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图坦卡蒙之死

图坦卡蒙大约在9岁左右登上王位，18岁时就去世了。有迹象表明，他死于一起谋杀。

墓碑内“法老的诅咒”——应验，进入墓穴的人会死于非命……是谁杀死了图坦卡蒙？

一 追梦帝王谷

在埃及的所有法老中，最为知名的恐怕就要数图坦卡蒙了。这位年仅18岁即夭折的小法老之所以蜚声世界，其原因在于他那座规模不大，但却是保存最为完好的陵墓被考古学家所发现。此外，他那扑朔迷离的死因和传遍世界的神秘诅咒也是使图坦卡蒙这个名字为世人所熟知的重要原因。

图坦卡蒙陵墓是由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于1922年在埃及的帝王谷遗址中发现的，所以关于他的故事得首先从帝王谷说起。

在埃及，除了蜚声世界的金字塔外，还有一处令无数的旅游者心向往之的地方，那就是“帝王谷”。

在开罗以南700公里的尼罗河西岸，与卢克索等现代化城市隔河相望的一大片沙漠地带就是古代埃及都城底比斯的所在地。帝王谷就坐落于离底比斯遗址不远处的一片荒无人烟的石灰岩峡谷中。在那断崖底下，就是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70年～前1090年）安葬法老的地点。几个世纪以来，法老们就在尼罗河西岸的这些峭壁上开凿墓室，用来安放他们显贵的遗体，同时这里还建有许多巨大的柱廊和神庙。这里曾经是一处雄伟的墓葬群，有64座帝王陵墓，埋葬着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二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等最着名的法老。两座高22米、重720吨的“门农巨人”——其实是阿门诺菲斯三世的坐像，雄视着尼罗河；而拉美西斯大帝就安息在华丽的地宫之下……

帝王谷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谁也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帝王谷始于法老托特米斯一世（公元前1 545年～前1515年）。托特米斯有感于先人的陵寝大都不免遭受盗墓人的侵害，因此摒弃了辉煌而过分张扬的金字塔，命人在底比斯山西麓隐蔽的断崖下，在那石灰岩壁上开凿了一条坡度很陡峭的隧道作为墓穴。从此以后的500年间，法老们就不断地在这个山谷里，沿用这种方式构筑自己的岩穴陵墓。

然而，历史注定了帝王谷要成为帝王和盗贼的家乡。

那些法老们在安葬他们的干尸时极尽奢华之能事，这在那些盗墓贼看来，诱惑实在太大了，那里的每一座墓室的财富数量，都远远超过最贪婪者的梦想。在帝王谷，法老们选定的墓穴位置是彼此靠近的，不像过去那样分散，目的是为了便于集中守护，然而，这也恰恰给盗墓贼提供了方便。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个匪帮会聚到帝王谷周围，他们要么暗度陈仓，要么明火执仗，要么与当地政府或守护者相互勾结，进行疯狂的盗墓活动。托特米斯一世的遗体在那里平安待了多久不得而知，但他的后辈托特米斯四世下葬不到1 0年，他的墓就被人洗劫一空，并且，在墓室的墙上，盗墓者还留下了得意的留言。可以说，在500年的时间里，葬在那里的每一座墓室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洗劫。以至于后来的法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的先祖改葬。拉美西斯三世的遗体前后改葬了3次，阿赫密斯、阿门诺菲斯三世、托特米斯二世以及拉美西斯大帝的遗体也都曾被改葬别处。到最后，由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只好将它们几具、十几具堆在一处。1881年，开罗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仅在一个秘密洞穴中就发现了40多具法老木乃伊！

随着时光流转，朝代更迭，过了3000年后，帝王谷早已被彻底废弃成一片破败不堪的荒漠。300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盗墓者把这片山谷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19世纪，一支又一支盗墓匪帮仍然在这里活跃着。可以想像，这里的陵墓遭到了怎样的浩劫——这个被四周的山脉所包围的荒凉峡谷，充满了死亡的阴影。当年豪华的洞穴已被洗劫一空，许多洞穴的入口敞开着，成为野狐、沙隼和蝙蝠的巢穴。然而尽管帝王谷已经破败不堪，仍然有一些贪婪的人在山石上四处踅摸。在同一个地方，盗墓活动持续了3000年，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从18世纪起，随着拿破仑大军挺进埃及，一批批欧洲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又相继到达这里，他们和盗墓贼“一起”，又对这里进行了地毡式的挖掘。至19世纪末，人们开始认为，这里的古迹已经扫荡净尽，再也不会找到新东西了。这时候，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那些盗墓贼，关于帝王谷的挖掘开发都应该接近尾声了。

然而就在这时，霍华德·卡特和罗德·卡纳凡勋爵出现了。他们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卡特在17岁时就来到了埃及，曾就学于着名的考古学校比特里。他学识渊博，懂得协作，是一位满怀激情而又作风严谨的考古专家。在遇到卡纳凡勋爵之前，他供职于埃及名胜古迹服务部，监督帝王谷的挖掘。

卡纳凡勋爵则是“只有英国才能产生的人物，他爱好体育和搜集文物，是个绅士又是周游世界的旅行家，行动起来是个现实主义者，却又具备浪漫的情操。”他是海克利尔城堡的继承人。1901年，一场严重的车祸损害了他的胸部，致使他从此落下呼吸困难的毛病。于是医生便建议他到温暖而干燥的埃及过冬，这样可以避开英国令人窒息的浓雾。于是，卡纳凡来到了埃及。在参观了几个考古队的挖掘现场之后，他发现考古活动可以将他收集文物的癖好和对于体育的喜好结合起来，因而他也开始了考古挖掘。1906年，他有感于自己对考古知识的缺乏，向埃及文物管理局局长马斯皮罗教授请教。马斯皮罗当即向他推荐年轻热情的卡特作为他的考古助手。至此，霍华德·卡特和罗德·卡纳凡勋爵相识并合作了。他们的合作非常融洽，卡纳凡的财力是卡特进行考古活动的保证，而卡特的渊博学识正是卡纳凡所缺乏的。后来，卡特担任了卡纳凡的出土文物总监。

1902年，美国人西奥多·戴维斯得到埃及政府批准，开始在帝王谷从事考古挖掘工作。在一连挖了1 2个冬天后，戴维斯把这里的挖掘权转让给了罗德·卡纳凡勋爵和霍华德-卡特。

戴维斯在这12年中并非一无所获。他在这里发现了托特米斯四世、西普塔赫和霍仑玄布等人的陵墓。不过，和100多年前的贝尔佐尼发现拉美西斯大帝的陵墓一样，他所发现的几座陵墓早在3000年前就被洗劫过不止一回了。戴维斯只得到了一些当时的盗墓贼看不上眼或遗落的一些东西。虽然，其中包括着名的“异教国王”阿门诺菲斯四世的妻子美丽的彩色胸像——这是埃及最着名的一件雕刻作品，但这些零星的发现或许抵不上12年来所付出的艰辛。

然而，1917年，卡特却力排众议，选中谷中一块面积将近20英亩的三角区域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而且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找到图坦卡蒙的陵墓。

找到图坦卡蒙的陵墓是卡特心中蕴藏已久的愿望。图坦卡蒙是着名的“异教国王”阿门诺菲斯四世和王后尼费尔提提的女婿。据推算，他于公元前1361年登基，时年仅10岁，娶了一个8岁的少女。19岁时他便死去了。关于他的生平，见于史料和传说的仅限于此。并且，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卡特也是几年前读到关于他的一点资料才对这位国王产生兴趣的。自从接过帝王谷的挖掘权后，卡特认真研究了戴维斯发掘出的古物，他意外发现，其中竞有4样东西都与图坦卡蒙这一名字有关。其中在一只彩釉陶器上和一小片金叶上都铸有图坦卡蒙的名字，还有几个黏土做的图坦卡蒙的印章，是从在“异教国王”阿门诺菲斯四世的陵墓中发现的。另外，几只大瓦瓶经纽约的专家鉴定，也被认为有可能是图坦卡蒙的殉葬品——以前人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与图坦卡蒙有关的文物，所以卡特认为图坦卡蒙的陵墓就在帝王谷中隐藏着，并且很有可能还不曾被人侵扰过。

就凭着几样不起眼的出土文物和一种直觉，卡特开始了在帝王谷中的挖掘工作。卡纳凡勋爵作为活动的资助者和卡特站在了一起。但是，当卡特和卡纳凡站在山头向下俯视着帝王谷时，他们看到，谷里遍地都是大堆的被挖出来的碎石。在此之前，已经有几十个考古队在那里挖掘过了，整个谷底看起来像是月球表面。乱石堆之间是一座座陵墓的入口，而这些都是早已开发过的墓葬了。当时所有人都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被筛过了，再也不会有什么新发现了。

的确，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发掘图坦卡蒙陵墓的全部过程中是最不平凡的，但也是最乏善可陈的。整整五年，他们所有艰苦的努力换来的仍然是一无所获！

卡纳凡勋爵追寻梦想的热情开始消退了。他决定停止在帝王谷中的挖掘工作，独自返回英国了。与此同时，卡特也在深刻反思究竟为什么毫无进展。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他们忽略了呢？整个三角区已被他们全部“奋斗”完了，只有以前发现古代工房以及拉美西斯六世的墓地内的一部分还没有挖。那么，图坦卡蒙的陵墓会不会被这些上面的建筑覆盖掉了呢？也许吧，卡特想，不管怎样一定要再试试。他决定前往英国说服卡纳凡勋爵，并向他承诺这是在帝王谷挖掘的最后一季。卡纳凡同意了。离开之前，卡特无意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您的这只金丝雀真漂亮。”“哦，是吗？”卡纳凡自豪地望着自己的华丽雅致的庭院，“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吧。”

1922年10月，卡特回到帝王谷。手下的埃及工人告诉他，金丝雀会带来好运。11月3日，他们开始动手拆除古代工房。次日上午，当第一座工房拆掉以后，下面就露出一层从岩石中凿开的石阶。这个16级的台阶一直通向地下。11月5日，他们已确知这是一个封了口的古墓。当下挖到第12级石阶时，露出了一座门的上半部。门用石块堵住砌牢，并盖有封印。封印上的图案是一只豺和九个俘虏——帝王谷国王墓室的专用封印！卡特后来写道：“一座封闭的墓门找到了——这就是说，真的找到了！……这是考古挖掘者最为激动的时刻。”

卡特极力控制着兴奋的心情和强烈的欲望，让工人封闭了墓穴入口，暂时停止了发掘工作，等待卡纳凡回来。他向卡纳凡发了如下一封电报：“谷内已有重大发现，一座封口完整、壮观的陵墓。我已将墓穴封好等您前来。谨致贺忱。”

二 最壮观的考古大发现

发现陵墓入口后，卡特一直守卫在那儿附近，他忍受着心中无尽的煎熬，耐心地等待了近三个星期，终于在11月23日看到卡纳凡由女儿陪同着来到帝王谷。

11月24日，工人们清理出最后一级石阶。对墓室门重新考察发现，在那国王墓室的专用封印下边还有一个有缺损的封印，而那上面的名字居然就是图坦卡蒙！两道封印似乎说明这个墓室并非一开始所想的原封未动。盗墓贼进去过，也许不止一次。但是，重盖的封印完好无损这一事实仍然让人心生期待。

只有打开墓室门才能验证里面到底如何。而这道门里面是一条向下斜的坡状甬道，甬道里堆着满满的碎石。甬道尽头是另一个门，和第一个门一样，以一堵墙封住，盖有同样的封印。在第二道墓门也清理过后，气氛再次紧张起来。卡特后来回忆说：“决定的时刻到了。我用颤抖的手在门的左上角钻了一个小洞。”

在确定门内没有毒气的危险后，卡特让人把小洞扩大。这时所有关心这项工程的人都在场，包括卡纳凡勋爵和他的女儿，以及闻讯赶来的其他几位埃及学家。他们都在周围注视着。不及这道门全部打开，卡特就用颤抖的双手，从窟窿里伸进去一支蜡烛，想先一探究竟。此时的他全身微微颤抖，脑袋伸进那窟窿里。一开始，烛光摇曳．什么也看不清。随后，他看到了一些轮廓，看到了一些金光闪闪的颜色。随即卡特惊呆了，他紧咬双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旁边的人等得不耐烦了，最后卡纳凡忍不住问道：“看到什么东西了吗？”

卡特慢慢回过头来，梦游般地说：“是的，我看见了很多了不起的东西。”

事后卡特写道：“我们在烛光下看到的景象在考古出土史上是空前的。当月27日墓室门正式被打开以后，证明这话并没有丝毫的夸张。在一盏移动的强光电灯照耀之下，人们看到几张金色躺椅、一张包金宝座、两尊巨大的黑色雕像、若干雪花石膏瓶和几座奇形怪状的神龛。墙上映出奇特的兽头的影子，一座神龛的门开着，一条金蛇从里面向外探头。两座雕像像站岗一样面对面站立，身穿金裙，足踏金鞋，手执权杖，额头上盘着护身眼镜蛇。”

它就像一个金碧辉煌的殿堂！卡特所提到的东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里面还有许多其他东西，简直可谓琳琅满目。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所有的东西却被堆得极为凌乱。好像这里仅仅是个奢华的仓库。如果说盗墓贼曾经进来过的话，那么，为什么这里的东西会这么丰富，甚至有些看起来明显很值钱的小物件都没有被带走呢？这很难让人理解。

在堆放着三张躺椅和一些箱子的地方，人们在其中一张躺椅下面又发现了一个小洞。洞下面是一个比先前发现的墓室小些，但摆满了各种用品和装饰品的墓室。卡特他们把首先进入的墓室称为前厅，而把后来发现的这间称为侧室。但在这两个厅里均未发现棺椁或木乃伊。

仔细审视墙壁之后，他们在两尊塑像之间的墙上发现了第三个封闭的门。卡特后来写道：“这时我们的心里浮现了一幅图景：一间接一间的

◆法老的宝藏◆地下室，每一间都装满了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想到这些就兴奋得喘不上气来。”第二天，他们检查了这第三道门。发现靠近底部被人穿了一个洞，随后又重新封起。很明显，盗墓贼已经穿过前厅——他们把第一间墓室叫作前厅——继续向前活动过了。同样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盗墓者为什么放在手边的珍宝不拿，而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去穿越第三道门呢？他们要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门内会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图坦卡蒙的棺椁和他的遗骨呢？

人们多想立刻打开来看一看啊。但是“等等”，卡特突然清醒过来，他意识到必须先把这些东西清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因为现已发现的这些文物绝不能立即运走，因为许多文物是极容易损坏的，在迁出之前必须进行保护性处理，再加上烦琐的编目、清理、检测等等一系列常规的工作，使得这一切变成极为烦重的科研任务。这预示着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专家的指导与配合。

尽管可以肯定，那第三道门内，装的东西一定更加珍贵。但卡特还是抑制住了开启的冲动，决定还是先封闭整个墓室。

有专家说，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是考古工作成功的顶峰，也是一部考古史的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项工程中进行的每一环节，完全结束了以往那种散漫的、盲目的猎奇式工作方式，在考古学史上，树立起按照严格的方法，互相协作，循序渐进的科学作风。而这，全赖于卡特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胸怀全局的优秀品质。

自发现陵墓起，世界各地就有许多人或机构表示愿意提供慷慨的资助。但对卡特来说，他最为看中的是各类专家的协助。事实上，在后来的整个工程中，也的确有许多各地专家参加了这项工作，为这项空前的考古大发现贡献力量。而这与卡特的有效组织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一位位一流专家的相继到来，图坦卡蒙陵墓于12月16日再次打开。先是摄影师为墓室拍照，然后从墓中起出了第一件文物。接下来，登记，清理，需要考据、辨识文字、制订保存方案的，都各有专家负责，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细致的工作总是费时的，这项清理工作竟然持续了几个季度。

前厅里的文物到1923年2月中旬已清出，可以腾出地方开启第三道门了。这一天，前厅里聚集了20多个经过特许前来参观启封的官员与学者。卡特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排排的椅子，就像会场一样。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又一个秘密之门将被打开！

卡特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封印卸下——封印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可以看出卡特的严谨和克制，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下，他仍不愿破坏一点有用的东西。其实他的心早就飞越到了这堵石门之后。当卸下那门的第一块碎石，透出一点光亮时，他“真是按捺不住想要停止操作，向里面窥探一下才好”。

随着卡特等人小心快速地取掉石块，一片金光从门内透射出来。后来他写道：“我们几个操作的人几乎感觉到了后面观众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第三道门后竟然是一堵金光灿灿的金墙！

当然，他们后来了解到，原来那是一座豪华的神龛的外壁，是镀金的。它异常庞大，几乎占满了整个椁室。在神龛的里面又是一层神龛，再里面是一层更小的神龛，就这样一共四层的神龛套在一起……从神龛的第二层起就封得好好的，可以肯定没有人曾经打开过。也就是说他们将看到的是3000年来一直原封未动的国王的木乃伊。

令人遗憾的是，卡纳凡勋爵没能等到那一刻，在参加过开启黄金神龛之后，他病倒了，没多久就去世了。

由于从前厅、侧室以及在椁室另一侧的小房间内发现的各种文物还在进行着清理工作，所以直到1923年冬天，卡特才开始考虑打开金龛。一足足用了84天，卡特才将4层金龛全部拆卸开来。而在第四层金龛内满满地放着的，是一口硕大无朋的石质棺材。1924年2月3日，出土工作人员才看到了石棺的全貌。它是由一整块黄色石英岩雕凿而成，长8.8英尺，宽4.8英尺，棺盖则是由红色花岗岩做成。2月12日，当重达1200磅的棺盖在绞车的帮助下被抬起后，他们发现里面是一具“人形棺”。这具人形棺材为柏木制，上面覆盖着金箔。棺盖上覆盖着国王的纯金头像。尽管过去3000多年，它仍然像刚出熔炉一样耀眼。

由于需要清理其他文物，所以又过了一年，卡特等人才将人形棺打开。令人吃惊的是，就好像那金龛一样，人形棺里面又是一层柏木棺，直到第三层。第三层，也是最里面的一层人形棺则完全由纯金制成：它长1.8米多，底厚为25毫米～30毫米，重达110.4公斤。当这一层棺盖被抬起时，终于露出了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对卡特等人来说，这期待了多少年的最终之谜终于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了。卡特写道：“每当这种时刻，我的感情很复杂，也很冲动，但无法用言语表达。”

发现者对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越发惊叹不已。这位小法老的木乃伊上罩着黄金面罩和纯金护肩，看起来金光闪闪，显出帝王的尊严。揭开黄金面具，人们发现干尸上浇灌了大量的油膏。这正是专家们所担心的，因为事实证明这种油膏对尸体防腐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而这些油膏把裹尸布紧紧地粘在了尸体上，已经变黑变硬。

1925年11月11日上午，解剖学家亚齐伯尔特·德利教授剪开了干尸的裹尸布。随着一层层黑布被剥下，人们发现尸体还未曾完全腐烂，最后展现出来的是年轻国王的面孔，用卡特的话说，那是“沉静而安详的面孔，一个青年的面孔”。后来德利医生从解剖学方面判断，小法老死时的年龄为17岁到18岁之间，而以18岁最为可能。

从小法老的裹尸布里，还发现了143块各类宝石。也就是说，图坦卡蒙墓穴里到处堆满了财宝，他死后共带走了2000多件精美的宝物。人们知道，图坦卡蒙死时只有18岁，并非什么重要的统治者，但他的葬制已经是如此豪华，那么，想像一下拉美西斯大帝和西索斯一世这样的大帝王的墓葬又是什么样的规模呢？德利医生有一句话，说：“有的陵墓里，随便一间墓室里的东西，就应该等于图坦卡蒙陵墓里的全部。”想来这话并不夸张。那么可以想见，千百年来，曾有多少宝物流落到盗墓者之手。

三 谋杀图坦卡蒙

图坦卡蒙的陵墓能够比较完整地被保存下来，并有幸为现代人所发现，其中的偶然因素不可忽视：他被埋葬之后不久就有人盗墓，于是被及时发现，又被及时封存；更重要的是，后世的法老在修建自己的陵墓时，在无意中覆盖了图坦卡蒙的陵墓。不知道，这是出于上天的玄机，还是出于历史的讽刺——越渴望永恒的，反而越早消弭于世，而像图坦卡蒙这样年少早亡的，恐怕还从来没有思考过永恒的问题，反而却得以存续数千年。

而霍华德·卡特于1922年11月5日，发现地下12级台阶那带有皇室墓地印封的墓门时，这个明显小于其他法老陵墓的台阶所通向一的却是埃及历史上的一段空白。

自图坦卡蒙陵墓被发现以来，有关图坦卡蒙的身世之谜、死因之谜便成为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世人于是就在这纷纷纭纭的争论中，看到了3000多年前一个朦朦胧胧的传奇故事。

关于图坦卡蒙的史料相当贫乏。结合壁画文物和史料的记载，粗略得知：图坦卡蒙年幼登基，是古埃及十八王朝的第12位法老，他于公元前1361年接过法老的权杖，至公元前1352年结束，共执政9年。从他死亡时仅18岁来推断，那么他年仅9岁就登上了法老的宝座。在登基的同时，前法老阿肯那顿（阿门诺菲斯四世）8岁的幼女安克珊娜门成为他的皇后。

围绕着图坦卡蒙的谜团，首先便从他的身世开始。

古埃及王朝一向沿袭血亲婚姻，但是图坦卡蒙究竟是谁的儿子呢？惟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他身上一定有着皇族的血统。猜测有很多种。

第一种猜测：他不是前法老阿肯那顿的亲生儿子。阿肯那顿法老打破了法老血亲婚姻的传统，将叙利亚公主纳菲尔缇缇立为正妃。这位远道而来的皇后有着旷世惊人的美貌，她的名字纳菲尔缇缇，意思就是“美人来了”。她为阿肯那顿法老生下了六个女儿，却没有儿子。有人猜测，她的女婿图坦卡蒙法老是阿肯那顿法老的侄儿，也就是说，图坦卡蒙迎娶的皇后是自己的堂姐妹。

第二种猜测：他是法老阿肯那顿的亲生儿子，但是生母不详。有一种研究认为，由于王后一直没有生下儿子，阿肯那顿便纳了偏妃——甚至有人认为这位偏妃就是阿肯那顿已经长成的女儿之一。图坦卡蒙既是纳菲尔缇缇的女婿，也是她的继子，更是她的外孙。

第三种猜测：他是法老阿肯那顿的同父异母兄弟。因为在图坦卡蒙向神庙呈献的花岗岩狮子上，有记载说“修整了他的父亲阿门诺菲斯三世的纪念碑”。而阿门诺菲斯三世的皇后名叫美利塔·奥古斯特，并且，在一个被称为奥西里斯的神庙内，有一块碑铭，上面雕刻着图坦卡门母亲的名字叫美利塔。

一个人的身世如此错综复杂真是世所罕见。3000多年前的深宫秘事，或者是不能以常理推断的。所以，最好是用科学的方法，对这几位历史人物的木乃伊进行DNA测试。

2001年，有报道说，埃及文物委员会已经同意，将取自图坦卡蒙木乃伊的DNA与阿门诺菲斯三世的DNA作对比，此次测试将由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开罗的艾因沙姆斯大学的人员携手完成。测试原定于2001年2月12日在图坦卡蒙法老的墓中进行，墓地将关闭几个小时。此次测试是为了搞清图坦卡蒙是否系阿门诺菲斯四世的儿子。

◆陵墓中的宝藏◆

然而，遗憾的是，到了DNA测试的日子，专家又宣布说此项测试已被取消，并拒绝说明原因。他们说“现阶段测试不能进行，我们只有等待”。

从两位法老的木乃伊提取DNA并作比较，这一消息一经公布就在埃及考古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测试结果将改写埃及的历史。也许这就是DNA测试取消的原因，很多人并不情愿看到历史被重新改写。吉萨金字塔的考古小组组长向媒体透露，他过去“也曾拒绝外国人对金字塔建造者的木乃伊作同样的测试，因为有人想破坏埃及的历史。”看来要想知道真相，是需要等待的。

围绕图坦卡蒙的所有谜中之谜最令人困惑，也最为引人人胜的是图坦卡蒙的死因。最具有轰动效应的说法是谋杀。

尽管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被誉为考古史上最壮观的发现，但他的陵墓却是在所有法老中最为寒酸的。有考古学家指出，相对于法老的身份来说，图坦卡蒙的殡葬规格低了一些，那些随葬珍宝仍然不够档次；陵墓也很小，甚至不如帝王谷中一些祭司的墓室大；而且陵墓内的陈设和壁画也过于简单草率，卡特当初也曾报怨说，那些镀金神龛安装得极为粗糙。联想到只有18岁就结束的短暂生命，于是有人开始猜测，图坦卡蒙也许并非正常死亡，而是另有别情，所以，这位法老是在匆忙中下葬的，

人们在图坦卡蒙的木乃伊上也发现了疑点。1925年，德利医生第一次为干尸进行检查后，认为小法老死于肺炎，但在他的报告中，曾说小法老左侧脸颊有一小块伤痕，却没有做出合理解释。

一个尘封已久的谋杀之谜，开始浮现在人们眼前。

1968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第一次为木乃伊做X光透视检查，结果令人吃惊：法老的头颅中，有一块移位的骨头，后颅骨的位置更有一块仿佛血液凝结的阴影，与头部受重击的损伤一致。更可疑的是，他的颈骨有曾折断的迹象，似乎是被煞费苦心地重新对接过——至此小法老死于谋杀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那么，是谁谋杀了他呢？又是为什么呢？

从图坦卡蒙的地位与年龄考虑，有一种说法最有可能：他死于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

要说明这场发生在3000年前的王权之争，须得先从图坦卡蒙的岳父阿肯那顿法老说起——在图坦卡蒙的身世仍然不解的情况下，就让我们权且这样表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吧。反正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图坦卡蒙娶了阿肯那顿的女儿安克珊娜门。

阿肯那顿法老，是世界上第一位已知的宗教改革家，被后世称为“异教国王”。据他留下来的少量雕像来看，他的容貌也实在异于常人，甚至给人一种“外星来客”的古怪印象。和他那以美貌闻名的皇后纳菲尔缇缇形成绝妙的反衬。

