人性格差异悬殊,一个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女强人,一个是在故纸堆中整理国故的夫子。五十四年过去,他翻开那天日记,题诗并跋云: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思念依然无尽,可惜已是“君向潇湘我向秦”。

  纵看先生一生,痛苦始终相伴。在家里“祖母是嗣祖母”,“母亲是继母”,“现在的妻是两女的继母”。年少时的口吃毛病,后来被人笑话。由于性格关系,在极端无奈之下,痛心地失掉了与某些师生朋友的情谊,其中包括昔日恩师胡适之先生以及同窗挚友傅斯年。爱才的他却受到了得意弟子的批判,连对心爱的谭慕愚,都因种种关系,始终未能开始携手共度人生旅程。但正是在苦痛之下,先生依然苦心孤诣,专心治史,更显其对人生的豁达大度,更显其对中国史学界革新影响之深远。一代代学人,当以此激励自我,奋发向前。

  日军入侵之后,顾颉刚在燕京大学的稳定教授生涯终结了,他又一次陷入漂泊与苦难之中,辗转于西北、西南、重庆与家乡等地,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等学府,其间家事也是变故不断,但无论际遇如何动荡艰难,顾颉刚的学术心灵与志向始终都是坚定的。

  最后,我们简述一下顾先生的四个观点。

  顾颉刚四个观念:眼光向下的角度,反观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顾先生疑古的思想之下层累地构造中国古史的方法,是顾先生对民俗学兴趣的体现。顾先生对家乡江苏当地的歌谣很感兴趣,在编歌谣的过程中,顾先生发现孟姜女的故事在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各地流传的孟姜女的故事并不相同,其间存在“空间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之后发展出历史地理的兴趣,顾先生试图从历史学家时间的角度去解决空间的问题,这一点对赵世瑜的影响非常大,反之,如何从空间的问题去解释时间的变化,各地的孟姜女故事的形成看似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译文不同体现出地域性差异,但实际上是各地在不同的时间点添加的故事情节内容。顾先生找到孟姜女故事的最早起源在《左传》,一开始是齐王之妻,并不是孟姜女,把齐王妻的故事和长城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正式改名为孟姜女是在唐代《孟姜女辩文》,孟姜女丈夫的名称在各个故事的版本中有很多,但都是齐王名字“范喜良”的进称,由此产生层累史观,把空间故事的差异找到时间点相连。例如,以早期山西历史来说,山西是早期华夏民族的发展核心,但是该地在早期并不是农耕文明,当地有很多戎狄,可以确定这些人当时处于半农半牧的状态,并不是完全的农耕状态,山西南部的霍山,是历史上五镇中的中镇,是当时天下的统治中心,根据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戎狄少数民族是众数。

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时,赵国在赵简子时代开始营建山西晋阳,到其子时代晋阳建立完全,到这时统治中心才开始向中心移动,这时西部的匈奴也在向东扩展,战国时齐桓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击混合在中原之中的少数民族族群,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逐渐扩展统治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普遍发生的,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落后的,直至北方人群进入南方开发江南地区,这样的情况才在唐宋发生,例如赣南宋代时出现很多“贼”、“盗”、“寇”等词汇,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贼寇,只是有很多新的人来到此地开发,这些没有被官府编入户籍管理系统内的人都被称为“贼”、“盗”、“寇”,恰好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洞庭湖一代处于新的大开发时代,湖南地方蛮的征剿的活动较多,在湖边开垦、打渔并不被政府允许,所以对岳飞?江西、湖南保留下来的族谱非常多,白光越喜欢收藏族谱,看族谱可以发现他们都在追溯宋元时代,同样在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族谱,在清初也有出现。在各个地区出现的事件,可以建立一个时间的序列,这也就是顾先生对社会史的贡献。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范围之下,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关注,王国维、陶希圣(食货派创始人,关注经济史的重要人物)有汉代游侠研究等、吴晗开始在食货杂志发表文章,都是眼光向下的观察,关注下层的观念;与此相关这时还出现了明显的多学科的合作,例如顾先生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同时关注地理学,还做了许多社会调查,还有许多人类学家也借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这些都是眼光向下的史学观察,如费孝通先生与吴晗先生合作的《皇权与绅权》,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苏松杭嘉湖是当时太湖地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利用族谱等资料进行研究,还有林耀华(邓小南老师的公公——林宗成)的金翼,是关于一个镇子的故事,整个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他在燕大时作的硕士论文,就是30年代初,《义序的宗族》是很典型的中国学者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烈的历史感。

文学家郑振铎特别喜欢搜集真品的文献资料,也是一个眼光向下的学者,中国俗文学讲了很多民间俗史,其《汤祷篇》讲“起于桑林”中的“桑林”实际上是商人(汤)的“社”,成汤要用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东西代表生身献祭于神,实际上讲的是商人的一种信仰,所以说礼制传统是可以贯穿解释中国历史问题的线索。与干将莫邪铸剑暗喻铸造业的人在关键时刻对铸造之神的献祭仪式,是要牺牲的祭身具有相同的寓意。江绍泉的《发须爪》等都是这类的研究。与多学科的合作并列还有一个特点,人们在社会学的角度下重新理解传统史学,比如制度史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点,考据学研究的新旧之别,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企图把胡三省隐藏在注释中的思想发掘出来,进而展示胡三省思想史,从制度史过渡到思想史、心态史;再比如陈寅恪先生,做的是不古不新的历史,希望史家应该具有一种神游冥想的特点,还原到与古人同样的情境之中,认为过去的历史都是用经学的办法而不是史学的办法来解释历史,考实很重要考意更重要,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借助于文学形式来实现的,通过文学作品来参看过去的制度演变等,所以他们所作的东西都是以小见大,以全新的东西来反观制度史的东西,我们的重点是参考研究思路,所以说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所作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导,他们的共性是都在试图摆脱传统、旧的史学研究的框架之下研究,力图求变。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样的一种观念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入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有冲突,经常受到排挤,费孝通提倡多元一体的发展观念;打破地域向外扩展的观念,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王明珂先生的研究英雄祖先和兄弟传说,在中国除了中原王朝核心地域之外,还有其他地域的发展;打破上古时代人化的观念,人化即把古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变成历史上的真人,《尚书?尧典》是最早的人化的体现,宋明两朝乐于塑造上古圣王,言必称三代,夏商周确立的规范是一定要遵守的,出现这种观念的基础是认为过去的都是好的,顾颉刚先生的观念对于后世社会史的研究都是好的,从具体的批判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过去传统的方面的漏洞。

第二十章埃及学之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1790年12月23日凌晨,在法国东南部洛特省的菲雅克小镇上出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语言怪杰商博良,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人。他的全名是让.弗郎索斯.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法国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科学埃及学的奠基者,主要着作有《法老治下的埃及》、《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纲要》、《埃及和努比亚古迹志》、《埃及象形文辞典》和《古埃及语言文法》等 。

  商博良的出生颇费一番周折,他的父亲雅克是名书商,母亲怀孕时正患病,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断言诊治无望而拒绝为其治疗。因此,尽管临产之际,病妇也只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雅克请来了一名江湖术士为妻子治病接生。江湖游医让病妇躺在热草上,给她喝热酒,并说只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做,病人就会很快痊愈,且预言产妇将生下一个日后闻名遐迩的男孩,这使得一家人大为惊奇。说来也怪,第三天,病妇竟然痊愈了,并顺利产下一名男婴。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江湖术士对小商博良的预言能否实现,只有等待时间来检验了。

  小商博良自幼聪慧,语言方面的才华很早就显露出来。他五岁时就把背熟的单词与原文相比照,从而学会了阅读。第一次听到“埃及”这个富有魅力的国名,他那敏感的神经被拨动了,准备和哥哥一起,随拿破仑的远征军到埃及去,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他的哥哥菲才亚(Jean Figeac Champollion)也是一位着名学者,古文书学家,曾任法国图书馆馆长,1809年发表了有关法国方言与习语的着作,是位才华卓越的语言学家,对考古学也有兴趣。但在1815年“百日政变”期间,由于他支持拿破仑而被免去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一职,后任枫丹白露皇家图书馆馆长,着作除法国史及古埃及史外,还写有《公元六世纪拉丁文纸草文献》(1835年),另编辑出版其弟商博良的着作多种。

  尽管小商博良幼小时便显示了非凡的语言天才,但他的读书成绩并不出色,甚至相当糟糕。为了能够发挥小商博良的才能,哥哥把他带到格勒诺布尔,亲自负责教育。11岁的他很快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出众的才华,同时还卓有成效地攻读了希伯莱文。哥哥为了尽快让小商博良脱颖而出,名扬四海,严格督促他的学习,而且自称商博良?菲才亚,良苦用心略见一斑。

  对于父亲找来的每一本与古埃及有关的书,小弗朗索瓦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零零散散的参考资料,只局限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着述,再就是在其中东鳞西爪提到过那些强大的埃及法老的《圣经》了。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埃及人对于自己的文明史记,已经不可辨读和译解。埃及的象形文字,随着古代埃及人皈依基督教,在公元一世纪后就废弃不用。埃及本土古老宗教的最后一批抄录员谢世,使得象形文字的写读技法亦被人们遗忘。尽管那些庙宇和金字塔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见证屹立在尼罗河谷,但用象形文字写下的那段漫长的文明史,对于现代世界来说仿佛是遥不可及地缺失了。1798年,小弗朗索瓦在父亲的书店里阅读着报纸上激动人心的消息。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率领一10000人的部队侵入了埃及。少年商博良成了《埃及信使报》的一名贪婪的读者,这份报纸正是拿破仑为向法国公众报道前方战况而创办的。次年,商博良从报上读到发现罗塞塔石碑的消息。法国士兵因为要在尼罗河支流入海口处的一个叫罗塞塔的小村(今为拉希德市)修建要塞——朱利安要塞,就到附近开采石头,于是在废石堆中发现了这块刻有文字的玄武石。石上铭文用三种文字刻成:一种是古典埃及象形字,一种是不可识读的类似象形字,一种是希腊文。九岁的商博良分享着法国人的发现的喜悦和自豪,他觉得,如将埃及文铭文直接与可译的希腊文铭文相对照,破译前者似乎不是难事。

  他从希腊文铭文看出,罗塞塔碑是埃及僧侣们于公元前196年刻制,内容是对公元前205-180年在位统治埃及的希腊王减免僧侣税款的举措表示感谢。之所以用三种文字刻写,是为了让祭司、政府官员和统治者都能读到它。

  1801年,小商博良见到了着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伊赛尔省省长让?巴蒂斯特?傅利叶,傅利叶参加过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军,曾在开罗的埃及研究所当过秘书,同时还是法国在埃及军政府的专员、大法官和学术委员会主持人。有一次视察学校时,傅利叶与小商博良做了短暂的交谈,立刻觉得这个孩子智力过人,才华超群,于是就邀请小商博良到自己家中,给他看埃及文物收藏品。皮肤黝黑的小商博良,一看到纸草本残卷和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版,就着了迷,他好奇地问道:“有谁能念这些文字吗?”傅利叶摇摇头,“我要来干这件事!”小商博良充满自信地说,“过几年等我长大了,我会念的。”

  1801年,法军在埃及被英军战败,罗塞塔碑落入英国人手中。幸运的是,随军的法国学者复制了碑文,并带回国内。这一年,十一岁的商博良进入格列诺布公学,研读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波斯文、梵文、中文和希伯来文。他学习语言时的轻松和悟性,使得他的老师们感到惊奇。他还开始自学被称为“科普特语”的近代埃及语。尽管科普特语包含着许多希腊语素,但它与古埃及语有着渊源派生的关系。在校园里,商博良得到了一个着名的绰号:“埃及人”。

 当他在格列诺布潜心钻研古语和古史的六年间,许多学者正在试图破译罗塞塔碑文。最初的进展是在相应的希腊文和埃及文铭文中看到国王的名字“托勒密”频繁出现,从而理解了象形文本中的星星点点;对另一些常见字,如“庙宇”、“埃及”、“希腊”,也相应作出了确定。但在这些孤立的字词之间,则有大段大段的象形字看上去与希腊文没有吻合之处。就在破译工作陷入困境之际,商博良决定投身致力于破解这神秘的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了。

  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个人代价。当他离开学校前往巴黎时,他还只有十七岁。由于太年轻,由于极端专业化的技能和兴趣,他竟找不到工作。尽管对事业的追求使得他与当时巴黎的许多伟人建立了联系,可他依然穷困潦倒,勉强度日。“我快要疯了,简直走投无路”,他在绝望中写信给哥哥说,“我的鞋子穿帮了,衬衣破烂了。我羞于在公共场所露面,我的形像是如此衣衫褴褛。” 在巴黎各个图书馆里,商博良继续钻研科普特语。他被允许对保存在卢浮宫博物馆中的罗塞塔碑文副本原件进行研究。他力求从象形文字的图形中读出科普特的文义,并逐步学会按古埃及人的理解方式来读解微妙的象形字符。例如,在一段象形文字中,一只鹰的图形可能明显地代表“鹰”字,但在某些上下文的联系中,同样的符号同时也可能只代表字母“A”——埃及字“鹰”的第一个字母。还有一种情况,同样的象形符号可以读作埃及词“迅疾”——这是鹰的特征之一。再如,埃及人有时不用“王”字,而是刻下一系列象形符号,其严格的字面意义是“芦苇和蜜蜂的他”——这是国王的正式称号之一;在另外的地方,“法老”的含义是“伟大宫室的他”,这也可用来描述国王。商博良开始逐步把这些不同的含义与许多其它科普特埃及字词和短语编织成一个可以理解的体系。这一年的年底,他着手翻译罗塞塔碑文中一行完整的象形文字,并对十多种各别的象形字符的不同意义有了自信的把握。意识到提前向外界公布破译成功要冒风险,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秘而不宣。

  从此,商博良更加勤奋刻苦,驰骋于一个又一个学术领域,12岁时便写出了第一部着作《名犬史》。当发现自己的历史研究缺乏有系统的纲要而发生困难时,他就自编了一个年表,称作《从亚当到小商博良年表》。公众也开始逐渐注意这位自称“小商博良”的孩子。

  商博良1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以及科普特语,还自学了中国古汉语,为的是要找出这种古老的东方语言与古埃及语之间的联系。1806年,他就学于格勒诺布尔大学,研读波斯文、巴利维文和祆教经典,所有这些难得珍贵的语言资料都是由傅利叶提供获得的。商博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在1807年他17岁时,画出了第一张埃及国王法老的沿革图。他绘制这幅沿革图时,拥有的参考资料是《圣经》经文以及一种与古埃及文有联系的,一直到17世纪仍然在埃及使用的科普特文,他详细对照、比较,大胆尝试,终于获得了成功。

  商博良翅膀渐渐硬了,羽毛丰满,他再也不满足狭小的空间,他要冲出牢笼,在无垠的蓝天自由飞翔。当时的巴黎是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名流云集,信息灵通,资料充裕,因此,商博良想去巴黎学习。学校获知后,要他自由选题写篇论文,作为离开学校的条件。校方以为这篇文章不会超过一般中学生的水平,岂知商博良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竟写出了一本名为《法老治下的埃及》的书,令全体师生大为惊奇,当场选举他参加学校的教学工作。校长雷诺东拥抱着商博良,深情地说:“学校为了纪念你的成就,任命你为我校教师,同时我们也瞩望于你的未来,我们确信你不会辜负这一期望,在你名扬天下之后,不要忘了母校。”1808年,商博良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

  商博良兄弟俩在笨重的驿车里颠簸了70小时,终于驶近了巴黎。他在车中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哥哥:“我要解读象形文字,我能做到的。”

  兄弟俩到了繁华的巴黎,拜谒了学界泰斗德?沙西。尽管沙西只看过《法老治下的埃及》一书的引言,但已经令他对商博良的才华大为惊异了。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语言天才,尽可能提供一切方便。在这种优裕条件下,商博良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完全不理会灯红酒绿的巴黎,他终日泡在图书馆里,或往返奔波于各大研究所,研习梵文,波斯文等古老的东方语言,为理解它们的独特发展打下基础。同时他还写信请哥哥给他搞一本中文文法,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他靠着摸索掌握了阿拉伯语,通晓了埃及各方面的情况。一年之后,他就能流利地讲和写科普特文,甚至用这种语言记日记,这些科普特文日记在40年后,还叫人上了个大当。一位法国学者误以为那是古罗马时代的埃及文手稿,特地给它们作了评注。

  商博良在巴黎过着艰苦的生活,要不是哥哥的慷慨相助,他甚至可能饿死。他住在卢浮宫边上一个寒伧的斗室中,每月需付18法郎的房租,但是就连这点钱他也付不起,只好写信告诉哥哥:自己已经身无分文,无法做到收支平衡。他衣衫褴褛,连鞋都磨破了,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年的冬天特别冷,他病倒了,躺卧在潮湿寒冷的小屋里,种下了日后夺去他生命的病根。

  商博良这时完全迷上了罗塞塔石(Rosetta Stone),在看了临摹的铭文后,他把铭文和一种纸草手稿作了比较,独立地发现了一整排文字的正确意义,使世人了解到它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国王托勒密五世立的歌功颂德碑。他怀着得意的心情写信给哥哥说:“请您审阅我的初步成果”,当时他只有18岁,这是他迈向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步。

  罗塞塔石是拿破仑1798—1801年率领法国军队入侵埃及时,在罗塞塔城挖战壕发现的战利品,用纹理细致的玄武岩做成,磨光的一面上有三列文字:上部为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间是古埃及世俗体文字;下部为希腊文,这是打开古埃及王国大门的钥匙。1801年法军退出埃及后,罗塞塔石落入英国人手中,现存大英博物馆。石上的三列文字内容相同,根据希腊文,学者们弄清楚碑文的内容: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即位后,广修神庙,赐赠谷物,并减免了神庙的一部分赋税。出于对国王的感激,公元前196年,祭司们在孟斐斯集会,决定在各处竖立国王的雕像以志纪念。于是祭司们把决议内容用埃及文和希腊文刻在石碑上。尽管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一流学者都在从事这项工作,但正确译出希腊文之后,却无法探寻其与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古埃及文的解读毫无进展。要解开古埃及文字的奥秘,必须有一种冲破传统羁绊的灵感,商博良恰好具有这种灵感。