公元前12世纪，阿肯那顿当上国王之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开始推行崇信太阳神阿吞的一神教，意欲取代埃及传统的宗教。而埃及传统宗教则以多神教的信仰为中心，一切都由僧侣们（阿蒙祭祀团）控制。因而阿肯那顿遭到了僧侣们的反对。阿肯那顿于是以强硬的手段禁止人们信仰其他神，他向各地派人铲除纪念碑或寺庙上其他神的名字，并没收了高级僧侣们的财产，逼着他们还俗做普通民众。他还将没收来的阿蒙神庙和僧侣财产都改建成阿吞神庙，并逼迫所有官员、贵族以及老百姓都宣誓效忠于阿吞神。

他还耗费六年光阴、无数人力物力，在底比斯和孟斐斯之间兴建了一所新的都城——希尔摩一埃赫太顿，固执地迁都而去。

然而，多神教信仰在埃及已根深蒂固，加之僧侣们也要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特权，因而阿肯那顿的宗教改革步履维艰，整个王国也陷入了混乱的局面。阿肯那顿死后，太阳神教信仰者与传统教信仰者开始争夺王位。小图坦卡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上了王位。

那么，究竟是谁谋杀了小法老呢？

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凶手是他身边亲近的人，这个人有可能成为后来的埃及国王。有一种说法矛头直指图坦卡蒙的接任者埃耶。在图坦卡蒙继承王位的时候，埃耶已经成为权倾一世的人物，他是阿肯那顿在位时的高级祭司，是当时的三大摄政大臣。埃及的祭祀阶层成为仅仅次于法老的官僚集团，所以埃耶的职务相当于宰相。此外，据书载埃耶是纳菲尔缇缇皇后的父亲，也是图坦卡蒙的妻子安克珊娜门的外祖父。这位老人执掌朝政多年，威望极高，加上他与皇室的血缘最为亲近，所以通过迎娶小皇后而继任法老就名正言顺。更有人猜测说，当初小法老和安克珊娜门的结合，也是埃耶安排的，目的是让自己独掌大权，成为摄政王。而随着小法老日渐长大，他的地位受到威胁，因而谋害了小法老。

但问题是，以埃耶之老练，如果他早有此心，为何不早行此计呢？非要等到垂垂老矣？在那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继任成为法老之

◆陵墓中的壁画不仅仅是一种传说◆后，埃耶只勉强支撑了四年，就一命归西。

另一个嫌疑人则是当时独掌军权的大将霍连姆赫布。霍连姆赫布出身低微，他在阿肯那顿及图坦卡蒙时期地位迅速攀升，在图坦卡蒙时期更是独掌军权，但图坦卡蒙在长大，越来越不受他的控制，甚至有一天会取代他对军队的控制。在埃及，法老们都是尚武的战士，图坦卡蒙总有一天要领军征战。在图坦卡蒙的陵墓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画面表现的是他用脚踢俘虏或射倒成群敌兵，虽然这很有可能只是他心中的愿望，也许他一生都没上过战场，但是，这种趋势毕竟是存在的，对霍连姆赫布的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

在图坦卡蒙墓中，许多物件都刻有前国王的名字，其中许多是图坦卡蒙的大臣在他死后献出来的。有意思的是，在有记载的所有大臣中惟独少了霍连姆赫布的贡品。此外，有这样一个史料，是图坦卡蒙的遗孀安克珊娜门王后写给赫梯国王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我的丈夫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嗣。您有几个儿子。您能否令其中一个成为我的丈夫，我不愿让一个仆人做我的丈夫。”很显然，有人在向她逼婚。目的是借此成为埃及国王。因为按古埃及的风俗，如果王后再婚，她的丈夫将成为新的法老。那么信中所指的“仆人”是谁呢？不太可能是埃耶吧？

历史告诉我们，这封由勇敢的寡妇王后为自己写的求婚信，最终成了镜花水月。当赫梯王子赞纳扎带领着庞大的随从队伍南下埃及，准备迎娶王后的时候，他和他的部属都离奇地消失在了沙漠中，再也没有人找到他们的影踪。也许只有手握兵权的霍连姆赫布能做到达一点。

那么，为何这位手中牢握军权的大将，居然没能在图坦卡蒙死后立刻继任为法老呢？

也许王后仍不愿让霍连姆赫布得逞，但又别无他法，最终只好任命自己的祖父埃耶为新任法老。霍连姆赫布的希望落了空，但他仍通过种种手段保存了自己的地位——埃耶年纪太大，对他无能为力。4年后埃耶去世，霍连姆赫布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王位，加冕成为埃及的法老。

另一种可能是，这时候他还不想把自己暴露在风口浪尖上。而明知图坦卡蒙之死内有蹊跷的王后安克珊娜门以及外祖父埃耶，因为手无实权，不得不向他妥协。总之后来的事情发展是真实的历史：仅仅过了4年，老迈的埃耶法老就死去了，霍连姆赫布果然成为继任法老，成功地迎娶了身不由己的两任法老遗孀安克珊娜门——从此后，这位不过二十出头的小妇人就在历史长河中失去了记载，很有可能是被霍连姆赫布利用来登基之后遭到幽禁或暗害了。

此外，另一个事实似乎也可以被用来证明霍连姆赫布就是谋杀者。霍连姆赫布在埃耶之后当上埃及国王后，曾下令将凡是有图坦卡蒙和埃耶名字的地方，要么除掉，要么用自己的名字替代。如今，在一块矗立在开罗博物馆的图坦卡蒙的石碑上，如果你仔细地察看椭圆形王室徽标中的那个深深的凹痕，你会发现原本写着图坦卡蒙的名字的位置已被霍连姆赫布这个名字所占据。而埃耶的陵墓也遭到了来自官方的侮辱和破坏——刻在陵墓墙壁上的名字统统都被抹掉了。按照埃及的文化传统，随着一个人的名字从他的陵墓上抹掉，他将永不复存在，随着这最后的生命的痕迹被抹掉，死者也就永远不得超生。是什么让一个继任者对他的前任和再前任如此地仇恨呢？答案仍然是仇恨。

需要提及的是，霍连姆赫布的确非一般人物。在他统治埃及8年之后，他治下的十八王朝忽然被一个自称拉美西斯一世的法老开创的十九王朝所取代。但是这位不知来历的拉美西斯一世仅仅在位一年（公元前1295年～前1294年）就死了，王位传给了塞提一世，之后是拉美西斯二世（即拉美西斯大帝，在位67年）。十九王朝时期的埃及，空前的繁荣，疆域扩张，文化、经济、军事都超过前朝。

那么，仅仅在位一年的十九王朝的开创者，拉美西斯一世究竟是谁呢？

据说，他就是霍连姆赫布。

也许这时候，你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但如果笔者告诉你，被列入谋杀小法老嫌疑人名单的，还有他的司库马亚和他的王后安克珊娜门，而且他们也都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也都曾在历史的长河中流露出了相关的蛛丝马迹，那么，你将会做何感想呢？如果我再告诉你，2005年2月，埃及和美国的权威专家联合宣布，经过对图坦卡蒙木乃伊的最新一轮的全面检查（包括X光透视及CT扫描等），结果表明，小法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颅骨损伤，他完全是正常死亡，这时候你又将作何感想？

我们不能去人为地去曲解或戏说历史，但历史有时候逼着我们不得不去进行匪夷所思的猜想。我们往往惊诧于历史的悬疑，而对历史的深邃和残酷认识不足。

四 法老的诅咒

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无疑是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考古大发现。在这一发现引起巨大的轰动后，关于“法老的诅咒”也随之出现。而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题，同那些保存最为丰富和完好的陪葬品，以及所谓扑朔迷离的谋杀案一道，成为令图坦卡蒙这一名字广为世人熟知的重要因素。

对大部分图坦卡蒙陵墓的发掘者而言，“法老的诅咒”是笼罩在头顶上挥之不去的噩梦。从进入坟墓的那一刻开始，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事件，与图坦卡蒙陵墓中所刻着的咒语联系起来，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引来了无数人的纷纷议论，一时间，“法老的诅咒”轰动世界。

据说，当1922年11月27日，即卡特的挖掘工作抵达了陵墓的前厅那天，在两座高大的雕像的背后悬有一块陶土铭牌，上面用古埃及的楔形文字写着一个警告：“我是图坦卡蒙国王的护卫者，我用沙漠之火驱逐盗墓贼。”当时大家都没有把这句诅咒放在眼里。

当图坦卡蒙的椁室在1923年2月被开启后，人们又在椁室的上方发现了另一块铭牌。几天后碑记的内容被翻译出来，那是第二条令人恐惧的诅咒：“谁扰乱了法老的安眠，死神将张开翅膀降临他的头上。”

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恐慌，卡特当时没有将文字翻译的结果公布出来。但在此后的清理发掘中，卡特和其他专家又发现了两条诅咒，警告不敬的人放弃开掘这座陵墓。卡特仍然毫不在意。

然而，就在开启图坦卡蒙椁室的那天，当那辉煌的“金墙”展现在众人面前的那天，一只毒蚊在卡纳凡勋爵的脸上叮了一口。此后，卡纳凡便患了坏血症，他发起了高烧，牙齿也陆续脱落，看上去他似乎极为疲惫，又似乎遭受了某种惊吓，他的精神和身体变得非常糟糕。3月初，卡纳凡搬到开罗，但他的脖子开始肿胀，并发肺炎。他的妻子从英国赶到了开罗，儿子也从印度赶来了。3月下旬，卡纳凡的高烧直升到40摄氏度，而且持续了12天。据医生说，是伯爵在刮胡子时割破了一个伤口造成了感染。3月20日，卡纳凡的妻子通知卡特，卡纳凡患了坏血症，于是卡特也赶到了开罗。4月4日凌晨2点时分，已持续昏迷10多个小时的卡纳凡去世了。就在那一刻，整个开罗突然间陷入黑暗，持续断电达5分钟。另据报道说，他远在英国的爱犬也于同一时间死去了。不可思议的是，在临死之前，卡纳凡发着高烧连声叫嚷：“我听见了他呼唤的声音，我要随他而去了。”

“卡纳凡勋爵成为被法老诅咒索命的第一人。”日益发达的报纸随即刊发了这样的新闻。大多数报纸在头版位置用醒目的标题这样写道：“法老们开始复仇了！”并引用上面提到的两条咒语，言之凿凿地声称：考古学家卡特打开图坦卡蒙的坟墓后，释放出了一个法老的诅咒。

从此以后，法老的诅咒就不胫而走。在其后的数年间，有数十位跟图坦卡蒙扯上了关系的人，先后猝然死去。其中有发掘者，还有参观者以及研究人员。

在卡纳凡勋爵死后不久，他的老朋友、美国铁路业巨头乔治·杰戈德，走进了图坦卡蒙的陵墓，仔细地参观了一遍。但第二天杰戈德便无缘无故地发起了高烧，并且就在当天夜里猝死。

1926年3月，法国埃及学家乔治·贝内迪特在参观了图坦卡蒙陵墓之后摔了一跤，这一跤就要了他的性命。同年，勒·弗米尔教授在参观了图坦卡蒙陵墓后的当天晚上，就在睡梦中死去。英国实业家乔尔·伍尔，他在参观之后发起了高烧，接着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第一个解开裹尸布，并用X光透视图坦卡蒙法老木乃伊的解剖学专家齐伯尔特·德利教授，才拍了几张X光片就发起了高烧，身体急剧地衰弱下去。他不得不带病回到伦敦，第二年他就死了。

1928年4月，卡特最重要的助手、考古学家亚瑟’梅斯也不幸遇难。他是帮助卡特打通图坦卡蒙陵墓最后一堵厚墙的人。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他的身体便每况愈下。就在这一年，他毫无理由地陷入深度昏迷，死在了旅馆里。这间旅馆，就是卡纳凡勋爵生前最后居住过的那一家。同年，卡特的另一位助手迈斯死于间歇性的高烧病。而迈斯这奇怪的高烧病，起源于1924年，即打开图坦卡蒙陵墓的第二年。

1929年1 1月，卡特又一位助手理查德·贝瑟尔在工作之后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45岁。他87岁的父亲这时远在伦敦，听说了儿子的死讯后，从住处跳楼身亡。为老贝瑟尔运送灵柩的马车则在路上撞死了一位行人。

此外，南非一个富豪在参观图坦卡蒙陵墓现场后，莫名其妙地从游艇跌落进风平浪静的尼罗河，惨遭淹死。另一位名叫马尔的美国实业家在参观陵墓后，也因高烧而死于乘船回国的途中。而另一名考古学家埃普林，霍瓦依特博士则在离开图坦卡蒙陵墓几天后自杀身亡，他为世人留下了如下遗言：“我因受到法老的诅咒而离开这个世界。”

同样在1929年，最早的受害者卡纳凡勋爵的妻子阿尔米娜夫人也死去了。据说，她也是被一只毒蚊叮咬后死去的，整个过程，甚至毒蚊叮咬的部位也在左脸颊，与6年前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

截至卡纳凡勋爵的妻子去世的1 929年，已经先后有22位与图坦卡蒙陵墓直接或间接扯上关系的人死于非命。

但法老的诅咒并未就此消失。1966年，埃及应法国的要求，决定在巴黎举行古埃及珍宝展。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图坦卡蒙陵墓中的珍宝。埃及主管文物的官员穆罕默德‘亚伯拉罕，在进行讨论的那段时间，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中有人警告他，如果他让图坦卡蒙的珍宝远离埃及，他必将死于非命。作为土生土长的埃及人，穆罕默德对沸沸扬扬的“诅咒”之说有着天生的畏惧。于是，他再三向上司陈词，极力阻止图坦卡蒙珍宝的出游。然而决定已经做出，他的理由显得苍白无力，最后，他只得在文件上签字同意。

在签字会议结束，离开会场的时候，他被汽车撞倒，重伤昏迷，两天后死去。

1972年，图坦卡蒙珍宝又将随其他埃及文物赴英国展出，这是打扰法老安眠和来世之路的“始作俑者”卡特的故乡。就在工人们开始将开罗博物馆中的文物依次打包装箱之际， 52岁的开罗博物馆馆长加麦尔·梅赫莱尔死于心脏病突发。珍宝来到英国，负责安排展出的承包商在展出正式开始的前夕猝死…-

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事件，虽然多少有报纸夸张和牵强附会的成分，但至少要比古代零星的文献记录来得可靠些。那么，“法老的诅咒”究竟是不是一种魔法的力量呢？神秘的故事勾起了人们无尽的好奇，同时也引来了众多学者专家的注意，他们纷纷开始研究“法老的诅咒”之谜，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解释。

一种说法认为，所谓“法老的诅咒”与墓室内的毒气有关。科学家曾在一些法老的陵墓中发现过一种能存活上千年的致命真菌。也许这就是卡纳凡勋爵以及更多受害者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古埃及人善于调制毒药。有人认为一些受害者也可能是中了某种尚不为人所知的毒气的侵害。当然已被证实确实存在的尸毒也被列为“杀手”之一。因此，现代的考古队员们在最初进入墓室的时候，都会穿戴上防护的服装，以及面罩、手套等等。

另一些专家发现，许多法老陵墓，包括金字塔的一部分是由带放射性的石料砌成的。也许，古代埃及人已经发现了放射性物质的作用，用它来保护法老身后的平安。当然那些纯度较高的含铀矿石也可能是无意中被用做建筑墓室的材料的，但也许正是这种放射性的伤害导致了入墓者的死亡。

此外，有专家分析说，心理压力可能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令人窒息的长长的黑暗墓道，以及对神秘传说先人为主的接受，都在加深着一些人的畏惧心理，对意志较为薄弱的人来说，心理压力如果不堪重负往往造成重病，乃至因病而亡。

当然，许多所谓“诅咒”的受害者或者本来就是正常死亡或意外事故，只是因为巧合而被报纸统统归于其列。

不管怎么说，挖掘图坦卡蒙陵墓的“始作俑者“霍华德·卡特就始终没有受到“法老的诅咒”的影响。他在发掘图坦卡蒙陵后，又一直平平安安地活了27年，并且在这27年里，卡特又发现并挖掘了哈特舍普苏女王、图特摩斯四世的陵墓。他是掘墓者中活得最长的人，死时66岁。可以说卡特是“法老的诅咒”的最好诠释。然而，在有些人眼里，卡特的“长寿”只是被看成例外，是这个始终未能解开的谜的一个着名的例外。

关于图坦卡蒙的种种未知的方面也许还将笼罩在神秘之中，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图坦卡蒙的名字和他的故事会一直流传下去。他短暂的一生，他神奇的陵墓，还有他的诅咒，都使他成为了最为着名的埃及法老。正如古埃及经师所写：“当你的双唇紧闭时，让你的名字继续前行。”

第二章远古人类

要知道人类是什么，就要了解人类来自何处。

忽然之间，所有的线索都变成了疑问。

我们越来越靠近在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分支区域。这会最终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进化出了人类。

一 人类的起源之谜

人类具备了思考能力以后就一直在追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无论是希腊人、埃及人、巴比伦人，或是中美洲的土着人以及亚洲的印度人、中国人，各种人类古老文化中都有解释自身起源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将人类的起源归于神的力量。在欧洲和中东，《圣经》上关于上帝“创世记”，并创造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的神话更被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17世纪的厄谢尔大主教甚至耗费大量精力论证出了上帝创世的精确时间，为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中午。这一论点现在无疑成了一笑柄，然而，在19世纪之前，人们对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惟一的解释体系便来自《圣经》，且不容有任何怀疑。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古人类的骨骼化石以及遍布各大洲的史前岩画的陆续发现，人们的疑惑也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感到，要想将这些明显十分远古的东西，强拉硬扯地划归到短短6000年的历史中去是多么勉强。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将《圣经》看作是绝对真理的时代，欧洲学界开始突破“七天创世”的束缚，将目光投向远古的过去。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查理-罗伯特·达尔文的着名《物种起源》终于石破天惊地出版了。他以科学的考察为基础，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紧接着《物种起源》，他于1871年又发表了《人类起源》一书。宣称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达尔文的这个观点对当时的学术界和宗教界来说，无异于一枚当量超强的炸弹，从而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史上最重大的进步之一。它让当时的人们接受了世界和人类具有悠久历史的观点。从而将人类的认知水平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达尔文开创了一门科学，其深远意义超出当时人类的想像。

达尔文在《人类起源》这本书中，指出人类和现代的类人猿出自共同的祖先，并进一步推测：“非洲有可能是和大猩猩、黑猩猩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类人猿生活过的地方……由于它们是目前最接近于人类祖先的动物，所以我们的远古祖先生活在非洲的可能性要大干其他各洲。”达尔文说，如果你想了解人类进化史就去非洲。

非洲是大猩猩、黑猩猩等类人猿的故乡，它们的基本解剖结构与人类相同，它们的骨骼、肌肉和内脏器官的排列方式、胚胎发育的过程都和人类相似。它们还有和人类相似的血型，这是其他任何动物所没有的。可以说它们是人类的近亲。因此，非洲过去可能生存有我们人类的祖先——原始人。

当达尔文提出“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这一论点时，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发现早期的人类化石，他的论点完全是根据大量物种演化现象推导得出的。于是人们进一步推导认为，从古猿到今天人类的各个阶段，都应该有其特征的证据，包括各阶段的化石和相应的文化遗址、工具等。也就是说，从古猿进化到人类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进化的过渡环节。科学家称这个过渡环节为原始人。

原始人是一个族系的名字，它包括在相当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所有种属，也包括人类。那些早期原始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用双腿行走。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存在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一是早期人类的起源问题，即从古猿到人的演化。

长期以来，科学家为了寻找原始人的足迹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人们在德国发现了距今25万年左右的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的人骨化石，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分别发现了距今60万～40万年左右的爪哇人和北京人的人骨化石。这些原始人的发现无疑为“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基本解决了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但对于古猿到人的演化却还缺少更古老的证据。

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人们在非洲大陆还没有发现过相应的原始人存在的证据。对于达尔文“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推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学者们热衷于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发现，更倾向于“人类起源于亚洲”的说法。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种自大的情结在起作用。在20世纪初，那些欧美的学者们是以蔑视的眼光来看待非洲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是不愿意看到如此高贵的人类起源于他们所谓的“黑暗大陆”——非洲的。

二 汤恩幼儿

1924年年底，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的一个普通的庭院里，正在举行一场常规的婚礼。然而不寻常的是，就在这个婚礼上，新郎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份礼物是两个大木箱，里面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化石。当新郎看到这份礼物时，不由得两眼放光。他撇下新娘和宾客，顾不得身着盛装，便打开了满是尘土的木箱……

这位新郎名叫雷蒙德，阿瑟·达特，是一位年轻的学者，是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刚刚到任不久的解剖学教授。那份特别的结婚礼物是达特的一位相熟的朋友差人送来的。据说是由石灰矿工在汤恩村附近的采矿场发现的。采矿场位于南非中北部的沙漠边缘。达特的那位朋友知道他素来爱好研究化石一类的东西，因而将这些发现给他送来。结果达特在这堆化石中吃惊地发现了一个小孩的化石头骨。这个化石头骨虽然碎成几块，并且被裹在沙子硬化后形成的岩层里，但其面骨与下颔骨，包括牙齿都很完整，另外还有一块由于填充在死者颅腔内的沙子硬化后形成的天然化石模型。达特当即意识到，“这是古人类学历史上最有意义的发现。”

达特称他的新发现为“汤恩幼儿”。因为经分析，这个头骨表明它是一个雄性幼儿，相当于现代6岁的或更年幼的孩子。在同一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骸表明，汤恩幼儿的年代大约为250万～200万年左右。

经过几个星期近乎痴迷的工作后，达特完成了这个化石头骨的清理和剥离，并于1925年2月7日将他的发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他将这一化石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认为它是介于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种原始人类。达特分析说，尽管头骨的面部和脑部近似于猿类，但其颌骨和牙齿却很小，而且下颌骨不如猿向前突出，颊齿咬合面也较平。另外，最关键的一点是，其枕骨大孔的位置表明它是能够直立行走的。通常来说，脊髓通过此孔进入脊柱，由于猿类四足行走，所以其枕骨大孔位于颅底相对靠后的地方，而人因为是两足行走，头是平衡于脊柱顶端，所以人的枕骨大孔处于颅底中央。汤恩男孩的枕骨大孔在中央，所以它是两足直立行走的。

达特的发现一经公布，立即震惊了世界。各种学术杂志、流行报刊纷纷加以报道，宣称“失落的环节已经找到”，或是“这是一个突破，因为转瞬间就有了一种动物能显示我们祖先的模样。”然而，在媒体和大众津津乐道这一发现的同时，学术界却发出了质疑和批判的声音。

在1925年，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所谓类人猿和人类之间失落的环节应该具有容量较大的大脑和类似于类人猿一样的颌骨和牙齿。但汤恩幼儿的脑容量很小，却拥有与人类相似的颌骨和牙齿。此外，学术界说，达特发现的化石属于一个幼儿，很难确定其特征是否为成年人所共有。因此，学术界并不认可所谓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祖先的说法。达特所坚持的观点，由此便被学术界压制了。

这种错误一直过了十多年才得到初步纠正。1938年，达特的极少数支持者之一苏格兰人类学家罗伯特一布鲁姆来到南非，与达特结伴，在南非的斯托克方坦、克罗姆德莱等4个地方的遗址进行发掘，结果他们发现了大量早期人类化石，包括成年南方古猿的化石。到了20世纪40年代，更多的人在南非发现了更多的早期人类的骨骼化石，总计多达1000多件。至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们将所发现的早期人类的骨骼进行了大致分类，认为其至少属于两个物种，它们都是两足行走，像汤恩幼儿那样的似猿动物。两个物种的主要差别在于其颌骨和牙齿：两者的颌骨和牙齿都较大，但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更为粗壮。较纤细的那种（如汤恩幼儿）被命名为南方古猿纤细种，亦即达特所称的南方古猿非洲种；较粗壮的那种被理所当然称作南方古猿粗壮种——不管怎么说，达特当初灵机一动创造的“南方古猿”这一称谓，成为表述人类家族最早成员的统称，并一直沿用至今。

达特1924年在南非发现的汤恩幼儿，对理解人类起源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人种结合了原始类人猿的特征，以及现代人类相貌的特征。尽管它后来被证实还不能算是确定意义上过渡环节，但它已经接近我们所要寻找的了。

三 研究古人类学的“第一家庭”

“每一个人类学家都梦想能发掘出人类远古祖先的一副完整的骨架。可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死亡、掩埋和石化等变化莫测的因素导致了人类史前时代记录的贫乏和破碎。离体的牙齿、单块的骨骼、破碎的头骨片成了重建人类史前时代故事的主要线索。尽管这些线索的不完整使人灰心丧气，但我并不否认它们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线索，我们就无法叙述人类史前时代的故事了。当我见到那些并不完整的人体遗迹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无法抑制的兴奋，它们毕竟是我们祖先身体的一个部分，虽然经过了数不清的世代，仍与我们有着血肉传承的联系。”这是被誉为研究古人类学的 “第一家庭”中，儿子理查德·利基在他的着作《人类的起源》中所写下的一段话。它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有太多的人在为寻找人类祖先的化石努力着，但其能够找到的概率就像是购买彩票。利基家族的执着令人敬佩，同时他们的幸运也令人羡慕不已。

理查德的父亲路易斯·利基出生于英国传教士家庭，随父母出生在肯尼亚的内罗毕。1931年，在剑桥大学学习完非洲史前史之后，路易斯决定到东非寻找人类起源的化石。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他的学术导师——一位当时的学界权威的否定，他的导师认为他选择去非洲而非亚洲是愚蠢的，因为当时关于原始人的发现大多集中在亚洲。

然而路易斯还是带着坚强的信念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东非。他将工作地点选择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这是一条长40公里、深100米的干燥峡谷。30年来，只要时间和资金允许，他就会和第二任妻子玛丽·利基来到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工作。除了妻子玛丽外，他们的孩子也被训练成了考古专家，儿子理查德后来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他和妻子。

数十年来，利基家族两代人在资金缺乏，也得不到外界认同的条件下，艰苦地工作着。在1959年那个幸运的日子来临之前，他们虽然已发现了上千块动物骨骼和石器工具，但却始终没有发现过早期人类的化石。

1959年7月17日早晨，由于感冒困扰，路易斯留在了营地帐篷里，玛丽独自领着两条宠物狗在峡谷中的一处遗址进行发掘。无意中，玛丽发现碎石中露出了一块头骨碎片和牙齿。玛丽匆忙跑回营地，把这一发现告诉丈夫。路易斯听后忘记了病痛，从病床上一跃而起。当时正好有一个电影摄制组来到他们的营地，于是，接下来的发掘过程被整个地拍摄下来。