  古埃及象形文字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渐形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它由原始的图画符号演变而成,通常刻在庙墙和宗教纪念物上,有时也写在陶片、木料、纸草上。据统计,当时经常使用的文字符号共计700个左右。中王国时期从象形文字中演变出一种简化的速写形式,由僧侣写在纸草上,故又称为僧侣体。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僧侣体又演变成一种书写速度更快的草书体文字,通常用于日常公文的书写,因而称为世俗体。象形文字、僧侣体、世俗体三种文字形式一直使用到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公元4世纪,基督教盛行于埃及,古老的宗教被取缔,神庙遭封闭,最后一批运用象形文字的祭司也终于绝迹。到罗马帝国统治后期,古埃及文字逐渐被科普特文字代替。从此古埃及文字渐渐从社会交往中消失,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当他踌躇满志,向成功之路迈进时,一位朋友告诉他,勒诺瓦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所有的象形文字作了解读。商博良脸色发白,身体摇晃,他不相信。他冲进附近的一家书店,买了勒诺瓦所着的《新释义》,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当他阅读完,不禁放声大笑,勒诺瓦的解读完全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向壁虚构,是空想和误入歧途的考证的混合物。

  商博良深受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思潮的影响,认为共和国是惟一合理的政体。正是对自由的渴望,他手执大旗,攻进了格勒诺布尔的波旁王朝的堡垒,撕下塔楼上镶有百合花图案,代表王室标志的旗帜,换上了在以后15年引导拿破仑军队席卷欧洲的共和国国旗——三色旗。1809年,在他19岁时被任命为格勒诺布尔大学教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

  商博良也反对拿破仑复辟帝制的阴谋,写了一些讽刺文章。他创作政治歌曲,供民众唱诵,还写了剧本,编了一本科普特文字典。他对政治和学术自由的强烈关心,丝毫没有减少他对埃及学的热情,他写了无数的论文,拟订了若干创作计划,为解读古老而神秘的文字做准备。

  接下来是百日政变,拿破仑又一次登上皇帝的宝座。1814年,拿破仑率军进入格勒诺布尔,商博良的哥哥菲才亚是拿破仑的热情支持者,被推荐做了拿破仑的私人秘书。拿破仑接见菲才亚时商博良也在场,并问起这位年轻教授的业务,聆听了科普特语语法和辞典的事。尽管商博良表现得很冷静,拿破仑却对这位孩子气的学者大有好感,跟他作了交谈,用威严的手势保证在巴黎出版他的有关科普特文的着作。第二天,拿破仑又到格勒诺布尔大学的图书馆拜会了商博良。

  埃及的两位征服者对面而立,一位曾经把尼罗河流域纳入他的全球征服计划,还想兴建规模宏大的灌溉系统来改善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另一位从未曾踏上过埃及的土地,但已用心灵的眼睛把古老的废墟观察了一千次,并让这块废墟复活起来。跟商博良的会见大大丰富了拿破仑君临天下的想象力,以至于他当场宣布一个决定:以科普特文作为埃及的官方语言。

  但是拿破仑复辟的时间很短暂,波旁王朝又回到了巴黎。商博良和哥哥菲才亚成为报复的对象。更糟糕的是,在百日政变期间,商博良帮助组织了皇太子团,其宗旨是在各方面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因此,保王党向格勒诺布尔挺进时,商博良来到城上协助防守,但完全没有看出自由在哪里。当拉杜将军开始炮轰城垣时,他想起自己的手稿可能有危险,便把政治和战争抛到脑后,飞奔回图书馆的三楼,并在整个炮击期间独自呆在这栋建筑物里,不停地运水运沙灭火,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自己的手稿。

  由于叛国活动的罪名,商博良被开除出大学,此后,他才真正着手解读起象形文字。他首先从菲莱方尖碑入手,这是考古学家班克斯1821年发现并带到英国的。这块碑上的铭文也是用象形文字和希腊文写的,托勒密的名字放在王名花饰里,另外还有一组用王名花饰围着的陌生的象形文字,经过与希腊文对照,确认那是埃及文“克娄巴特拉”,两相比照,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埃及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方尖碑石印本中的象形文字,拉美西斯和吐特摩斯的王名。因为古埃及人习惯在国王名字上圈一个椭圆符号,他从两王名字象形文字的表音符号,认出了所有象形文字的表音符号。他把世俗体和象形文字作比较,发现每当世俗体中出现符号y时,象形文字中就会出现像蛇一样的符号,如果y读作[f],那么小蛇似的符号发音也必定是[f],由此他断定象形文字的符号有标音的作用。他还用椭圆形轮廓环绕着的国王的名字进行比较,通过与已知的科普特文——前伊斯兰和基督教时期的埃及文字,自古埃及语言演化而来——中的类似词汇的表音符号做对比研究,从而使释读问题迎刃而解。1822年9月24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着名的《关于象形语音学的字母致达西埃先生函》,这篇专论勾勒出一种有效的解读方式轮廓,在有志于解开埃及金字塔与神庙之谜的知识阶层里,引起了普遍的反响,这一天也是公认的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日。

  随后,商博良又发表有关罗塞塔石碑中所用象形文字成分和世俗文字成分的研究论文多篇,制定出完整的象形文字符号同希腊字母对照表。根据托勒密一词的希腊铭文,他找出了石碑上与之对应的世俗体文字,然后从自己编的对照表里找到相应的象形文字符号,再与石碑文字对照,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符号。由此他成功地找出了亚历山大、伯林尼斯、提比略、多密善和图拉真等国王的名字。这些符号有的是字母文字,有的是音节文字,另一些则是义符,用以表示前面表述过的思想或事物。商博良是识破象形文字这一结构的第一位学者,他还证实了罗塞塔石碑铭是根据希腊文翻译的,而不是过去通常认为的那样——希腊文是由埃及象形文字来的。

  有几位古代作家提及象形文字,如希罗多德认为它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图形书体。公元前四世纪时,荷拉波龙对埃及手稿做了详细的描述,也认为它是一种图形书体,这一看法与实际情况是大相径庭的。商博良1815年在论荷拉波龙的一封信中说:“这部着作虽称为《象形文字学》,却没有对象形文字的译读,倒是解释了一些古埃及雕刻中奉为神圣的符号,它们和真正的象形文字完全是两回事。我的看法和普遍的意见不同,但是在埃及的纪念碑上可以找到我的论据。那些神圣的雕刻清晰地表现了荷拉波龙提到的象征性场面,如蛇咬天鹅、姿态独特的鹰、倾盆大雨、无头人、衔着月桂叶的鸽子等等,然而真正的象形文字并不含有象征意义。”此后又有许多学者进行译读,如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发现在埃及象形文字的碑文中王室成员的名字都写在一个带装饰性的椭圆圈内,因此他确定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这两个名字很可能是用音值符号拼写而成的,而这些符号也许可以与碑文中希腊人名对应起来。在象形文字的人名中共有13个符号,扬通过与希腊人名的对照,找出六个正确的音值,还有三个也非常接近。他认为罗塞塔上的世俗体是一种“字母书体”,并曾用音读法译解罗塞塔石上的世俗体铭文,解读了221组象形文字中的76组,取得初步成果。此外,他还根据碑文上鸟和动物的朝向,确定了象形文字的阅读顺序。扬的努力部分解决了问题,为商博良的释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依然没有完全找到解开这一古老语言奥秘的钥匙。

  商博良意识到象形文字图画可能是“字母”,更确切地说是“语音符号”,他掌握了十几种古代语言,且科普特文更接近于古埃及文的真髓,因而他能辨认出潜在的语言系统,远不是解读片段,而是使所有的埃及文手稿都能被阅读和传授。他从认读国王的姓名开始,掌握了基本原则,顺着这一线索,他终于找到了揭开奥秘的钥匙。1824年,他又写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纲要》一书,全面论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构成、发音及释读方法。

  罗塞塔石的发现及商博良的释读成功,大大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使学者们相信,在古代东方一定还埋藏有许多文字遗物。因此,英、法、德、日、俄、意、美等国家纷纷派遣考古队或探险队,到东方各国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发现了大量文物古迹,使得19世纪成了考古学的盛行时期。

  1826年,商博良参观了意大利博物馆的埃及古文物藏品,并担任即将开放的卢浮宫博物馆埃及文物收藏馆馆长。1828年7月,他组织一个考古队到埃及发掘、收集古物、摹画和抄录铭文,尤其对古建筑上的象形铭文进行系统考察,通过实地考察来证明自己在书房中研究出来的理论。这是一次成功的旅行,每到一地,当地人成群结队前来围观,希望一睹能读古代石刻文字的学者的丰采。商博良自己也有许多发现,他一眼就能区别孟斐斯废墟中各个不同时期的建筑,在米特?拉伊那发现了两座神庙和一处公墓,在撒卡拉发现了国王奥姆诺斯的名字,并能正确地判定其属于埃及历史上最早的年代。丹特拉有一座规模十分宏大的神庙,是由许多国王和征服者陆续兴建的。商博良事先通过记述、绘画和铭文了解了神庙的一切细节。那天是一个明亮的夜晚,天空挂着一轮圆月,站在这狼藉的废墟上,依然令他叹为观止,在昔日王国显赫豪华的遗址上流连忘返。商博良这样叙述自己的经历:“我不想试图描绘神庙,尤其是它那门廊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它各部分的尺寸都是可以衡量的,然而总体就无法完全估价。神庙最大限度地把优雅和庄严结合在一起。我们在那里陶醉了两个小时,在一个当地人的引导下走遍了厅堂,并且想就着月光辨读神庙外面的铭文。”

  这是商博良第一次目睹保存完好的古埃及大神庙,他熟悉古埃及的一切,幻想的翅膀掠过了实体的建筑。他目击的一切证实了以前的感觉,他不认为神庙、大门、列柱和铭文是死气沉沉的巨石建筑,是过去时代毫无生气的纪念物,而当作活生生场景的重要部分。在这次旅行中,他思如泉涌,心中充满灵感,他证实这座神庙是爱神哈托的神庙,而不是艾西斯神庙,建于托勒密诸王时代,后来罗马人又做了些修补。尽管月光下的神庙给商博良的印象很深,但他仍然发现,虽然它可以称作建筑学上的杰作,其中却充斥着最拙劣的雕刻品。

  商博良于1829年12月底回国,1831年,担任法兰西学院专为他开设的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教授。正当他满怀信心在埃及学研究大道上迈进时,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1832年3月4日,商博良在巴黎逝世,这是新兴埃及学的重大损失。德国和英国的学者在他死后挖苦、攻击他的观点,诬蔑他的解读方法是凭空杜撰,完全无视他做出的成就。但商博良的理论得到了理查德?莱普修斯的有力支持,这个德国人在1866年发现了用两种文字书写的卡诺布斯法令。这方铭文也是用象形文字、世俗体和希腊文对照的,经过精心研究后,他得出的结论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

  不久,商博良被任命为格列诺布公学的古史教授,使他走出了赤贫的生活困境。1814年,24岁的商博良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分两册出版,为他带来了一笔必需的版权收入。又经过七年的研究,他才将他对象形文字的译释成果全部公之于世。1822年,他将成果概括为“埃及象形文字译解体系”,提交给法兰西科学院。一开始,他的观点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象形文字按照他的方法翻译出来,人们都承认他打破了象形文字1800年来的沉默。这一年,标志着“埃及学”的正式诞生。商博良在埃及研究方面的精深造诣,使得法国国王查理十世出资为他在意大利博物馆购置了住宅,以便他可以在那里破译更多的埃及文本。1828-1829年,商博良率一支法意联合考察队来到埃及,他在那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受到明星般的礼遇。他常常站在古代遗址前,把上边的铭文向人们大声宣读。他实地复制和收集了大量的象形铭文和文件。他回到法国后,被任命为巴黎博物馆馆长。

  1831年,法兰西学院为向商博良表示敬意,专门创设并给他任命了一个特殊的职位——埃及学主席。次年,商博良死于中风,年仅四十一岁。他被后人称为“埃及学之父”。

  商博良的《古埃及语言文法》在他逝世后由哥哥菲才亚整理出版,随后又出版了第一部《古埃及象形文辞典》和《埃及和努比亚古迹志》及未完成稿《埃及万神殿》。后来的埃及学家以此为基础,不但能释读古埃及文,还能用古埃及文写作。目前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对其语法、词汇等有了系统的总结,成为埃及学的重要内容。追根溯源,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商博良在埃及学上所做出的巨大成就。

第二十一章和中国“结婚”的考古学家:斯文赫定

  是瑞典籍的世界着名探险家,他从16岁开始,从事他终身以之无怨无悔的职业探险生涯,因为探险,他终身未婚,与姐姐相依为命,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他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不但路人皆知,而且为人们所热爱崇敬,与诺贝尔有齐名之誉。

  1865年,斯文赫定诞生于瑞典首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庭和早年经历并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所处时代的独特感受。那正是为19世纪地理大发现吞没的时代。西方地理学界,也许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界已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征服极地的船队一支支驶出港湾,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因为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高度可以一夜间扬名天下。呼吸领略了这样的氛围,使斯文赫定对未知世界有一种执着的迷恋。所以,当19岁时(中学刚毕业)获悉有机会到 遥远的巴库做家庭教师,他就毫不犹豫的踏上了离乡之路。工作结束后,他以所有的薪金为路费,到波斯及中东进行了首次考察旅行。

  少年时,目睹瑞典极地探险家诺登舍尔载誉归来的盛况,兴起“大丈夫当如是”的念头。机缘凑巧,诺贝尔投资俄国中亚巴库油田,当地一位工程师想为儿子聘请家教,赫定得到了这份合同。第二年也就是1886年春天,合同期满,赫定南下做纵贯波斯的旅行,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终生事业方向由此确定。此后长时间的探险生活,甚至使他无暇娶妻。他说:我已和中国结婚。

  两项成绩使赫定名满天下。一个是发现楼兰古城,一个是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当然这都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赫定通过精确的描述,第一次把它们纳入西方知识体系。赫定因此成为世界级偶像,激励了包括斯坦因等一批人步其后尘)在一次宴会上,美国罗斯福总统对赫定的介绍者说:你该不是说,这就是那个赫定吧?而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领袖以结交赫定为荣,英国驻印度总督寇仁勋爵亦曾允诺提供一切条件帮助赫定探险西藏。可惜他旋即去职,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完全转变——禁止赫定从印度入藏,使得他只能绕道克什米尔。

  中学毕业后,赫定经校长介绍前往俄国巴库担任家庭教师。途中,他对亚洲迷人的自然景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次年,赫定游历了波斯西部的名城大刹,参观了两河流域古代巴比伦时期的遗址,从此与亚洲结下了不解之缘。5个月的游历生活,是赫定成为着名的中亚探险家的一个契机。正如他所言:“命运之神引导我走向亚洲大道,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年少时到北极探险的梦想已经逐渐淡去,从那一刻起,亚洲这片地球上幅员最辽阔的陆地所散发出最令人着迷的力量,显然主宰了我往后的生命。”

  1886年秋天,斯文赫定进入大学学习。18902年4月,斯文赫定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作为瑞典国王外交使团的翻译,他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在国王支持下,开始了它在亚洲的第二次探险 ,他由俄国进入中国新疆省,抵达中亚名城。1891年1月初,斯文赫定离开中国,返回瑞典。1893年10月16日,斯文赫定又一次离开故乡,前往亚洲。1894年2月进入帕米尔高原,并在慕士塔格山脚下住了一段时间,曾试图攀登这个名副其实的“冰山之父”。1894年5月1日,抵达喀什。1895年2月17日,斯文赫定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由于经验不足、条件恶劣,经过苦苦支撑才被正巧路过的一支骆驼队搭救。1896年1月,他在塔瓦库勒装备了驼队,向东穿越沙海,1月23日黄昏,驼队来到一片久无生机,死树枝全脆得像玻璃的废墟,也就是当地人所谓的丹丹乌里克——象牙房子,整个遗址气势恢宏,建筑规格不同寻常。这个远离近代绿洲带的往古沙埋古城,曾是古国的重镇,面后来,斯坦因、特林克勒等在这儿都作过发掘,所获颇丰,它的存在至少证实,千年之前塔里木的沙漠绿洲格局与今天迥然不同。丹丹乌里克对再现中国古代西域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塔里木河流域精彩纷呈古城邦具有里程碑意义,后来赫定还探访了通古孜巴斯特的原始村落,初次由南向北纵穿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证实了野骆驼乐园的存在,抵达罗布荒原,使“罗布泊位置”这个“世纪之争”迈出了一大步。

  1899年,斯文赫定又在瑞典国王经诺贝尔的资助下,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楼兰古城。 190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他的主要目标是西藏。

  斯文特定再次踏上中国的大地,是1926年的冬天。这次他不是单枪匹马前往中国,而是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经过近六个月的谈判,斯文赫定中原和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他成了协议。协议的最重要部分是:本次考察由中国瑞典双方共同组成中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另一些吸收了五名中国学者和四名中国学生;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等受当时南京中央政府铁道部门委托,对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 一九三三年夏天,斯文赫定提出了优先考虑新疆的问题,其具体措施,首先是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连接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把着眼点放在加强内地与新疆的联系上,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中国政治家、学者一再强调的共识。

  整个考察活动从1927年开始到1935年结束,这八年当中的经历、甘苦、成败得失,都忠实的记录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当中。同时,在《我的探险生涯》中,也可以找到中国主权意识觉醒的证据。赫定最早进入中国是1888年底,他抵达新疆西部一个有中国驻军的边境据点时,驻军统领柯安当晚就前来拜访并致赠礼物。这个细节表明,当时中国人还没有现代边界意识,至少不认为赫定属于非法越境,而把他当作正常客人对待。但是到 1906年赫定筹划第三次入藏,印度政府就建议他申请中国护照。赫定终于从中国驻伦敦公使(当时中国与瑞典没有外交关系)那里拿到了前往新疆的护照。(当时西藏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赫定便谎称要去新疆)

  赫定自认为是一个信守诺言的绅士,但这似乎只对个人有效。欺骗一个国家,从未使他良心不安。大概这也是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新疆和西藏只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中国本身。对于中国主权的尊重,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把他归于殖民主义探险家并不算冤枉。

  当时,赫定的确没把中国护照放在眼里,甚至打算一烧了之。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这本护照在整个行程中基本上都压箱底了。即使行踪暴露,西藏地方官员照例对他阻拦,也从没有怀疑他是否非法入境,更不曾要求验看护照。这说明当时的中国虽已表面上接受国际规则,但并不能推行到基层。在地方上,还是老办法。赫定的护照只发生过一次效用,班禅因此确认他是客人,决定接见他。护照的概念,及于班禅的身边人而止。

  10月19日,在偷越中俄边境测量完喀拉库尔湖之后,赫定回到了喀什。在这停留的期间,他受到了塔克拉玛干的诱惑。塔克拉玛干(维语“进去出不来”之意)大沙漠是塔里木盆地中部的一个沙漠,位于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它的南北边缘地带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和田河、尼雅河等由南向北流入沙漠,沿岸古代有不少绿洲城市,后因气候变迁、战乱影响而湮没于沙海之中,但遗留下的各种器物、钱币常为后人发现,加上许多关于沙漠的神话传说,吸引着赫定,他“穿到沙漠内部去的念头与日俱增,这种奇异的引诱,竟不能遏制了”,决定牺牲一切去穿过它。

  1895年2月17日,赫定离开喀什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叶尔羌河右岸的麦盖提村他着手深入沙漠的准备: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骆驼,雇请熟悉沙漠的当地人作随从和向导。4月10日早晨,赫定的驼队出发了,开始了由叶尔羌河横穿沙漠抵达和田河的探险。村民们神色忧郁,担心他们回不来,哭泣声伴着庄严的驼铃声,其情其景如同送殡。两个印度的钱商掷了一把铜钱在赫定头上,吼叫道:“祝旅途愉快!”

  头三天,他们在每一个驻地都掘井取水,水味咸,骆驼可饮。第4天,在狗的带领下找到了一个甜水泉。渐渐走进了人所不知的沙漠,看不到生命的一点标志。但到第10天,他们走到了一个潮湿的地区,穿越一片迷宫般的胡杨林后,一个淡水湖出现在眼前。“这真是上帝的恩赐。我们在湖岸待了一天,湖水碧绿,远山炫耀着紫色,杨树吐出了春天的幼芽,芦苇和沙土呈现一派金黄,何其美妙的人间仙境啊。”

  仙境与险恶仅一步之遥,当赫定穿过一条山谷后,身后那令人迷恋的景象就再也看不到了,前面除了茫茫沙海,不见任何植物和有生命的东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开始露出它狰狞可怖的面目。但赫定没有丝毫的踌躇和慌乱,他发誓要征服这沙漠,不管前面的征途如何艰难,也绝不退后一步,因为他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何况他根本就不相信世间有办不到的事情。

  4月25日,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赫定发现了向导自作聪明的后果——只剩下两天的水了。赫定于是决定将所有的水集中起来管理,减少每个人的用水量,不给骆驼一滴水,继续前进。第二天晚上,他们在烛光下疯狂地一连掘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一滴水,都瘫软在地上。第三天,赫定下令扔掉所有的累赘之物,轻装前进。这时阴云四布,他们感到有希望了,但在准备迎接从天而降的甘露时,却又云消雾散,晴空万里。失望之下,一个人想起了大漠恶魔。就在这天晚上,一场巨大的沙暴扫荡了大漠,直到次日上午才收敛住。从沙堆里逃命出来的人们却惊讶地发现向导偷喝了与他们生死攸关的一瓶水,一滴都没剩。要不是赫定的制止,愤怒的队员肯定当场就打死这个背信弃义的人。

  骆驼,在一只一只死去;水,只剩下两小罐了。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赫定当天夜里在日记上写下了自认是绝笔的一段话:“我们透过望远镜遥望东方,然而四方只有连绵不断的沙山,见不到一株草、一丝丝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骆驼都已虚弱无比。愿上帝保佑我们。”

  5月1日,在断水一整天后,口渴难耐的赫定拿起为汽油炉准备的一小瓶酒精,喝下了大半,可立刻就发觉自己不能动弹了。驼铃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消逝;旅队的身影越来越像个小黑点,最后也消失了;恐怖的沙漠向四面八方无尽延伸,太阳正在燃烧,空气中没有一丝风。赫定仿佛听到了死神在大笑,于是鼓起最后的意志力,爬行着追赶队伍。

  水,哪儿有水,就是有一点流质的东西也行啊。他们砍下了公鸡的头,把它的血喝了。又割断了羊的脖子,红褐色的羊血腥臭难闻,流动缓慢而且黏稠,很快就凝结成血块。手下人大口地吞下肚,赫定也试了一下,但腥味令他作呕,而且由于喉咙黏膜太干燥,血块卡在喉咙咽不下去。渴得发疯的两个手下人在骆驼尿里加上糖和醋喝了下去,结果痉挛、呕吐,躺在沙地上呻吟。

  赫定打算再作一次绝望的挣扎,他整理了一次行李,丢弃了相机等东西,还从舍弃的那堆东西里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就算自己的干净寿衣好了。赫定率领卡辛和伊斯兰巴两个人,牵着还活着的5头骆驼,把垂死的两个伙伴扔下,在日落时挣扎着离开了这个死亡营地。晚上的途中,五头骆驼中的一头死了,伊斯兰巴也倒下了。赫定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决定舍弃生命以外的任何东西,带着仍然坚持不倒下的卡辛继续向前爬行。

  在5月4日,这是他们断水的第五天,他们惊异地发现有人走过的脚印,他们以为离和田河不远了,但立刻又发现那是自己的脚印,原来他们又转回了原地。绝望中他们颓然倒卧在脚印上呼呼大睡起来。第二天早上,当太阳出来时,他们发现两个星期以来一直呈黄色锯齿状的地平线,现在居然变成了平坦无垠的墨绿色线条。“树林”,赫定高兴得喊叫起来,“和田河!水!”

  在早上五点三十分,他们鼓着仅剩的力量,挣扎着来到了树林地带,但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到达河边,便虚弱不堪地躺了下来。到傍晚时分,赫定鼓起劲单独爬过树林,来到了河边,然而月亮下的河床竟然跟背后的沙漠一样干燥。这时,一种可怕的睡眠欲望,向他袭击过来,但他意识到,如果这个时候睡去,那就永远醒不过来了,因此他强迫着自己向前爬。

  突然,生命宛如一条瞬息即散的丝线的赫定听见了一阵像水鸟拍打翅膀飞起的声音,紧接着,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水池边。赫定平静地坐在池岸边,摸了摸自己的脉搏,已经虚弱到几乎察觉不到,每分钟只跳49下。赫定俯身下去。“我尽情地畅饮池水,完全没有节制;池水凛冽,清澈透明宛若水晶,和品质最好的泉水一样甘甜醇美。在喝过池水之后,我干涸的身躯仿佛海绵吸收水分一样,所有的关节开始软化,伸展每一个动作也变得轻松多了。先前,我的皮肤和羊皮纸一样粗糙,喝了水之后逐渐柔软;前额湿润起来,脉搏的强度也增加了,才几分钟就上升到每分钟跳动56下。现在我的血管里的血液顺畅地流动,一股幸福、通体舒畅的感觉涌了上来。我忍不住埋头再喝,并且坐在这个恩赐的水池中,任由池水轻抚我的身躯。后来我为这潭水取了个名字,叫天赐之池。”

  畅饮后,赫定又提着两只装满水的皮靴找到了那躺在干涸的河床边垂死的卡辛。之后不久,他们在过路牧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伊斯兰巴和一只驮着赫定日记、地图、钱币和枪支的骆驼,别的东西都已失去。至此,赫定用了20余天的时间,行程300多公里,穿越了世界上最恶劣的沙漠,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两个人丧生,7峰骆驼以及全部物质都被大漠所吞噬。

  1895年6月21日,从大漠脱险的赫定取道阿克苏到达喀什,他要揭开塔克拉玛干秘密的决心并没有动摇,他派人到俄国的电信站,用电报通知国内尽快给他寄来一套新的测量仪器。在等待新仪器的运来的期间,赫定二度挑战了帕米尔高原。

  1895年12月赫定带着伊斯兰巴和几个新人,离开喀什,第二次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发了,他决心要雪耻。21天后,他们顺利来到和田。刚到这个“文明圣地”,赫定就听说了一则源自公元632年的传说,述说和田以北的沙漠里有一座被沙雨掩埋的古城,当地人叫它“塔克拉玛干城”或“丹丹乌里克”(意为“象牙房”,后来斯坦因来此考察过)。赫定立即着手准备工作,几天后,他带着一个旅行队就出发了。

  冒着严寒跋涉整整10天,赫定终于来到了这片传说中的废墟。首先见到的是如象牙般耸立在沙丘之中的一些房柱和木板,后来,又在一块墙壁上发现了好几个用石膏塑成的颇有艺术性的人物像,包括释迦牟尼和佛门诸神。这些人物或站立,或盘腿坐在莲花座上,穿着宽松的袈裟,头顶环绕着焰火光环。赫定立刻意识到,在这荒凉的地方,自己竟于无意中发现了长时间消失了的佛教文化的遗迹,那正是被法显所生动描述过的文化。在将这些发现品和其他遗物小心地装进箱子之后,赫定又在图纸上将这片古城的位置、城旁干涸的运河、枯朽的胡杨林和一片荒凉的果园详细地描述了下来。虽然自己不是考古家,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无法科学系统地发掘,但赫定还是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后来者指引一条道路。

  带着初次获胜的喜悦,赫定继续东行。几天后,在克里雅河(和田河)边,他们又发现了被黄沙埋没的古城喀拉图(意为黑山),赫定照样把它精确地绘在地图上。沿着克里雅河继续向北,赫定来到了沙漠中的最后一个村庄——卡达克,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不知有魏晋”的老人,老人告诉他,他三年前见到过老虎。

  当克里雅河最终消失在沙海里的时候,赫定见到了奇妙的野骆驼。这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次将它的皮带回欧洲后,欧洲人才知道的一种动物。在手下猎人的带领下,赫定近距离仔细观察了这种动物,还射死了几头,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皮和骨架。

  继续向北,越过广袤的沙漠,赫定来到了塔里木河以北的沙雅,至此,赫定又一次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这里,赫定决定绕道罗布泊,沿马可.波罗走过的南路返回和田。于是,赫定沿着塔里木河来到了库尔勒,顺着河流来到了罗布泊。在罗布人的首府阿不旦村,赫定受到了其世袭首领昆其康伯克的接待。划着独木舟,赫定测量了这个洋溢着水乡情调的地方,也从此与罗布泊结下了不解之缘。

  5月27日,赫定抵达和田。在这赫定呆了一个月的时间,期间一边画地图、整理笔记,一边准备新的旅程——远征西藏北部。赫定7月30日离开和田,取道克里雅向西藏北部高原进发。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跋涉,通过了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地,进入了柴达木盆地,之后经过青海湖东行到西宁,参观了塔尔寺。

  此后赫定取道张家口于1897年3月到达北京,结束这次探险。在北京逗留期间,赫定受到了李鸿章的接见和宴请。席间赫定向李鸿章介绍自己的国家如何富足,李评论道:那我要建议沙皇赶快占领瑞典。当李鸿章询问为何探险的时候,赫定终于得到报复的机会:为瑞典国王探查有没有可供占领的省份。

  1897年初夏,赫定经蒙古、西伯利亚、圣彼得堡返回瑞典。途中,他觐见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中亚探险饶有兴趣,详细地询问了帕米尔新划分的英俄边界情况,并表示愿意对他下次探险尽可能多的帮助。

  归国后,瑞典国王为赫定举行了有800多人参加的盛大宴会,并在会上称其为“瑞典民族精神的先驱者”。荣誉从此堆积而来,赫定得到了儿时期盼的一切,他从此闻名于欧洲。但经历了死亡之旅的赫定清醒地知道,他的事业还没取得最后成功,他的机会在那面目冷峻的千古荒漠塔克拉玛干。于是,他一面整理笔记、写作考察报告《穿过亚洲》,一面加紧做重返中国西域的准备。

  1899年仲夏,赫定告别亲人,踏上了重返塔克拉玛干的征程。这一次获得了瑞典国王和百万富翁诺贝尔的赞助,所带物资从探测仪器到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还有特制的折叠艇。在经过俄国境内时,沙皇授予他免费乘车、免费转运以及免税等特权,并派了20名哥萨克骑兵做他的护卫。他此行的目的首先是测量并绘制叶尔羌河地图,再测绘其下游的塔里木河,最后测绘沙漠腹地中的盐湖——罗布泊。

  抵达喀什后,赫定又雇请了获得了瑞典国王授予金质奖章的伊斯兰巴,在俄国领事的协助下,准备完毕后于1899年9月5日出发了。6天后,他们抵达叶尔羌河边的莱里克村,与他上次出发的地点麦盖提隔河相对。在这,他从当地人手里购买了一艘渡船,又制作了一只小船,雇了5个水手。接着,赫定扬帆顺叶尔羌河出发了。

  一路上,除了黑风、浅滩、急流以及偶尔倒下来的树木堵塞了河流等等事故所造成的危险外,水上旅途还是很惬意的。有时,赫定一边绘制两岸地图,一边用留声机播放瑞典国歌,引得偶尔过往的牧人和驼队的惊异和注目。一个多月后,他们在叶尔羌河蜿蜒河面上的航行结束了,进入了有几条河流汇入的塔里木河。又经过10天多艰险航行,于12月7日到达了新湖。在这里,他们的水上之旅不得不结束:严寒的气流使河水冻结,他们船难以继续行驶。而这里离他的目的地还有140多英里,赫定决定以此为驻地,留下来,直到来年河水解冻为止。而这个期间,正好走陆路考察这个地区西南的沙漠。

  12月20日,赫定又展开了新的沙漠旅程,20天之后,他们成功地横越了大沙漠到了南丝绸之路的若羌绿洲,然后又转向东北,朝塔克拉玛干最东头的罗布沙漠前进。又走了22天后,在罗布泊旧河床,他们突然发现了几间木屋的残迹耸立在一个土丘上,好像悬在空中一样。显然这是多年的风蚀作用的结果。一番搜寻后,发现了几枚中国古钱、几把铁斧和几块木雕,一块刻着一个手持三叉戟的武士,另一块刻的是头戴花冠的人,还有一块刻着莲花。赫定立即把这些东西装了起来,派人送往新湖。接着,赫定扩大了寻找范围,在木屋东南大约1公里处,们又发现4座塔楼,但赫定无法搞清楚它们是军事堡垒还是烽火台,或者是宗教建筑。

  第二天,赫定决定离开此地,炎热的夏季就要到来,携带的水已经不多,这里又是沙漠腹地,不可久留。走了20多公里后来到了一块洼地,里面长有几株的红柳,说明地下可能有水。皮囊里的水仅够维持两天了,于是,赫定下令在这里掘井找水。这时,他们才发觉仅有的那把铁铲不见了,仆人奥尔得克忽然想起并爽快地承认,是他把铁铲忘记在木屋那里,他愿意回去取来。

  奥尔得克经历沙暴第二天回来时,不仅带回了那把铁铲,还带回来一个重大发现。他告诉赫定说,暴风刮起时,他迷路走进了一座土台,那土台旁边有许多房屋的废墟,许多图案精美的壁板半埋在沙土中。他顺手拣了几枚钱币,拿了两块雕刻木板,然后寻到先前的木屋遗址,找到了那把铲子。但木板太重,没法带回来。赫定一听,立刻派他和另外几个人去把木板带回来。当赫定接过雕刻木板时,他简直目眩神迷,那雕刻的漩涡花饰和树叶无比精美。当他听说那有许多这样的东西时,恨不得立即到那里去,但他知道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因为只剩下两天的水了,他不能打乱经过慎密考虑的旅行计划,不能拿人的性命作赌注。唯一的选择,就是等到明年冬天再回来探寻那一片废墟的秘密。

  回到新湖营地后,赫定继续着前面的工作,完成了塔里木河整条河流的测量。这之后,为躲避夏季沙漠的炎热,他决定远征藏北,绘制藏东高原的局部地图。一番准备后,他们出发了。虽然一路上景色壮观,还见到了野驴、野牦牛,但在高海拔的地方翻山越岭,人和牲口都难以坚持,进入西藏没多久,就失去了一个人,十匹马和三头骆驼,还有几个人冻伤。在死亡的威胁下,赫定决定离开西藏,回到罗布泊沙漠中的神秘遗址。

  1901年1月,赫定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喀喇昆仑山下的科什塔克村。经过充足的准备,东行400多公里,然后向北,选取了距离罗布泊最近的路线开始穿越沙漠。走过戈壁沙丘,走过魔鬼般的雅丹地貌地带,经历断水的恐惧,走过野骆驼踩出的小道,3月3日,赫定按预定计划到达了奥尔得克发现雕刻木板的地方——这是旧罗布泊湖畔的一座古城,往日的繁华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死亡与沉寂。所有的屋舍几乎都是木制的,墙壁则是用一束束的柳枝糊上泥巴构筑而成。赫定仔细地勘察了这座与世隔绝的古城遗址,并在地图上描绘平面图。这之后,他开始了挖掘。

  为了鼓舞士气,赫定宣布对第一个能找到“任何形式的人类书写文稿”的人以金钱奖励。手下人卖力地挖开了。先找到只是一些毛毯破布、棕色头发、靴子底部、家畜的碎骨头、一个耳环、中国钱币、碎陶片,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后来又发现了一间规模较大的佛寺遗迹,周围是一座园林。他们挖掘出一尊约1米高的木刻立佛像,佛像雕刻精美。也找到了一些不完整的木雕半身像。终于,有一个手下找到了一小块刻有印度佉卢文的木板,得到了赏金。

  几天之后,在一个形似马厩的泥屋里,一个仆人挖出了一张写有中国汉文字的纸,也得到了奖金。继续往下挖,用手指把沙子和尘土过滤掉,纸片一张又一张地出土了,总共36张,都写有文字。此外还找到了121根小木棍,上面也都刻有文字。

  3月9日,是赫定在古城遗址的最后一天。傍晚时分他又挖掘到了两支毛笔、一个完整的陶土罐、大量的钱币以及各种小东西。

  至此,对古城的发掘工作结束了,赫定命令仆人们将挖掘到的所有古物分类装箱,用9头骆驼运载回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挖到的都是无价之宝,但是对自己却是一个谜,作为探险家、旅行家的他不能辨认那些文字,不能准确地说出古城的年代,也不知道这座古城叫什么名字。他要将这些东西带回瑞典去请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汉学家鉴定。