在那一块块骨骼化石出土的过程中，玛丽兴奋得不住喊叫道：“我找到它了！它是朝着人类发展的。我的人类，快过来！”最终，利基夫妇从那个遗址中一共挖掘出近400块骨骼化石。随后玛丽复原出了一具南方古猿粗壮种的头骨。为了感念他们的朋友查尔斯·鲍伊斯对他们此项研究的资助，路易斯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鲍氏种。玛丽则亲切地称之为“亲爱的小男孩”。不过后来的人们更多地称之为“胡桃夹人”，因为它有一副夹子式样的巨大牙齿。经“钾氩法”定年技术测定，这副头骨的年龄为179万年。现在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人类进化史上已灭绝的一个旁支，所以它并不是人类直接的祖先。

尽管如此，利基夫妇的发现还是改变了人类起源研究的进程。他们发掘“胡桃夹人”的整个过程被电影胶片全部记录下来，并被展示在全世界面前。他们将人类起源的研究焦点吸引到非洲，同时也将规模空前的研究资金吸引到这一类项目上来。当然，想给利基夫妇提供资助的机构也蜂拥而至。他们的好运来了。

随着大量资金的注入，在东非展开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研究活动达到高潮，从而使得数千块早期人类化石被发现，引起了人类起源信息的爆炸。1961年，利基夫妇在充足的资金支持下发现了第一批可被列入人属最早成员的化石和相关石器工具。1961年4月4日，路易斯·利基联合多位教授宣布，他们在奥杜威峡谷发现的遗存，代表目前尚不被人知晓的人类成员，他们生活在170万年前，脑容量超过同时代的南方古猿，且所发现的石器工具也为他们所制造。

有关这类原始人该如何确定其归属，学术界至今仍争论不休。但大多数人类学家倾向于将它看作是南方古猿纤细种进化后的一个种，是人属的第一个早期成员，并将它命名为能人（意为有技能的人，也即能制造工具的人），是代表了最终产生现代人的一个分支。

由于能人化石的出现，人类学家又把早期人类确定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类型具有小的脑子和大的颊齿（各种南方古猿所具有），另一种类型是具有增大的脑子和较小的牙齿（人属）。而各种南方古猿在100万年前绝灭了，人属最后导向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人。

四 发现“露西”

总体来说，人们所发现的200万年前的原始人化石还相当稀少。若再向前追溯到早于400万年以前，则更是一片空白。利基夫妇之子理查德’利基曾经在特卡纳湖以东发现过一段上臂骨，一块腕骨，几块颌骨残片和几颗牙齿，年代在400万年左右。但因其残缺严重，几乎无法提供任何信息，所以要重建人类在400万年前的历史，单就这些材料是绝对办不到的。然而，在这个化石稀缺时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有一批距今300万年到390万年之间的丰富化石，它们出自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地区。

1974年，莫里斯-泰伊白和唐纳德·约翰森领导着一个法、美联合考察队在哈达地区进行发掘。这个地区处在荒无人烟的阿法沙漠之中。11月30日这一天，约翰森同一位学生在回营地午餐的路上，发现了一根半埋在沙地下的股骨。经过一番细致的挖掘后，约翰森和他的考察队找到了几百块骨化石。其中包括一个雌性小个子全身骨架的40%以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一具早期人类的骨骼。一个具有40%～45%完整性的早期人类的骨架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她后来被命名为南方古猿阿法种，但其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则是“露西”。因为在发现化石的那天晚上，营地里一直在以最大音量播放着披头士那首歌《星光闪烁中的露西》。“露西”死时是一个成年女性，身高不过0. 92米，身体结构极为像猿，臂长而腿短。“露西”的年龄让全世界感到震惊，320万年，比汤恩幼儿还要早100多万年。“露西”的骨架证明，她是一个能两足行走的原始人。她的脑容量只有400升，还不及现代人类平均脑容量的三分之一，与南方古猿的另外两个种相近。

此外在同一批发现的骨化石其年代也都在300万年至390万年之前，其中有许多个体比“露西”大，有的身高可能超过1.53米，而且从牙齿的大小、形状和颌骨的突出程度上看，比南方古猿另外两个种更加像猿。

◆每一小块骨骸都弥足珍贵◆

◆“露西”的发现使人类学陷入困境◆由于发现的各个骨化石身材大小的变异范围很大，因而有人将这次的发现认为存在几个物种，而另外的学者则认为其实是一个物种，变异范围大小也属正常范围。他们说，人科中后来兴起的那些物种都是这个物种的后代。许多人对这种大胆的见解，都感到惊奇。这个新见解引起了许多年的激烈争论。

至此，人们对南方古猿如何进化为人类产生多种多样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几种：(1)认为阿法种（即“露西”）是最早的南方古猿，在300万～200万年前分化为两支，一支向人的方向发展，另一支演化为纤细种、粗壮种和鲍氏种，并于100万年前灭绝。(2)也认为阿法种是最早的南方古猿，后来演化成为纤细种，纤细种中的一支演化为人类，另一支在南非演化为粗壮种，还有一支在东非演化为鲍氏种。(3)认为阿法种不是一个新的种，而应归入南方古猿纤细种。(4)认为阿法种已经是最早的人属，他们和南方古猿并存。

在“露西”之前或之后，人们已在非洲陆续发现了十余种早期人类。人类的家系图突然变得十分拥挤、混乱了。由于我们对人类进化知之甚少，每次发现都是一个里程碑。而每一物种的发现都令人难以将其归类。我们以前的观念是，一个物种会引出下一个物种的产生。仿佛一副巨大的链条，学者们一直在试图将所有的发现，用合理的方式进行串联拼接，但每一次都是在好不容易勉强拼接上之后，却又蹦出新的环节，让人无法再将其拼入其中，于是，学者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将之打乱重新拼接。“露西”的出现，使这种链式进化理论看起来，已经无法将所有发现的早期人类进行有序排列了。

1999年，链式进化理论在东非的碱湖湖岸再次受到了重创。这一年，人们在肯尼亚发现了肯尼亚阔面古猿。它的脸非常宽，牙齿大小和现代人的类似。肯尼亚阔面古猿在非洲草原上生活的时间与露西人相同，但它们之间没有进化关联，这迫使人们不得不再次重新安排人类的家系图。

但这一次，人类学家们已经崩溃了。他们说：“它不再是一个进化系谱了，我们有很多难题无法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死板的链式进化模式被彻底否定了。有学者开始提出一种“开放的树形进化模式”即“适应辐射”理论。

研究过化石记录的生物学家们都知道，当一个物种随着一种新的适应而产生时，在以后的几百万年里，常常发展出多种后裔种，它们各自适应着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这种发展被称作适应辐射。剑桥大学人类学家罗伯特，弗利计算过，如果两足行走的猿的进化历史遵循适应辐射的通常形式，在700万年前的群体起源与今天之间，至少存在过16个物种。入科系统树的形状开始时是一个主干（创始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新的分支，然后当有的物种走向绝灭时，树的分支便减少了，留下一支继续生存下去，直到进化为现在的人类。那么，我们所知的化石记录与这棵树上的分支怎样才能吻合呢？

背景资料：几种人类祖先

埃及古猿

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古猿是原上猿，其化石在1911年发现于埃及的法雍，生存年代为3500万～3000万年前。1966—1967年在法雍又发现了另一种古猿的化石，有一个完整的颅骨，命名为埃及古猿，生存年代约为2800万一2600万年前。

森林古猿

比埃及古猿更晚的化石古猿是森林古猿．1 856年首次发现于法国，后来在欧、亚、非三洲陆续皆有发现，其生存年代大约距今2300万一1000万年前。埃及古猿和森林古猿都是林栖动物，是成群生活在树上的攀缘的猿群，它们用四足行走而能臂悬行动。在攀缘时前肢和后肢已经有了不同的用途，为手脚的分化创造了条件。

腊玛古猿

森林古猿后来分化出巨猿、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其中腊玛古猿的体质形态和人类比较接近，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腊玛古猿可能是最早的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腊玛古猿的生存年代约为1400万—700万年之前。最早的化石是1 932年美国学者刘易斯在印度北部西瓦立克山地发现的，这是一块右上颌骨碎片。腊玛古猿的特点是：吻部短缩，齿弓向后张开，牙齿排列紧密，犬齿小，颊齿齿冠宽短，下颌第一前臼齿为双尖形，臼齿釉质厚。这些特点与人类相似，有人认为它是人类的祖先。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南方古猿和非洲古猿的祖先，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腊玛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目前对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还没有统一的意见。

千年人：原始人图根种

2000年，法国科学家宣布，他们在肯尼亚的图干山上挖出了一堆原始人的股骨、臂骨和牙齿，距今约600万年。由于无法归入现有任何属种，科学家为其定义了新种兼新属，学名“原始人图根种”。从发掘出的一段完整人类大腿骨化石来看，这种“千年人”已具备了强健的下肢，并可以直立行走，这说明他们已具有原始人类的主要特征。“千年人”的上肢仍比较发达，可能还具有爬树技巧，但其强健程度已不足以悬挂在树枝上。骨骼的长度显示，这种“千年人”与现代的非洲小人猿相似．其牙齿和下颌的结构已经和现代人类非常接近。

地猿始祖种

1994年和2001年分别在埃塞俄比亚两次出土。根据牙齿、颌骨、锁骨和一块单个的脚趾骨来看，大约距今500万年。脚趾骨表明地猿始祖种已经直立行走。它的一个后裔物种在那里生存到距今250万年以前。

南方古猿

距今约330万年。从1924年起，先是在南非发现了南方古猿的化石，以后在南非的其他几个地点也发现了同类化石。1974年，科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具南方古猿遗骨，并把其作为人类的“共同祖先”。由于挖掘时候．研究人员正在哼着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因此就把这具遗骨取名为“露茜”。“露茜”前额向前突出，牙齿很大。但研究人员目前仍然无法在人类进化系谱图上为“露茜”找到合适位置。

最早的人属

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结束后，人类的体质形态仍在发展。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发展过程主要采用两种分期法。一是分为南方古猿、直立人、智人三个阶段，智人又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另一种分法是把能够制造工具的早期的人与不会制造工具的南方古猿区别开来，单独列为一个阶段，称为最早的人属（或最早的人类）．其后的阶段则和前一种分期法相同，分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

直立人

距今大约200万-40万年。在世界各地发现了许多这类化石。他们比今天人类的平均形体小，头（和脑量）也相应小一些。但脑量是在当代人脑量范围之内，并且对中耳的研究表明直立人与我们并无二致。他们能够直立行走．使用石器。最着名的是一具名为“图尔卡纳少年”的骸骨，距今165万年。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生活于距今25万年—4万年前，地质时代属更新世中期至晚期。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早期智人化石是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附近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因此过去曾把这一阶段的人类统称为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早期智人的体质形态已和现代人接近，其脑容量达1300—1750毫升，但仍保留了一些较原始的特点．如眉脊发达、前额低斜、鼻部扁宽、颔部前突，颏部不明显等等。一般认为早期智人是由直立人演化来的。

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也称现代智人。从解剖结构上说，它包括现代人类，但从古人类学的角度说，晚期智人是主指距今四五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化石人类。晚期智人的眉脊减弱，颅高增大，颌部退缩，下颏明显，其体质特征与现代人类已没有多大差别。他们的化石不仅分布于欧。亚、非三大洲，而且在大洋洲也有发现。

五 最古老的线索

2002年，从沙漠中挖掘的头骨再次震撼了整个科学界。米歇尔·布鲁内特率领的法国考古队于7月10日公布了一项被视为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古生物考古发现。

一年前，即2001年7月19日，考古队的成员之一阿洪塔·吉姆马多贝，在西非乍得沙漠里的考古现场，发现了一块形状古怪的头盖骨。这个脑容量在320～380毫升之间，脑容量只具备猿类水平但又具有类似人类短平脸颊的生物，被它的发现者亲切称为“托迈”。由于“托迈”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猿人种类，科学家不得不将它命名为“撒海尔人乍得种”。尽管缺乏化石火山灰同位素这种人类学家惯用的测定化石年代的媒介，但与“托迈”同时出土的鳄鱼、大象等动物化石，适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托迈”可能是一个雄性原始人类，大小和现代黑猩猩差不多，生活在距今700万～600万年前，较19世纪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起码早300万年。

布鲁内特教授在报告中兴奋地宣称：“这种新的原始人类展示了完整的原始起源的特征，表明了它很可能是所有原始人类的祖先，强烈动摇了我们原先关于原始人类历史的概念。”哈佛大学古人类学家丹尼尔·里勃曼甚至认为：“这无疑是近百年来最伟大的古生物学大发现。”

当然，在每一种轰动的发现之后，总是会有不同的声音。在这个头骨出土消息刚问世之际，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布里奇特·斯奈特说：…托迈’并非人科动物，而是一类已经灭绝的非洲猿类。”他的理由是“托迈”拥有较小的犬齿，这是雌性猿类的显着特征。密苏里大学的人类学家卡罗尔·沃德也持有同样看法。对于这种观点，不需布鲁内特和他的考古小组多做反驳，就有《自然》杂志古生物学编辑亨利·基出面撰文指出：“尽管它的头盖骨化石很像猿类，但从随后发现的下颚骨化石看，牙齿排列得非常紧凑，所以，较之与其他动物的关系，‘托迈’与人类的关系更为密切。”

“托迈”还有许多特点在努力表明它是人类家族中的一员。它额骨宽厚、面部扁平，从后面看去也许和黑猩猩很像，但从前面看，却和猿类有很大差别，它那巨大的眉脊、短平的面颊和牙齿上厚厚的珐琅质都表明它更像人类而不是猿。而且，这些倾向于人类的特征，甚至没有在某些诸如南方古猿这样晚于“托迈”的早期人类化石上显现。由此，学界不禁怀疑，某些古生物种类是否应该继续归为“人类”？如果着名的人类始祖南方古猿比其前辈更接近猿类，它是否应从“原始人”大家族里除名？“一句话，‘托迈’的出现让许多类人猿的‘人类’资格岌岌可危。”乔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专家伯纳德·伍德如是说。

此外，“托迈”颅底的枕骨大孔在中央，也足以说明它是双足直立行走的。哈佛大学古人类学家丹尼尔·里勃曼据此推断：“习惯性直立行走作为一种运动方式，很可能出现在人猿演化分歧之前，为双方所共有。”于是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是否继续使用直立行走作为区分人与猿类的基本标准？直立行走是否是一种利于古人类行动的生理适应性？这些都成为学术界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托迈”的发现地点，对人类学也同样具备革命性意义。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东非起源论”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个东部故事认为，原始人类是800万年前东非大峡谷形成后出现的。峡谷东侧的猿类由于越来越干旱的恶劣气候，被迫向前进化。而峡谷西侧的猿类则由于气候温和，森林葱郁，食物充足而在原地踏步。“托迈”发现于距东非古人类活动核心地带数千公里的地方，似乎证明，进化的原因与气候、地理环境的联系并非像原来想像的那样大。

对这一系列的尴尬，加州大学古生物学者蒂姆·怀特解释道：“托迈’对人类学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根据某几种外表特征或几块化石来判断人类进化史的方法是否科学。原始人和猿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差异有时并不明显。而且每一种猿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进化进程，某个人类特征出现得晚也许并不意味着它更接近猿类。这些特征都有可能在不同的演化树分支谱系中独立演化而出。”

我们找到的化石使我们可以与过去相联结，我们想要去解释这些线索。“托迈”使我们越来越靠近在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分支区域，本来我们以为可以得到更多答案，但是却在忽然之间，所有的线索都变成了疑问。它甚至让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不知道自己何以为人了，不知道什么才是人与猿最本质的区别了。这是多么奇妙的生命历程啊？

可以肯定，“托迈”不会是我们最后、最古老的发现，那么最终的发现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进化出了人类吗？我们能找到那个答案吗？

六资料：人类史前时代的四个关键性的阶段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类学家能站出来宣布史前时代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关于人类史前时代的总的轮廓，研究者们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史前时代存在着四个关键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的系统（人科）本身的起源，就是在大约700万年以前，类似猿的动物转变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

第二个阶段是这种两足行走的物种的繁衍，生物学家称这种过程为适应辐射。在距今700万年～200万年前之间，两足的猿演化成许多不同的物种，每一物种适应于稍稍不同的生态环境。在这些繁衍的人的物种之中，在距今300万~200万年之间，发展出脑子明显较大的一个物种。

脑子的扩大标志着第三个阶段，是人属出现的信号，人类的这一支以后发展成直立人最终到智人。

第四个阶段是现代人的起源，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进化，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像力和自然界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技术革新。

第三章古老而神秘的莫切文明

在南美秘鲁一片毫无生机的沙漠地带，考古学家发现，早在印加帝国出现前一千多年，曾经有一个类似于国家的成熟社会，其文明程度不亚于古印加帝国。这里有美洲最豪华的陵墓，出土陶罐上绘有恐怖的嗜血图案，这个嗜杀的人是否存在？被害的人是谁？这个古老文明蕴藏着怎样的神秘风俗……

一 恐怖的嗜血图案

在南美秘鲁的北部海滨地区，是一片绵延沙漠。然而，就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存在着一个极其神秘的文明遗址。考古学家用曾经流淌在这片地区、如今早已经干涸的河流为其命名，称之为莫切文明。不过，许多年来，现代的人们对这一文明知之甚少，对其如何兴起、兴盛，乃至突然消失的历史更无从知晓。

对莫切文明的第一次发现始于一百多年前。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介绍，1899年，有一位名叫马克-乌勒的德国考古学家曾在这一地区进行过发掘工作。在一段早已于千年前就干涸的河谷地带，他首先发现了这个地区的一些墓地和遗迹，他猜测是属于当时历史学家尚无所知的一个民族所有。不过，在这个毫无生机的沙漠地带，人们很难想像怎么会有人类在那里生活。因而，马克·乌勒的发现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1946年，才又有两位美国考古学家来到这一地区进行考察和发掘。当这两位考古学家发掘其中一段河谷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有5具尸体的墓葬。其中一个男子的地位看来比其他两位妇女、一位青年男子和一个孩子都更为重要——其他的4位似乎是被活埋的，似乎是作为那个男子的殉葬品与之同赴冥府的。

两位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与尸体在一起的各种随葬品，包括一些奇怪的、精美的陶罐。每个陶罐上绘有一些显然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似乎都在诉说着各不相同的故事。有些陶罐上画着某种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可能与宗教有关，或者是表现战争以及捕鱼、狩猎和农耕之类的日常生活。

随后几十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这一地区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类似的陶罐，以及上千座被盗的坟墓——自西班牙人征服这一地区以来，盗掘当地遗址中的文物进行倒卖就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活动。考古学家的考察活动总是要比那些盗墓者的行动要晚一步，大量精美绝伦的陶罐被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艺术品黑市上，而那些宝贵的遗址被根本不懂其考古意义的盗墓者破坏殆尽，往往十室九空，令考古学家们十分遗憾。不过，越来越多的出土证据表明，大约两千年以前，的确有一群堪称卓越的人统治了秘鲁北岸，其中许多人就生活在莫切河谷一带。考古学家将之称为莫切人。

通常认为，秘鲁的印加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是美洲最早的三大古印第安文明。的确，在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这三大文明就已经高度发展，并在农业、天文、宗教和艺术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考古学家的发现却证明，早在印加帝国出现前一千多年，莫切人就已经在这片地区上创建了类似于国家的社会。事实上，伟大而神秘的莫切文明是如此的成熟、精致，其发达程度决不亚于后来的三大印第安文明。

遗憾的是，莫切人没有独立的文字体系，因此考古学家只能在残缺不全的废墟和出土的陶罐上进行研究，并整合出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00年间，莫切人在消失之前的生活状况。考古学家认定，在将近600公里长、800公里宽的那片沿海地带都留下了莫切人生活的足迹，在其兴盛时期，居住人口超过10万。这些莫切人十分聪明。他们是灌溉专家。虽然秘鲁北岸几乎从来不下雨，但他们懂得利用从安第斯山脉流下的河水灌溉土地。这里的泥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养分，莫切人在这里种植玉米、马铃薯、辣椒、南瓜等农作物，使这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此外，这里的海洋资源也十分丰富，毗邻秘鲁海岸的太平洋盛产超过800种鱼类。从莫切人陶罐上的绘画可以看出，当时的莫切人已经懂得支取这用之不竭的海洋资源，并形成了具有社会分工性质的生产格局。

莫切人的陶罐包括各种陶制瓶、罐、盘、壶以及各种陶制塑像，是考古学家们主要的研究依据。他们高超的制陶工艺，的确令人惊奇，令人着迷。

莫切人已经懂得在陶罐上进行彩绘。在他们的陶罐上，有些绘有精美的宗教和政治仪式的场面，有些则绘满了人和动物的形象，反映了莫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被制成人形状的陶罐被考古学家称为“肖像陶罐”，它们的脸部特征刻画得十分细致，身上的衣着饰物也清晰可辨，据推测可能是以其族人的首领的形象制作的。还有一些陶罐上的彩绘则充满了“色情”意味，这些绘画描摹了人、动物以及奇怪的神灵之间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性爱活动。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性爱行为不完全是为了生育，而多半出于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因为其中许多行为不大可能导致受孕。

最令人惊奇的是，在发现的许多陶罐上，都雷同地描画着一种充满

◆莫切人的肖像陶罐◆神秘、恐怖的场景。画面的内容是，一个戴着猫头鹰头饰的武士模样的人像，一个接一个地将一些看起来像是囚犯的喉咙划开。而另一个结着辫子、戴着古怪头饰的女人则拿着一个高脚酒杯，似乎是在盛接囚犯的血，供端坐在金字塔上一个衣饰复杂、长着利齿、相貌狰狞的人饮用。那长着利齿的人右手握着权杖，一边喝着人血，一边看着囚犯鱼贯来到他的面前，依次被砍头，身体被肢解——有时他的手里还提着一颗刚刚割下来，滴着血的人头。

这些绘画反映的似乎是以人作为献祭的场面，图画里还有一些半人半兽的形象。有些考古学家认为，画面上是需要用鲜血来祭祀的神灵。那个出现最多的，长着利齿的人像画的是莫切人信仰的神，叫做阿伊一阿帕埃克，他的名字在印第安语中是“斩首之王”的意思。还有一些考古学家不能相信莫切人会真的具有这种恐怖献祭仪式，怀疑那些古怪的人物是虚构的，可能是莫切人想像中的人死后的情景或是神话故事。

这些场面究竟代表着什么，研究者们的争论非常激烈。它们究竟是传说中的神话故事？还是确有其事的祭祀场面？谁又是那祭坛上饮食人血的偶像？

除了制作精美的陶罐，莫切人还建造了与埃及金字塔一样规模庞大的泥砖金字塔和平台。从最近的发现来看，他们在其控制的每一条峡谷内都建造了这种巨型建筑。其中最大的一座金字塔，是在太阳峡谷中被发现的，所以被命名为太阳金字塔。考古学家估计，仅这一座就用去了至少1.2亿块的泥砖，应该是在公元100年到700年间分七个阶段建造完成的。它包含一个比美式橄榄球场还大的广场，以及一座分为六阶的金字塔。如今，这些由泥土制成的土砖一块块垒就的遗迹早已受到严重的侵蚀，几乎很难辨认出它们是人工建筑，它很可能是当时整个美洲大陆最大的人工建筑。多年来，研究莫切历史的专家猜测：只有位高权重的统治者才能兴建这么伟大的工程，但是令专家们困惑的是，他们始终找不到这样的人物曾经存在的证据。

莫切人的统治者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们又有着怎样奇怪的风俗？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中期之前，一直困扰着考古学界。

二 盗墓贼带来的线索

由于秘鲁是世界上古文明遗址最多的国家之一，所以秘鲁的文物盗挖盗卖情况极为猖獗，当地的许多农民甚至不事生产，而专门干起了盗墓的营生。

西潘是秘鲁北部沿海奇克拉约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它就坐落于莫切人的遗址之上，但这里的居民对莫切人的历史一无所知。不过，那些盗墓贼却知道在这片土地下埋藏着能让他们发财的宝贝。1987年2月16日，一伙盗墓贼趁着夜色潜入西潘村附近的一块荒坡，悄悄挖开了一个小型泥砖金字塔。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挖到了一个完好无损的墓室。这看来是一座王室陵墓，里面的宝物可不是十几件这样的数量级，而是有数百件令人目眩的金银制品。盗贼们面对这么多的宝贝简直是目瞪口呆。很快，他们之间就因分赃不均而起了争执，结果其中一个愤愤不平的成员向警方举报了这起盗墓行为。

当晚，警察就将这伙盗墓贼拘捕，并立即通知了秘鲁考古学家沃尔特·阿尔瓦，请他立刻去一趟。当时阿尔瓦还没意识到这是使他闻名世界的重大事件——由于得了重感冒，他并不太情愿在这个大半夜里往警察局跑，希望能明天再去。但是警察局长请他务必来一趟，并向他保证说，“你来了之后会忘记一切病痛”。

阿尔瓦随后赶到警察局，当他看到那些宝物时，立即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多年来，考古学家在莫切遗址中几乎找不到金银一类的器物，这一方面有可能是当年的西班牙探险者和一些当地盗墓者把大部分宝物都偷盗一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莫切人还没有掌握金银的使用——在西潘陵墓被发现之前，许多学者就一直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在，这一看法不攻自破。为了防止其他盗墓贼闻风而动，阿尔瓦又立即带着两名武装警察和他一起

◆西潘王陵的随葬品◆赶往现场，并执着地在那里守候了一夜。随后，阿尔瓦便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在西潘的考古挖掘。

阿尔瓦对西潘王陵的这一次挖掘将震惊整个考古界。

阿尔瓦和他的学生们组成的考古小组首先清理了被盗墓贼洗劫过的墓穴。不出所料，这里已被盗墓贼弄得一片混乱，所有的发现物已很难看出其原来的摆放位置。考古学家继续发掘，随即注意到在这座金字塔的另一面墙的泥砖也被搬开，并露出了一个不大的方形洞口——显然，盗墓贼还没来得及进入其中。阿尔瓦小组首先发现了一具人的遗骸，这具遗骸在下葬时被砍掉了双脚。考古学家最初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现象，但随即便弄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原来，这是一个墓室守卫者的遗骸，砍掉他的双脚看来是为了令其坚守岗位。

数周之后，阿尔瓦小组在这个金字塔遗址的深处挖到了密封的、从未有人进入的陵墓主墓室，他立刻意识到，他中了一笔拥有1700年历史的头彩。

这个主墓室内有六副木制棺材，其中有四副棺材围绕在中间一副大棺材四边摆放，中间的大棺材显然是拥有特殊地位的墓主。可以断定他是一位统治者。他应该生活在公元300年左右，去世时大约40岁，历史学家称他为西潘王或西潘领主。西潘王从头到脚都是用金银包裹着。他的手中抓着一个重达0.5公斤、用纯金制成的小铲子。他的头上和前胸覆盖着模样怪异的金面具，他的整个身上以及周围的空间都堆满了数不清的金银饰物和其他工艺品。可以看出来，西潘王生前一定拥有至高的权力，是财富的支配者，他甚至想把生前收集到的所有财富都带到阴间去。

西潘王的棺材周围的五副棺木看起来不太重要，其中分别葬着三个女人、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同一条狗葬在一起）以及一些相对简单的陪葬物和工艺品。阿尔瓦起初认为三个女人是西潘王的陪葬，但后来经测定，她们是在西潘王之前死去的，这不免让人有些费解。除此之外，经过数月的挖掘，阿尔瓦小组又在这个遗址中挖出了几具遗骸，其中有一个没有棺木的小孩和两头骆驼。

从西潘王陵墓中发现的金银饰物、宝石珍贝以及其他众多的工艺品，无不工艺精湛，造型奇特。其中最为精致独特的是一个金耳饰。这件工艺品仅有硬币大小，用黄金和绿宝石制成，但却镶饰三个人像，中间的一个人像穿着类似于陵墓的主人西潘王的衣饰，这小人像的胸前还挂着一条用若干个猫头鹰头串成的项链，每个猫头鹰头只有针眼大小，但却栩栩如生，精致得如同瑞士钟表。另一件精美的金饰物也很特别，表现的是一个人头像印在一只蜘蛛的背上，而蜘蛛陷在网中。这件饰物有七个构件，上面有三颗金珠子，佩戴时会发出丁当的声响。

考古学家的另一大发现是，这些闪闪发光的饰物并不全都是纯金纯银的，而是有一部分是镀金的。莫切人看来已经掌握了用化学方法镀金的技术，这种技术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从西潘王陵的发现来看，莫切人的发达程度高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三 印证的猜想

从考古意义上来说，西潘王陵最有价值的发现应该是一尊人物陶俑。这尊陶俑的穿着衣饰几乎和下葬的西潘王一模一样：戴着镶嵌有绿宝石的金头饰、花生状的金珠子串成的项链以及其他珠宝——毫无疑问，它是墓主人的复制品。不大相同的是，这个陶俑的右手握着的是一柄黄金权杖，与此前出土的陶罐上描绘的吞饮祭祀鲜血图像是一致的。

阿尔瓦发掘出这尊陶俑的时候，刚好有美国着名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唐南正在参观西潘王陵墓的挖掘现场。当他看到陶俑手中的权杖，立刻想起了许多陶罐上画着的那位长着利齿的“斩首之王”。它们手中的权杖一模一样。唐南研究莫切人陶罐许多年了，直觉告诉他应该不会错，于是他对阿尔瓦说：“你也许不相信，但我猜，我知道你挖掘的坟墓是属于谁的了。”

不过，陶罐上的“斩首之王”还戴着一个很大的月牙形头饰，腰间也系着月牙形装饰品，而这些，陶俑身上都没有。于是阿尔瓦开始寻找这两样饰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找了几个星期也没找到，却在搬动西潘王的尸骨时，发现这两样东西就压在他的身下。当阿尔瓦将这两件饰物戴到陶俑身上时，阿尔瓦与唐南两人不禁相视笑了起来。没错，就是他。西潘王就是陶罐上画的那个“斩首之王”。看来画中的场景很有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么，陶罐上画的其他两人呢？有可能被发现吗？

一年后，阿尔瓦小组结束了西藩王陵的挖掘工作后，又开始在其附近进行遗址勘察，并很快在月亮金字塔的平台深处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墓室。墓主人的身份显然也很特殊，伴有大量陪葬品。最显着的是，他的头上戴着像猫头鹰那样的面具，不难推断，他就是那个用刀切割囚犯喉咙的祭司。

接着，1991年，唐南教授和秘鲁考古学家卢斯’卡斯蒂略开始发掘圣何塞德莫罗村附近的考古遗址。圣何塞德莫罗村距西潘村40多公里，发掘遗址也是在一处河谷内。唐南一行人在距地面8.5米的地下发现了一个墓室。这个墓室的主人则是一个女人，而且在美洲还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这么多陪葬品的女性墓室。死者戴着跟陶罐上的女人一模一样的头饰，她身旁还有一个与图画上一模一样的高脚酒杯，不用说她就是图画上的那个女人，她应该是个女祭司。

至此，答案似乎一目了然，因为考古学家的发现，印证了陶罐上图像中祭祀场面的人物与墓室中被埋葬的人是相对应的，他们的特征是一致的，非常吻合。3个人像的身份终于弄清楚了：他们是主持献祭仪式的3个主要祭司。而西潘王是莫切王国首要统治者，并且他是武将出身。

三座墓室的惊人发现证明，莫切人陶罐上的图画反映的是生活里的实景，莫切人真的在用活人作为献祭。不过考古学家需要更多的证据一一如果莫切人以活人作为献祭是确实的，那么受害者又在哪里呢？

四 图案中的受害者

莫切人建造的金字塔有很大可能是既被当作神庙又被当作王室陵墓。这与古埃及的情形相似，他们的统治者也被看作是神灵，所以金字塔既是统治者施展权力之地，也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因此，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同时也被称为太阳神庙和月亮神庙。这两座金字塔可能是莫切人最为重要的两座建筑，也是莫切人遗留下来的历史性、标志性的建筑。月亮神庙及其广场就处在西潘镇的南部。1992年，加拿大考古学家斯蒂夫，伯格博士来到月亮神庙寻找献祭仪式受害者证据。

伯格博士寻找献祭仪式受害者的初衷是受到了一个奇怪场面一的启发。在20世纪初，人们又相继发现了一些莫切陶罐。其中有些陶罐上画着这样的场景：在似乎是在山上进行的祭祀活动中，一些囚犯被带到山顶，被一个个推下山去，摔死在山脚下。而另有几个人（有时三个，有时四个），则坐在几乎垂直的山壁上，仿佛腾空一般。这些人一个个面无表情，似乎在观看将人从山顶推下、摔死在山脚下的献祭表演。这样的场景不只出现在陶罐上，一些陶俑塑像也表现了同样的内容。有一个陶俑表现的是祭祀活动中的牺牲者。还有一个陶俑表现得更明了：在陶俑的底部，躺着一个牺牲者，他看上去是从山上被推下来死去的，而在这个牺牲者的上方则端坐着三个塑像无动于衷地看着他。

那么这一切会像西潘王一样，是真实发生的吗？

伯格来到月亮神庙，是因为月亮神庙坐落在被称为白山的山脚下，而他发现，白山的峭壁与陶罐上的图画十分吻合。他全面考察了整座白山，并且爬到了峭壁的中间。结果他在那峭壁中间果真发现了一大块被人工凿凹下去的痕迹，底部被打磨得十分平整，刚好能容下几个人在其中就坐，似乎可以肯定，这里就是观赏祭礼者的坐位，他们坐在这里就像陶罐上所描绘的一样，仿佛端坐在半空中，观看那些作为祭品的受害者从山顶的平台上逐个被推下来，伯格形象地称其为“祭礼剧场”。

不过，伯格在山顶和山脚下都没有发现牺牲者的尸骸。这也许是因为时光久远，尸骸在露天的环境里早已风化的缘故。

伯格于是转而在月亮神庙的广场遗址寻找有可能被掩埋的牺牲者尸骨。三个星期后，伯格果然在这里挖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70多具人类骸骨。

经过伯格的朋友、骨骼专家约翰·维拉诺的研究分析，可以肯定这些死者不属于自然死亡，而全都是被残忍屠杀的。从他们张开手脚、头部扭曲来看，当时的场面一定极为残酷。所有受害者都是男性，年轻的只有十几岁，年长的接近40岁，不少死者的手臂骨和颅骨都有骨折愈合的痕迹，这意味着死者生前饱受肉体折磨。在检查骸骨后，维拉诺断定其中一大部分是被割喉而死的，因为骨头上都留下了痕迹。

除此之外，一些受害者的死因同样令人震惊，他们的头部均被钝器击中，后颅骨被打出一个大洞。这又是何等残酷！ 1996年，伯格的考古小组在月亮神庙的广场挖掘出了一个男人的墓室。他们发现了一个锤形木棍，木棍的前端被火烧过，上面还留有发黑的血迹，据推测这也许就是用来行刑的钝器。

被发现的受害者骸骨，后来经过研究又有了新发现。考古学家们发现许多脊骨上布满细小刀痕的骸骨，这些刀痕意味着受害者遭到残忍屠杀后，又被人用刀将肉一点点割下。受害者的尸体难道被吃掉了吗？

事实上，在美洲，活人献祭和吃人在许多印第安族群里都存在。祭司们通常会先吃掉死者的心脏，而将四肢分给众人吃，躯干则喂给豢养的动物吃。然而，莫切人似乎并不只是吃人那么简单，其他食人族通常把尸体肢解后才吃，而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的是完整的骸骨，只是肌肉被割去了。想像一下吧，一些活生生的人被杀死后，又立即被削去皮肉，只剩下一副骸骨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把这些骸骨摆出弹奏乐器或跳舞的样子，然后围着它们又唱又跳，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过的。因为莫切陶罐上的确有一些绘画画的是骷髅手牵手跳舞和奏乐的情景。而且，近期的考古中，在太阳神庙广场一侧的墙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雕有裸体囚犯的檐壁。同时发现，牺牲者的骸骨被嵌入檐壁、埋在广场上，这些骸骨显示在可怕的处决仪式之前，他们也曾受到极度的虐待。

莫切人，真是有太多不能让人理解的地方。

五 诡异的巨人骨架

正如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每一次的考古大发现总是在解决了一些以前的疑问之后，一连串新的疑问又接踵而至。

斯蒂夫·伯格于1996年在月亮神庙的广场挖掘出的墓室之中，发现了一个作为行刑的锤形木棍和一对高脚杯。这对高脚杯与陶罐上画的祭司手中的高脚杯形状非常相似。而且，经过测定，这对杯子里面发现了人血的痕迹。这说明在当时，这些杯子的的确确是莫切的祭司用来盛人血、饮人血的。而伯格发掘出的祭司墓室显然与沃尔特·阿尔瓦发掘的西潘王陵显然不属于同一时期，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莫切人数百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有着同样奇怪、残酷的风俗呢？进而我们又会想，他们的这种丑恶的一面是不是导致莫切人最终消亡的原因呢？

西潘王陵的发现是了解莫切文明的一个分水岭，与该领域相关的考古信息原来实在是少得可怜。但在西潘王陵被发现后，考古学家们的发现像火山爆发一样突然多了起来。然而，我们对莫切人的认识却越来越迷惑。

◆奴隶陶俑◆

20世纪最后两年，美国着名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唐南与秘鲁专家合作组成考古小组，再次来到莫切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一次他们发掘的地方位于西潘王陵的正南面一个名叫“双头”的地方。他们将对一座高达91.44米的神秘巨型金字塔进行全面的发掘。

由唐南领队的这次考古发掘共发掘了3座古代墓葬，其中的发现令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惊叹不已。此前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的一批莫切人的墓葬，包括西潘王陵，都属于莫切时代的中后期。这一次发掘的3座墓葬则属于人们知之极少的莫切早期。唐南教授认为它们应属于莫切一世时期，也就是莫切文明最初的阶段。他们这一次的发现有如此多的宝物，收获是如此的大，令唐南教授不由得发出惊叹：“陶器和金属器皿的数量如此之多，用惊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在我35年的莫切文化考古生涯中，我对考古史上发现的350座莫切古墓了如指掌，但却没有一座古墓能跟这3座古墓中的任何一座相比。这些古墓的重要性堪与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的西潘王陵相比，甚至还可能超过西潘王陵！”

最令考古学家们惊奇的，还不是那些丰富的陪葬物。唐南小组发现，这3座墓葬每一座的旁边都有一个小墓葬，里面葬着一个小铜人，还有许多小小的陪葬品，数量和形式都和大墓里的一模一样，只是体积缩小了。唐南说，这种墓葬形式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没有的，是第一次看到。此外，这3个墓葬的主人身材出奇的高大，在1.8～2米，而据人们所知，莫切人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种族，平均身高只有1.5米。唐南说：“即使按今天的人类身高标准来看，这3个人的身高也不寻常。更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挖掘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这3具神秘的骨架有某种说不出来的诡异感。我是一个考古学者，也是一个科学家，我不迷信，也从未相信过存在非人类的其他智慧生物，但我当时真真切切有种异样的感觉。我觉得他们至少不是普通的人，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考证中能否找到这3个巨人身份的答案。”

3个巨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与莫切人奇怪的风俗有关吗？

◆莫切人的金银饰品◆

又是一连串的谜。

其后，在没有更好的解释的情况下，唐南只能暂时猜测他们可能是巨人症患者，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身材特别，才受到特别的尊敬，成为上层阶级。

由于唐南等人发现的3个墓葬属于莫切文明最初的阶段，而且数量是如此之多，因此，他们这次打开的不仅仅是3座文物宝库，同时也打开了有关莫切人甚至可以说是莫切文化的一个图书馆。这对于了解莫切文化的起源、发展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那么谁将解开莫切文化的起源、发展的谜团？或许，这背后的谜团永远不可能全部解开？正如美国考古学家温蒂·吉登斯·提特所说：“总是有人希望，一旦发现一座墓穴，你就可能会找到在教科书或瓷器上所描绘的国王这样的人，但其实你永远也不会找到他们。”

第四章失语的玛雅

玛雅分布在中美洲几千公里长的区域，玛雅社会极盛时人口达1400万，这个令人惊异的古代社会拥有发达的城市，宏大的建筑，完整的文字体系，精确的历法，不可思议的天文知识。而这个帝国却在极盛时突然集体消失，他们来自何处，玛雅帝国又为何消失……

一 发现玛雅

1839年的一天，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和弗莱德里克·凯特伍德带着几个印第安人，走进了位于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交界处的喀摩坦山谷丛林里。这两个美国考古探险家此刻恐怕没有想到，他们随后的发现将给世人带来怎样的震撼。

早在到达中美洲这片丛林之前，34岁的斯蒂芬斯就已经是一位颇为活跃的考古爱好者。他爱好古物，喜欢搜集一切古老民族的文物。他狂热地在近东、中东等地从事着考古活动，先后去过埃及、阿拉伯、巴勒斯坦以及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然而，这一切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职业与考古没有一点关系，他是一名律师。直到32岁出版了两本游记之后，他才真正放弃律师职业，转而一门心思地收集、研究有关古玛雅文化的一切资料，并为深入中美洲的原始森林做着准备工作——这一切仅仅始于他在偶然间阅读到的一份枯燥的军事报告，这份报告说在18世纪初，有人曾在洪都拉斯的丛林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古建筑群，而一百多年过去了，它依然静静地伫立在当地，没有人去打搅，因为人们已把它遗忘了——斯蒂芬斯读到这里，当即决定无论如何要再次找到它。

斯蒂芬斯的资料搜集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当初西班牙人征服拉丁美洲的过程也是对当地文明进行毁灭的过程，而且他们带回来的有限的资料也都没有公开过。不过幸好，斯蒂芬斯碰到了一起远征最理想的搭档，弥补了资料的不足，他就是绘图员弗莱德里克’凯特伍德。凯特伍德和斯蒂芬斯一样，喜欢游历和探险，去过很多地方。两人一见面就相当投缘，都对那沉睡在密林深处的城市充满了向往。

还有一点值得高兴的是，正当两人为这次远行积极准备时，斯蒂芬斯意外得到了一个美国驻中美洲代办的职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将为他们负担大部分的开支。尽管这一时期危地马拉正处于战乱时期，两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踏进了这片原始森林之中。

行程似乎比想像的还要糟糕，在走进丛林的第一天，他们一行人就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暴徒劫持了。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两天两夜之后，还是斯蒂芬斯唬人的身份救了他们。那些暴徒最终把他们放了。

摆脱困境之后，他们继续在森林中前行。那森林遮天蔽日，白昼都不辨途径。驮行李的骡子还时不时地掉进泥沼里，直陷到腹部，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拉出来。天气也闷热不堪，蚊子成群，荆棘遍布，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人在这片森林中前行，不仅体力消耗巨大，而且视觉、听觉也会变得恍惚，加之时不时的野兽呻吟和仿佛永远走不出去的幽深，对人心理也造成了强烈的压迫感和恐惧感。此外，这片原始大森林似乎自古以来就没人踏入过，谁又能相信这中间会无故地藏着一个巨大的石头建筑呢？

“我们难以看清10码以外的任何地方，下一步会探到什么，我们心中一点数也没有。”斯蒂芬斯后来写道，“应该说，不论我自己或者凯特伍德都没有信心了。到达科潘时，我们并没有预计会发现奇迹，充其量只是抱着希望而已。”

然而奇迹真的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出现了。他们果真在丛林深处发现了科潘古城遗址，发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未发掘的处女地。”斯蒂芬斯后来写道：“语言不足以描述我探寻这些废墟的热忱。有一次，我们停下来清理覆盖在一座纪念碑上的树枝和藤蔓，继续在周围挖掘时，又发现地面上只露出一角的雕像。印第安人把它一点点挖了出来，我全神贯注，紧张得忘记了呼吸。一只眼睛、一个耳朵、一只脚或是一只手露了出来。当砍刀接触到雕像发出清脆的声响时，我推开印第安人，亲自用手清理。”借着热忱，斯蒂芬斯从早到晚不停地带领着一帮印第安雇工四处挖掘着。凯特伍德也忙忙碌碌地画着他以前从来没画过的东西。

毫无疑问，这是一座荒废已久的古城。斯蒂芬斯一行在这里发现了数不胜数的石雕、碑铭、古墙、阶梯和高台，还发现了一座高达96英尺的金字塔。站在金字塔上，放眼海洋一般的森林，有一种头晕目眩、恍然世外的感觉。这个古城让人分外迷惑。这一切是什么人建造的？怎样建造的？斯蒂芬斯断定，这一切必定是由一个强大的民族所为。有趣的是，斯蒂芬斯仅花了50美元，就从印第安人手里把这座古城买了下来。

科潘古城是斯蒂芬斯和凯特伍德发现的第一处玛雅人的遗址，后来他们又继续向危地马拉腹地深入，并在齐亚帕斯和尤加坦等地看到了更多风格相近的古城废墟。同时他们也注意到这些废墟的石头上镌刻着的是同一类象形文字。斯蒂芬斯和凯特伍德据此断定：“整个地区一度居住过同一个民族，他们讲同一种语言，至少，他们的书写形式是一样的。”玛雅是当地的一个地名，因而这个民族被称为玛雅人。

1842年，斯蒂芬斯出版了着作《中美洲齐亚帕斯和尤卡坦纪事》。不久之后，凯特伍德的《尤卡坦旅途见闻》也出版了。两部作品立刻引起轰动，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这些新发现，一时间掀起了一股“玛雅热”。斯蒂芬斯和凯特伍德两人的作品也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斯蒂芬斯还因此而被誉为古玛雅文化的发现者。

二 辉煌的文明

一百多年过去，随着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持续的发掘、探索，玛雅文明已初步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古代文明，除了其在建筑、天文、数学等领域的发达程度令人惊叹外，这个民族头顶上更笼罩着一股令人着迷的神秘感。

玛雅文明分布在中美洲几千公里长的区域内，包括整个尤卡坦半岛、整个危地马拉、伯利兹和洪都拉斯，以及萨尔瓦多西部和墨西哥南部一些地区，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

玛雅人创造了美洲早期最为先进的文明。迄今为止，各国考察人员在中美洲的丛林里和荒原中，发现废弃的玛雅古城遗址达170多处。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位于现在中美洲伯利兹国的库埃洛。这处遗址始建于公元前1400年。据推测，玛雅社会在公元250年进入发展的盛期，极盛期人口估计达到1400万人。他们建造了一个个发达的城市，城市中建有宏大的宫殿，有许多规模与欧洲最大的宫殿不相上下；他们建造了数量众多的金字塔，其中最大的太阳金字塔高达230英尺，堪与埃及胡夫金字塔媲美；石砌的民宅与贵族的宫殿无不刻满精美的雕饰，包括那金字塔的一块块巨大的基石；他们的城市有石板铺成的马路，路边甚至修砌着排水管，无疑标志着这些城市已达到相当文明的程度。尽管这些遗址如今大多都已倒塌，或被浓阴逼人的树冠和深深的荆棘掩盖着，但置身其中，似乎仍能感受到当初的繁华。

玛雅文明中规模最大的城市，是位于危地马拉北部佩腾地区的一片原始森林里的蒂卡尔。考古学家在这座古城发掘出了近500座建筑遗址，包括大型宫殿、神庙以及数座可俯瞰丛林的金字塔，其延展范围达130平方公里。专家们在这里挖掘出大量纪念性雕刻和一些工艺精美的陶器，据推测，这座古城始于公元前600年的一个小村庄，公元3世纪时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城市，此后持续了近600年的繁荣，最鼎盛时期人口达到4万多人。其他较为着名的玛雅古城遗址还有墨西哥恰帕斯州内的帕伦克古城、尤卡坦半岛的乌斯马尔、卡巴霍以及最初被发现的科潘古城。

玛雅人是美洲大陆古文明中惟一发明了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书写文字的民族。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玛雅人独立地创造了象形文字体系，它是由许多颇为复杂的图形符号组成。符号共有800多种，大概共有3万多词汇，语言之丰富令人惊讶，同时也给文字破译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这些文字一般是刻在石柱、祭台、金字塔、碑碣和陶器上，此外还被写在树皮和鹿皮纸上。但是在西班牙人征服中美洲的过程中，成千上万本写在树皮上或鹿皮纸上的玛雅手稿被视为异端，被尽数烧光了，目前只有4本幸存下来。它们成为破译玛雅文字的难得线索。

100年前，玛雅人的数学体系和历法体系率先被破解。玛雅人创造了二十进位计数法，用线条和圆点表示数字1到19，其中一个圆点表示1，一条线表示5，而且还首先发现和使用了0的概念和符号，这比欧洲人将0的使用在数学计算上早了近千年之久。玛雅人把数学运用到复杂的历法计算中，他们测算出了十分准确的太阳历。他们的一个月为20天，一年为18个月，外加五天作为禁忌日，共计365天。他们测算出太阳周期是365.2420天，而现在准确的测算结果是365.2422天，也就是说他们的太阳历5000年才有一天的误差。此外，他们能准确预测日食、月食的发生时间。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测算出金星环绕太阳一周所需要的时间，即金星历年，其精确程度达到了每50年的误差仅为7秒。比同时期的中国和欧洲的测算准确得多。玛雅人还使用一种被称为卓尔金年的历法，这种历法自成体系，但却不是以地球上所观测到的天体运行为根据测算出来的。

玛雅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是他们惟一的生活来源。玛雅人擅长种植玉米、甘薯、棉花等作物，其中玉米是他们最重要生产作物。但是玛雅人的农耕水平却非常落后，他们没有任何金属工具，也没有任何可供驱使的动物，甚至没有发明最简单但是最重要的工具——耕地的犁。但是，在仅仅采用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的情况下，玛雅人却建造了众多规模宏大的城市，创造出了如此灿烂的文明。他们拥有不可思议的天文知识，他们的数学水平比欧洲足足先进了10个世纪，这的确令人非常困惑，但却是事实。

三 帕卡尔王陵

玛雅金字塔实际上是他们的神庙。研究表明，玛雅人把高超的数学和天文知识都用在了他们的宗教祭祀活动当中。或者说，他们正是为了宗教祭祀才发展出这么高超的知识的。他们将几套历法同时运用，对生命、战争、加冕以及世界末日，通通进行推算，并依其推算结果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甚至他们所有的重要建筑都是按照历法建造的。他们的金字塔方位、阶梯数目，甚至每一块石头的角度都与他们的历法一一对应。玛雅人崇信太阳神，他们认为带羽毛的蛇“库库尔坎”就是太阳神的化身。在玛雅人的城市里，到处都能看到“羽蛇”的雕刻。因此，早期有考古学家认为玛雅人的社会是一个祭司社会，他们各城邦均拥有相同的信仰，均由祭司主持和统治，大家按照同一祭祀仪式过着安定的生活，各城邦之间不存在利害争执。另外，玛雅城市周围没有城墙城堡，这似乎也证明了玛雅人是虔诚、爱好和平的民族。

然而，1946年在墨西哥南部丛林中发现的玛雅“波南帕克神庙壁画”却展现了一系列描绘折磨、战争和流血的图景。这个被称为世界壁画艺术的珍贵宝藏之一的神庙壁画，是玛雅人在墨西哥南部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彩色壁画。所用的色彩是由从植物中提取和矿物之中的颜色配制而成。壁画画出了古代战争场面。画中人物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描绘的应该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

随后一个意外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玛雅人并不像最初人们想像的那么热爱和平。

墨西哥帕伦克城大金字塔神庙建在低矮的山丘山。虽然它高达24米，但周围林木茂盛，所以看起来并不显眼。这个金字塔有9个阶梯，像其他大部分金字塔一样，顶端也矗立着一座神殿。它的外部结构完整，但神殿内剩下的东西不多。神殿的头一道门内的石柱上雕刻着两个玛雅蛇足神。神殿里边有柱廊和内室，柱廊后墙上两块巨大的象形文字书板，内室中还有一块。因此这个金字塔也被称为铭文庙。三块书板上共有600多个象形文字，是玛雅世界中长度位于第二的铭文。