  现“Kroralna”这个词,推断出这座古城就是湮没千年的楼兰。至此,历史上西域36国之一的楼兰在湮没千年后重现于世。楼兰古城的发现,不仅对研究楼兰所在的社会、古代东西方的交通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价值,而且通过楼兰的兴衰史,还可了解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及罗布泊的演变。楼兰遗址的发观,是赫定探险活动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件事。自此,这里成为世界汉学家们注目的地方,外国探险家纷至沓来,如斯坦因、橘瑞超等,楼兰文物大量流失。

  继而,汉学家们发现赫定带回的文字中最古老的是晋代手抄《战国策》,用的纸也相当古老。其它纸上和竹简上的文字都出自公元270年前后,记载着当时的政治、军事、交通、商务、农业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等方面的内容。从这些文字记载和出土物品能够看出,古楼兰是一座繁荣的边境重镇,是通往波斯、印度、罗马的丝绸之路古道,城内有客栈、医院、邮局、仓库、庙宇和不计其数的民房、旅客。由于楼兰所处位置的重要,城内驻有强大的卫戍部队,土兵的武器是刀、矛、弓、箭;他们每天迸行操练,军容严整,纪律严明。为数众多的文官制定了法律、税律、军役法、户籍法、贸易法等等。在公元3世纪前后就已经有了如此缜密和完整的社会秩序,而到了公元4世纪却成了一片死海。

  经过对楼兰古城的发掘和对罗布泊的实地考察,赫定确认历史上的罗布泊在楼兰遗址东南一带,到20世纪已经变成了一个干涸的大洼地。根据这些,赫定后来提出历史上的罗布泊是“游移湖”的观点。认为罗布泊原来在楼兰东南,由库鲁克河流水注入而形成。后来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抬高,迫使河道南移,流入今天若羌北面的台特玛湖附近,形成新的罗布泊。以后新河床又淤积,迫使河流北返,回到原来位置。罗布泊就这样南北循回往返,一个周期约1500年。这虽然不是很正确,但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和地理仍不乏参考价值。

  在考察完楼兰后,1901年4月,赫定率队到达若羌,在这,他购置了4人用的蒙古式衣袍、靴子,找了一个会说藏语的喇嘛,还有大量的生活物资——他准备乔装朝圣的蒙古人进入西藏,去踏勘那地图上“尚未探勘”的处女地。但在中途多次受阻,被迫经列城返回喀什,后取道彼得堡归国。

  1902年6月,赫定返回瑞典。赫定此次考察,发现了楼兰这一历史明珠,他的名字也愈加响亮。他几乎每天都身陷于花海和赞美的声浪中。他得到了瑞典国王授予的荣誉称号,欧洲所有高等级地理学会都邀请他去做演讲,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勋章……他确实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1902年至1904年,赫定在斯德哥尔摩埋头撰写出版了《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其中的《塔里木》、《罗布泊》等卷都是饮誉当时的名着。

  西藏,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多少年来是那样长久不衰地吸引着中外学子去触摸她,揭开她脸上那块神秘美丽的面纱。而在实现这个夙愿时,赫定比自己的前辈普尔热瓦尔斯基、杜特雷依都要幸运得多。虽然在前两次进入西藏时,饱受痛苦,却还空手而归,一次是被死神赶了出来,一次是被西藏政府赶了出来,但在这第三次,赫定终于如愿以偿。

  1906年7月16日,赫定第四次来华,他的主要目标是西藏。经过一番周折之后,赫定从印度启程,取道列城进入中国西藏。西藏高原气候变化无常,赫定一行损失惨重,马匹牲口一匹匹地死去。在南巢湖地区考察时被西藏官员发现,被迫停留下来了。但幸运之神随即光顾了他,他得到了九世班禅的礼遇,经藏北高原南下至日喀则,一路揽胜47天。期间,他同班禅共度藏历年。

  1907年3月27日赫定离开日喀则,沿途曾在冈底斯山和雅鲁藏布江从事考察,勘察了昆仑山、唐古拉山,描述了冈底斯山的地质特征,调查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测量了高原上的星罗棋布的湖泊。他终于夙愿得偿,抹去了欧洲人绘制的西藏地图上“尚未探勘”的几个字。

  1908年8月,赫定取道印度回国,途中在印度,日本、朝鲜、俄国多次讲演西藏探险的经历。回国后又到德、法、英、意大利、美、苏等国,受到盛大欢迎。瑞典国王亲自给他佩带上北极星大十字勋章,高度评价他,“通过你的努力,瑞典的名字在全世界获得尊敬”。英皇授予他“印度帝国大爵士”称号。其西藏探险成果以《横越喜马拉雅山》为名,于1917~1922年出版。

  赫定向往热爱中国古老文明,其“中国情结”贯穿在他的探险生涯中,正如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生不结婚时,他深情地说:“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1927年至1935年,赫定在中国西北又进行了8年的考察,成为“中国西部的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第一位现代探险家”。

  此次考察活动可以分作前后两段。

  第一阶段,1927~1933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联合考察。

  1926年,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柏林—北京—上海航线做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当他来到北京后,发现今非昔比,此时的中国已经觉醒,1927年3月北京学术界集会反对西方探险家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呼吁禁止外国人来中国随意进行考古发掘携带古生物标本回国。面对觉醒的中国科学界,赫定开始还固执已见,排斥中国人进入考察团。几次交手后,赫定不得不改变态度,作了让步。几经商谈,赫定最后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定协议,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由徐旭生、赫定共任团长,队员则中外人员都有。

  这支现代化科学考察团1927年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古到额济纳河流域考察了居延遗址。1928年抵乌鲁木齐,后因政局动荡和资金难于筹集,考察活动暂停,直到1930年恢复。赫定因病在美国波士顿疗养,没有亲自参加调查活动,但几年中,考察团各分队在中国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气象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的综合考察,取得了很大成果,考察于1933年结束。

  第二阶段,1933~1935年,丝绸之路上的“汽车考察”。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计划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即后来的兰新铁路),任命赫定为中国铁道部顾问,并以其为“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进行实地勘测。于是赫定以外籍专家身份于1933年10月离开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开始了他一生最后一次在中国西部沿古老的丝绸之路所进行的多灾多难的“汽车考察”。

  考察队从归化(今呼和浩特)改乘汽车前往乌鲁木齐市。当赫定进入新疆时,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陷入胜负难分的关键时刻。赫定被马仲英逮捕,监禁在库尔勒,汽车被征用。直到1934年马仲英败北,赫定才被释放,4月至6月历时两个月,重访调查了罗布泊,提出罗布泊以1500年为周期向东西移动的“游移湖”说。此后,赫定回到乌鲁木齐,又被省主席盛世才拘禁4个月。

  赫定1935年2月回到西安,4月返回瑞典。此次考察结束后,赫定一连出版了三部有关此行的新书,即:《马仲英逃亡记》、《丝绸之路》、《游移的湖》。这三部着作又被称为有关“战争”、“湖泊”与“道路”的三部的曲,后又改编成全景式的史着《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一书的第三卷。他还全力主持《中瑞科学考察报告》的集结、审订与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达54卷之多,堪称世界探险史上和考察史上的恢宏之制。

  赫定探险新疆和西藏,最主要的动力是那里的很多地方“从来没有西方人去过”,他想做“第一个西方人”。我在前边说过了,这是一种偏见,但也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把人类的知识进行西方式的精确描述。如果没有赫定,也许楼兰古城的命运就是永远沉睡地下。

  赫定想做“第一个”的念头近乎偏执。例如,当他听说英国人杨赫斯本已经率兵打进了拉萨,他就对这座魂牵梦萦的圣城掉头不顾。他最得意的是弄清楚了外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地理状况,填补了“地图(欧洲版)上的空白”。为此他斤斤计较于“外喜马拉雅”(西藏冈底斯山脉)的命名权,对于支持他观点的学者和探险家感激不尽。换句话说,赫定数十年探险生涯的动力是追求荣誉,探求知识的渴望倒还在其次。在《我的探险生涯》中,赫定都是从西部进入中国,前一次是翻越帕米尔高原,后两次通过克什米尔。返回的路线比较多,除了走原路,一次是从北京向北穿过蒙古经西伯利亚回国,还有一次是直接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回到印度。除了走蒙古那次,这些路程都非常艰险,如果不是久经考验,仅高山反应就不容易对付。

  赫定的探险表明(或者说再次证明),就新疆和西藏而言,从外部进入要远比从内地到达困难得多。喜马拉雅山的几个山口也许是例外,但那只是针对和平商旅而言,一旦发生战事,守住少数几个山口,喜马拉雅就是不可逾越的。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翻越喜马拉雅成功入侵西藏(英国人杨赫斯本在1904年做到这一点,盖因他的武力优势太过明显。此前的廓尔喀人或许也算一次,但旋即被击退,而他们本身也是山地民族)。相反,从内地进藏尽管路途遥远,但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天险。西藏的地形面对内地则呈缓降之势,它的险峻更在于面对境外的那一边。 新疆的情况更是这样。从地形上说,它向内地是敞开的——河西走廊自然连接新疆的罗布泊地区。但是面对外界,除了西部的伊犁河谷,皆是崇山峻岭。古代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高山反应,也是在那里体验的。瘸子帖木耳曾于1405年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试图征服中国,不过很快就病死途中。幸亏他来不及尝试,否则局面一定会很难看。19世纪阿古柏以中亚为基地征服新疆西部,但只是“窜犯”那个档次,在左宗棠的大军面前不堪一击。左宗棠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及后勤人员,很难想象他的对手能够通过新疆西部少数的山口做到这一点。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竞争甚烈,但都承认中国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控制权,除了势力均衡的考虑,也是因为从外部进入那里实在太过困难。中国以当时的弱势地位,仍能维持在新疆和西藏的统治格局甚至有所进取,交通相对便利当是决定性因素

  地理因素是自然天成的,很多时候,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无法逾越的宿命。

  1952年11月,赫定以近88岁的高龄去世,走完了他不同寻常的一生。他选择了意志和工作作为行动口号,有着不同寻常的人生业绩:近乎无法理解的工作能力,独一无二的奋斗方向,明确的目的、力量和决心。他的一生是有声有色的一生。

  但他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盖棺而未能论定的杰出人物。作为探险家,他是成功的,冰川的凶险,大漠的恐怖、高原的酷寒、急流的陡壁都没能使他退缩,他那种探索未知地区的强烈愿望和从不向困难、挫折乃至死神妥协的坚强意志无与伦比。发现楼兰古城,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这两项成绩使他名满天下。但作为政治家,他是失败的,年轻时曾经在柏林求学,受业于地理学大师李希霍芬,使得他对德国具有强烈的仰慕之情,在两次大战都站到德国这一边,弄得道德名誉大坏,为人所诋毁。

第二十二章芬兰的勇者:马汉达

  马达汉可谓是芬兰历史上一个风云人物。他于1867年出生,高中毕业后进入沙俄皇家骑兵学校,两年学业结束后,他成了一名军官并就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在志愿参加了日俄战争后,因为在前线立了功,他被晋升成上校;1906年被派往中国执行军事侦察任务,为期两年;从亚洲考察回国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作战,俄国革命爆发后,他脱离了俄国军队,并在1918年芬兰国内战争中担任白军总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出任芬兰国防军总司令;1944年.1946年他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1951年逝世。

  马达汉是芬兰人。1908年1月29日(即清光绪34年阴历腊月廿六)他由新疆进入了兰州。

  虽然此时的马达汉是以俄属芬兰国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作为法国探险家伯西和科考队成员从中亚进入中国的,但是,实际上他是肩负着执行军事侦察任务的特殊人物”。“探险也好,男爵 也罢,那都是为了掩盖他的敌探活动而故意增加的一些头衔,实际上,当时以及后来知道马达汉的人说起马达汉都直接叫他‘俄国间谍’。”柏敬塘老先生说,关于马达汉在兰州的事他老早就知道,而更详细的了解是因为一本书。“2005年我无意间在西站一家私人开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书———《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在这本书里,马达汉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他在兰州停留49天的所见所闻以及调查所得。”  在柏敬塘老先生珍藏的这本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文版)一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从1906年到1908年,马达汉在为时两年的考察中,总共骑马走了14000公里,横跨中国8个省份,他学会了讲汉语,收集的资料是独一无二的,在进行人类学、人文史地考察中对各种物体做了大量摄影,包括自然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现象、各色人物、人体特征、人文景观等他共拍摄了近1400幅十分出色的照片,他收藏的民族民俗物品、钱币和其他文物资料共计1000多件。他还测绘了3067公里长的道路图和18座城市方位图(其中就包括兰城)。

  马达汉的曾祖父卡尔.伊瑞克.马达汉(Carl Erik Mannerheim)在1809年在芬兰成为俄属自治大公国时,作为参政院成员,参加政府工作。1824年被授予世袭伯爵爵位。马达汉的祖父卡尔。古斯塔夫。马达汉伯爵也是政府官员,最后曾荣任维堡高等法院院长并且是一位着名的昆虫学家。 马达汉的父亲卡尔。罗伯特。马达汉伯爵则弃政从商并对文学有着很浓厚的兴趣,1862他同芬兰着名的企业家尤林的女儿 海莱娜。尤林结为夫妻。婚后生有四男三女。马达汉是他们1867年出生的第三个孩子。父母为他取名古斯塔夫,与他的祖父同名。根据长子继承伯爵的贵族制度,马达汉的哥哥继承了伯爵身份。马达汉和他的两个弟弟则得到了男爵省份。马达汉的名字是喀什葛尔的中国清朝官员袁鸿耀道台为其签发护照时取的名字。

  20世纪初,作为俄属芬兰探险家的马达汉骑马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马达汉在新疆考察期间,每到一地广泛结识各级地方官吏,了解政治、军事、经济、民政、社会、历史等方面情况,马达汉还特别注意考察所经地区少数民族社情民风,专程拜访民族首领头人,了解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马达汉在卫拉特人游牧地历时4个月的访察中也不例外。

  从马达汉日记中留下记述较多的曾与之交往的卫拉特人有:纳生巴图兄弟一家,努木嘎,昭苏圣佑寺主持喇嘛,南路土尔扈特汗王之母。

  纳生巴图是马达汉在沙图(今昭苏)认识的卫拉特人。1907年4月5日马达汉首遇沙图“卡伦(哨所)的司令官”纳生巴图,还有他的弟弟,“他弟弟是这里的下级军官。他们俩长得都很俊,修长的个”①他们互赠了礼物,几天后的4月7日,在特克斯河谷一个叫做“哈尔干特的卡尔梅克营地”马达汉应邀造访了纳生巴图的家——大蒙古包。马达汉在日记中详尽记述了这次难忘的见面:

  纳生巴图的“毡包搭建在上陵地的南坡两座小山丘之间,毡包附近的牧场上,八百头牛马和几十只骆驼,证明主人是很富有的。在他的宽大的毡房周围散布着许多小的蒙古包。这都是他的臣民、牧民和其他人住的。”

  马达汉被邀请进入主人的大帐篷里。“我走进营帐”,马达汉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见了女主人,两个女儿站在右边毡包的后壁前。”马达汉受到了盛情款待。“晚上,我十分愉快地躺下睡觉,……我睡在舒适的毡包里,感觉十分美好。夜,温暖而宁静,我认为这是冬季到来后我度过的最暖和的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晨,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别我的友好的主人和他的家人”。5月10日,马达汉“在卡尔梅克人头领纳生巴图家再次过了一夜。”次日,马达汉参观了纳生巴图的马群,大体有1500匹之多。早年曾担任过沙皇副御马官的马达汉,对马匹具有特殊的感情,在他的日记中,对此次参观留下了生动记述:“现在阳光明媚,不同毛色的马群点点洒洒地分布在缓缓起伏的绿茵场上。这真是一幅瑰丽的画卷。牝马和小马驹成群地围在种马旁边。我骑马在马群里转了两个小时。这里的牝马有400―500匹,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牧马人来说,这些马谁都愿意买,她们是多么俊美啊!这些牝马沉静而壮实,脖子线条很美,脑袋也许稍微重了点儿,但不乏良种马的气势。尾巴根高高崛起,肚腹部长得很好,肌腱壮得无可挑剔。膝盖和肩部还有改进的余地。我看着这么多的牝马和谐相处,令人欣赏不已。”

  5月29日,纳生巴图还在“喀拉苏柯尔克孜营地”专门为马达汉组织了一次士兵操练,对此,马达汉在日记中写道:“远远看上去,队伍很好看,他们带着三面大红旗,上面绣着几个白色的汉字。就近看,士兵根本没有一点儿军人的威严。士兵的年龄参差不齐。马匹很瘦小,喂养得很差,但由于训练的关系,一点儿也不娇惯,完全适应当地的水土环境,是一个良种。中国式的马鞍,分量很重,但很好。马刺主要是吉尔吉斯的。行李放在一个大背包里“库尔逊”,挂在马鞍后面。……表明士兵特征的,除了枪而外,惟一的标志是一件围裙式的马褂,上面绣着一个方块汉字(兵),外加彩色镶边。他们的装备是小型一发子弹装的毛瑟卡宾枪。其中部分枪上装了打猎用的木架子。枪支保养得极差,不太好使。子弹装在一个或两个皮囊里,拴在束腰的皮带上。纳生巴图让我检阅士兵步行和骑马进行长矛,操练。操练情况跟我看到的中国军队的操练一个样。士兵们一手举矛向前,一手托把在后,(有时候左右手交换),他们用矛向前刺时,咀里大喊一声‘杀’,以此增加力量。骑马4人捉对进行同样的刺杀动作。由于缺少弹药,不能进行射击,但我看到两名士兵进行瞄准时的姿势十分别扭。”次日纳生巴图告别马达汉返回沙图。

  马达汉对纳生巴图身份的记述是“沙图卡伦的头头”。按在相关汉文史籍中尚未查到有关纳生巴图的记载。从沙图(昭苏)的辖区看,仍是属厄鲁特营左翼上三旗管辖。左翼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其辖区主要在昭苏县境内的特克斯河以西、察林河、大小霍诺海等地。厄鲁特营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下辖索伦营、察哈尔营、锡伯营、厄鲁特营之一,四营分驻伊犁河两岸及其附近地区,以为伊犁屏障。厄鲁特营具有驻守卡伦、台站、巡查边防的职能。纳生巴图当是厄鲁特营的一位负责沙图卡伦的官员。