1949年，当墨西哥考古学家阿尔贝托·鲁兹进入这座神庙，在清理神庙内部顶端的画廊时，他注意到，这个神庙的地板不像其他建筑的地板，都是由砖石铺就，而是由一块整齐切割的完整的大石板铺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块大石板有两排共12对极为规整的圆孔。虽然圆孔里面嵌着石栓，被仔细地密封住了，但是可以想像，这些洞眼当初可能是用绳子搬动石板而钻出的栓孔。后来有专家就这12个极为规整的正圆形栓孔也提出了疑问，说玛雅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是怎么在坚硬的石头上钻出这么标准的栓孔来的呢？巧合的是，这种钻孔也同样出现在埃及阿布希尔萨胡勒金字塔圣庙废墟的石块上，其年代据说为公元前4300年。不过，这个问题和玛雅人用什么技术建成了石头城市或刻下了精美石雕的问题，都同样令人费解。

◆发现帕卡尔王陵的金字塔◆

◆掀开石板露出墓葬入口◆

◆石椁里戴着玉石面具的尸骸◆

阿尔贝托·鲁兹满怀好奇地把石板抬起来了。石板下面是一个向下的楼梯口，但却被碎石填得结结实实。显然，为了阻止别人进入，玛雅人堵住了下面的一条秘密楼梯通道。

清理楼梯通道是一项非常费工夫的工作。阿尔贝托·鲁兹用了整整4个发掘季，才于1952年6月15日，站到了通道底部。

阿尔贝托·鲁兹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石盒，里面装的是陶碗和贝壳，还盛着颜料，另外的石盒里还发现了玉耳环、玉珠和一颗珍珠。在石盒边上放着一个大木箱子，箱子已腐朽，露出里边6具玛雅人的尸骸。然而阿尔贝托·鲁兹就面临着一座石门。

搬开石门，又露出一个秘密通道来，这个秘密通道深入神庙地面25米以下，经过一段狭窄的台阶后，便进入一个40平方米的长方形秘室。秘室两边的墙上站着9个玛雅武士的灰泥塑像。秘室正中则赫然放着一个巨大的石棺。石棺被架在6根石柱之上。石棺长4米，宽2米，高1．5米左右，整个石棺满是图案复杂的雕像，棺盖上放置着一条刻着三个面具的玉腰带。移开厚得足有5吨重的棺盖，一位带着绿翡翠面具的国王的遗骨安置其中。与这具尸骸葬在一起的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玉器：一个玉石王冠，若干耳饰、项链、胸饰、手镯，还有每个手指上都佩戴的玉指环。他的两只手里还各握着一块玉。双脚旁则各放着一尊玉雕像。石棺下边的6个石柱的间隙中还放着几个用来盛装食物的陶盘和两个真人大小的灰泥头像——玛雅人就是这样通往天国并获得重生的吗？

原来这个金字塔是一个隆重豪华的墓葬。学者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墓葬。事实上，他们是第一次知道，金字塔里面竟然藏有墓葬。这与学者们以前对玛雅文化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一些人怀疑其中可能出了差错。然而又能出什么差错呢？

这座金字塔的的确确是一座墓葬。看来金字塔不仅仅是一个祭祀的神庙，这个发现改变了问题的性质，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研究玛雅人的社会和文明。

豪华石棺中的尸骸在作鉴定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一种说法是死者年龄为40岁左右，另一种说法却认为死者有80岁。到现在这两个矛盾的说法仍无明确的结论。但不管怎样，考古学家首先要确认尸骸的身份——它显然不是一般人。

确认死者身份的关键是石棺上以及神庙中的石刻象形字。

但墓葬发现10年之后，语言学家才破解了部分玛雅文字。就这样人们在十多年后才得知墓葬的主人是帕卡尔王。于公元615～683年的某个时段内在位。

帕伦克古代历史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隙。原来它是一个常常受到外邦袭击、洗劫的城市。帕卡尔王则是拯救这个城市的大帝王。象形文字中似乎能梳理出这样一个故事：帕伦克城常受到卡里缪尔城的攻击，卡里缪尔城之王是比帕卡尔王更为强大和有力的帝王。但是帕卡尔王带着他的臣民战胜了卡里缪尔城之王，摧毁了卡里缪尔城的神像，并将卡里缪尔城归为自己的统治之下。

帕卡尔征服了邻国，使帕伦克城成为玛雅世界的重要一员。

帕卡尔陵墓的发现是考古界的一次重大发现，它粉碎了祭司社会的模式。最重要的是，它打开了一个曾受到误解的文明的大门。自那以来，考古学家每挖掘出一座大金字塔都不再感到意外了。很有可能里面就有一座帝王陵墓。它激励我们去寻找理解玛雅文化的其他方面。目前，97%的帕伦克城仍深藏在丛林中未能发掘。考古学家无不期望出现更多的意外惊喜。

四 破译象形文字的故事

玛雅人是美洲大陆古文明中惟一发明了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书写文字的民族。所以对玛雅文字的解读，成了详细了解整个古代美洲文化的惟一渠道。早在西班牙人征服第一个美洲土着民族之前，欧洲人就已经知道墨西哥的土着拥有书写文字体系。但是西班牙人要的只是征服，而并不在乎什么古代美洲的文化。于是在西班牙人征服中美洲之后，成千上万本玛雅人的树皮书和兽皮书，遭到无情的焚毁，现在人们所能找到的写有玛雅文字的抄本只剩下4种。根据收藏的地点或发现者的名字，这四种抄本分别被命名为《德累斯顿手抄本》、《马德里手抄本》、《格马里耶手抄本》和《巴黎手抄本》。

尽管斯蒂芬斯和凯特伍德于19世纪40年代出版了他们的专着，但由于有关玛雅文字资料还是实在太少，所以早期的学者们对玛雅文字的破译工作，实际上是在上面提到的4本抄本公开发表之后才开始的。但事情也有例外，康斯坦丁·拉菲尼斯克早在“玛雅热”之前的1 827年就发表讨论玛雅文字的学说，并发现了玛雅数字的破译规律。随后，一位当年主持焚毁玛雅书籍的西班牙主教狄亚哥·德’兰达写的报告<尤卡坦纪事》发表，使学者们得以在拉菲尼斯克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尤卡坦纪事》中提到的关于如何识别玛雅人历法的方法。这成为破译玛雅文字的第一把钥匙，为解读玛雅文字中的历法和数学部分并进而最终解读出其天文部分奠定了基础。

接着，一部关键性的着作《齐拉姆·巴拉姆丛书》于19世纪60年代被人发现。这本书写的是西班牙征服后的玛雅历史，里面的材料有一部分来自更为古老的玛雅史料。这使它成为解开玛雅文字之谜的一个关键点。它使学者们开始初步了解玛雅历法与耶稣纪元之间的大致关系。这才使得学者们于一百多年前就能了解到玛雅人在天文、数学上的辉煌成就。

其后的几十年，玛雅文字的破译工作遭遇了“瓶颈”，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因为学者们都把玛雅文字当成象形文字来研究，认为每一个雕刻下的文字都代表一个物体或概念。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中南美洲的考古工作进展，大量石刻象形文字得以被学者们所见，学者们结合玛雅人在数学、天文学和祭祀方面的特别之处，认为其文字内容肯定与历法、天文和宗教息息相关，因而陷在其中苦苦纠缠，却不得其门。直到俄罗斯学者尤里·克罗索夫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玛雅文字和古埃及、中国文字一样，是象形文字和声音的联合体，即玛雅雕刻文字既代表一个整体概念，又有各自独特的发音。这是一种破译玛雅文字的全新方式，是对破译历法之外的玛雅文字的空前突破。

克罗索夫引发了玛雅文字破译领域的一场革命。在克罗索夫突破性的启发下，破译学者们开始不遗余力地给所有发现文字寻找配对的音标。至1960年，另一位俄国学者塔约娜·普罗斯科拉亚科夫又有了另一个大的突破。在研究科潘古城遗址的玛雅碑文期间，她意识到许多文字中都含有固定的时间段，相隔大约56年到64年，大致与一代人的寿命相当。于是她大胆推论，那碑文上写的可能并不是宗教，而是历史。是对帝王诞生、统治、死亡及战争的记录。这使人们第一次从历法、天文和宗教之外的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玛雅文字。

自两位俄罗斯学者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以来，对玛雅历史加以复原的一个富有成果的时代便开始了。致力于破译的学者们已经破译了所有玛雅文字中的80%以上。于是使得我们对玛雅文化和社会有了新的认识。现在我们知道玛雅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王国，而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小国和城邦拼凑而成，多数时间它们都疲于相互征战而不是和平共处。然而，这些玛雅人却又有共同的宗教。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人类社会十分危险地介于魔鬼的下层世界和神的上层世界之间，随时可能遭受毁灭性力量的打击。为了不让这些毁灭性力量降临，他们诚惶诚恐，对神诚心侍奉，包括用活人祭祀。于是出于宗教原因和胜利者力量的炫耀，战俘常常遭到杀戮。玛雅宗教仪式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血祭——祭祀者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献出自己的鲜血，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让神感到满意后宇宙才能运转得井然有序。

人们终于明白，为何玛雅人会对天文那么感兴趣。对玛雅人来说，天上的星星是他们的祖先，是他们的神灵。因此，玛雅人需要非常准确地跟随之，以便知道自己该在地球上如何行事。天上的星星是让玛雅政权合法化的理由，其中的金星最令人注目，因此成为玛雅人在战争中的保护神。玛雅人把金星写进法典，雕刻在科潘的石柱和石碑上，用它来为宗教仪式、活人献祭和发动战争等确定时间。

五 玛雅，玛雅，你来自哪里

事实上，当初斯蒂芬斯和凯特伍德两人对玛雅古城的发现之所以引起轰动，并在欧美形成一股“玛雅热”，主要是源于人们对这一神秘文明起源的纷纭猜测。这些猜测，在至今仍无定论的玛雅起源问题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判断。

关于玛雅人，人们最初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问题上：这些玛雅人来自何方？他们和那些直到斯蒂芬斯到达时仍然分布在美洲大陆的印第安部落是否同源？如果是的，那么为什么单单玛雅人具备如此发达的文化？那些19世纪的欧美白人学者们仍然把自己看做是文明的当然继承者，是文明的代表，他们不能相信，美洲大陆在和欧洲文化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竟然能单独发展出这么发达的文化。

于是有人便做出大胆推想，认为古代玛雅人是传说中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这个传说中的大西国，这个具有极为发达的文化而后毁于地震和洪水的神秘岛屿，在西方世界流传已久，曾有许多人为之痴迷。因而此种说法一出，立即吸引了包括广大公众在内的所有人的关注。虽然这种说法没有一点证据，却不妨碍人们展开丰富的想像力，进行美好的幻想。至今这仍然是相当一部分人盼望能够得到证实的说法。

当然，上面提到的说法只是种种推测之一，紧跟着这一说法，玛雅文明在人们广泛的关注下有了更多起源之说。

有人认为，这些古代玛雅人应该是从远东迁入美洲大陆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亚洲人。其理由是，在最后一次冰川扩展时期，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的海平面要低100多米，现在水深只有29米左右的白令海峡，当时完全是陆地，是连接亚洲与北美大陆的“陆桥”。大约在2万—5万年前，亚洲的猎人为获得食物充饥，整天追逐野兽，于是就从亚洲跑进了美洲大陆。这也是为什么印第安土着居民，包括玛雅人在内，从人种上讲都属于黄种人，属于蒙古系人种的北方人种的缘故。这应该说是比较科学的解释。近年来，在智利、巴西、委内瑞拉、美国、加拿大等地的考古发掘研究中，也的确可以找到一些佐证。但是，这个说法同样不能自圆其说，它不能解释在众多分布在美洲大陆的印第安部落中，为什么单单玛雅人具备如此发达的文化。同时，美洲大陆至今也没有发现一两万年前史前人类存在的确实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南美洲丛林中这奇迹般的文明，存在着一种渐变，或称过渡阶段的迹象。

19世纪还有一种说法更加异想天开，竞认为玛雅人是以色列人后代的一支。当然现在支持这种说法的人已很罕见。

还有人根据玛雅人的雕刻风格酷似印度和中国早期的风格这一点，提醒人们注意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而论，那么，那些标志鲜明的金字塔就更与埃及分不开了。后来，有人又发现西班牙人记录下来的玛雅神话中有大量基督教元素，包括大洪水的传说等等，甚至在玛雅文物里发现了十字架的形象。于是又有人提出玛雅文化同中东的圣地有关的说法。这种说法在当时的欧洲颇为流行，直到今天仍有一定影响。

六 湮灭之谜

或离奇或看似合理的说法还有很多。然而，在人们还难以回答玛雅人的起源问题之际，关于玛雅文明的湮灭之谜又引起人们的极大的兴趣。

现在人们无从判断，如今生活在那同一块广大区域内的美洲土着部落是不是古玛雅人的后代，即便是400年前第一次踏上并征服那片土地的西班牙人，也不知道他们当初面对的对手究竟是不是那些巨石古城的真正主人。因为那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赢得了“新世纪的希腊人”美誉的玛雅人，非常奇怪地在公元9世纪前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泯灭了。他们骤然停止了城市的建设，集体远去了，任那一座座曾经辉煌的城市被荒弃，被逐渐湮灭在中美洲那一望无际的热带丛林之中。

玛雅人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历法，并且变成自己的计时体系的奴隶。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根据历法的要求而建造的，每隔5年、10年或若干年，他们就要按历法建造一些标志性建筑，并在碑碣或石柱上刻下建筑的经过和时间。考古学家正是据此才发现了玛雅人迁徙出走的秘密的。考古发现，科潘古城的石柱雕刻在830年之后突然停止了。帕伦克在835年，蒂尔卡在889年，乌尔斯马尔在909年也都相继停止了所有的城市建设。在短时间内，玛雅人集体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一个人回来过。而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也就此湮灭。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

玛雅人又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像他们的起源之谜一样，也引发了纷纷的猜测和推断。

最自然的一种猜测是这些玛雅人一定遭到了侵略，被逐出家乡。然而侵略者又是谁呢？当时的玛雅人是美洲最强盛最先进的，谁又能侵略他们呢？而且，这种解释最不可靠的是，在那些被荒弃的城市遗址上看不出来有被侵略的迹象。

于是有人便猜测是自然灾害导致了玛雅人被迫迁徙。但是，灾害都会留下痕迹，那么痕迹又在哪儿呢？再者，如果是灾害导致了人民大批逃荒，那么灾害过后，人们一定会回来重建家园，但玛雅人却一去不复返了。这于情于理也说不通。

会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传染疾病呢？有人这样猜测。但是考古学家再次否定了，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在玛雅人远去之前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减员。相反，在此之前，一些较大的城市却在不断地扩大。

那么还有什么说法能够解释玛雅人的消失呢？

美国学者西尔瓦努斯·摩莱从玛雅人的社会结构及生产力的角度作出的分析倒颇有说服力。他指出，玛雅文明的突然湮灭是源于落后的生产力与惊人的社会分化所引起的。

玛雅文明属于城市文明。它的政治、文化、精神的主导者以及一切优秀人均来自城市。然而，城市必须要由农民的农产品来供养。农民于是成为城市贵族和祭司们统治下的被统治者。玛雅社会由此分为两类人，一种是人数日益减少的统治阶级，一种是日益增多的被统治的农民。在这两个阶级之间似乎完全没有中间的市民阶层。贵族和祭司们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掌握着特权．而农民则住在城外，辛苦劳作以供他们享用。

贵族和祭司们“衣食无忧，沉迷于研究星象、设计城市，忽略了发展最基本的生产力”，而愚昧的农民始终处于相当落后的农业水平。玛雅人的农业以玉米种植为主，但是他们的玉米种植方法非常原始，是先烧掉森林，将之开辟成农田，手工翻地，手工撒种，甚至没有耕地的犁和牛。因此，随着城市的扩大，农民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他们必须烧掉越来越多的森林。但这种落后的种植方法对土地破坏极大，用不了多久，刚开垦出来的农田就不能再种植，只得继续向远处扩大烧荒规模，周而复始，在城市周边就形成了一大片无法种植的贫瘠地带。当许多城市之间的荒地连成一片之后，饥荒也随之而来，玛雅人便不得不弃城而走，将原有的文明抛弃。同时，玛雅的农民由于处于被绝对统治之下，落后无知，无法承载传承文化的重任，而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和祭司们则由于养尊处优惯了，难以抵挡饥荒，竞致泯灭了。文明也因此而中断。

摩莱不愧为一位智慧的学者，将玛雅人留下的千古之谜解释得合情合理。然而，后世学者却指出，摩莱理论的先题条件站不住脚。因为种植玉米并不会导致土地贫瘠，况且，研究发现，玛雅农民是以轮耕式来进行生产的，更不会造成大片荒地。此说一出，摩莱精心构筑的理论大厦只有无奈坍塌了。

在20-世纪中叶之前，另一种占有学术界主导地位的理论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爱德华，汤普森提出的。他的理论是，某个来自墨西哥中部的文化程度较低的民族来到并占领了玛雅人的领地，推翻了那里的统治者，并颠覆了玛雅人的社会和宗教秩序。玛雅人不甘受野蛮人的统治，但由于生性爱好和平，不是侵略者的对手，只好集体出走，文明在出走中中断。

汤普森和摩莱一样，他们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他们的解释有许多武断和臆想的成分，不大经得起推敲。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一些学者摒弃了过去的思路，又相继提出了几种新的见解。

有人提出，可能是大量祭祀、压迫使人民起来反抗，于是玛雅统治世界发生了大暴乱，导致玛雅文化的灭亡。在陶帝华康城遗址，可以看到，其现存的神像统统被砍去脑袋，祭祀神庙也遭遇捣毁的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个别城市，而那时的玛雅人的外迁和玛雅文明的湮灭则是全面性的。

有些仍然坚持玛雅人的祖先是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人，则随势猜测道：玛雅人深知祖先的毁灭，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将灭亡，然后又一个不属于他们的纪元将开始，所以集体向北迁移，并在之后的某一天，集体跳大西洋，以此逃避世界灭亡。

还有人说，玛雅人因祭祀之故杀人太多，致使玛雅人大量减少，终至消亡。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但在一些文献资料中的确有过这样的记载：为了庆祝特偌提兰大金字塔落成，在4天的祭祀中，奴隶主竞杀了36万人！如此说来，这一理论也不是没有道理。

甚至还有一种有些荒诞的说法：玛雅人对天文如此了如指掌，且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却又神秘地消失，也许他们是外星人与人类的后裔，被先进的其他星球的“祖先”给接走了。这种说法源于瑞典作家封·达尼科尼思克关于“上帝是个宇航员”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看似荒诞，但却流行一时，拥有众多的支持者。

另有一种说法是被学术界真正认可的。考古学家目前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玛雅人不但不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反而是嗜血成性、喜欢穷兵黩武的民族。比如科潘古城那一块块大石碑上，专家破译出，那上面记载的都是关于战争策略、血腥的战场以及将战俘作为活祭的描述。因此，考古学家普遍认同是无休止的战争摧毁了玛雅文明。此外，一些专家还赞同将环境因素考虑进来。因为有研究表明，在公元800—1000年这一时期内当地可能发生过长达两百年左右的大旱灾，致使民不聊生，再加上战争的摧残，玛雅人的文明最终在危机面前崩溃了。

当然，让专家接受的理论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理论，而那些看似无稽之谈的说法未必就不可信。无论怎样，玛雅文明的产生和消失都蕴藏太多的谜团，有太多的猜测需要论证。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谜的存在，才更加显得玛雅人及玛雅文明魅力无穷吧。

第五章埃及艳后

1600年前，一场地震和海啸袭击了北非沿海，摧毁了当时世界上最着名、最宏伟的城市——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一段历史随之沉没，包括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宫殿。被考古学界誉为“世纪大发现”的亚历山大城的勘测发现为埃及艳后以往的形象画了一个问号，她是一个颇具才干的女王，而11尊雕塑也证明了她并不美丽……

一 沉没的历史名城

1600年前，一场地震和海啸袭击了北非沿海，摧毁了当时世界上最着名和最宏伟的城市之一——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一段历史和无数的传奇也随着亚历山大城的沉没而沉没了，这其中包括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和她曾经住过的奢华宫殿。多少年过去，海底厚厚的泥沙覆满了整个古城，水藻也趁机附着其上繁衍生长，似乎急着要掩藏什么。当那段历史变得越来越模糊，所有的传奇也就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亚历山大城是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一个梦想。公元前330年，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埃及，并在孟斐斯加冕为法老，即埃及之王。他希望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一座征服者的丰碑，一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市。随即他把新城城址选在了地中海岸边尼罗河入海口处的一个名叫“拉科蒂斯”的小渔村。据说他在选定了这个城址之后，趁着兴致，把战袍往地上一扔，就绘出了他想要建造的城市的大致草图。

亚历山大大帝亲自勾勒出这座城市的轮廓后又踏上了征程，之后，建设城市的任务就落到了他手下的一位名叫托勒密的将军身上，这人曾扶持帮助亚历山大当上了埃及之王，后被亚历山大任命为埃及总督。托勒密请来希腊最着名的建筑师进行了详细设计，他发誓要建造出文化和审美并重的伟大城市，要让马其顿帝国其他诸行省羡慕不已，甚至是让整个世界也为之叹服。但是不到10年，未满3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了，直到他死的时候也未来得及看到心中梦想的城市。然而，亚历山大城终在托勒密的督造下耸立了起来。公元前320年，这个新兴城市正式成为埃及的首都，他的主人就是托勒密——在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成为埃及法老，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亚历山大不但成了埃及的首都，而且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成为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国际转运港。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在亚历山大城建造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宏伟建筑，如宽达30英尺的城墙、由红色花岗岩和大理石制成的宏伟宫殿、古代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以及据说收藏了当时所有着作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收藏了70多万卷各类莎草纸书籍，这一庞大数量的藏书等于欧洲在使用活字印刷术之前（15世纪中叶）藏书量的10倍。不幸的是，后来一场意外的大火使这个文化宝库化为灰烬。

亚历山大城是希腊化世界的主要城市和港口，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希腊式城市。这使它同时还成为了古代文明世界的知识中心。它拥有世界各地学者的教育中心——亚历山大大学。正是在亚历山大大学，阿基米得发明了一种“阿基米得螺旋泵”，能够把水从低处送往高处，至今有的地方还使用这种抽水泵；欧几里得创造了几何学体系，完成了他的诸多数学着作，如最着名的《几何原本》；海普西克利斯首次将地球黄道带划分成了360度；埃拉托色尼计算出了地球的直径；解剖学家埃罗菲洛开始对人类的神经系统进行研究。

亚历山大城是古埃及强盛的象征，它在建成之初就很快拥有了20万人口，这在当时可是个世界性的大都市，而那时的罗马还只不过是一个比村庄大不了多少的破旧小城。

托勒密王朝对埃及的统治持续了近300年，直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到来而结束。埃及于公元前30年成为罗马帝国治下的一个行省。亚历山大城也由埃及国都变成罗马行省的首府，但它依然保持着辉煌，城市人口也增加到40万，与随后的罗马、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并称为世界三大城市。然而，亚历山大城处于地震多发带，在它耸立地中海岸边的数百年中经历了多次地震。公元335年，一场强烈的地震伴着几十米高的巨浪狂啸而至，亚历山大城作为古代名城的历史结束了。

然而有历史就有传奇，在亚历山大城存在的数百年中，衍生了无数的传奇。而在这所有的传奇中，最让人们感兴趣的是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传奇。

公元前100年，托勒密王朝在崛起的罗马帝国面前陷入危机四伏之中，克娄巴特拉的父亲托勒密十二世，为求疆土的完整，只好不断向罗马帝国缴纳赋税。

到了埃及艳后时代，为了能在罗马人的扩张前守住繁荣的帝国，克娄巴特拉不得不以更加极端的外交政策与罗马帝国的元首和将军们周旋——这位绝世美人和她那些着名情人之间发生的种种阴谋与爱情的浪漫史，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和电影制片人的追逐对象。

克娄巴特拉的第一位情人是朱利叶斯·恺撒，这位罗马统治者帮助她铲除了王位的强劲争夺者——她的兄弟、托勒密十三世。恺撒被暗杀后，这位埃及女王又委身于罗马将军马可·安东尼，并将安东尼带到亚历山大城，在城市东海岸的王室宫殿中共筑爱巢。安东尼出于对克娄巴特拉疯狂的爱，不惜置罗马的利益和他统治罗马的野心于不顾，最终给了他的老对手屋大维可乘之机。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战役中，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联军被击败。安东尼在绝望中自杀身亡。随后，克娄巴特拉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传说中，她是用一种名叫“角奎”的毒蛇来自杀的，死时年仅38岁。

埃及女王美貌和传奇的一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在心。而曾经目睹“尼罗河女王”以美色引诱了恺撒大帝和马可·安东尼的奢华宫殿，则遭到了罗马人的洗劫，随后便在那场强烈的地震中与亚历山大城一同沉没了。如今它在海底已沉寂了1600多年，直到1994年，这座古城和克娄巴特拉的宫殿才得以重见天日。法国考古学家弗兰克·戈迪奥执着地在水底搜寻着，他的发现将印证亚历山大的辉煌以及关于克娄巴特拉的种种传奇。

二 寻找“地中海新娘”

弗兰克·戈迪奥——欧洲海洋考古学学院主席，曾在各种古代文献中无数次地神游过亚历山大城这座被誉为“地中海新娘”的美丽城市。他相信在那片6米到10米深、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海湾，还留着古城的遗迹。1994年，经过近10年的准备之后，戈迪奥决定重现亚历山大城的辉煌。

由埃及和法国的专家组成的水下科学考察组，开始了大规模探测。弗兰克·戈迪奥是这个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在此之前，这片海域一直被埃及军队用作一级戒备的军事区，因此还不曾有人尝试过在这片水域进行全面性的搜寻工作。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戈迪奥就预感到，他所要找的东西就在这片海域的下面。但是，这片海域的水底太浑浊了，能见度非常低，潜水员只能看到两三米之内的物体。

然而工作之初，考察组便有了令人欣喜的发现，潜水员找到一艘保存较好的古代沉船遗骸。经由放射性碳年代检测，可以确定是埃及艳后时代的船。

经古代船只与船运方面的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文森博士分析得出结论，这是一艘货船。船首至船尾长30米，宽8米，每次可载3000吨货物。当时由埃及送往罗马的谷粮估计每年约达5万吨。此外，考察组在船板间又发现了一些古代式样的珠宝。其中，有一只精巧的黄金指环，环上镶嵌着雕刻有鸟形图案的宝石。据分析这只黄金戒还具有印章之类的功用。

经过数周的清理工作之后，潜水小组发现船骸一侧有一个大洞。这可能是这艘货船在2000年前沉没的原因，估计是撞到礁石或被其他船撞毁。这艘沉船带给考察组最大的收获是帮助他们确定了埃及艳后的亚历山大城的方位——其沉没地点应该是亚历山大古城的古海港。

“考古挖掘就好比一个大谜团，必须由琐细的资料抽丝剥茧。”戈迪奥就是凭着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研究而确定亚历山大城的方位的。“我们从斯特劳贝尔那里了解到在港口周围全是宫殿和神庙。克娄巴特拉的宫殿在一个神庙和宫殿包围的岛屿上。”斯特劳贝尔是位古希腊地理学家。有文献记载，公元前26年，即克娄巴特拉死后3年，他走访并记录了亚历山大城的繁华。“埃及艳后可能曾驻足皇宫，目送这艘宏大巨船驶离港湾。”戈迪奥说。但斯特劳贝尔虽然在此岛看到了艳后豪华的皇宫，但他并未讲到皇宫确切的位置，他只提到那个岛名叫安堤荷德岛。

可以确定，克娄巴特拉的宫殿就在这古海港的周围。但是，要想在这么一大片水域，而能见度又极低的情况下搜寻宫殿遗址，实在太难了。戈迪奥必须借助于最先进的海底探测工具把搜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戈迪奥一行完全是有备而来，他们除了利用专为海底工作特别设计的声呐

定位仪外，还使用了核共振磁力计，这种设备可以扫描出水下磁场的最微小的变化，用来扫描水底结构，可使考察组侦测海底的地形，找出淤泥下掩盖下的物体，确定各个遗址的经纬度。戈迪奥还首次运用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进行海底探测。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协助潜水员确定方位。但是卫星定位的准确观察面积只有15平方米。为了增大准确度，戈迪奥一行将发射器安装在塔楼上，深入海底的接收器连着两道天线，第一道接收卫星信号，第二道接收塔楼基地传送的信号。再由电脑联结这两道信号，进行加工处理。这项改进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侦测效果非常好，准确度是以往的30倍，误差不超过1.5米。

不过，戈迪奥的考察组为了这些先进的水下考古设备，足足用了3年时间等待资助，然后他们才开始这项表面上看似简单，但实际极为烦琐的工作。经过一系列探测之后，考察组终于在1997年确定了整个古城的精确位置与轮廓，并绘制出亚历山大古城的精确地图。接着，戈迪奥等人以红色的浮标在海面圈出海底古城的范围。

海底地图可以帮助戈迪奥一行确定从何处人手。地图显示海底有一块高出来的地带，戈迪奥已确定这就是克娄巴特拉的宫殿所在的那个岛屿——安堤荷德岛。戈迪奥决定以这个岛屿为起始点，首先打开通向宫殿的道路。接下来的深水勘探就要全部由潜水员来完成了。

可见度极低是这次深水勘探的最大难题，在本身就浑浊不堪的海水中，微弱的水波便能激起沉积数世纪的淤泥，使在10米深的水底的潜水员无法看清三四米之外的任何东西。而数世纪的钙沉淀为礁岩与遗迹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硬壳，这更增加了勘探的难度。“困难还是很大的。但是，我确信自己能够成功。”戈迪奥后来回忆说。

水下勘探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着，顽强的潜水员一次次跃入水中，然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却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岩石。“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是不要为表面现象所欺骗。有太多的人已经在我们之前进行过尝试，但是一无所获。”戈迪奥这样说。他确信那座宫殿就在那里，所以他们就在附近游来游去。

戈迪奥和他的潜水员仔细梳理着安堤荷德岛的沉积物，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名潜水员首先发现了确实的线索——一个古时的双耳细颈酒罐和一个葡萄酒器，而这些器皿的附近，显现出了一条石头铺就的古老路面。这就更加证明这的确是史料记载的亚历山大古城的一部分。

接着，潜水员发现了八块刻有埃及象形文字的大石块，他们用弹性胶布复制铭文，其中一块石匾上歌颂的是一位在埃及艳后去世后两百年就位的国王。随后，考察组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古城遗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浑水中，我们要把发现的古物依序排列于时间表上。”戈迪奥这样说。

戈迪奥和其他潜水员一样，也亲自下水探测。有一天，戈迪奥独自潜入安堤荷德岛，在清除一块花岗岩上的淤泥时，他发现石块上的象形文字和一只盘绕的蛇。“我当时联想到传说中结束艳后39岁生命的那条蛇，因为铭文上写着‘永生’。”戈迪奥认为，他目前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三 女王的宫殿

戈迪奥要使安堤荷德岛和女王的宫殿重见天日。为此他和考察组的所有人员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懈地努力着。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潜水工作后，他们有了更加令人兴奋的发现。“乍看上去，它像是一块不规则的岩石，而分析结果却表明这是一根石柱。在此之后我们又相继发现了几根。”潜水员在安堤荷德岛西南角发现了60多根巨大的红色花岗岩石柱，直径都在1.2米以上。石柱下散落着一些陶器碎片。接着，潜水员发现一条大理石板铺就的通道和更多倾倒的石柱。考察组猜测，这可能是通往皇宫的柱廊石柱。他们确信，离克娄巴特拉的宫殿越来越近了。

“那是4年前9月份的一个闷热的下午，”戈迪奥后来回忆说，“在作为基地的‘海洋号’船上的实验室中，进行着4年来的常规工作，所有人都忙于用电脑核对从亚历山大港海底收集来的数据。不过，那一天，实验室被一种不寻常的气氛所笼罩。我正潜心研究一张表格，忽然听见甲板上一阵喧闹。‘这下面有个东西，一块巨石，非常漂亮！’潜水员的这一喊声如电击般令我悚然一惊。我立即套上潜水衣纵身入水。我在泥泞的水中奋力地游着，并发现

了其他潜水员手电发出的微光，他们正围着一块在一般人眼中极其普通的岩石，只不过它比海底其他东西稍亮一些。我几乎是怕碰坏它，轻轻地伸出手擦去岩石上的泥浆，于是露出了眼睛、鼻子——一尊大理石头像的整个面容显现出来。最后，我抚摸着梳成长长的法老式样的头发，我明白自己就要赢了：这是马可-安东尼的头像，他是克娄巴特拉女王的最后一位至爱情人，她为他而丧命并与他合葬一陵。这样说来，我所寻找的女王也应该在这儿，只不过她仍在等待着重见光明。”戈迪奥回忆起他与古亚历山大城遗迹以及克娄巴特拉的宫殿的首次“相遇”时总是掩饰不住热情。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里，他一直以巨大的热情持续地工作着，吃住都在那条作为基地的“海洋号”船上。继这一发现之后，他和考察组又持续进行了长达8500小时艰苦的水下探寻工作。

无须怀疑，这便是艳后所继承并居住的皇宫！考察组随后又发现了一些精致的陶器和器物。负责检测器物的考古学家缇特分析后说：“这些可能是埃及艳后和朝臣使用过的杯壶，那种精制的小油灯并非一般人能用。—而后，潜水员又发现：石柱柱廊突然中断，出现了巨大的石块。研究人员认为，这有可能是宫殿的地基！在挖去沉积数世纪的泥沙后，出现了62米长的木架构轮廓。由木架的年代可知，地基建于艳后出生前200年，戈迪奥认为：“这一定是埃及艳后的皇宫所在地。我们可以想像，她在宫中，陪伴来到亚历山大城的恺撒，后来则是陪伴安东尼。”

具有传奇色彩的克娄巴特拉的王宫也找到了。不过，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却与从古代文献中读到颇有不符。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王宫顶棚上的大木箱里装满了财宝，房梁由一层厚厚的黄金覆盖着，龟甲形的门扇上镶嵌着密密的祖母绿。那些珍宝和文物在哪里呢？

“我不是在寻找珍宝。而且，事实上宫殿是在克娄巴特拉去世大约4个世纪后沉没的，她的继承者们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些珍宝中饱私囊。”戈迪奥回答说，“但令人迷惑的是，就连宫殿的规模也减小了，只有90米长，45米宽，看来，人们过去仅仅因为亚历山大城被认为是‘千宫之城’，就想像女王的宫殿必定是其中最庞大的一座，这想法或许是有些夸张了。”

此外，戈迪奥还说：“埃及人看重的是来世，能够延续到永生的是神庙，而不是宫殿。”于是，他开始寻找专属于埃及艳后的神庙。

1999年，潜水员在搜寻沉岛的海岸地区时，发现一尊奇怪的塑像。埃及海底考古学家缇特认为：“这可能是神庙中的主要塑像，一个擎着圣水瓶的大祭司。”

这是个重大的发现。这是埃及首次发现擎着圣水瓶的完整塑像。由塑像秃头看来，他是崇拜伊西斯的大祭司。伊西斯是古埃及主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传说她还控制尼罗河的年度泛滥，是丰收的保障。在亚历山大港湾以南数百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座崇拜伊西斯女神的神庙遗址。那里的祭司每隔三天必须刮净全身，以祈求伊西斯女神的庇佑。

潜水员们接着在这里发现了更多令人惊喜的东西。他们在紧邻着发现擎着圣水瓶的祭司塑像的地方，又发现海底还有两座更壮观的完好的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像是神话中的角色，但却往往以埃及的法老或王后的面容为蓝本。古埃及人把人面狮身像当做神庙的保护者。戈迪奥指示将两座人面狮身像抬上船，以便制作完整的模具，与实体一样大小，以供学者研究。令人兴奋的是，通过鉴定对比，专家发现其中一座狮身人面像竟是克娄巴特拉的父亲——托勒密十二世。

至此，戈迪奥已然可以断定，他已找到了专属于埃及艳后的神庙。它们散落在红花岗石柱旁的辅道上，这几乎可以断定这里是宫殿旁的伊西斯神庙。但令人兴奋的发现还没有结束，一年后，他们发现了一尊真人大小、没有头颅的花岗岩女神雕像。当这尊伊西斯女神像缓缓从海底升起时，围观者一定感受到了埃及后人特有的自豪和骄傲。虽然历经一千多年的海水冲刷侵蚀，没有头颅的雕像依然精美得让人叹为观止。女神胸前雕刻着一些衣服小结，仿佛女神身披半透明的纱衣正缓步走向世人。从风格上看，这尊雕像有着明显的希腊风格，显然是属于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作品。这无疑又进一步印证了戈迪奥的判断。

戈迪奥一行的水下勘探的成果不仅限于此，事实上，经过了近十余年的努力，他们发现了相当可观的一批遗物和遗迹。除了以上所说的一些发现，在一个被淹没的半岛上，他们还找到了一座同克娄巴特拉的宫殿一样雄伟壮观的建筑。在这里，不仅发现了克娄巴特拉和恺撒所生的儿子恺撒里翁的玄武岩上身雕像，而且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花岗岩头像，据推断，是安东尼的死敌古罗马皇帝屋大维的雕像。戈迪奥认为他们找到了安东尼自杀的地点——据文献记载，当屋大维占领了亚历山大后，安东尼可能逃到一个狭长的半岛上。公元前30年，安东尼就在这个岛上拔剑自刎…

“研究亚历山大港趣事很多，其中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它展现了原先的面貌。你真的可以穿过这些廊柱，体会伟大宫殿曾经的风貌。”当然，这远远不是亚历山大古城的全部，考古学家只挖掘了表面一层。而且，当勘探计划渐近尾声，戈迪奥等人尚须将大部分雕像和文物放回海湾内——埃及政府已决定将遗址保持原状，只打捞一些小件文物供博物馆陈列。

不过，考古学家拍摄下了沉没长达千年的亚历山大古城市录像带，并用电脑制作了克娄巴特拉宫殿的三维复原图。这些是最令人浮想联翩的：那一座座古代城堡的断壁残垣，一尊尊雕像和一条条街区，在6米至10米深的地中海海底若隐若现，谜一般地沉默着，但却仍能让人想见往日的喧嚣和繁华。

四 埃及艳后的传奇

弗兰克·戈迪奥主持的这次对亚历山大古城的勘探考察被考古学界誉为“世纪大发现”。他的发现为克娄巴特拉这位埃及女王描绘出一个新的形象。

两千多年来，有太多的关于这位历史上最有魅力的女王的传说和神话。作为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皇，她那传奇般的绝世美貌，她与恺撒、安东尼等罗马统帅人物的恩怨情仇，曾经成就了多少野史、传说和文学、影视作品。但丁、莎士比亚等大文豪，曾将其描述为一个“旷世的肉感妖妇”；萧伯纳则称她为“一个任性而不专情的女性”。而在好莱坞巨片《埃及艳后》中，她同样被描绘成凭着色相诱使恺撒和安东尼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女王。

但戈迪奥的发现却给这一说法画上了问号。从他们的发现中人们看到了一条又一条的街区、一座又一座的雕像和一个又一个宫殿，这似乎说明，在克娄巴特拉统治时代，古埃及仍保持着极度繁荣。自然也证明“埃及艳后”并非是一位只能凭美色来保全国家和王位的女王，而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女王。

长期以来，虽说野史、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位“埃及艳后”的描述不胜枚举，但有关她本人的文物资料却是少之又少。这就给她的传奇增添了更多神秘的气息。因此，有关“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任何遗迹和新说法．总是能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而事实上，关于艳后的美貌和才干的新说法争论已久。戈迪奥的发现只不过更加引发了人们关注的热情，使这种争论更加白热化。

考古学家找到了“埃及艳后”当年亲笔签署的政令是引发这场争论的导火线。

数年前，一位考古学家偶然发现了“埃及艳后”亲笔签署的政令。这份原始文件的内容是手写的，而且从笔力来看，似乎出于一名男性官员之手。文件的具体内容，是埃及国王答应给罗马帝国大将军卡尼迪斯以优惠的商品进出口关税——允许他每年免税向埃及出口1万袋小麦，进口5000安普耳（容积单位，1蒲式耳折合36.37升）的上好埃及美酒。这份文件的末尾有一个娟秀的单词，显然跟文件内容的字体完全不一样，而且可以看出是女性的笔迹。

经过权威考古学家仔细分辨，赫然惊觉那文件末尾的单词竟是克娄巴特拉的亲笔签字。单词的意思为“同意”。

发现“埃及艳后”亲笔签署的政令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不小的震动。大英博物馆希腊与罗马古董馆副馆长苏珊·沃尔克十分肯定地说：“这肯定是克娄巴特拉亲笔签署，因为文件的内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3年，正是克娄巴特拉统治时期。这是埃及艳后留下的唯一笔迹。”沃尔克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份手写文件不仅仅是一份政府公文，更是“埃及艳后”政治手腕的具体体现。根据古希腊着名的传记作家兼散文家普卢塔克在其名着《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中记录的史实，“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在恺撒死后，急欲求得安东尼的庇护，但却碰了一个软钉子。于是，克娄巴特拉马上把主攻方向转向安东尼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卡尼迪斯，以贿赂的手段最后买通了这位影响力非凡的罗马大将。卡尼迪斯后来说服了安东尼，让他同意庇护克娄巴特拉，而安东尼也从此陷入埃及艳后的温柔陷阱中不可自拔”，克娄巴特拉亲笔签署的这份文件，无疑是“埃及艳后”收买罗马帝国大将的铁证。

另一位埃及远古史学家阿兰鲍曼则明确指出：“这份文献的发现，说明‘埃及艳后’决非只凭美色来保家卫国，扞卫自己王位的。她运用的技巧跟我们现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两样。这说明，这位古埃及女王远非只靠美貌和情欲，而是靠智慧治国安邦的。”

不仅如此，据美国《探索》新闻频道报道，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古文物学者奥卡萨·艾尔·达利在一批以前从未被发现过的中世纪阿拉伯文献中发现一个惊人内幕：克娄巴特拉可能还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早期数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

据报道说，达利在多年研究中发现了一批以前从未引起关注的中世纪阿拉伯文献，对这份文献进行翻译后他惊讶地发现，“这份几近失传的文献，记载的许多内容都有关早期埃及的历史，文献中描写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竟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早期数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她曾写过好几本科学书籍，每周都要和一组科学专家开会讨论科学难题！”艾尔·达利相信，写下这批文献的古代阿拉伯作者肯定获得了有关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第一手资料，甚至可能看到过埃及艳后自己撰写的科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现在早就失传了。

此外，这些中世纪阿拉伯作家，如艾尔·巴克里、亚库特等人甚至还曾在文章中谈到，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也是埃及艳后主持建造的，并称克娄巴特拉当年在亚历山大城的建筑计划“史无前例地庞大”。

这与人们通常的认为有很大出入。通常认为亚历山大灯塔是埃及法老托勒密二世在公元前280年下令建造的。据说灯塔位于法罗斯岛的东端，历经40年才得以建成。据记载，这是一座极为雄伟壮观的灯塔。它立于距岛岸7米处的石礁上，塔高120米，加上塔基，整个高度约135米。塔楼由三层组成：第一层是方形结构，高60米，里面有300多个大小不等的房间，用做燃料库、机房和工作人员的寝室；第二层是八角形结构，高15米；第三层是圆形结构，上面用8米高的8根石柱围绕在圆顶灯楼。灯楼上面，矗立着8米高的太阳神赫里阿斯站立姿态的青铜雕像。整座灯塔都是用花岗岩和铜等材料建筑而成，灯的燃料是橄榄油和木材。整个灯塔的面积约930平方米。聪明的设计师还采用反光的原理，用镜子把灯光反射到更远的海面上。公元14世纪，亚历山大城再次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这顶“亚历山大城的王冠”于是沉没海底。

把亚历山大灯塔这样伟大的成就也归功于克娄巴特拉，似乎有些不能令人信服。因此，艾尔·达利的说法引起了人们很大的质疑，尽管他所凭据的古阿拉伯文献的确这么写着，但因为这个说法太过惊世骇俗，至今仍不被正统学者所认同，不过，却也有许多勇敢的学者对之表示支持。

但艾尔-达利声称：“在此之前，我们所有有关埃及艳后的认知，全都是来自于她当年的敌人——罗马人。罗马人对她相当轻视，希望将她描绘成一个性感亡国的尤物。”这就是说罗马人自然有理由贬低、埋没克娄巴特拉所做的一切成就。

与此同时，艾尔·达利还指出，古埃及钱币上铸刻的克娄巴特拉，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并不是人们常识中的“美人典型”。关于这一点，却又让另一些人难以接受了，尤其是埃及的学者。“埃及艳后”不仅深得埃及人喜爱，更是全世界的永恒话题。人们从情感上似乎就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然而偏偏就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说“埃及艳后”其实并不美丽，又胖又丑才是她真实的形象！而且这个论点竟然是英国国家博物馆抛出来的。他们甚至还专门展出11尊女王的雕像来辅证自己的论点，说这些雕像看起来很平凡，没有一丝“美艳”的成分，只不过脸上轮廓

◆CLEOPATRA◆分明，显得非常严厉而已。

英国国家博物馆抛出的论点经《泰晤士报》披露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埃及人坚持“埃及艳后”是美人，一些埃及学者还指出她的智慧更在美貌之上。英国媒体曝出的新见解遭到了埃及人（不仅仅是学者）的一致谴责。而一些比较情绪化的埃及人甚至把这件事和几年前的戴安娜之死联系到一起，说英国人可能故意制造了那次车祸，以阻止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和埃及人多迪谈恋爱，因为英国人害怕戴安娜这位“英国美人”嫁给一个埃及人，所以英国人这回攻击“埃及艳后”也是别有用心的。纷纷纭纭的争论，险些酿成外交纠纷，这在考古学上也算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吧。

而究竟孰是孰非，谁也说不明白。

第六章史前壁画

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孩子在游戏中无意发现了一个洞穴，洞穴内从洞顶到洞壁四周充满了绚丽的壁画，酷似教堂壁画，壁画是人类尚无文字时代留下的，古人为什么画它7这些岩石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一 旧石器时代艺术的顶峰

通常，我们把文字的使用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将人类历史分为“史前”与“史后”。这只是一个广义上关于年代的划分，并不等于说无文字就无文明。事实上，人类使用文字的历史最多不超过5000年，但人类的历史却可追溯到数百万年之前，而那些史前人类——我们的远祖，并不因没有文字而一无是处。相反，有时候他们遗留给我们的一些天才的作品令见多识广的今人也叹为观止。

在今人看来，写字与绘画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在一万年前，两万年前，四万年前，甚至在更久远的年代，在人类还不知文字为何物，仍然过着茹毛饮血生活的旧石器时代，绘画就已经开始了。拉斯科洞穴壁画就是共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它的绚丽、壮观是那么令人震惊，令人着迷，令人不敢相信。发现拉斯科洞穴艺术，就其史前艺术的考古价值来看，可以认为是又一次的“地理大发现”。

拉斯科洞穴位于法国西南部的韦泽尔峡谷。韦泽尔河发源于科雷兹省，向西南进入多尔多涅省后汇人多尔多涅河，在下游的佩里戈尔地区的蒙蒂尼亚克城外，形成了40公里长、30公里宽的韦泽尔峡谷。这片峡谷地带森林茂密，遍布着数百个岩洞，这些岩洞是很久以前由地下河流冲刷而成的。拉斯科是一个家族的名字，这个家族在此地拥有一个占地广阔的庄园。

1940年9月12日，4个来自蒙蒂尼亚克的男孩带着一只小狗来到拉斯科庄园附近郊游。他们准备去探寻一下多年前因一棵大树连根拔起而遗留下来的洞穴的秘密。当他们沿着韦泽尔河旁的一个陡坡上行走时，小狗冲到了他们前面，并在一片灌木丛中刨个不停。几个男孩追着小狗赶到近前，发现眼前赫然露出一个脸盆大的洞口。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起初面面相觑，不敢走进，但好奇心最终战胜了恐惧，并促使他们钻进了洞内。起初，他们顺着通道走着，洞内并不很黑，似乎前面还有光源。不一会儿他们就走到了前面的光源处。他们发现那所谓的光源其实也是一个洞口，这个洞口比较大，但却被坍落的岩石封堵着，只从岩石的缝隙间透出一些光亮。从这些缝隙往外看，孩子们发现这洞口就处在韦泽尔河岸边的险峻陡壁上，而他们则站在洞口的一块稍为开阔的地方——他们被小狗引到了另一个洞穴的洞口，而在这个神秘洞穴里，孩子们发现他们周围到处都画着各种活蹦乱跳、栩栩如生的动物——孩子们的发现打开了一条通往史前世界的通道！

随后的几周，闻讯而来的法国考古学家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活动，洞的入口及山洞内被拓宽到了几米宽。发掘活动使这个距今1.7万年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石刻得以重见天日。

在拉斯科洞穴的洞口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历史遗迹及一些乱石堆。洞穴内部包括主厅、后洞、边洞三个部分，主厅因画有长5米的野牛而被称为牛厅，牛厅宽约8米，长约30米。牛厅里端有长30余米、宽约5米的后洞。牛厅右侧里端另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其长20余米、宽2～3米，与后洞相连，为右洞。各洞内空间高约5～7米。牛厅右洞的深处还保存着一口7米深井。

拉斯科洞穴令人吃惊地保存着600幅绘画和1000多幅线刻作品，而且保存状况良好，那令人目眩的色彩和洁净清晰的画面依旧生动光鲜，熠熠生辉。壁画上画的主要是各种动物，其中大部分是现在已经在欧洲绝迹的野牛、野马、大羚羊等，从画面中我们还能看到长着大角的雄鹿、野猪，以及一些现代人见所未见的动物和似人似兽的形象，一些动物身上带着箭伤。

从洞口往里望去，离洞口不到10米的是一幅“独角兽”的壁画，然后就是牛厅，你能看到大量精美的彩色动物壁画，看过去仿佛一条长长的画廓。它们布满洞穴白色的石壁以及窟顶上，所有这些动物直冲向洞穴深处。置身其中，你会感到它们扑面而来的气势，同时又会觉得它们几乎在洞顶上打转，你会感觉这些动物正把你团团围住，你仿佛置身于牧群的旋涡之中。

拉斯科壁画分为彩绘和线刻两种，也有先在岩壁上刻出轮廓来，然后涂彩的。洞中动物形象画得很大，但也有很小的线刻的动物形象，可能是习作。两者风格与造型完全相同，密密麻麻，重重叠叠。这些壁画属自然写实风格，但已不只是写实，而是透着修养有素的艺术家的敏感和灵气。这些彩绘壁画用色不一，大多是粗黑线条勾勒出轮廓，在轮廓内用红、黑、褐色渲染出动物身体的体积感和层次感。一些作品还充分利用了岩石表面的凹凸不平，以表现出动物肌肉和骨骼的起伏变化。比如在绘制伏卧的动物时，巧妙地利用岩石的凸起处，表现出动物隆起的躯干和四肢。

壁画中的动物形态生动自然，风格极其粗犷有力。被描绘最多的是狂奔的野牛，似乎是在猎人的追捕下逃跑的情景，牛的奔跑姿态栩栩如生，多层次的色彩，准确逼真的轮廓，用简单几笔就勾勒出充满了野气和蛮劲的动感形象。另一些作品则表现了当时人们狩猎时的场景：有一幅画表现的是一只欧洲野牛，从臀部至腹部被一根长矛刺中，肠子从腹下淌了出来，野牛转首瞪着眼睛看着在它的前面躺着一个受伤的人，旁边是一根鸟形投掷器，公牛神情上表现出濒于死亡的痛苦。另一幅是几只驯鹿列队顺序行进。在后洞口内左侧不远处画有6匹中国画风格的野马，有两把长矛正刺向其中的一匹。

这些画无不神态逼真、活灵活现，显出跃动的生命活力和群体奔腾的气势。显然作画人对这些动物十分熟悉，所以表现得细致入微，其精湛的绘画功底在今天看来仍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若你稍加注意，还会发现这些绘画中还部分运用了透视画法，比如那些“中国马”，内侧的马腿并没有直接同身体相连，从视觉效果上看，显得更加真实、立体。此外，你还能从画面上看出有许多重叠的影子，好像各种动物被画了几次，或者是一前一后，有好几只。这也许是出于作画人天才的构图，也许是由许多不同年代的作品叠加而形成，但却成就了更加生动自然、古朴的美学效果。

对于工具和材料的运用，当时的人们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们所使用的颜料，有的用天然矿物颜料加上动物的脂肪和血调和而成。当时所用的“画笔”可能是苔藓类植物，或者是兽毛。他们还曾使用特别工具，运用了现代人才开始使用的“喷色法”——用鸟的骨管把颜料粉末吹到画上去，从而达到晕染效果。