  努木嘎是卫拉特老猎人,因陪同马达汉狩猎,两人结下了友情,马达汉在日记、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与努木嘎共猎的美好时光。1907年4月5日在沙图努木嘎首次陪同马达汉狩猎,猎得一只七枝鹿角的马鹿,使马达汉大喜过望,称其为“一个出名的卡尔梅老猎手”,并相约在马达汉自固尔扎返特克斯河沙图时再相见。5月12日,当马达汉返回特克斯河谷时,“努木嘎确实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等着我”,之后努木嘎一直陪同马达汉边行边猎,一路走到巴音布鲁克草原。1907年6月28日,马达汉将出发去喀喇沙尔,“努木嘎则与我告别,出发回家到特克斯河谷。努木嘎负责把我自深秋以来猎得的所有动物头颅带到固尔扎。然后由俄国领事通过纳德加公司送到赫尔辛基。当老头拆去他那小小的帐篷并上马准备回特克斯河谷时,我感到,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油然而生。这个老练的猎手,以他丰富的经历和仔细周详的考虑,成为我在深山老林的狩猎路上一位不可替代的伴侣。”

  另一位与马达汉交往的是昭苏圣佑寺(沙图库热喇嘛寺)的主持,马达汉于1907年4月8日和5月10日两度造访圣佑者,受到了一位60余岁主持喇嘛和他助手的友好接待,互赠了礼品,马达汉还为喇嘛们照了相。马达汉在日记中对圣佑者的建庙历史记述如次:“库热喇嘛寺(圣佑庙)是十年前卡尔梅克人集资建造的。听住持说,原有的古寺叫素摩寺,三十年前被俄国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烧毁了。”让人们感兴趣的是马达汉在日记中对圣佑寺的建筑群和大殿的描述:“寺庙的建筑结构与经常看到庙宇一样:主楼加上两侧较矮的角楼。寺庙后面有一座角楼模样的建筑物。寺庙前面有一座牌楼,大门对着外院开,而外院也有一座牌楼,与前者相对应。外院的前面竖了两根高高的旗杆,旗杆一半的地方都有一个四方的木斗。这两个旗斗是为过往神仙拴马用的。所有建筑物中,都有典型的中国面砖天花板,还有漂亮的向上翘起的屋角和装饰华丽的椁条。许多房子的飞檐上都挂有铁铸就的风铃,固定在铃舌上的薄铁片在微风中不断晃动,发出一种柔和幽雅的叮咚声。主建筑物构成了一座高大的四方寺庙。”

  “走进喇嘛寺,从大门开始有两排红漆圆木廊柱一直通到佛坛,佛坛上沿立着十来个菩萨,个个披着已经陈旧了的淡红色袈裟,只能看到部分脸面。佛坛上方挂了一些花花绿绿的旌旗状画,佛坛前面供奉着盛满米和水的盅碗和金属盆,盆里冒着火苗。引人注目的是,佛坛前和右边还摆放着钹、鼓、和大小不同的喇叭,有的喇叭特别大。佛坛左边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则放着一把为寺院住持准备的大座椅,上面铺着毡毯。椅子上放着喇嘛们的僧帽、袈裟、佛杖(锡杖)等诸如之类的东西。两侧墙面上都挂了一排花花绿绿的大幅采画。尽管如此,寺庙大厅依然给人们留下了凄凉、呆板的印象,没有富丽堂皇的感觉。”1982年和2007年我有幸两次造访昭苏圣佑寺,1982年我看到的圣佑寺是“文革”后刚复建的大殿堂,里面空空荡荡。25年后的2007年我重访圣佑寺,又遇上圣佑寺正在重修,除了建筑群外的脚手架,啥也没看到。我以为马达汉百年前对圣佑寺建筑群和大殿内景的传神记述,对今天的整修和保护圣佑寺是份难得的历史记录。

  马达汉在访察中结识地位最显贵的当是南路土尔扈特部汗王的母亲。时主政南路土尔扈特部汗王是渥巴锡后裔,第十一世卓里克图汗布彦蒙克。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颁赏布彦蒙克三眼花翎,次年为乾清门御前行走。1907年6月,汗王正在北京,由他母亲代理政务,6月17日马达汉会见了汗王的母亲。

  是日下午,马达汉被领进一个高大的红布顶子毡房。“一位35―40岁的标致的卡尔梅克妇女,在毡房里迎着我向前跨了两步。毡包中央放着一个高而窄的木桶,里面盛着‘库米西亚’,一种马奶经过发酵的起泡沫的饮料。靠壁的一张精雕细刻的绿色镀金桌子上摆满了供奉‘布尔汗’(蒙语佛像之意)的银杯和其他物品,佛像被安置在桌子上方的框架之中。右边是一张高高的架着绣龙帐幔的床。床前的地上放了两个硬垫子叠起来的座位,座位前面放两张小凳子作为桌子。一个座位由王母坐着,她以半欧洲人和半东方人的姿态斜侧着身子;另一个座位被一条翘嘴巴的京八狗占有。女主人请我在大门左边的一个位子上就座,然后用高贵的银杯请我喝放了盐的奶茶。”

经过一番寒暄,马达汉转达了兰司铁博士对汗王的问候后,向王母赠送了一块手表,另外给她外出的女儿、儿子每人一架望远镜。马达汉还表示,为汗王准备了一支来复枪,在去北京的路上遇到汗王时会送给他的。会见时,马达汉还为汗王母照了相,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历史瞬间。在南路土尔扈特部访察中,马达汉了解了游牧于此的土尔扈特蒙古现状。土尔扈特部的这块游牧地共有100帐,散布在半平方俄里的三角形草原上,小珠勒都斯河贯穿其中。河的两岸都有高山,卫拉特人称呼的卡尔萨拉乌拉山脉从东北走向西南,其中达吉特达坂从东偏东北走向西偏西南,巴音布鲁克乌拉则从东走向西。巴音布鲁克山是东西走向的,是一座从小珠勒都斯山分出来的山丘。卫拉特人祈祷的地方就在巴音布鲁克最高的山冈上,人们远远可以看到那里竖着许多旗杆和飘着的彩带。在这里喇嘛寺管辖的毡包共有20帐。每座喇嘛寺包括两个毡包,前帐做大厅,后帐做佛宫。最重要的喇嘛寺都经过装饰,像汗王廷帐那样,用红布盖顶。喇嘛寺是土尔扈特人最神圣的地方,约有100名喇嘛在这里供职。从神圣的殿堂里发出的神秘而感人的乐声远远地传入草原上的每座毡包之内,表明喇嘛寺在向佛祈祷,保佑汗王和他的族人平安。

  卫拉特蒙古的风俗习惯和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活,是在民族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卫拉特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达汉在访察中对卫拉特人的风俗习惯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在其日记中做了传神的记录,为今天人们认识20世纪初卫拉特人风俗习惯的一些侧面,留下了宝贵资料,若再配上马达汉现场拍摄的照片,两者配合,则实是珍稀的人类学、民族学文献。

  关于蒙古包内部陈设、喇嘛庙建筑群和庙堂大殿的记述,前文已有摘引,兹再从服饰、饮食、舞蹈、宗教活动几个方面,再做摘引如次。

  马达汉走进纳生巴图的营帐,“女主人身穿缎带镶边的玄色服装。这种服饰我在沿路已经注意到是卡尔梅克妇女爱穿的,只是女主人的服装是我迄今看到的最整洁的一款。她的两个女儿分别穿绿色和黑色宽绰的袍裙,两人都有一颗镶银边的宝石,从头发上或从帽顶垂下来挂在前额。她们头戴尖顶珊瑚状圆帽,帽顶饰有传统的中国式顶尖,也是珊瑚石做的。妈妈的头饰是披在胸前的两缕蓬松的头发,发端各挂着一个下垂的车铃似的金属装饰品,几乎触及地面。她的裙子镶着花边,前后都分成两半,这一半裙角稍稍盖住另一半裙角。裙下方有一大串钥匙叮呤作响,这串钥匙也是挂着的,几乎垂到地面。姑娘浓密的发辫梳得松松地垂在两肩。她们三人脚上都穿着新奇的卡尔梅克皮靴,尽管做工笨拙粗诳,但却显得十分精巧。她们的每个手指上几乎都戴着闪闪发光的银戒指,还有银色的手镯,从而增加了服装的华贵色彩,但未必有多少风采。”

  在纳生巴图的家宴上,“在神坛前放了一张矮矮的长凳,长凳上铺了一块地毯;在矮长凳前放了一张更加矮的桌子,桌子上已摆满了招待用的茶点。几张较小的桌子,在矮桌外侧围成一个半圆形,这些小桌上摆了一些略为差一些的招待食品。经过一番谦让之后,我(指马达汉——引者)被安排在尊贵席上,我的左边地毯上坐着主人,右边是我的翻译和两个卡尔梅克人,妇女们站在旁边看着,同样聚集在门口的一帮卡尔梅克人也站在那里旁观。我受到了盛情款待,放在我面前的有通常的欧式茶水;也有卡尔梅克茶水,里面加了盐、黄油和牛奶。招待喝卡尔梅克茶的器皿是一种周边镶银的大铜碗,茶水微温。此外,还有淌着油的卡尔梅克薄煎饼,俄国饼干和一种姜汁糕点以及碎糖块。喝完茶,一头活的绵羊被拖了进来。主人十分隆重地宣布,这是为欢迎我而将被宰杀的羊。所有的礼仪都十分隆重地站着进行。主人把我的厨师叫过来,请他按照我最喜欢的菜式烹制羊肉。在毡包中央火塘上的一口大锅是用来为他的家人煮羊肉的,先吃肉,后喝汤。在煮羊肉的时候,有一位卡梅克人在做所谓‘lapsa’,这是一种用面粉和水掺拌的细面条,等到羊肉都从锅里捞出后,把面条全甩到锅里。”“他们吃的食物是牛奶、艾然和茶水,有时候茶水里加了面粉和肉,只要有储存,总是兑在一起喝。卡尔梅克人吃东西不挑三拣四,他们能够统统吃下去。主要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吃。他们的食欲很旺盛。卡尔梅克人可以喝无数杯茶和艾然,并且我想一顿饭可以吃掉一整只小羊羔。锅子,吃过饭后并不马上刷,而是在下次放到火上再煮之前再涮的。当锅子冲洗干净后,用碗尽量把水舀掉,肉汤里从不加蔬菜,也很少用面粉。”

  1907年5月29日,在参观完纳生巴图组织的士兵操练后,马达汉在日记中记述了卫拉特人舞蹈的场景。“饭后,卡尔梅克人表演舞蹈和音乐。舞蹈动作十分别扭,就是耸动肩膀和胳膊,同时转前转后,上身基本保持不动。大概是因为他们脚上穿了大皮鞋的缘故,很难做灵活的舞蹈动作,所以他们只是小心地移动双腿。他们真的只是在原地做一些小小的旋转动作。他们弹奏的弦乐,就是柯尔克孜人的‘冬不拉’,……最好的卡尔梅克人乐手都共用一种变化不多的简单谐音来娱乐自己。他们唱歌只用一种单音调,六七个不同音乐天赋的男子汉一起合唱。歌声开始时没有尖锐的高音,但单调的曲调愈来愈高,到最后四分之一时,同时用噫呀的假声唱上去。”

  马达汉在昭苏圣佑寺看到的一次宗教活动。“年老的喇嘛都没有到场。只有三位喇嘛坐在靠近大门的椅子上,他们身披黄色袈裟,头戴头盔状的黄色僧帽―一种两端高高耸起的布帽。他们不时地站起来,庄严地穿过廊柱向佛坛走去。一顶黄颜色的类似鸡冠和头盔的中间形状的高帽子,似乎在法事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一会儿戴上头,一会摘下来,叠起来平放在胸前。只有一位年纪最大的喇嘛跪拜时额头碰地。廊柱之间的长凳上坐了三十来个小喇嘛,每排位子的首座坐着一个年长的喇嘛,此人看来是在领唱,如果把念佛可以说成唱歌的话,就可以这么讲。念佛的声音大部分时间里是低沉的,但有时候变得十分高亢嘹亮,这时候每个人都竭力提高嗓子唱。个别曲调听起来有点像希腊东正教的祷告声。坐在小喇嘛行列中,一个年长的喇嘛进行贡粮仪式,十分引人注目。接着鼓声大作,鼓手擂起两只大鼓,其他乐手锵铿击钹和吹起了喇叭。喇叭吹出的乐曲,十分美妙洪亮,音调很长。气氛逐渐平静下来,法事也就完了。……在法事中间休息的时候,两个年老的服务人员给大家分发拳头大小的馒头,俩人一个。过了一会儿,他们抬来了两大桶茶水,分别倒到喇嘛们从衣服里掏出来的木碗中。喇嘛们的木碗碗口镶着银边”。

  从上述记述中,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多么生动的卫拉特人风情画!同时必将在当代卫拉特人中,今天亲历过卫拉特人生活的人们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马达汉在访察时,对18世纪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历史也进行了追寻。马达汉曾向土尔扈特老人、官员、喇嘛询问过关于土尔扈特人祖先东归的历史,但得到的回答,大都是“听说过土尔扈特人从俄国伏尔加河畔逃亡的事,但不知道逃亡的原因,时间和历程”,“只有一丁点模糊的概念,就是说他的百姓曾经在那里(指伏尔加河——引者)住过”,“讲不出详细的情节”。尽管如此,马达汉还是对18世纪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有了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马达汉在回忆录中做了如下概括:

  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人“最终在俄国的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找到了安顿之地。尽管这支部族处在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包围之中,但他们坚持信奉佛教并崇拜达赖喇嘛。出于对西藏的忠诚加上俄国实行的压制政府促使土尔扈特人于1771年开始出发,带着他们大量的牛马牧群,进行了逃亡中国的旅程。大部分逃亡者倒在了长途跋涉之中,一部分原因是精疲力竭而死,另一部分原因是在与追赶的哥萨克兵战斗中丧命的。幸存者散居在中国的不同地方,其中裕勒都斯谷地是其定居点之一。”

  他的足迹踏遍了南疆和北疆,又从新疆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我国西北重镇兰州,然后经过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河北、最终到达北京,历时两年多时间,行程14000公里。他的西域之旅给世人留下了大量履行日记、考察报告、人文图片和古代文物等有价值的可靠资料。他进入中国西部的时间与瑞典着名探险家 斯文。赫定二次西藏之行同期。他到达敦煌莫高窟的时间则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疯狂掠夺千年藏经洞经文之后和法国探险家 伯希和 染指残剩经文之前。

  1905年,马达汉作为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志愿前往我国辽东半岛参加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马达汉回到芬兰不久,就接到俄军总参谋部指令,要他到中国西部执行一项为时两年的军事侦察任务,目的是探明中国中央政权在西北边陲省份新疆和甘肃的实力影响和清朝地方官员对待“新政”的态度,并考察新疆和西北边境广大的人烟稀少地区,以便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战略计划。为了掩盖军事侦察活动,马达汉以俄属芬兰国贵族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作为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科考队成员,从中亚进入新疆单独行动。出发前接受了“芬兰——乌戈尔学会”和芬兰国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安特尔委员会”的委托,进行关于人类学、民族学、人文历史和语言习俗的考察并收集古代文物的任务。考察新疆是马达汉中国之行的重点。他从喀什葛尔开始,走遍了南疆和北疆,所选路线往往偏离了传统的“丝绸之路”沿途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记录气象水文数据,拍摄桥梁和军事设施,每到一处 广泛接触地方官吏首领,参观游览,了解军事、经济、民政等情况。关注少数民族的情况。在和田古城废墟和吐鲁番交河、高昌故城等地进行了考古挖掘,还在谷地收集古代经文手稿、木牍、碑铭等文物。他在进行人类学人文史地考察中对自然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现象、生活环境等大约1370幅珍贵的照片。在日记中对沿途的各种见闻大多在日记中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记录。在去北京的途中,马达汉还专程去五台山拜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且对当时因为英国军队武装入侵西藏避难的达赖表示同情。

达赖喇嘛交给马达汉一条哈达,请他转交给俄国沙皇,在北京马达汉完成了给俄军总参谋部写的《奉陛下谕旨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诸省到达北京之旅的初步调查报告》并整理了笔记誉清了草图,报告长达173页。1908年10月,马达汉从哈尔滨乘火车沿着西比利亚回到了俄国首都彼得堡。比就得到了俄国沙皇的召见。马达汉引人入胜的报告使原定20分钟的时间延长了1个小时。这种殊荣微马达汉的晋升铺平了以后的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达汉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土地上领兵与德奥局对作战,并从一个皇家骑兵团上校团长跃升为一名俄国集团军中将司令。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得芬兰获得了独立,马达汉作为沙俄军官逃亡回到芬兰。组织白卫军在芬兰内战中击败赤卫军,建立芬兰共和国,担任国家摄政官。马达汉在俄国由一名骑兵到沙皇近卫,从骑兵上校团长到集团军中将司令,炼历了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马达汉忠于沙皇俄国,反苏反共,但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每当芬兰处于危难关头,他都能受命于临危之际,从而获得了国家授予的最高军衔——芬兰元帅,并在77岁的时候担任共和国总统。马达汉在芬兰历史上是一个风云人物,也是个少有的传奇人物。少年时期的磨砺,养成了他倔强、勇敢的性格和富于冒险的精神。他丰富多彩的经历,加上神奇的西域探险,构成了他人格独特的魅力。

  马达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20世纪初受俄军参谋部派遣到中国,特别在新疆进行间谍考察,充当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但是,马达汉在为时两年的考察中,又有效地进行了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察,留下了大量科考资料、照片、实物,所有这些今天都成了不可再生的历史遗产,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晚清时期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初新疆的历史、社会、人文、地理和中外关系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马达汉的日记、回忆录、军事调查报告书、照片和实物也涉及卫拉特蒙古社会方方面面,也都成了今天我们研究20世纪初卫拉特蒙古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如同马达汉的考察具有军事间谍和科学考察的双重性一样,马达汉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同样也具有两重性和复杂性。他作为俄国军官为俄国利益尽责尽力,但作为一个小国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受到列强欺压的中国又寄予同情和希望。马达汉在伊犁考察期间,对俄国在中国的霸道行为进行抨击,在1907年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的领土上驻扎着这样一支配备大炮的俄国军队,实属特殊,不可想象,现在正处于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对于伤害其主权的行为究竟能容忍多久!”马达汉在同一天日记又写道:“图尔扎的俄国领事馆在其没完没了的中俄商务和刑事纠纷中也有一项令人生厌的任务,就是保护那些无赖的利益,而且仅仅是为了维护俄国的尊严。”

  马达汉对中国抱有良好的感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需要一个坚定的中央政府,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一个现代化的行政和技术队伍,以及新的公路和铁路通道,但首先需要的是和平。”马达汉当时将希望寄托于实施新政后的清王朝,他在《军事报告书》的“总结”中如此评议:“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改革(指清末新政——引者)已经深深扎根,想把它斩草除根已不可能,焕然一新,正在苏醒的中国,现在已不是不可实现的和强烈期待的梦,也不是遥遥无期的可能,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显然,马达汉没有认识到腐朽的清帝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清末新政挽救不了清帝国的命运,三年后,建立了268年的清帝国在辛亥革命的烈火中崩溃了。

  如果从十九世纪算起,新疆考察已经跨入第三个百年——二十一世纪,为了更好地承前启后,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作为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察的有机组成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第二十三章现代的考古学家:容庚

  容庚先生是现代着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在学术领域拥有崇高的地位。容庚自谓“野马”、“鬼锁”,狂放不羁,直言不讳,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与一贯张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是康乐园里两面飘扬不倒的旗帜。

  深藏东莞老城区的旨亭街8巷2、4、6号,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岭南民居。三进相连,每进三间两廊,彼此独立。与周边建筑相比,古旧斑驳的“老房子”显得衰老蹒跚,沉闷单调。

  但这座含蓄内敛的老宅,并不仅仅是一座唤起思古悠情的历史坐标,它满载着一个家族辉煌的五代记忆。斯文之盛,在莞城竟一时无双。在这里出生的同辈兄弟姐妹中,有三位是享誉一时的当世鸿儒。本期世纪广东学人的主角容庚就在这里出世,并度过整个少年时光。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容家到容庚这一辈,日渐摧颓。容庚14岁时祖父去世,父亲哀恸成疾,不久也随之弃世。容庚幼年与一般孩童无二,好玩好动,不喜读书,嗜赌酗酒,甚至染上吸食大烟的恶习。之所以能迷途知返,自立成人,全仗他母亲邓琼宴苦心调教。

  邓琼宴是晚清名士、同治辛未(1871)进士邓蓉镜之女,常以孟子、欧阳修、范仲淹母子故事激励儿子继承家风。但真正把容庚领上学术正轨的则是他四舅邓尔雅。邓尔雅擅长篆刻书法,曾在日本专攻过美术,是容庚的启蒙恩师。容庚的成名作《金文编》,从搜集材料到拟定编辑体例,很多都是出自邓尔雅之手。

  容母对子女读书求学抓得很紧,不断地请老师,换住处,进名校。,孟母为了让孟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不惜三次搬家。据容庚五女儿容璞回忆,容母比孟母还多一次,不厌其烦地在东莞和广州间辗转迁徙,数年之中,竟有四次之多。容母的苦心终于感化了少年容庚。

  回到东莞后,为补贴家用,减轻母亲负担,容庚在东莞中学谋到一份职位,教高中生文字学。但不久,学校认为他一介初中生而教高中,荒唐不合情理,每周只给他4个课时,远远低于其他正常老师。容庚不服,为远离是非地和获取更高学历,1922年5月,容庚与弟弟容肇祖北上求学

  容庚在北京一无亲戚可以投靠,二无友朋能够接济。只有兄弟二人形单影只,互相鼓励。年轻人想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若无名流赏识延誉,很难一鸣惊人。容庚初到北京,就在北京琉璃厂老板那里打听到当时古文字学权威罗振玉在天津的住址,并带着《金文编》原稿向罗振玉请教。罗一见之下,惊叹不已,誉其为“你做了我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于是主动向专攻金石学的马衡推荐。马衡爱才心切,不经过考试就破格录取了只有初中学历的容庚到北大国学门当研究生。

  3年后,《金文编》印行,王国维亲自做序,容庚声名鹊起。这年,容庚仅仅30岁。不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亲自来北大找容庚,希望他来燕大任教。据容晚辈吴灏回忆,有一天,北大国学门正在上课,一个外国人找到容庚客气地问:“请问您是容庚先生吗?”在确认容庚身份后,司徒雷登说:“你不须上课了,到燕京大学当副教授吧。”为表示对他的欣赏与诚意,司徒还赠以短剑一把作为纪念。进入燕京大学后,容庚如鱼得水,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书山学海,尽情遨游,同时又与志同道合的学人切磋唱酬。在燕大的15年,是容庚学术生涯的鼎盛期,奠定容庚学术界地位的着作全在这里完成。

  对容庚的学术生涯有再造之恩的前辈,除了罗振玉,还有王国维。当时,王国维执旧学坛之牛耳,后学晚进,一经品评褒奖,声价陡增。容庚在北大研究生国学门期间,就有幸与王国维相识相遇。两人年龄虽悬隔20多岁,但一见倾心,信函不断。王在信中对这位小老弟一直礼敬有加,称容庚为“希白兄”,而自称“弟王国维”。容庚也十分敬重这位饱学宿儒,经常去王寓抄录读书笔记,商讨学问文章。王国维在北大《国学季刊》发表文章,也由容庚从中奔走联系。1928年王自沉昆明湖,对容庚而言,顿失仪型典范,无异晴天霹雳。王国维死前两日,他还在王家坐了半晚,两人相谈甚欢,并不觉得有烦心纠结事。没想到两天后,王国维就投水自尽,人鬼睽隔了。听到噩耗后,容庚飞速前往,只见草席盖着遗体,放在湖边,任容庚如何哭泣喊话,王双目紧闭,气息全无。哭了很久后,容才在朋友的搀扶下黯然离去。对王国维的知遇提携之恩,容庚毕生难忘。他晚年常说,“碰不上王国维,我的《金文编》不知何日出得来,就连吃饭都成问题。我本想在大树底下做个小麻雀,树荫凉快,舒服地过一生,想不到这都不可能!人生否泰,真很难说啊!”

  从1929年8月至1935年11月,郭给容庚共写过56通书信。第一次通信是在1929年8月27日,郭在信中说:“曩读王静安先生《殷墟文字类编序》,得知足下之名。近复推览大作《金文编》,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信末落款署“未知友郭沫若”。其后,两人便订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

  对容庚的殷勤与无私相助,郭沫若感激在心。学术界相传,1958年,郭的煌煌大着《两周金文辞大系》在国内刊行,从稿费中提取500元汇交容庚,以作为归还20多年前容庚为其预支《大系》的版税。500元在当时不是小数,且远远超过容庚所垫付的数额。这不仅是偿还“宿债”,也是对容庚的感恩与报答。

  其实,两人性格禀赋与学术见解差别很大。郭研究古文字,起步晚,功底浅,但长处是思维敏锐,视野开阔,想像力丰富,敢于突破传统窠臼;容庚的长处是训练有素,功底扎实,但眼光和思维不免墨守胶固,缺乏开创的勇气和胆识。两人学术见解和性格上的差异,不久就爆发了。1933年,郭沫若《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出版,对郭的大胆武断,容庚严辞正色地提出批评。一向自负的郭沫若,对容庚的批评,心中不快。

  学术之外容庚与郭沫若的最大隔阂在对政治的看法。容庚自称不问政治,曾在信中力劝郭沫若专心学术,不必分心于政治活动。这种谏诤之言,郭沫若是听不下去的。郭的性格和志向,是决不满足只做一个书斋学究。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着书只不过是他迂回的政治手段。古人困而着书,郭沫若也是如此。在避难日本的艰难岁月里,他只有通过着书排遣苦闷,树立名望。当然,这些心曲和苦衷,对缺乏政治热情的容庚来说,是永远难以理解的。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对郭沫若有一段精辟的评价:“其想像力极强,文笔优美,皆能言之成理。余于其说之确凿可据者固多采纳,而间以献疑之故,招郭氏之不安,甚且以为遭受敌视,而函札遂疏。去年春,相见于重庆,问以新着,举《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两种相对,剧谈二小时,知其兴趣在政治而不在考古,将如退院之僧矣。”

  容庚与郭沫若相交善始善终,但与另一位学界领袖傅斯年近20年的交往,却是善始恶终,留下了一片挥拂不去的阴影与遗憾。1928年左右,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礼聘了23名特约研究员,名列第11位的就是年仅34岁的容庚。而像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这样的名流均位列其后,可见傅对容的器重与欣赏。

  但好景不长,接下来的岁月中容庚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恨事。燕京大学1941年被日本宪兵接收后,容庚没随大多数师生迁向西南大后方,并于翌年被聘为北大教授。抗战胜利后,性情刚烈的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一上任,傅斯年就对伪北大教员开刀,坚决不用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北平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被傅斯年大刀砍下马的就有周作人和容庚。容庚不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万言书”,书中列出滞留北京不得已的苦衷:“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曰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三也……”

  而傅斯年全然不接受这样的说辞。当容庚到南京中研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指着容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出去,扔到门外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用《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一文,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背负“汉奸”的恶名,在北平根本难以立足。无奈之下,容庚只能托李宗仁的关系到广西大学教书,未果,又转聘岭南大学,后来岭南大学与中大合并,就这样,解放后,容庚便终老在中大,再也没踏进过北大门槛。而他的弟弟容肇祖建国后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兄弟俩南北分离,都在各自领域内成了一代巨擘,各领风骚

  1922年3月,28岁的容庚留下妻子儿女,与三弟容肇祖一起北游京师,希望增补《金文编》以成定稿。他带着三册《金文编》稿本,专程去天津求见大名鼎鼎的罗振玉。罗振玉号雪堂,是“甲骨四堂”之首,对金文也有研究,也曾打算校补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他看到容庚《金文编》稿本,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后辈十分赏识。两人倾谈三四小时,罗振玉鼓励他“务竟其成”,容庚感觉如沐春风,乐而忘倦。

  此后,罗振玉不仅帮助容庚印行了《金文编》,还介绍他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罗此时兼任北大国学门通信导师,他给北大教授马衡写信推荐容庚,信中有“容庚新从广东来,治古金文,可造就也”之语。此前容庚毕业于东莞中学,并没有读过大学,他晚年常以一介中学生而入读北大研究生为自豪。容庚对罗振玉终身感激,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去世时,容庚致挽联“探殷墟之瑰奇,精鉴远过刘原父。睠楚国而憔悴,孤忠高似屈灵均”,对其评价极高。

  1926年,容庚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任教于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次年即破格转为教授。正是由于罗振玉的推荐与提携,容庚后来在古文字领域建树卓着,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

  王国维也是北大国学门的通信导师,他对容庚的学术研究同样帮助很大。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作序时,称他所见当今治古文字的青年仅四人: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那时他与容庚刚刚相识,此后容庚任燕京大学教授,王国维住织染局十号,两人过从甚密,时相切磋。容庚后来追忆王国维写道:“先生沉默寡言,问非所知,每不置答。喜吸纸烟,可尽数支;当宾主默对时,惟见烟凫凫出口鼻间。其治学甚劬,而所学甚博。”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容庚《颂斋自订年谱》载:“6月1日,王国维来,久谈。次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死后,容庚也是第一批到达现场者,随后又为操办丧事而奔走,他还一直保留着王国维遗书的石印件。

  陈寅恪将王国维之死归结为“文化殉节”,他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称王国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文革”中,容庚“不批孔子,宁跳珠江”,无疑也是这种独立自由精神的赓续。

  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曲学阿世,不随风俯仰,是那一代学人思想和人格的精髓,容庚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构建学术规范、确立独立人格的,这一点从他与林白水的交往中也可看出。

  林白水是20世纪初与邵飘萍齐名的报人。容庚曾任林白水女儿的家庭教师,当时他还在北大读研究生。林家车夫看不起容庚,有一次作梗将容庚抛在半途,容庚愤怒地写信给林白水,要辞去家教职务。林白水立即辞退车夫,并叫女儿向容庚磕头请罪。容庚重回林家讲课,林白水见到他又亲自向他下跪谢罪,容庚十分感动,两人遂成莫逆之交。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北洋政府黑幕,被直系军阀张宗昌杀害,容庚集林白水文章成《生春红室金石述记》一书,并作跋颂扬他“视权贵蔑如也”。“视权贵蔑如”,也是容庚精神的写照。

  1929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以“未知友”署名给容庚写信,以寻求甲骨文研究资料。时容庚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他无私地将自己所能搜罗到的资料全部寄给郭沫若。但对郭的政见和热心政治的行为容庚并不赞同,他曾在信中劝郭埋头于学问。1946年,容庚在重庆第一次与郭沫若见面,相谈并不欢畅,他事后与人谈起,用“退庙之僧”来形容郭,意指郭不务正业。

  1962年3月,康生驱车访容庚,在中山大学康乐园里传为奇闻。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在“黑石屋”与容庚谈论文物收藏、书画鉴定,两人因容庚所藏《兰亭集序》真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令在座的中山大学领导目瞪口呆。康生敬重容庚的学识和胆量,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还亲自为他开具给各地党委宣传部门的介绍信。

  容庚着作等身,其《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被学界奉为圭臬。但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北京完成的,1946年,容庚南归,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由于学术氛围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容庚无法致力于自己长期经营的彝器铭文研究,甚至也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容庚将兴趣逐渐转移到书画碑帖上来,写出过《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这样的重要着作,但他常常对人说,自己“解放后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因为,他赖以生存的学术土壤已不复存在。但是,容庚的个性在这个时期更加凸显出来,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表现出一位学人的铮铮铁骨。

  1958年,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董每戡、叶启芳等教授被打为“右派反党小集团”,容庚为他们奔走呼吁,学校领导警告他:“容庚,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他坐在台下大声回应:“我退休!”

  1958年“交心”运动中,容庚又有许多精彩言论,据陈世铙日记记载,容庚说:“这几天,我的思想很沉重。思想像竹子,有些地方通了,许多地方还是不通……”

  1966年5月,全国都在批判吴晗、邓拓,“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容庚仍在会上为吴晗、邓拓喊冤叫屈。他说:“毛主席自己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现在却把这批文章(《燕山夜话》)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谁敢提意见,这不是防民之口吗?这样防民之口,只好挂个牌牌‘莫谈国事’了。”就这样,容庚成了中山大学第一批“牛鬼蛇神”,与刘节、谢文通并称康乐园里的“三家村”。

  容庚曾自称野马,谁也驾驭不了,又自称鬼锁,谁也打不开。“文革”开始不久,他的研究生们就贴出大字报——《坚决砸烂容庚这把“鬼锁”!》,揭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召开大家行动起来,“坚决砸烂这把‘鬼锁’,宰掉这匹‘野马’!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71年10月30日,批林批孔运动中,中文系教职工学习中央文件,容庚说:“斗争斗争,我心里一直不安,斗来斗去,莫须有。”“不说又不行,沉默就是反对,又一条罪状!究竟怎样做人好,如果七八亿人都拥护,中国是无敌于天下的。可是现在还有两种人,把话闷在心里,不敢说话,这不是好现象。”“整天喊思想改造,越改造越坏。”

  这就是容庚。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在容庚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说:“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依然刚直不阿,不讲违心之话,不作背理之事。”这是对容庚最直白、最平实的赞誉,这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现。

第二十四章虚构的国度发现者:海因里希.施利曼谢里曼

  提到考古,必然要提起曾经被以为是虚构国度的特洛伊重现天日的,着名的特洛伊战争大部分人都很熟悉了,而顶着被其他考古学家嘲笑的压力发掘了特洛伊的正是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位——海因里希?施利曼谢里曼

  熟悉考古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德国的谢里曼,不仅是因为谢里曼发现了地中海东部的先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以及以特洛伊二期文化为代表的先迈锡尼的安纳托里亚文明,也不仅是因为他相信荷马,一直都在试图证,日月荷马史诗就是鲜活的历史,这一点他真的做到了,更因为他的传奇经历,他的“卓有成果的探索精神既富浪漫情调而又充满激情,这一点触动并且活跃了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力”。

  从小他便酷爱读书,接触到荷马史诗的契机也颇为意外。

  那是1829年的圣诞节,一位贫苦的牧师送给他儿子海因里希·谢里曼一本杰勒的《世界史图解》,里面有一幅画是伊尼亚斯背着老父,抱着儿子从特洛伊大火中逃出的场景。孩子看着那巨大的城墙和雄伟的悉安门问爸爸:“特洛伊城是这样吗?”爸爸点头。

  “那么,特洛伊城完全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吗?”