拉斯科洞穴内从洞顶到洞壁四周布满绚丽的壁画，酷似教堂壁画，因而被称为“史前的西斯廷教堂”。西斯廷教堂以米开朗琪罗的巨幅天顶画名闻遐迩，它是西方人心目中的艺术圣殿。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论，拉斯科壁画可判定为旧石器时代艺术的顶峰。

二 岩石的记忆

拉斯科洞穴壁画不是孤立的。事实上，现代人至今已发现了数不清的史前绘画。无论裸露在旷野，还是藏在幽深的山洞里，无论是在欧洲、非洲，还是在美洲、澳洲、亚洲，几乎有岩石的大陆都曾发现有史前绘画——史前绘画的载体通常是岩石，因此也被称为岩画。也许在数万年前的史前人类也曾经在甲骨或沙滩上作过画，但岩石的抗腐蚀力远胜于甲骨等载体，而裸露在旷野中的岩画又相对于山洞中发现的岩画要少，这是因为山洞中的空气流动性差，温差较小，这样的环境能使石壁上的绘画保持得更加完好。人们现已在韦泽尔峡谷发现了147个史前遗址和25个洞穴壁画，拉斯科壁画仍然是其中最为引人人胜、最壮观的一个。它在考古史和美术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这么丰富、完整的洞穴绘画，经过了那么久远的时光还能保存至今，实在是太罕见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拉斯科壁画就是历来被发现的最古老壁画，也不能说它是最早被现代人发现的史前绘画。

人们常常把史前远古的石器时代，比做人类的童年。无独有偶，最早被现代人发现的史前绘画也是一个孩子在无意中首先发现的。

马塞利诺·德·索图奥拉是西班牙北部桑坦德省的一位农场主，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古玩收藏家和考古学者。1875年，他来到距桑坦德约30公里的阿尔塔米拉洞穴附近收集化石，发现那里有一些动物的骨骼和燧石工具，初步断定是史前人活动频繁的地方。4年以后，他再度来到这里重新查勘阿尔塔米拉洞穴，并把他4岁的小女儿玛丽亚也带在身边。起初他注意到洞口的石壁上有一些涂抹的黑色标记，于是他在洞口的地面上展开了挖掘，期望能找到一些化石或史前人的工具之类的东西。这时他的小女儿玛丽亚则在洞内尽情玩耍。小女孩怀着好奇，点燃了一根蜡烛向洞内走去，突然，她看见洞顶有一只很大的野牛冲着她直瞪眼睛，她吓得大叫起来，于是叫来了父亲。

素图奥拉当即被洞顶上那一幅很大的野牛彩画震惊了，随后他又在洞内发现了更多令人惊羡的壁画。这个洞穴长约270米，壁画主要内容是各种动物，包括15头野牛、3只野猪、3只母鹿、2匹马和1只狼。根据经验，索图奥拉认定这些绘画出自旧石器时代。然而，当索图奥拉试图将这一发现向学术界说明时，却遭到了轻蔑的否定。主要原因是壁画上野牛画得太生动了，人们普遍认为史前人类不可能有如此熟练的绘画技巧。有人认为它至多是古罗马时代的过路的士兵的手迹；还有人竟反诬索图奥拉，说是他雇用了马德里画家画上去的，指控他为了沽名钓誉而弄虚作假；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他为诋毁达尔文进化论所搞的一个阴谋。素图奥拉因此受到了每一个研究人类历史的学者的嘲笑和非议，于1888年含冤去世。直到20世纪初，另外一些旧石器时代的壁画被陆续发现，学术界正式接受并确认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存在的事实后，他的沉冤才得以洗清。后经同位素碳14测定，这些绘画距今约2万年左右。

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在时间上或许要比拉斯科壁画早一些，但其绘画技法和显现出来的效果并不亚于后者，只是在数量和规模上略逊一筹。

素图奥拉的发现得到肯定后，一股类似于“淘金热”的查勘热情在考古界蔓延开来，大量洞穴艺术作品在20世纪初期被相继发现。拉斯科璧画的发现虽属偶然，但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经过长期考察，考古学者们发现欧洲的史前绘画大多集中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一少部分邻近意大利，虽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也有过发现，但是却没有获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英国的发现则至今尚无明确的断代。

史前洞穴艺术的存在一旦得到证实，人们自然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画这些画？两三万年前的人类还处于旧石器时代，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与被追捕的猎物几乎没什么差别，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生了他们这些艺术活动？这个问题再推而广之，深究下去就变成了一个超脱考古本身以及艺术本身的、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要从事艺术活动？

数千年来，史学家和美学家们一直就艺术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争论不休。如今，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些可称之为人类最早期的原始艺术——史前壁画时，我们是否能够正确地解答这些争论不清的难题呢？

三 洞穴壁画的缘起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至今还没有研制出时间机器一类的东西，否则我们可以飞往史前，去亲自问一问那些原始人，为什么要从事这些艺术活动。当然，许多人也会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非常简单：在石器时代的漫漫长夜里，无所事事的人类，除了在石壁上涂涂抹抹，还能干些什么？

上面的解释实际上来自“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很有影响的理论。不管它是对是错，我们且将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先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创作了这些艺术作品。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创作这些史前壁画的是克罗马农人。克罗马农人属旧石器时代在欧洲的高加索人种。在距今4万—1万年前，欧洲正在经历武姆冰川期中最后一次冰期，生活在欧洲北部冰原地带的一部分克罗马农人聚居到如今的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岩洞里以避寒。考古研究发现，在这片山区地带，约有150个岩洞中有古代石器、动物化石、岩面浮雕和图画，以及其他大量人工制品和人类生活的遗迹、遗物。同时在韦泽尔峡谷地带也发现了克罗马农人的部分骸骨和颅骨（如今韦泽尔峡谷洞穴群被公认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重要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之一）。根据出土的遗迹、遗物和遗骨不难推测，克罗马农人已经学会用陷阱来捕获野牛．用打制的石斧石矛去刺杀山羊和驯鹿等猎物。那时在欧洲的这一块土地上，野生动物较多，有成群的驯鹿、野牛和野马等多种兽类，居住在这里的克罗马农人就以猎取这些兽群为生。

考古学家曾认为克罗马农人是早期的原始狩猎族。但我们从他们的壁画中可以看出，克罗马农人的智慧就已达到罕见的高峰，从这一点来说，学者们应该重新确定史前人类的技术和艺术的演变情况。

克罗马农人用木炭、赭石和有色矿石装饰的绚丽多彩的洞穴壁画可以看做是旧石器时代视觉艺术的代表，是冰川期人们对奇妙世界的理解和描绘。

“为艺术而艺术”理论认为这些艺术作品是源于精力过剩的发泄，是无目的的游戏。按照这种解释，这些壁画应该产生于他们随手可及的居住地，然而，在韦泽尔峡谷所发现的25个有壁画的洞穴中和其附近，却并没有发现人类定居的痕迹，而在他们真正定居的遗址处却又很难找到作画的痕迹。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要想作画，则必须走上很远一段路，爬进漆黑一团的岩洞深处去绘制这些壁画。在拉斯科洞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高高的洞壁上还留有一些人工开凿的座眼，应该是供搭设木架、登高作画用的。如此费工费力，煞费苦心，要将之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涂鸦未免牵强。

近些年来，考古学家重新对拉斯科及其他洞穴中部分壁画作了细致分析，通过对其使用的颜料所做的碳14测定，证实这些画作并非随随便便绘成的，也不是某种单一类型的作品，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前后最长的可达数千年），经过多少代人间断性地积累起来的，一些画作经过了多次润饰，另一些则在原来的画作的部位进行了重绘。

那么，又是为什么，这些克罗马农人如此重视这些壁画，要一代代地跑到幽深的洞穴中，来完善这些壁画呢？

1903年，即素图奥拉在西班牙北部发现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的20年后，洞穴艺术被广泛确认，寻找洞穴艺术热潮方兴未艾之际，法国国家古博物馆馆长所罗门·雷纳什提出了“狩猎巫术”的理论来取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雷纳什的理论解释说，绘画动物是为了拥有某种力量以获取更多的猎物和肉食。可以说这是克罗马农人表达集体欲望的一种形式。“在一笔一画成形的瞬间，大概他们的心中只有对食物的恐惧和渴望！”

这一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为什么人类这些原始的艺术品几乎共有同一类题材内容？为什么这些题材又几乎都在复述和再现着人类生存的活动？为什么画中的动物身带箭伤？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从人类表现生存状态、征服对象和征服活动等等由精神意念到物质获取的实际功用目的上找到最合理的解释。”

“狩猎巫术”理论由于受到旧石器时代艺术和整个史前史研究领域的绝对权威、法国学者亨利·步日耶的支持和宣扬而广为流传，至今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狩猎巫术”理论不但为考古界所接受，同时还因其暗合“功用性是艺术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这一艺术理论，而受到美学界的广泛欢迎。这一理论认为：艺术首先是为人类所用才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艺术的艺术性只有更成功、更恰当地表达其本身的功用目的才真正是一种成功。这种功用一是精神感受上的，一是实际应用上的，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实际上促发了人类艺术的诞生和发展。简而言之就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催生了艺术。

学者们认为，原始人绘制这些洞穴壁画具有严肃的目的，是为了祈求狩猎丰收的“仪式”，也许他们还认为这样能产生一种“魔法”，他们相信画在洞中的野牛，有一天会变为活的猎物。他们也相信，画一只身上被插中六七杆标枪的野兽，或画一只被射倒的野牛，下一次行猎的时候就会取得成功。拉斯科洞中没有定居的痕迹，说明这里本就不是为了居住，而只是为了举行仪式的“殿堂”。也许，选择拉斯科一类的幽深的洞穴来作画为的就是突出仪式的庄重和纯粹。

为了使“魔法”更有效，这些原始人日益完善着他们的作画技巧，于是，剌激了他们创造艺术的才能，艺术也由此诞生了。他们的审美意识也就在这种长期劳动实践中产生和成熟。而这些美丽的绘画，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应该不是被当作艺术欣赏的，而只是被当作祈求丰收的载体。

因此，美学家说，艺术，从它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就是和人类的生存利益和愿望联系着的。

绘画与祈求丰收的“魔法”有关，与生产有关；而毕竟绘画不是实际的生产，和真正的狩猎活动比起来，它是一种对于狩猎生活的美好想像，一种渴望“魔法”发挥作用的强烈抒发。因此这些绘画充满激情，无不洋溢着生命力的美，也就是艺术的美。

所以，史学家说，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催生了艺术。

“狩猎巫术”作为一种理论，能将这一切解释得如此圆满合理，无疑应该说是成功的。然而，这一理论也并非无懈可击。有一个疑问是史学家和美学家一直难以自圆其说的：在发现的克罗马农人的生活遗迹中，的确发现了大量被人啃过的骨头，它们也的确是壁画中出现过的动物，

◆拉斯科壁画的艺术魅力难以模仿◆如野牛和羚羊等的骨头，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吃更容易捕获的动物呢？比如曾经在这一地区与克罗马农人同时代的大量的远古羊？这些动物在壁画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1994年年初，人们在法国阿尔代什省发现了超过3万年历史的洞穴壁画——肖韦特岩洞。肖韦特壁画因里面画有47头犀牛和36只老虎而名噪一时。

20世纪末，考古学家在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省又发现一个有大约3．5万年历史的洞穴壁画。洞内石壁上不但有很多老虎、犀牛，还有一些怪异野兽的石刻壁画，其中一些哺乳动物有又长又大的口和鼻，还有待科学家辨别。

如果说对克罗马农人的食物结构的分析还仅仅构成了对“狩猎巫术”理论的质疑的话，那么，现在这两个发现则完全否定了“狩猎巫术”理论。如按照这个理论，克罗马农人绘画他们的猎物是为了拥有某种力量以得到更多，或为了使狩猎活动更顺利，那么他们画这些犀牛、老虎又是为什么呢？很显然，当时的克罗马农人还没有能力把犀牛和老虎当作猎物。

洞穴壁画其实跟狩猎一点关系都没有！

克罗马农人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我们所看到的绚丽壁画应该有着不同的意义。

也许，只有在一点上 “狩猎巫术”理论可能是对的，那就是，洞穴壁画本质上多半与宗教或巫术仪式有关，但却绝对不是所谓的“狩猎巫术”。

如今，当我们面对拉斯科洞穴那令人目眩的“牛厅”画廊时，可以尽情想像那些史前人类可能会举行一个怎样的仪式。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让人完全信服。

不过，拉斯科洞穴以及其他史前壁画不会因此降低存在的价值，相反，它使我们首次接触了克罗马农人的信仰，他们也在探寻和我们一样的问题。他们在数万年前也在寻求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除了吃饭以外他们还有精神追求。

四 人类遗产的特别保护

1979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法国西南部的韦泽尔峡谷，包括147个史前遗址和25个绘有史前壁画的洞穴，列入世界遗产。这标志着以拉斯科为代表的韦泽尔峡谷洞穴群已被公认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重要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之一。发现拉斯科洞穴壁画的1 940年，也被誉为史前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年代。

1998年，该组织又将以阿尔塔米拉为代表的西班牙史前文化遗迹群列入世界遗产。自从1 879年阿尔塔米拉洞穴艺术被发现以来，在阿拉贡、加泰卢尼亚、瓦伦西亚、穆尔西亚、安达卢西亚及卡斯蒂利亚一拉曼却地区都发现了许多史前石器时代的壁画，几乎分布在半个伊比利亚半岛。

这些洞穴艺术是既显示了3万～1万年前人类高超的艺术创造力，也显示了人类高超的审美意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史前绘画，我们还能获知远古祖先的生存状态和思想信仰——尽管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和探寻的疑问。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们弥足珍贵。

拉斯科洞穴壁画被发现后，于1948年起正式对公众开放。但10余年后，人们认识到，每年10多万的参观者的呼吸、身体热量，尤其是参观者鞋底上携带着的霉菌，已对洞穴壁画造成了破坏。1955年发现洞壁出现冷凝水滴，研究后认为是过量的二氧化碳引起的。于是在1958年安装了空调机和空气滤清机，以除去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尘埃，还将室内气温降到恒温14摄氏度。此后就再未出现冷凝水滴。1960年洞内又开始出现霉菌斑，而且后来日益增多。与此同时，方解石的洞壁岩面析出细小晶体，也使壁画缓慢脱落。1963年法国成立了一个多学科的专家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这些问题。随后，霉菌斑得到清除，结晶体也得到了控制。为了防止洞内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对壁画继续造成损毁，专家建议须尽量保持洞内一万多年来一直保持的环境状况。公众由此失去了与这些精美壁画亲密接触的机会。现在每天只允许最多5名研究人员进入洞内，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每周还有两天关闭洞穴。

不过，为了能让公众继续欣赏到这些难得的艺术作品，法国方面在原址附近复制了一个名为“第二拉斯科”的展洞，并于1983年开放。至今，这个“第二拉斯科”每年仍然吸引着大量的参观者。

第七章地下兵团

它们是一个庞大的军团，同时也是一个千古的谜团。

学者们或许不曾想到过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竟有这么强大，或许是认为秦朝在短短的十几年的存在中没有多少可挖掘的历史，但在发现兵马俑之后，这一现状被彻底改变了。

而令人期待的地宫尚未被挖掘，毫无疑问，这里会有更为惊人的秘密被发现。

一 发现地下兵团

1979年1 0月，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开放前，正值前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之际，他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因此，位于西安市区以东42公里处的秦始皇兵马俑从此便被世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兵马俑现已成为中国的国宝。它是上个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然而它的发现却颇有偶然性和戏剧性，它不是由某个知名考古专家或考古队发现的，而是被几个当地的农民发现的。

1974年春，陕西省临潼县的西扬村面临一场干旱。村民们惟一的希望是多打几口井，好让地下水来救活行将枯萎的庄稼。几个村民将打井的地点选在一片石榴树林里。然而，经过几天的挖掘，他们不但没有发现水源，反而从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挖出了一个真人一样大小的陶俑来。丝毫不懂考古学的当地人将其当作不吉利的“瓦人”，认为挖不出水来是这个“瓦人”在作怪，因此将之吊在树上，又继续挖。结果水还是没有挖出来，却又挖出了两三个同样大小的“瓦人”来。这种情形让几位农民有些沮丧，因为这在当地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了。六七十年前，村民就曾挖出过两个跪着的瓦人，像泥塑的菩萨，当时信神的农民特地盖了个土地庙供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已经不那么迷信，所以挖出“瓦人”的消息在村里传开后，有人便通知了临潼县文化馆，请他们来作鉴别。

临潼县文化馆于是就把它们运到馆内暂存，还把碎片进行粘补，花了两个多月又修复了另外两个，但没有向上级汇报。期间有个新华社记者发现了这件事，便写了一份《内参》，建议国家文物局注意这一情况。此事得到政府的重视。随后，考古工作者便取代了当地的农民，就在当初那个打井的地方，专业的发掘开始了。

考古队员们来到这里时，并未曾想到，他们将复活一支沉睡了2300多年的地下军团。以农民打井的地方为线索，考古队员们开始了对兵马俑坑的勘探、发掘。原来小小的井口被挖成巨大的土坑，一个个陶俑源源不断地从土里冒出来。现场的考古学家们一致断定，这是一个巨大的古代陪葬坑，但谁也没有料到，它空前的巨大，完全超过了人们的想像。对当时的考古队员们来说，这是一次发现不断、震惊不断的探索过程，甚至到了最后，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排列在他们面前的竟然是一支多达6000“人”的完整的地下军团。

最初，展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一具具倒塌的身体。残破的头颅，断裂的手臂，在巨大的俑坑中到处都是，在整个考古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之多的陶俑。而且很明显，这些武士模样的陶俑当初都是站立的姿势，但后来它们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现场留下了大面积火烧的痕像。经过考古学家们的精心清理和修复，这些兵马俑开始恢复当初的面貌。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个陶俑就这样重新站了起来。

从1974年7月开始，考古学家经过一年多的发掘和清理，掘出了一个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埋葬陶俑6000余件，总面积达14260平方米的大型兵马俑坑，这就是今天公开展出的一号坑。更令人惊叹的是，在一号坑的北侧，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二号坑、三号坑。经过前后长达数十年的清理和发掘，4个兵马俑坑大部分已重见天日，其总面积为25380平方米。由于这4处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以东1000米左右的地方，正对着皇陵东门大道的北侧，所以可以认定它们是秦始皇陵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显然是在“护卫”着同样深埋地下的皇陵，专家认为其是秦始皇的陪葬坑。

如今，我们在一号坑可以看到，在5米深的大坑内站满了大小和真人一模一样，身披铠甲、手持兵器的威武健壮的武士俑和驾驭兵车的兵俑。共40余辆战车、100多匹战马、6000多名战士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军阵。10道隔墙之间各肃立着4列为数众多的步兵，战车和战马混编其间，排列得整整齐齐，浩浩荡荡。在10道隔墙之前则是3列弩兵俑，它们身穿战袍，手中持弓，背负箭囊，个个表情威武肃穆。这个矩形军阵无疑是秦军征战的真实反映，场面宏大壮阔，气势磅礴，令人联想到临阵待命，一触即发的战场。

二、三号俑坑则另有玄机。它们不仅在规模、形式方面异于一号坑，而且在陶俑类别、军阵布局上也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

秦俑二号坑是1976年4月23日发现的，距离一号坑仅20米，虽然6000平方米的面积只有一号坑的一半，但这是一个由战车、步兵、骑兵和弩兵等兵种混合编组的大型兵阵，其编列组合就比一号坑更为复杂。这个俑坑呈波浪形展开，共分四个单元的小型军阵。第一个弩兵阵由174个立射俑、160个跪射俑组成，反映的是临战时“百发不暇止”的意图；第二个是由64乘驷马战车组成的方阵，特点是没有步兵；第三个军阵以战车为主，辅以步兵配合，让步兵和战车互补长短；而第四个军阵则完全是由1 08骑的骑兵组成的方阵，其气势之磅礴，禁不住让人产生欲驰骋沙场的冲动。它还是我国目前发现时间最早的大批骑兵俑群。在三号坑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秦军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士兵不同官级所着的不同服饰。跪射俑、立射俑、武士俑、军吏俑以及最为引人注目的将军俑。将军俑们大多拥有凸出的肚子，有人解说，现在所说的“将军肚”就源于当时。

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的三号坑共520平方米，面积虽然稍小，但却堪称精华所在之处。专家认为，这是统帅前两个坑军阵的指挥部，也就是现在所讲的驻军统帅的司令部，因此它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三号坑是惟一未曾遭受火焚的俑坑，但据了解该坑在塌陷之前，也曾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

一号、二号、三号坑基本呈“品”字形排列，既互相分隔又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编制齐备、兵种繁多、阵容整齐的浩浩荡荡的卫戌军团。它们忠实地在秦始皇陵一侧守卫了2000多年。关于秦兵马俑坑的存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也没有任何传说透露过一丝线索。然而，它们却躲在地下，穿过历史的隧道，展现在今人的面前。

它们是一个庞大的军团，同时也是一个千古的谜团。

二 兵马俑探源

当人们面对着这震撼人心的兵马俑时，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这些兵马俑是用来做什么的？是怎样被烧制出来的？又为什么会遭到破坏和火焚？

关中平原是秦、汉至唐代的帝王之都，在俑坑西边1600多米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土堆，那就是秦始皇的陵寝。人们很自然地就把兵马俑当成守卫秦始皇的陪葬，是为守护秦始皇陵墓而设。这是很合理也很符合中国常情的解释。这种解释很可能是对的。然而，1984年，一位叫陈景元的人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兵马俑的属主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兵马俑的属主不是秦始皇，而是宣太后。他提出的证据有三点，一是宣太后的陵墓离兵马俑更近；第二是秦俑的头发扎起来，是楚国人的风俗，而宣太后是楚国人；第三是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年）年亡故后，宣太后执政了40多年，她是个很有作为也很有名的女王。陈景元的论点实际上把兵马俑的时间推前了近1 00年。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后来，在挖掘进行中，考古人员从泥土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仔细清理以后，一些兵器表面上显露出一些文字。其中有的戈上写有这样的文字：“寺工”。史书记载，寺工正是秦始皇设立的、主管兵器生产的国家机构。另有一只戈上右边的文字是：“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秦国的兵器生产。至此，陈景元的论点不攻自破，而专家们也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兵马俑的属主就是秦始皇。

然而，人们仍然会问，秦始皇造出这么多陶俑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他真的相信这些没有生命的陶俑能保护他的陵墓吗？诚然，中国历代帝王都有殉葬的传统，秦始皇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那么他造出这么大规模的陶俑，是为了代替人殉吗？还是为了显示秦朝的武力强盛？或者，他觉得帝国还是不够安全，想以此来震慑被吞并的其他六国？这些疑问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因为没有人能弄懂这位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

秦兵马俑作为世界奇迹为世人所感叹。前兵马俑博物馆老馆长袁仲一先生总结出了三个字来概括这个奇迹：大、多、真。“大，就是陶俑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小，过去我们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一些陶俑，但都比较小，一般都二三十厘米，最多也就六七十厘米。如真人一样大小，在感官上超过了人们的想像。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感官上也会引起一定变化，它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力量和艺术上的崇高感。一、二、三号坑出土的兵马俑达到8000多件，仅一号坑就有6000多件，大气磅礴。邓小平当年看到后一直感叹‘不得了，不得了’。

这些陶俑从职务上分，有将军俑、武官俑和步兵俑、弩兵俑、骑兵俑等。它们无不威猛高大，平均身高在1.8米以上，其中以将军俑体型最为高大，最高可过1.96米。考古界至今未能考证出当时秦人的身高和体型，所以难以判定这么高大的秦俑是不是当时秦人的真实写照。不过，这些陶俑一个个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不仅身高接近真人，而且其容貌神情也都各不相同。它们共有25种不同的胡须式样，包括曾被认为是舶来品的“仁丹胡”。不同年龄、性格、脸型、站立姿势的兵俑在形象上也均有所差别。细心的人还可以发现，其中半数以上耳垂圆鼓，但也有近20%是呈方形的耳垂，据比较分析，这一比例与现代中国人差不多。从发型、头饰、衣着等方面，可以看出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所以又有科学家怀疑每个塑像都是以秦始皇手下的真实士兵为原型制作出来的，这一点也无从考证。此外，这些陶俑全部为彩绘，但是经过大火焚烧后，又历经两千多年岁月的侵蚀，颜色已大部分脱落了。

那么这些形态各异、数量庞大的兵马俑是如何烧制出来的呢？

一般来说，陶器的体型越小，烧制起来也越容易。随着陶器体型的增大，其制作和烧成技术也就越难掌握。而像真人真马一般大的秦俑，尤其是其中体型更大的马俑，如果不是具有较高的烧制技术，是根本制作不出来的。而在兵马俑出土之前，人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秦帝国以前有过如此大型的陶器。于是，有人提出这些陶俑是用模具分节制作出来的。也就是先做出头、躯干、手臂、腿脚等部位的模具，然后借用模具将黏土制成陶坯，在烧制前，再用黏土从下到上把各部位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陶俑，最后才进行烧制。鉴于秦俑在容貌、表情等方面尽皆不同，有专家又在此说的基础上提出“二次敷泥”的工艺。即陶俑的各部分经粘接合模后并没有被立即送去烧制，而是又敷上了一层薄泥，对衣领、褶皱、发式，以及耳、鼻、唇、胡须等容貌细部特征进行二次刻画，等干燥成型后，才人窑烧制，出窑后再绘以颜色。

然而，有专家对此说法并不认可。前兵马俑博物馆老馆长袁仲一就认为秦俑完全是一次性雕塑成型的，并以雕塑风格的不同加以论证。他说：“兵马俑都是一个个雕出来的，不是用模子做出来的，雕塑的人很多。据我初步统计，发掘和修复过程中，发现制作者的名字有87个，这些人都是老师傅了，下面还有一些徒弟，我推算一下，一个老师傅带着10个徒弟，就是870个人。我估计有上千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这都是奇迹。由于制作的人很多，一个人一个风格，有中央宫廷的工匠，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一般人看兵马俑觉得都差不多，由于我们搞的时间长，能看出是什么人做的，宫廷工匠制作的作品从形象来说都是大力士，非常英武；来自民间的工匠制作的风格比较清新活泼，高矮胖瘦都有，这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从整体看，宫廷工匠的技艺水平高一些，比较熟练一些。民间工匠水平有高有低，这主要体现在身体的比例上，比如胳膊的长短不一，手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从面部表一情上也可以看出水平的高低。”