  “是这样,”爸爸说。

  “我不信,”小海因利希·谢里曼说,“我长大以后要亲自去找到特洛伊城和国王留下的珍宝。”

  爸爸大笑起来。

  童年的记忆是终生难忘的,而谢里曼童年所记忆的东西很早就超过了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旧事。他在14岁上停了学,接着到一个名叫弗斯登堡的小城的一家食品店去当学徒五年半。他的工作是卖鲜鱼,卖白兰地酒,卖牛奶,卖盐,磨碎准备蒸馏用的土豆,晚上打扫店铺,从早上五点于到晚。

  这时他已经差不多忘掉了爸爸讲的那些故事。一天,一个磨坊主的帮工喝得醉蘸蘸地来到店里,依在柜台旁用洪亮的声音朗诵了一首长诗,那调子里充满着落魄文人对于不学无术的人们的鄙夷。谢里曼觉得好听极了,可是一个字也听不懂。问了一下,才知道那人背诵的就是荷马的《伊里亚特》。他连忙凑了几个钱,买了一杯酒给那醉汉,让他从头再背诵一遍。

  谢里曼在奔波闯荡中度过了青年时代,他在1841年到了汉堡。在驶往委内瑞拉的一条船上充当杂役。船行14天后遇上风暴,船在北海海面荷兰所属德克色尔岛附近沉没。他游到岸上,最后是在一所医院里,筋疲力竭,衣服破碎。接着,通过一位世交介绍到阿姆斯特丹一家企业的办公室充当杂役。

  他住在一间简陋的阁楼里,冬天连火炉都没有。就在这里他开始学习外语。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他用一种不同一般的自学方法精通了英语、法语、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他曾说:“通过紧张而勤奋的学习,一年之内我的记忆力显着增强,很容易地学会了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语。每种语言只用了一个半月就达到流利地说、写的程度。”

  于是,在成为一个考古学家之前,他先成为了一个语言学家,之后他利用语言的天赋把握了时机,开始从事起各国之间的商贸,一年以后他创办了自己的进出口商行,当然他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到1854年他又学习瑞典语和波兰语。1850年正当他在美国时,加利福尼亚参加合众国,这使他当然地取得了美国国籍。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卷入了黄金热,并且办了一家经营黄金的银行。这时他的身份已经够得上美国总统的座上客了。

  谢里曼不停地挣钱。他投资房地产,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做军火生意,从而获得巨额利渴。

  尽管他大约是19世纪最有天赋的语言学者,但由于有了这种理想却奇怪地使他不敢学希腊语,因为他担心一旦学希腊文化入了迷,就会放弃经商,从而不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样直到1856年他才开始学习现代希腊语。希腊文是他学习的第一门与业务无关的语言;在以后几年里,他用现代希腊文写的信寥寥无几。他的方法却依旧,为数不多的长篇大论只用来作为练习。我最近请教了东方语言学家,有关谢里曼自学的语言,不仅有希腊文,不久以后又有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 谢里曼的心情荡漾,而这对他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对这一古老语言的热情真挚地发自内心,而与此同时,他亦得将他的精力奉献给这个国家,她的语言伟大而富有生机,浪漫而精力充沛,他性格中德国和美国的成分结合于一身,主宰了他的头脑,使他要去这文明古国,只有这样,他的生活才会充实, 。立志要把埋藏在地下的特洛伊古城发掘出来。

  以后的十年,这种双重生活加快了步伐,并不再困扰他;其实,谢里曼的商社已不复存在,只有学者谢里曼活在世上。直到他死,他一直是把意志和激情这两种生活与活动的形式集于一身。

  我们在别处见不到像他这样有这么鲜明的两种灵魂,也见不到比他这种双重目的和他率真的天性更可爱的东西。在他33岁到35岁之间的不计其数的练习册中,他不停地练习现代和古代希腊文。他的写作越来越流利,最初,他将生词译为法语或其他文字。他的日记少有涂改,工整清爽,而这些练习册却像学童的练习簿,有擦痕、污迹及教师的改错。

  “我的消遣”,他写信给他姐姐说,“就是学语言,这是我所热衷的消遣。在工作日,我不停地工作在事务所中,而在周日,我从早坐到晚研读索福克勒斯,将他译成现代希腊文。”这种把时间和精力作六比一的分配的结果是,他的希腊文练习册展示了一个渴望逃避到理想王国去的商人,他的真实内心的独白,比起他的旅行日记,更能揭示出他的内心世界,其中不乏勤奋不倦和自炫博学的记载。他着重记录了天气,他所在的地域,纬度和他的健康状况,植物志和动物志,商业、政治、社会和种族问题。这些练习册的心理学价值超过谢里曼所保存的成千上万的文件的总和。从他的希腊文练习册中,我们按时间顺序作了部分摘录

  “我应该雇一个希腊助理,但他应该通晓俄语、法语和德语。我对荷马和索福克勒斯的后代有强烈的偏爱。”

  “我知道自己又吝啬又贪心,我应该不再如此财迷。整个战争期间,除了钱我没想过别的。”

  “当周日终于来临时,我又能沉浸在荷马的着作和狄摩西尼的演说中,他使雅典卫城颤抖。”

  “我知道有这样一句话:‘补鞋匠应该一直做到底。’但我不会一直做商人做到底。在我早年,当别人在学习时,我还是个奴隶,直到20岁时,我才开始学习语言。结果是,我缺乏学习语言的背景和环境。我永远做不了学者,但我力图补上失去的东西。我的愿望是让自己认真地学习,且我这么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这些记录清楚地显示了他在30多岁时的想法;它们揭示了他为什么继续做了十年的商人。我们可以看见他如何接连徒劳地试图放弃淘金,但一次又一次被诱惑回头,而他又如何在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中,安排好一切工作来练习希腊文的写作。这就像一个悲喜剧的冒险故事,他企盼着带刺激的收场,虽然他已经知道结局,但还是把一切抱负再三地变为失望的折磨。

  经过两年的内心搏斗,他终于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每个周日都召集起一群学者和鉴赏家。当罗伦兹教授去德国作专项研究时,谢里曼写道:“我多么羡慕这家伙!而我除了默记做不了别的,通过这种方法可帮助记忆,但对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作演讲或写作),虽微不足道,我却做不到。不幸的是,因为我毫无背景,永远也做不到……当我审视当前的自己,我视自己的一生不过是科学的涉猎者……我总试图写原文的作品,但写了一二页之后我便将他们撕得粉碎,连我自己都嫌它笔墨拙劣,想到自己的涂鸦就像空中楼阁毫无根底,决计再也不作此等尝试了。”

  几乎与此同时,他写信给他姐姐说:“想起曾经打算放弃经商,我便禁不住好笑;我就像下大赌注的赌徒,看见赢得的赌金堆在眼前,怎么可能叫他离开赌桌。”

  何况,一提到赚钱,谢里曼就思潮奔涌、滔滔不绝!

  最终只有一个危机——失去一切的危险才能使谢里曼这个狂热和幸运的商人放弃经商,于是他决定在1858年罢手。“去年秋天,危机爆发,我在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总数加起来约有三千万塔勒。我在11月初至1月底的损失不计其数。我所经历的焦头烂额的情形使我36岁便突生华发。我蒙受的损失程度在国外的商行总值达35万至45万帝国塔勒……这次危机的另一个结果便是从此使我厌恶商务,最终坚决彻底地远离它所有的兴衰变迁……即使是现在,四个月这次可怕的变故之后,我还没能从那时期的精神损失中恢复过来;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写着写着,我也禁不住满眼流泪。”

  如今,他第一次游历了东方,行程远至耶路撒冷,南至尼罗河的第二大瀑布。在回来的途中,访问了斯米尔那,赛克拉德和雅典。

  拙稚而强硬,渴望求知,酷爱冒险,以及对自己语言天分的强烈信心,庇护和激励这个独特的人在阿拉伯世界游历,而这种游历既不能给他带来荣耀,也不能带来名声。如果问为什么,就像那希腊语教授所能回答的;事实如此,无可解释。

  1868年,他到了希腊和小亚细亚。第一次踏上荷马史诗中的这片土地,他兴奋已极。他决定不再做生意,他要奋力去发现这传奇中的特洛伊城!他在书中写道:“的确,我喜欢钱;但是,钱这东西只能作为我实现一生伟大理想的工具。”

  他的“向导”不是别人,正是史诗作者荷马!他已经把《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看成历史,而不是单纯的文学诗词。谢里曼是如此为荷马的魁力所倾倒,以致于当他参观伊萨卡岛时还以为他真的回到了那个年代。伊萨卡岛是希腊的一个岛,《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和他的妻子珀涅罗珀传说就住在那里。谢里曼这样写道:“每座山、每块石、每条河、每一个橄榄园都使我想起荷马,我发现我猛地一跃,飞越过了几百年,进入具有古希腊骑士风格的闪光年代,”他雇用了四个民工,在传说曾经是奥德赛宫殿的遗址上动工发掘。当民工挖出两个装满灰末的罐子时,谢里曼心中大喜;他在想:这是不是奥德赛和珀涅罗珀的骨灰呢?!他想马上找到证据以验证荷马史诗的准确性,于是他赶到了土耳其爱琴海的另一边。

  土耳其西北部的两个遗址早已和特洛伊传奇有着神话般的联系,这就是名叫布纳巴西的村落和称为西沙里克的小山。谢里曼手捧着荷马史诗,在这两个遗址上进行着他的考察,他认定西沙里克小山更加符合他在《伊里亚特》史诗中所找到的特洛伊城的位置。虽然在这之前,有几个人推测过:西沙里克小山是遗失特洛伊城的位置;但是只有此时此地,谢里曼才相信了他们的说法。

  在动工发掘西沙里克遗址前,谢里曼需要获得土耳其政府的准许。他清楚地知道,当时美国人要比德国人和俄国人更容易获得土耳其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于是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里度过了1869年,以便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谢里曼在美国的逗留也使他很快与他的俄国妻子离了婚,他想再娶。当时他已经是如此醉心于古希腊文化和历史以至于认为只有希腊女人才适合于他。他开始请朋友为他介绍。他提醒这些朋友:“她必须对荷马充满热情。”最后47岁的谢里曼选中了其中的一个。她叫索菲亚.英格斯托门罗斯,17岁。两人很快结了婚。使许多熟悉他的人感到吃惊的是,这次婚姻十分美满,充满无限真爱。

  1870年,四十七岁的施里曼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千里迢迢前往达达尼亚海峡,来到近东沿海特洛伊平原,寻访他为之魂牵梦绕数十载的古城堡遗址。经过实地勘察,他最后选定一个名叫希沙立克的小丘作为挖掘地点。但是那时候的他仍然没有获得土耳其政府的准许证,但他还是开始挖掘这座小山了。在土耳其当局勒令他停止非法开掘之前的两星期,谢里曼挖出了一段石墙,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道:“这石墙有6英尺厚,建筑得牢固极了!”他坚信,这就是荷马在史诗中描写的特洛伊城墙!

  1870年4月,施里曼从土耳其官方领到了发掘的许可证,他雇佣了一百名工人。他在1871年正式动工开掘,他渴望发现特洛伊的心情可以说到了疯狂程度!他的发掘方法有些鲁莽与妄动,他不是将这座50英尺高的小山从上向下一层一层地开掘。用认真的考古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标准的传统开掘方法,小心翼翼地寻找一件件文物。谢里曼雇用了120名民工,命令他们尽量挖宽,挖深,从小山的这一端挖到那一端,挖出了一道130英尺长的坑,简直像是把蛋糕一下从中间切开,看看里边夹的是什么心子。有人这样讥讽道:“他简直是在挖苏伊士运河,哪里像是在考古现场发掘!”

  第二年又挖了四个半月。1873年3月中旬,他们又开始挖掘。

  接着他终于发现了!他发现的石墙只是这块“蛋糕”的第一层皮。这使谢里曼感到大感吃惊的是,他发现的不仅仅是特洛伊,而是埋在下面的一大片城市。一层一层的废墟一个压一个,一共有45英尺深!每一层代表着一个城市——一个在前一个废墟基础上建造的城市。各层之间又有多层泥土相隔。有几层灰末显示,其中部分城市曾被大火夷为平地。谢里曼对上面几层,不太感兴趣,因为他认为真正的特洛伊,即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应该是在最下面或靠近最下面的地层。所以,使后来的考古学家深感遗憾的是:谢里曼支使他的民工残忍无情地用大车拖走了成千上万立方码的泥土和石头,使这座遗址小丘上面几层具有考古实证价值的地层,在他大刀阔斧向底层鲁莽发掘下丢掉了!正如谢里曼自己所说的:“我的目的是掘出特洛伊,我估计它是较低地层遗址中的一个,我不得不破坏而放弃较上面的地层中许多有趣的遗址。”他的鲁莽与妄动使当时的一些学者十分不满,称他是“特洛伊第二个破坏者。”

  1873年,谢里曼对荷马史诗准确性的深信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民工在接近小丘遗址的底层挖出了石铺路面、大号陶罐。同年5月,他们又挖到一栋大型建筑物遗址。谢里曼坚信,他已经找到“特洛伊的最后一位国王的宫殿遗址。荷马在史诗中把这位国王叫做普里阿摩斯,所有古典着作也是这样称呼他的。”这次大规模发掘的高峰一直持续到5月底,此时的谢里曼已经发掘出了考古学家所能发现的最不平凡的遗址之一:普里阿摩斯国王的黄金宝藏!

  根据谢里曼的记载,当他挖到“普里阿摩斯国王宫殿”的基石时,他突然看见在黑暗之处有道道金子的闪光。为了不让民工看见,他匆匆叫他们收了工,他不想让他们把发现黄金的事上报给当局;因为根据许可证的要求,发掘者应将所发现东西的一半上缴土耳其政府。但是,谢里曼决意要把所寻到的所有文物上缴给希腊政府,因为他已经把希腊看成了他的家,民工一走,谢里曼就拼命挖金子;此时他已不顾头上摇摇欲坠的石砖快要砸下来的危险。他发现大量黄金饰物一个紧挨一个存放着,好像它们之前是放在木箱里,而木箱随后又腐烂掉了。传说索菲亚.谢里曼用她的红披肩,从这里把宝藏偷运走。后来,在坑的顶部的一个小室里,他发现了许多金、银器皿,还有一些银锭和工具。但是,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黄金珠宝饰物,包括3件头饰,60只耳环、6只手镯。近9000颗黄金珠子(谢里曼后来用这些珠子打成一条异常珍贵的金项链),这是当时考古学上最有价值的发现。谢里曼家族成功地把这些珍主运出了土耳其,运到了希腊,再由索菲亚的亲戚把它们藏在花园和货棚里,直到1874年谢里曼准备将此事公诸于世。

  谢里曼发现的公开,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土耳其政府极其愤怒地要求归还这批藏宝;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瑟学者强烈要求展览这个稀世发现;在普通人心目中,谢里曼这位寻宝人一夜间成了大英雄。然而,普里阿摩斯宝藏却给谢里曼带来了麻烦。他没有向土耳其道歉,没有请他们原谅他没有履行给土耳其“一半”的诺言。因为在那个时期,欧洲的考古学家也在埃及与近东大肆掠夺地下宝藏,这已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作法。许多考古学家还因这样做成了百万富翁而沾沾自喜。但是令谢里曼感到失望的是,希腊政府在土耳其人压力下,拒绝接受这批藏宝。最后,谢里曼只有把它们送到德国,存放在柏林一家国立博物馆中。土耳其政府发誓要找他算账,他也不想受到严厉惩罚,因而赔偿了土耳其政府要求得到的五倍罚金。

  特洛伊黄金宝藏的发现,虽然举世瞩目,但也仅仅是谢里曼考古生涯中的一个片段。他一直在指导西沙里克的发掘,直到1890年去世。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还开掘了一个称为迈锡尼的古希腊遗址——传说是征服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农国王的故乡。在那里,谢里曼发现了又一个,甚至是更有价值的宝藏——“皇家墓地”,其中有金饰点缀的遗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许许多多的遗骸!其中一个男性骷髅还戴着一付黄金面罩。谢里曼带着自豪而又敬畏的心情写道:“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那张脸,许久!许久!”

  现在看来:谢里曼是错认了阿伽门农。在迈锡尼发现的墓地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而如果确有阿伽门农这位国王,则他所处的年代要远远靠后,即特洛伊战争年代,大约公元前1250年前后。然而,谢里曼在迈锡尼的发现却是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数世纪顶峰文化的首例确切证据。正如学者们在赞扬谢里曼考古发掘时所指出的那样:迈锡尼文化从大约公元前1600年至1050年,一直主宰着爱琴海地区,公元前14世纪和13世纪,在迈锡尼人的全盛时期,他们居住和往来贸易的足迹遍及希腊、克里特、爱琴海诸岛、土耳其沿岸,以及意大利南部。大约公元前11世纪,迈锡尼帝国瓦解。当地人与来自北方的部落混合而建立了希腊文明,在8世纪时,处于全盛时期。古希腊的语言、文学和宗教保存了迈锡尼文化的许多成分,包括关于战争和国王的传奇,这些都成为特洛伊战争传奇故事的素材。

  谢里曼也误认了特洛伊。“普里阿摩斯主藏”发掘的地层,据现代考古学家推断,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至前2200年;这比传奇中的特洛伊战争年代要早1000年。匆匆忙忙一下挖到遗址的最底层——谢里曼认为的特洛伊所在地——势必大大超过了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的真正所在地层。这可真是太傻了!

  推算各地层所属年代的主要权威,是威廉.多朴菲尔德,他在1882年被谢里曼雇用来监督发掘工程进展。据他断言:从最下层的最古老的特洛伊Ⅰ,向上数到最上层的新近地层特洛伊Ⅰ,整个废墟遗址由9个不同地层构成。其中特洛伊Ⅱ就是谢里曼认为是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特洛伊所在的地层。但威廉认为,真正的遗址比谢里曼在此之前估计的要古老的多;而且,荷马史诗中早已描述过的特洛伊,即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伊,会在新近得多的地层,即特洛伊Ⅵ中找到,虽然谢里曼大为吃惊,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威廉耐心收集的证据,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所发现的宝藏可能不属于普里阿摩斯国王。在他去世之前,他承认:他所发现的艺术珍品可能比普里阿摩斯在位的年代要早1000年。

  在谢里曼去世后,威廉在西沙里克遗址上继续探察,并成功定位了特洛伊Ⅵ的部分遗迹。这是谢里曼的民工尚未破坏掉的部分。

  他发现了一堵大型石墙,找到了特洛伊Ⅵ早已被烧毁的证据。威廉宣告,这才是“真正的”特洛伊。现代考古学家已经证实了他对年代的推算,即:特洛伊Ⅰ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特洛伊Ⅱ(谢里曼认为的特洛伊),公元前2500年至前2200年;特洛伊Ⅵ,公元前13世纪(《伊里亚特》史诗中所描述的年代);特洛伊Ⅷ,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所来到的这座希腊城市;特洛伊Ⅸ,最上地层,是古罗马的新特洛伊(新伊利昂)城。

  在西沙里克工作的下一位考古学家是美国人,名叫卡尔.布勒根。此人在1932年来到这里。他的发掘方法体现了20世纪新的科学的考古学态度,即:慢慢地、仔细地测量、记录、照像,然后才搬走所发现的东西。在谢里曼和威廉所遗留下的,未被发掘过的小丘地区,布勒根获取了大量关于特洛伊Ⅲ、Ⅳ、Ⅴ的资料;像他的前辈谢里曼和威廉一样,他对证实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最感兴趣。他把威廉划分的9个地层进一步分成46层。他断定:特洛伊Ⅶ地层当中的一层最有可能是传奇中的特洛伊。

  今日的西沙里克已经完全不是1870年谢里曼开始发掘的那个泥土覆盖的小山丘了,它就像一个采石场,被打成许多的孔洞和壕沟,还有崩破的石墙。遗留下一摊面目全非的城市痕迹。它目前是土耳其的主要文化景观之一,每年吸引着300,000观光者来到这里。观光者一到这里就能看到一个三层楼高的大木马,体现着永恒的荷马传奇风格。剧院里可观赏演出。此剧院是公元1世纪由罗马人修建的。当然,重要的科学考察仍在进行。1988年开始的,由一组德国和美国的考古学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探险,已经找到了可能作为这小山顶四周的防卫边界的遗迹——一条10英尺宽的壕沟。这条壕沟已深挖到底盘岩,包围着一大片区域;这暗示该遗址上的一些早期城市可能有考古学家们所估计的5倍大。其他的近期发现有:特洛伊Ⅸ出土的,比真人还大的罗马大帝哈德里安的大理石雕像;特洛伊Ⅰ下面的早期定居者的遗迹。考古学家们已经着手对特洛伊的史前遗址进行考察,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在希腊迈锡尼,谢里曼的第二大发现是这个黄金面具,被称为“阿枷门农面具”。然而,制作此面具的时间比阿伽门农国王(如真有其人)在位的时间早几百年。

  新型发掘方法标志着在特洛伊考古历史的重大变化。在遗址工作的考古学者第一次不再受荷马和《伊里亚特》史诗的摆布。德国考古学家玛夫锐德.柯夫曼负责发掘他认为,《伊里亚特》史诗描述的事件是否曾经发生不太重要。他这样说道:“我相信,《伊里亚特》描述了历史事件的核心:战争确实在这个地势险要的地区不停地发生。……关于是否有帕罗斯和海伦这样的人物,不是主要的问题。”

  1993年8月8日,考古学家在修复由罗马人建造的一个剧院时,发现了公元2世纪罗马大帝哈德里安的大理石雕像。

  特洛伊无疑是古时一大强国。它位于海岬之上,俯视着欧亚之间的重要贸易通道,即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航道:处于这样一个贸易与旅游交叉路口的城市,特洛伊极易卷入战争并受到攻击,这类型的冲突就可能为数世纪的人所记忆,并代代相传,从而给荷马的传奇故事增添了更多渲染力量。与谢里曼不同的是,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把特洛伊视为具有悠久而曲折复杂历史的名城;而不是用来证明文学传奇的真相。柯夫曼,这位负责发掘工程的德国考古学家作了这样一个解释:“我们的遗址发掘工程并非根据《伊里亚特》史诗进行;而是作为研究史前文明的历史学家,从令人迷醉的文化‘十字路口’开始!”尽管如此,谢里曼一定会高兴知道:一个关于特洛伊的传奇至今仍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小时候就醉心于少儿书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特洛伊图片的男孩,在长大之后竟然找到了湮没在数世纪尘土之下,而又充满着神话传奇色彩的城市——特洛伊!

  瑰丽奇绝的中土大陆只是托尔金的想象。然而在真实的世界里,也有这样一个人,凭借对神话和传奇毕生坚定不移的信念,靠一生胼手胝足的奋斗,发掘了神话的真相,还历史以原貌,自己也成就了一段传奇。

  一场战争,一部史诗。

  一个人,一座传说中的城市。

  一个梦想,一段神话的开始与落幕。

  这就是谢里曼与特洛伊的故事。

第二十五章那些不愿透露名字的考古学家们

  2009年12月,一群拒绝透露姓名的海底考古学家声称在加勒比海发现了传说中神秘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城。他们将一系列在加勒比海海底拍摄的照片公诸于众,以此来证明这一发现的真实性。这些考古学家们认为照片中的城市废墟,年代可追溯到埃及金字塔建造之 前,而金字塔是在公元前2600年之后出现的。

  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描述中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美丽、技术先进的岛屿,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70年。他在书中写道:亚特兰蒂斯不仅有华丽的宫殿和神庙,而且有祭祀用的巨大神坛。 柏拉图在描述中说,亚特兰蒂斯人拥有的财富多得无法想象。亚特兰蒂斯人最初诚实善良,具有超凡脱俗的智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亚特兰蒂斯人的野心开始膨胀,他们开始派出军队,征服周边的国家。

  他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腐化,无休止的极尽奢华和道德沦丧,终于激怒了众神,于是,海神波塞顿一夜之间将地震和洪水降临在大西岛上,亚特兰蒂斯最终被大海吞没,从此消失在深不可测的大海之中。

  事实上,对于神秘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搜寻近年来一直都没有停止。1997年,俄罗斯科学家声 称在距离英格兰西南部的兰兹角100英里(约合160公里)处发现了亚特兰蒂斯城。2000年,一些考古学家又在土耳其黑海北岸海底300英尺(约合91 米)处发现一座城市废墟,亦被发现者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城。据信,该城是被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一场大洪水所淹没,而那很可能就是《圣经》中 提到的洪水。2007年,瑞典研究人员声称亚特兰蒂斯城位于北海的多格尔海岸,这个海岸在铜器时代被海水淹没。

  目前许多科学家的共识是:在 美洲的东部与西欧之间原来存在着一片大陆,科学家将其称为“大西洲”,亚特兰蒂斯城就在其中。不过,尽管发现不少,但迄今为止,有关亚特兰蒂斯城的确切位 置仍无定论。

  亚特兰蒂斯城究竟身在何处?它真的存在过吗?为什么世人如此孜孜不倦的探寻着它的踪迹?如果存在过,亚特兰蒂斯文明究竟是怎样 的一种文明?

  有关亚特兰蒂斯的传说,最早见于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的着作中。在柏拉图晚年 的着作《克里特阿斯》和《提迈奥斯》两本对话录中都对此有所提及。

  在柏拉图的记述中,亚特兰蒂斯城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岛屿上,其文明相当发 达,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70年。

  亚特兰蒂斯不仅拥有华丽的宫殿和神庙,而且有祭祀用的巨大神坛。它还是个强大的海上帝国,拥有庞大的 海上舰队。亚特兰蒂斯人拥有的财富多的无法想像。

  最初,亚特兰蒂斯人诚实善良,笃信天神,并且具有超凡脱俗的智慧。他们每天都过着无忧无虑 的生活。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亚特兰蒂斯人的野心开始膨胀,他们开始派出军队,征服周边的国家。“它统治着整个岛屿乃至周边的一些部份,甚至还要跨越大洋 将势力延伸到大陆的部份地区:除此以外,这个庞大的帝国还统辖着利比亚在‘海克力斯之柱’之内、埃及以近的部份地区,欧洲远直至第勒尼安海(地中海一部 份,在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岛同撒丁岛、科西嘉岛之间)。巨大的权力中心在不断膨胀、汇集,周围的部族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征服,整个海峡以内都是亚特兰蒂斯帝 国的势力统辖范围。”它甚至征服了克里特文明。

  与此同时,亚特兰蒂斯人的生活也变的越来越腐化,无休止的极尽奢华和道德沦丧,终于激怒了众 神。于是,突然有一天,海神波塞冬将地震和洪水在一夜之间降临在他们身上,亚特兰蒂斯最终被大海吞没,从此消失在深不可测的大海之中。

  高度 发达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就这样消失了,但因为亚特兰蒂斯人在四处征服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文明传播到了西方世界,所以今天的人们还可以在西方文明中找到它的一 些蛛丝马迹。

  催眠记录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对于柏拉图对话录中记录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相信者有之,怀疑者 亦不少,认为只是古人的想像者有之。对于与我们相隔了二千多年的记载,让人们彻头彻尾地相信,的确远非易事。

  然而,19世纪美国一个叫埃德 加。凯西的通灵人却在自我催眠状态下成功透视了亚特兰蒂斯文明。据记载,埃德加。凯西具有神奇的透视和预见功能,在其一生高达14264件的透视记录中, 包含了被透视者的种种医疗情报,以及其前世过去及转世后的未来。凯西还成功预言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及结束。

  而对被大洪水淹没的亚特兰蒂斯 文明,凯西则花了20年时间做了数百次的催眠透视,将其过去和未来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叹的是,凯西的“亚特兰蒂斯催眠透视”和柏拉图所留下的“亚特 兰蒂斯传说”,甚至连部份细节都是一致的。研究家们证实凯西一次也没读过柏拉图的着作,而且凯西的催眠透视比柏拉图所说的更为详细。

  凯西 “透视”的亚特兰蒂斯历史达到数十万年,“初期的房屋是木造,接下来是石造,以圆形为主要构造,为防止自然的风雨及野兽的攻击建的十分坚固。最初,亚特兰 蒂斯人从事狩猎,但渐渐地使用石头及木材所做的工具,并从事畜牧及农耕。火及天然瓦斯是最先发现的物品之一,但很快地也发现了铁及铜。”

  “亚 特兰蒂斯的气候是温暖的,巨大的爬虫类恐龙、象、犀牛及野猪等各种生物在草原上漫游。虽有些会威胁人类,但亚特兰蒂斯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了高度的文明, 便成了大陆的支配者。”

  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在公元前50000年左右。凯西认为,那是由于当时的亚特兰蒂斯人“比较接近神”,以及 “灵魂通过第三只眼使创造力及超能力发生作用”所造成的。在公元前28000年左右亚特兰蒂斯迎来了黄金时代,其最令人注目的成就是它的能源系统。

  凯西看到,亚特兰蒂斯能源系统的中心是磁欧石。它是六面体(横断面是六角形)的巨大圆柱体状的玻璃样物质,能吸收阳光,将其转变为能源。它被设置在波塞迪亚 (亚特兰蒂斯的首都)太阳宫的中央能源所内,创造出了迄今人类尚未了解的“宇宙能源”,并将它集中、增强,以不可直视的强光向世界传播。

  亚特兰蒂斯不仅仅有将那光线发展成动力能源的文明,同时他们也能使人体再生及返老还童,这一切都使亚特兰蒂斯人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生活在那个天堂里。

  对于亚特兰蒂斯的毁灭,凯西看到它在公元前16000年时突然沉入海底,因为以磁欧石为中心的能源系统发生爆炸,使地球的地基摇动,巨大的大陆就此沉下,只 剩下迁移到别处的人们。

  与柏拉图记述的亚特兰蒂斯的文明是在“一日及悲惨的一夜”被销毁略有不同的是,凯西认为是经过三次,亚特兰蒂斯文明 才彻底毁灭的。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0000年时发生了最初的异变,亚特兰蒂斯虽失去了大陆的一部份,但还持续着其繁荣的文明。接着是在公元前16000年 所发生的第二次异变,这时大陆被分成无数座巨岛,民众纷纷远走他乡。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最后的异变发生了,亚特兰蒂斯文明彻底湮没在海底。不过, 在第一次、第二次异变后的移民以及逃过最后劫难的亚特兰蒂斯人,却广布在世界各地,并促使了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兴盛。

  在柏拉图的记述之后,理想之都亚特兰蒂斯就成了众人所向往的地方。尤其是当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就更加加深了柏拉图所记 述之事的可信度。因为在“真正的海”的对面,果真是有“真正的大陆”。起初,许多进入美洲大陆探险的探险家认为,在那里所看到的就是亚特兰蒂斯。然而,我 们知道,亚特兰蒂斯早已湮没于海底,所以他们看到的只不过是美洲大陆。

  近2个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殚精竭虑去寻找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发现古希腊的特洛伊城的德国着名考古学及亨利。谢里曼就是这其中的一位。他在去世前给家庭成员留下了一个信封。1906年,他的孙子保罗。谢里曼最终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些照片和几份材料。

  第一份材料中写道:“打开这个信封的人,必须正式发誓继续我的未竟事业。我已经得出了结论:亚特兰蒂斯不仅 是美洲同非洲和欧洲西海岸之间的一块大片陆地,而且它还是我们全部文明的发祥地。专家们对此已有过多次争论。一些人认为,有关亚特兰蒂斯的传说仅仅是诗歌 里想像的东西,其根据只是关于公元前几十万年以前发生的那场洪水的片断材料。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传说是有历史的真实性的,不过还无法拿出证据来。”

  “在信袋里,有一些文件、笔记、文章和文字证据,我认为这些东西都同亚特兰蒂斯有关。仔细阅读这些材料的人必须保证,接过我的研究工作,尽一切可能争取拿出有 决定意义的成果来——亨利。谢里曼。”

  保罗.谢里曼查看了祖父留下来的材料,上面是亨利对历史的重大发现。他在挖掘特洛伊古城时发现了特洛 伊王的“宝物”,那是一个青铜罐,里面有一些东西都用腓尼基语写着:属亚特兰蒂斯克诺斯国王。1883年,亨利在法国卢浮宫惊奇地发现了一些与特洛伊王的 “宝物”中的物件一模一样的发掘物,而这些来自中美洲的帝华纳科古城。对此,亨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请人对特洛伊王的宝物作了一次化学分析,结果表明, 这些东西是用某种粘土制作的,但在腓尼基和中美洲都找不到这种粘土。于是,亨利进一步研究了玛雅文化,看看它是否同欧洲的其它古文化有共同之处。

  经过研究,亨利发现,埃及文化同玛雅文化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早期的欧洲人是不可能到美洲去的,而玛雅人也是不可能到欧洲来的,因为他们都不是出色的航 海家。因此亨利得出结论:应该是传说中所说的那样,从前,在我们所说的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一定有一块宽阔的陆地作为两个大陆之间的桥梁。这块陆地不是别 的,恰恰就是亚特兰蒂斯,这里的居民曾向埃及和中美洲迁移。

  保罗.谢里曼看明白后,遵照祖父的遗愿,走上了寻找亚特兰蒂斯的征途。一连6 年,保罗。谢里曼走遍了埃及、中美洲和南美洲,并仔细地参观了许多博物馆。1912年,他在《纽约美洲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我是怎样发现一切 文明的发祥地亚特兰蒂斯 的》。据说,他在废墟附近发现了两枚金属货币,其材料同特洛伊王的宝物的合金完全一样。也有传说称,他发现了两本极其惊人的手稿。一本是玛雅文手写本,珍 藏在不列颠博物馆。这本东西叙述说,在公元前8000年的一个叫做“穆鲁克11”的日子里,忽然发生了剧烈的地震。震区遭到严重的破坏,几百万居民同这块 陆地一起一夜之间沉入了大海。另一本东西是古老的迦勒底文本。值得指出的是,在前后两个手稿中都出现神秘的“穆”字。由此可以断定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保罗.谢里曼的文章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但他宣布,他将出版一部相关着作,公布他有关这些问题的全部证据。然而,此后多年,不仅这部着作没有问世,连保罗。 谢里曼自己也销声匿迹了。有人由此认为保罗。谢里曼的言论是一场骗局。然而这对保罗有什么好处呢?也有人推测,保罗一定是发现了某些关键性的证据,但有人 下令不许他发表其研究成果,所以他被迫走出公众的视线。那么,这究竟是什么人呢?又是一个历史之谜。

  在保罗.谢里曼的研究之后,1946年 由伯德探险队的考古学家们声称,他们在南美洲的西边太平洋底发现了一片陆地,据信这就是消失的亚特兰蒂斯。50年代初,一位名叫于尔根。施帕努特的年轻牧 师声称,他在赫尔戈兰岛附近的北海水域发现了消失陆地的遗迹。根据柏拉图的记述,那么亚特兰蒂斯应该是沉没于直布罗陀海峡的外侧,亦即这座梦幻中的大陆是 沉入大西洋的。不过,如果不相信柏拉图的记述的话,那么它应该也有可能沉于大西洋以外的地域。有人统计过,那大概有1700余处。而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地中 海的克里特岛和爱琴海的桑多里尼岛。

  而对于亚特兰蒂斯城的重现,具有超感能力的美国人凯西预言道:“亚特兰蒂斯被水淹没的地域,是在美国佛 罗里达外海比米尼岛附近,人们将会很快在海下世代沉积的泥沙下发现寺院。”“在北大西洋上的佛罗里达比米尼岛的附近,将重新浮出亚特兰蒂斯,它的一部份会 在1968年至1969年之间被发现”。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预言。

  然而,就在1968年,考古学家们的确在比米尼岛附近海底发现了两座 石造建筑。这就是今天被称为“比米尼大墙”的海下遗迹。1969年7月,人们又在比米尼北部发现了古代希腊样式的装饰用大理石圆柱。凯西的预言似乎开始实 现了。

  失踪的亚特兰蒂斯,你真的是湮没在比米尼岛附近吗?

  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何消失?

  从柏拉图和凯西的叙述中,我们知晓亚特兰蒂斯文明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它那令今人无法企及的能源系统的中心以及能使人体再生及返老还童的能力就说明了这一点。也许我 们可以如此形容,今天的文明与之相比,也只不过是个“小儿科”。

  凯西认为,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高度发达是由于当时的亚特兰蒂斯人“比较接近神”,以及“灵魂通过第三只眼使创造力及超能力发生作用”所造成的。正是因为对神的信仰,所以他们的能力也可以接近某些神。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发达的文明却湮没于海底,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人认为,亚特兰蒂斯的毁灭是因为地球气候的变化造成的,当太阳系运转到宇宙空间的某 个特定位置时,地球上将会周期性的出现不适应人类生存的气候。地球的这种周期性变化会导致高级智慧生物的周期性进化。也有人推断,有人推断,亚特兰蒂斯是 由于一颗巨大的陨星与地球相撞而导致毁灭的。这场星球大撞击产生的冲击波高达11公里,威力巨大的冲击波曾多次波及整个地球周围的空间。这场灾难过后,可 能有人幸存下来。

  然而,柏拉图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那就是亚特兰蒂斯人不再尊敬神,而且狂妄自大,到处征战,还有生活的腐化、无休止的 极尽奢华和道德的沦丧,终于激怒了众神。神将地震和洪水在一夜之间降临在他们身上,亚特兰蒂斯文明因此消失。一切关于这个文明曾经的辉煌都化做了一种美丽 的传说,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慢慢的将其遗忘,直到十八世纪,它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如果在人类历史上,亚特兰蒂斯文明的确真实的存在 过,那么它的消失带给今天人类的将是永恒的教训。那就是,人类不可能在没有道德的情况下生存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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