不管专家们对各个秦俑先期的塑造定型有何争论，有一个事实却是专家们一致认可的，那就是这些秦俑都是一次性“整烧”出来的。烧制大件的技术难度是众所周知的。像秦俑这样高而重的陶俑，能够成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做到烘干时不变形，烧制时不会因收缩不均匀而开裂就更难了。袁仲一馆长说：“有两个问题不好掌握，黏土从湿到干的收缩比例怎么掌握？烧制过程中软化到硬结的收缩比例怎么掌握？还有兵马俑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薄厚同时放到窑里烧，怎么掌握火候？还有黏土中搀的石英砂的比例怎么掌握？”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在当时都是怎么解决的，至今还没有搞清楚。

无论如何，秦始皇兵马俑足以证明，当时的制陶技术已达到了技艺非凡的地步。

困扰专家们的另一个不解之谜是兵马俑的“产地”之谜。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原料取自何方、窑址在哪里？一直以来，人们一般推测兵马俑的制作场所和原料产地就在俑坑附近。然而，考古工作者在所谓俑坑附近却一直没有发现烧制兵马俑的窑址。因此，人们对兵马俑的产地有许多种说法，一种说法影响较广，说这些兵马俑是按一定标准，由全国各地知名陶瓷产地共同制作出来，最后才被集中放置到现在的俑坑里的。这一说法同时也解释了秦俑各异的容貌和民族的多样性的产生原因。但持不同看法者却说：“中国陶窑有就地取土的传统，兵马俑也不例外。”

为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自1999年起，科学家们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仪器中子活化(INAA)方法，从寻找制造兵马俑原料的土层人手，通过主要反映原料产地特征的微量元素的分析来找寻其原料产地。经过3年多的努力，科学家们在分析了来自全国各地共100多个样品后，终于将兵马俑的产地锁定在秦始皇陵附近，使这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了初步的科学答案。这一研究成果是解开秦陵兵马俑烧造之谜的一大突破。

三 辉煌的谜团

形态逼真且规模宏大的秦兵马俑在艺术上的成就也令人叹服。袁仲一馆长说：“过去认为中国的雕塑艺术是在南北朝以后佛教传人中国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兵马俑发现以后，可以看出中国的雕塑艺术远在秦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古代民间雕塑有六法——堆、塑、捏、贴、画、刻，兵马俑上都有。另外从雕塑风格上讲，秦的雕塑艺术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高度的写实，秦俑不是这样，它写实，但带着一定的写意。”

的确，当你看到那一个个或威严肃穆，或面带淡淡笑意的陶俑时，你会想像他们的背后或许真的站着一个一模一样的战士；当你一看到那半跪在地上，搭弓取箭的弩兵时，你会想像也许他就是一个神射手；当你面对着一个整齐划一的三军阵列，你会自然而然地感到那股肃杀之气；当你面对那严整的骑兵阵容时，你心中又会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驰骋杀场的豪迈之气……法国人类学家布莱恩·法甘在参观了兵马俑之后便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好像被催眠定格了一样。他们身上有人的特征，你会认为这里曾站着一个真人。“

事实上，秦始皇兵马俑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是艺术上的震撼或对其制陶技术的迷惑。兵马俑由于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出土规模等等，它的研究价值以及所制造出来的谜团远远多于任何出土文物。它将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关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追问和思考。

有人估计，要挖出这么一个占地25388平方米的大坑，至少需要挖出10万立方米的泥土，用作棚顶的松木和柏木等木料则需要最少8000立方米。此外，俑坑的地上铺着25万块陶砖，加上兵马俑本身的制作，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肯定要花去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大概需要几十万人用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另据记载，秦始皇为修建其陵墓（兵马俑只是整个陵墓的一部分），整整花了38年的时间，动用人数最高峰时达到70余万。

人们丝毫不怀疑秦帝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但是，为修筑万里长城，秦始皇征召了100多万的劳工，《史记》上说，民夫的尸骨填平了沟壑。为了死后的陵墓，他又动用了如此庞大的劳力，这样的一种做法，对秦帝国意味着什么？当时的社会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形？秦始皇又到底是怎样一位君王？

在兵马俑发现之前，一般的中国通史书上都没有把秦作为一个单独的朝代来介绍，由于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所以，专家都把秦和汉归在一起，统称秦汉史。学者们或许不曾想到过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竞有这么强大，或许是认为秦朝在短短的十几年的存在中没有多少可挖掘的历史，但在发现兵马俑之后，这一现状被彻底改变了。

自1974年起，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大量的兵器，这些兵器的出土对研究秦帝国军事、兵器制造等方面提供了大量信息，而这些都是史书上未曾记载的。在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出土时候还都异常锋利，基本上光亮如新，有的根本没有生锈，而且其制作工艺非常令人吃惊。经过检测，一些剑的表面竟然经过了镀铬处理。而镀铬技术是1937年才由德国人首先发明并申请专利的，这真是冶金史上的奇迹。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是怎样做到的呢？出土的青铜剑在古代炼制到底是怎样的工艺流程？专家们就此提出了各种假设，并做过一系列模拟性实验，虽然有些实验证明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这一目的，但古代人究竟是不是这样做的还不清楚。

由于青铜材料脆性有余而韧性不足，所以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且剑面较宽。专家称，60厘米可以看做是青铜剑长度的极限。然而，考古人员却在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把长度为91厘米的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此外，更让人着迷的是，它的外形也完全符合受力原理。袁仲一教授仔细地研究了秦剑奇特的形状变化后这样说：“这种设计使秦剑的受力部分得到加强，而又保持一定的弹性，同时剑身又不会过于沉重。或许，秦剑加长暗示着秦军对格斗技巧的认识有了某种重大的突破。”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秦军所使用的箭镞也非常符合现代空气力学的规律，其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轮廓线跟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可以说，2000多年前，秦人已将青铜的性能发展到了极致。可以想见，在一系列战争中，这些青铜兵器无疑曾经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兵马俑的发现对古代军阵的研究，更加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关于古代军阵的记载，古书上虽多有提及，但具体阵形怎么样，如何作战等问题，史书上缺乏具体描述。兵马俑无疑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生动具体的例子。无论是一号坑中那井然有序的6000名将士，还是二号坑三号坑的骑兵阵、兵车阵和“司令部”的布局、编制，都为揭示古代中国谜一样的阵法和战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研究线索。

兵马俑还有不少科技现象令专家们迷惑。“像出土的铜马车，一辆车有3000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非常复杂。它的车盖有2平方米，薄度有2～4毫米，是浇铸成的，这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过高过低都会导致‘千疮百孔’。”还有秦俑所用颜料均为天然矿物颜料，其中紫色成分是桂酸铜钡。这种物质在自然界从未发现过，人工合成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神奇的兵马俑，还会带给我们多少迷惑，又将帮助我们解开多少谜团呢？关于兵马俑以及整个秦始皇陵墓的考古活动还在继续，这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四 更令人期待的“地宫”

在秦始皇兵马俑的一号坑和二号坑中，均发现了被大火焚烧的痕迹，三号坑虽未被火焚，但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谜，而这个谜与整个秦始皇陵有关。

秦始皇陵位于今西安以东，临潼县境内的骊山北麓。兵马俑以其规模宏大、占地广阔而震惊中外，然而它只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只是其众多陪葬坑中的几个而已。那么，秦始皇陵究竟有多么宏大呢？据史书记载，修筑秦始皇陵前后共用了38年的时间，其中在埋葬秦始皇期间最多用工达到72万人之多。38年的时间，动则数十万人连续不断劳作，这是何等可观的劳力？由此可以猜想，秦始皇陵墓会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建筑！考古工作者从1962年起就开始对秦始皇陵进行考古勘察。经探测，陵园范围达56.25平方公里，相当于近78个故宫的面积，这么大面积的陵园在世界上可以说绝无仅有。

史书记载，秦始皇陵的陵园规模极为宏伟壮丽，气势恢弘。陵园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外城均有巨型城墙及城门。内城基本上仿照当时的皇宫成阳宫所建，是一片建筑群，甚至比成阳宫更具规模。

埋葬秦始皇的是一座地下宫殿，俗称地宫。地宫作为秦始皇陵的核心宫殿，巨大无比。据换算，10个兵马俑一号坑才相当于一个地官。地宫置于地下极深，直达地下水层。地宫内豪华奢侈的程度令人难以想像。有文武大臣的牌位以及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秦始皇的棺材是用纯铜制作。宫门上装有弓弩机关，凡有靠近者，弓箭会自动射之。墓室顶上绘着天文星宿的图像，地面则仿造山岳九州的地形，又灌注了大量的水银做成江河大海，用机械动力让它川流不息……秦始皇下葬时，秦二世还下令将1万多名宫女驱入墓穴殉葬，并在陵墓修成时放下墓道吊门，将所有知道不知道墓内机关的工匠全部困死在内。

关于秦始皇陵的最后结局有许多种传说。其中一直流传不息的是，皇陵被项羽一把火烧光，并且率众盗墓掠财。《史记》中也有记载，说刘邦列举项羽十大罪状时，其中第四项就是“项羽烧秦王宫，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而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则说得稍为详细。说项羽攻入秦都后，率领30万人掘墓，用了30天时间才将墓中财宝全部运走，然后一把大火将整个宫殿烧为灰烬。另有一种说法是，大火不是项羽放的，是后来一个放羊的小孩为寻羊进入其中，一把火误将其点燃，而大火竟一直燃烧了3个月之久。兵马俑被火烧的痕迹很可能是那时候留下的。

史书中另外还记载，在项羽之后的赤眉军，后赵时期的石勒与石季龙、唐朝末年时的黄巢，都曾盗掘过秦始皇陵。

如今，在骊山脚下的那片土地上，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土堆和偶尔的一两个当时内城或外城的城墙残迹。史书中显赫一时的秦始皇地宫失去了踪迹。

几十年来，地宫之谜一直困扰着考古学界。人们知道它就在近60平方公里的陵园范围内，但由于没有科学的定性范围，始终没有探明它的准确方位。自196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已在秦陵区钻探了70多孔，发现180余座陪葬坑，出土5万多件文物。而考古学家预言，地宫作为用来存放秦始皇棺和随葬物品的核心宫殿，它的发现才最令人期待，它的价值更不可估量。

地宫，究竟藏于地下的哪一个位置呢？

据史书记载，当年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修筑陵墓，陵墓挖到一定深度，就再也挖不动了。李斯于是奏表请示，秦始皇回答说：“其旁行三百丈乃至。”这个“三百丈”究竟是针对哪一个建筑所言的呢？“旁行”到底指哪一个方位？是东还是西？ 史书上没有交代。

史书上又提到，地宫是一座半地上半地下建筑，并且是地上最高的建筑。如今，矗立在秦始皇陵区的只剩下一个被当地百姓称为“封土堆”的小山包，那么封土堆会不会就是地宫呢？《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言：“复土骊山”。复土即封土，意思是说把原来从墓穴中挖出来的土，再回填到墓上去。封土堆，难道指的就是将地宫填土后留下的土堆？

而且，封土堆在内城以里，所以，地宫很可能就藏在封土堆之下。循着这个思路，许多考古学家猜测地宫就藏在封土堆下边。

2002年年初，科学家开始大规模地运用高科技来探测地宫的准确位置。以刘士毅、段清波两位专家为首的物理探测组在地面展开勘探活动，与此同时，谭克龙教授也带领一组科技人员在秦陵区展开了另一项子课题的考古研究——高光谱遥感探测。

2002年11月21日，刘士毅领着20人的队伍，扛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探测仪器从北京赶到西安临潼，站到了秦始皇陵看似寻常的封土堆表面。在秦始皇陵物理探测的总体设计方案中，将采用“8类22种”方法进行探测。所谓“8类22种”方法，包括电法、重力法、磁法、化学方法、弹性波、放射性探测、测温以及传统的打孔探测法。“所有方法的突破口都是在寻找数据的异常”。

然而，刘士毅等人面临的难题也不小。“陵园的地面建筑早已无存，但陵丘高耸如小山包。封土堆上的各种建筑物和金属物品、园内地下埋藏的水管、部分建筑物和碑石都含有磁性和电性。墙外还不均匀地分布着许多村庄、工厂，电网密布。所有这一切在探测中都属于强干扰源，却又不能拆除。”刘士毅分析说，“在秦陵物探所使用的‘8类22种’方法中，电法和化学方法的效果最关键。”后来他们仅电法就使用了9种。

而高光谱遥感在考古上的应用在国际上是第二次，而在国内还是首次。高光谱遥感仪是一套高性能的红外线探测仪，由机载和地面两部分组成。它可以对土壤、水分、地表温度等一系列的异常情况进行扫描，并将传统二维成像技术与光谱探测技术结合，形成三维遥感图像，通过校正和反演，解读出陵墓信息。2002年年末至2003年年初的3个月内，遥感组科技人员天上地下搜集了秦陵每一寸土地的光谱特征。

在运用高科技的方法对秦陵地下进行了综合探测后，专家果真得出了“地宫就在封土堆下”、“地宫周围有一周细土夯墙”等系列推断，并用详细数据给出了地宫的位置、范围、大小和深度。

2003年7月15日，在封土堆东坡灌木林中，两名考古人员用专用考古工具“洛阳铲”开始向黄土地下钻孔进行实地探测。他们将以传统方式来检验此前运用遥感、物理探测等高科技手段勘探的成果。随着洛阳铲的深入，到30米时，地下突然传来异响——洛阳铲顶到了硬物。

随即，此次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把电话打给了远在北京的刘士毅，兴奋地说：“地宫找到了！”

至此，科学家们在经过复杂的综合探测后，最终得出了封土堆下145米×125米的宫墙范围，以及170米×145米的地宫开挖范围。同时证实，秦始皇陵西侧有夯土墙一圈，高出地面20多米，这个夯土墙保护着地宫。地宫则是一个地下有30米深，地上有二十几米高的庞大建筑。另外，专家们发现围绕地宫将近一周修有一个地下大坝，地下大坝最宽度是84米，深度是40米。专家们认为是为了封堵地下水而修。大坝通水渠，并可将水排走。

此外，科学家们还证实了一系列关于地宫的种种传说。史书上说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而专家们证实：地宫中的确含有大量汞。段清波分析认为，“水银埋葬在墓室里会挥发，水银对尸体有保护的作用，尤其是对骨骼有保护的作用，再产生气体，这个气体有剧毒，也可能对保护陵墓有作用，但是这不是秦始皇主要的目的。”主要目的看来仍是仿造“百川江河大海”。

帝王的墓道通常都为4条，分别贯穿东南西北4个方向，这是尊贵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是，专家们此次的勘探结果却出乎很多人意料，因为到目前为止，专家们只发现了东西两条墓道。

那么，秦始皇陵是否曾为项羽放火焚烧？到底拿没拿走很多东西？专家的确发现整个陵区里面95%以上的陪葬坑、古建筑遗址曾遭大火焚烧过，并曾遭人为破坏。专家对土质分析，确定这种火焚在陪葬坑建成很短时间内发生，最多不超过10年。据此推算，与项羽攻入秦都的时间大体吻合。不过到目前为止，专家们还没有发现地宫有大规模的被盗掘的痕迹，既没有发现盗洞，也没有发现墓道上有非常大的塌陷的现象。

专家此次探测活动的收获还有，在封土堆西侧发现了大面积的陪葬坑，共有6个之多。专家们同时也提到，“陵园内城和外城现已发现180个陪葬坑，这180个陪葬坑没有形式雷同的，除了个别是一些规整的长方形、方形以外，其他都是奇形怪状的。”令专家们困惑的是，他们研究了那么多年，始终找不出秦始皇陵建筑的布局规律。

正如此次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所说：“秦始皇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谁都说不清楚。这位生前骄横跋扈、性情不定的始皇帝，死后留下的陵墓必然会扑朔迷离。”因此，待到陵墓完全被打开，毫无疑问，会有更为惊人的秘密被发现。

但是，由于发掘以后文物保护的问题，以及对其潜在的危害，包括对水银的毒气的研究认识还不是很全面，因而大多数专家认为，对于地宫还是暂不进行挖掘为好。这对于关注秦始皇陵，尤其是关注地宫这一神秘地下宫殿的世人来说，无疑是要大大失望了。

第八章最古老的木乃伊

在阿尔卑斯山脉上发现了一个冰冻的尸体，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好的木乃伊，他能提供5300年前的信息。为铜器时代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考古学家很快发现冰人死于谋杀……

一 发现冰人

赫尔穆特·西蒙和妻子埃丽卡是一对德国业余登山家。1991年9月，当他们把登山目标选在欧洲最知名的山脉之一——阿尔卑斯山时，他们不会想到，他们将发现世界上年代最为久远而且保存最完整的人类遗体。他们也不会想到，在这具来自5000多年前的神秘木乃伊引起世界轰动的同时，他们自己竟然也成了一股神秘传言下的牺牲品。

9月19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耀眼，天很蓝。站在海拔3200米的奥兹塔勒山山脊上，西蒙夫妇神清气爽，大有一种胸怀无限的感觉。奥兹塔勒山位于奥地利蒂罗尔州南部，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希米劳冰川带，该山的一边属于奥地利，另一边则属于意大利。山上的冰雪让西蒙夫妇行走起来颇有些艰难，但他们的心情很好。然而，就在他们相互扶携着小心走在山路上时，却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具岩石一样冰冻着的尸体。那是一具半裸的干尸，脸朝下卧在冰雪中，只露出一个光秃秃的头颅和半个身子，皮肤呈棕黄色，下半个身子好像仍被封在冰雪中，看上去，这个尸体以一种不自然的姿势面朝下卧在一块巨石上，左臂压在身子下面，朝右边伸出，而右手卡在一块大石头下面。西蒙夫妇认为他可能是被卡在冰缝里，在挣扎着往外爬的时候力竭而死的。夫妇俩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神智后，认为这可能是一名不幸遇难的登山者，也许死于5年或10年前。西蒙于是马上为这具尸体拍了照，两人下山立即通知了奥地利方面的救援队。

救援队听了西蒙夫妇的叙述，也认为这多半是某位失踪的登山者——这个地区的冰川到处都是裂缝，每年总有一些倒霉的登山者失足其间，死于非命。救援队很尽责地赶往了发现地点，其间还跟随一个摄影组——不知是哪个好事者通知了当地电视台。当救援队试图将尸体从冰中取出时，由于没意识到这具木乃伊的重要价值，他们弄断了他的左臂，而且他的左边骨盆也被电钻严重损坏。随即他们才发觉该尸体根本不像是所谓的失踪者。

他们发现尸体身上有一些奇怪的文身，头部还有一大块伤痕。取出他时，他几乎是全裸的，只是腿上裹着羊皮护腿，脚上套着手工皮革鞋子。紧接着在尸体周围，他们找到了一顶皮毛帽子和其他服饰残片，以及铜制的斧头、燧石短刀、弓箭等等一些物品。这些衣服和物品，散在尸体周围，部分冻结在冰里，有些东西距他有好几米远。这些明显出自古代的东西使人们猜测，这可能是一具古人的尸体，但没有人知道他属于什么年代。随即，尸体和其他发现物被奥地利政府移至因斯布鲁克大学。由该校解剖学系加以处理之后，被安置在零下6摄氏度、湿度98%的冰室中。因为发现地点位于奥兹塔勒山山脊，人们便称之为奥兹或冰人奥兹。对冰人奥兹的检查和研究最初是由奥地利和德国的一些专家来进行的。

冰人奥兹被发现时，已被阿尔卑斯山上的冰雪制成木乃伊，不过，现代人的尸体在同样的环境中埋上若干年也可能如此，所以单靠体表的观察看不出冰人的年代。冰人的随身物品反映了他的古老。通过对尸体和其随身物品所进行的多次放射性碳素定年法的测定，这具男性古尸已有5300年的历史！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而且保存最为完整的人类遗体——他不仅远早于丹麦泥煤遗址中出土的铁器时代遗骸，甚至比古埃及法老时代的木乃伊还早1000多年。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穿戴如此完整，随身配备的各种行头也全都保存下来了，这样完整的史前人类“标本”绝无仅有。冰人奥兹的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冰人奥兹是一位皮肤呈棕黄色的男子，先期测定其年龄在25岁至40岁之间，后来更准确的测定，认为是在45岁左右。他的身高为1.59米，发现时重量54公斤。他有一双蓝眼睛。在发现他的时候，奥兹的面部表情很奇特，眼睛睁得大大的，面部的表情有些扭曲，看上去，他好像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奥兹的脑容量在1500～1560毫米左右，与现代人相差无几。他的骨骼特征与意大利和瑞士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相似，通过DNA的初步检测证明，他与现代北欧人一脉相承。

发现奥兹冰人的时候，奥兹是光头，但这并不是天生的，研究认为他的光头是人工剃掉的，并且在他尸体附近以及他的衣服上发现了近百根长约9厘米的黑色卷毛，DNA证明它们属于奥兹。他还刮了胡子。他的右耳垂上有一处压痕，估计他还可能佩戴过耳环、耳钉一类的饰物。他的牙齿尤其是门牙，磨损得很厉害。这似乎说明他经常吃一些比较粗糙的食物，或用牙齿做工具。他的皮肤虽然已干缩，但保存完好，毛孔也仍然清晰可见。但他的头部有一块明显的外伤，难以判定是否为其生前所致。

对奥兹进行的一次扫描显示，他的大脑、肌肉组织、心脏、肝脏、肺的状态都很正常。除了在将他从冰中取出时导致的左骨盆损伤外，他的几根肋骨和左臂有骨折的迹象，但不清楚是在死前还是死后发生的。他的一根手指有经常性冻伤的痕迹。在他仅存的一块指甲上，有三条“鲍氏线”，那是指甲停止生长后又再度生长时形成的。这些线显示，他在死一前最后的6个月中，曾生过三次大病，其中最后一次最严重，大约发生在他死前两个月，持续了至少两个星期。此外，奥兹的肠子里还发现有鞭虫寄生。鞭虫会引起腹泻，甚至痢疾，令身体虚弱。不过，我们并不知道奥兹受鞭虫的折磨究竟有多严重。

奥兹的身上有多达47个文身，主要是一些不大的平行或交叉的蓝色线条，分布在背部脊椎两侧以及小腿和脚踝上。研究者认为，这些文身可能具有治疗意义。扫描发现，奥兹患有关节炎，经常会在脖颈、后背下方、臀部等部位发作。这些文身接近于针灸穴位，可能是在采用类似于针灸一类的方法进行治疗时留下的，目的是为了治疗或缓解他的关节炎。问题是针灸起源于2000～3000年前的中国，难道冰人在5300年前，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就开始用针灸或类似针灸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吗？

初期的研究者认为，奥兹的死因大概是由于碰到恶劣天气，精疲力竭而死亡。而正是因为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炎，使他没能逃过一场大雾或暴雪的袭击，才导致被困死在了山间的冰川上——这是关于冰人奥兹死亡之谜的最初解释。没过多久，不同的专家便向这一解释提出了挑战，并且论证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冰人奥兹死于谋杀——他的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起谋杀案！

二 冰人的“装备”

冰人奥兹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具来自石器时代、身着较完整服装、使用多种原始工具的史前人类遗体，他给人们提供了5300年前人类生活的许多重要信息，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史前世界，所以他在考古学上具有非凡的研究价值。

最初，研究者对奥兹的尸体研究得并不多，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常规检查和某些病理扫描。那些研究者对奥兹的随身物品似乎更加感兴趣，认为这些发现为了解当时人类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是人类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史前实物资料。然而在发现之初，他的独特性并没有立即被察觉，所以在将他从冰里取出来的过程中，大部分的考古资料都毁掉了，就连遗体本身也遭到损坏。1992年夏，研究人员对发现遗体的现场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考古发掘，获得了许多重要证据，包括大量的有机物质（种子、叶子、木材、藓类植物等）。这使得奥兹的随身物品一下子丰富起来，包括那些衣服的残片，总数竞有70多件，这使研究者们宛如发现新大陆一般。

有一把长约60厘米的铜斧最为专家津津乐道。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一把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的铜斧。这把铜斧的斧把由紫杉木制成，上面缠绕着皮条。斧头长约4英寸，斧头边略弯。对斧头表面的分析表明其含99%的铜、0.22%的砷和0.09%的银。对比当地的地矿信息，斧头含砷和银说明此种铜来自当地的铜矿。此外，分析显示，奥兹的头发中铜元素的含量大大高于正常水平，这说明他很可能参加过冶炼铜的工作。这令考古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青铜时代的起源问题。此前，科学家一直以为人类在4000年前才掌握这样的熔炼及成型技术。这把斧头的出现，可以说把欧洲青铜器时代的兴起时间向前推移了足足1000年。

奥兹的随身物中还有一张几近1.8米长的大弓。这张弓由张力十足的紫杉木制作，一面是平的，另一面呈圆弧形，表面涂有血液和动物脂肪，目的是保持它的柔韧性。不过这是一张尚未制作完成的大弓，还没有装弓弦。伴随这张大弓的是一个兽皮箭筒，内有14支箭，其中仅有两支装上了羽毛和燧石箭头，但却折断了。箭杆是用忍冬木做的，长75厘米。这种木材制出的箭杆既可以做得很长很细，同时又能保证其坚硬。燧石箭头为双刃，是由树脂粘在箭杆上的，箭尾粘有三组羽翼。研究专家还在箭袋里找到了一根未经加工的动物筋索，估计多半是做弓弦用的。箭袋内还有一团纤维绳，以及其他一些燧石、骨头和树脂，包括用草扎在一起的骨制箭头和鹿角箭头。看来这箭袋子还兼具工具箱的功能。

一把燧石短刀也十分醒目。它的刃部长约4厘米，被安装在8厘米长的岑树木柄上。刀刃上的擦痕表明，它的主人曾用它来割草。据当初救援队的一名队员说，在奥兹还躺在冰雪中时，手中还握着另一把短刀，后来在搬运的过程中丢失了。人们还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刀鞘的东西，但也有专家认为可能是修理刀刃的什么东西。

研究专家还发现，由几块带有岩羚羊、野鹿血迹的交叉木板和一块U形木条可以组装成一副背包架。估计奥兹也从事狩猎活动，打到猎物后就用这个背包架背回。其他发现物还包括：一块草编垫子和一张草编网兜；一个桦树皮做成的容器，里边有一枚黑刺李，这表明奥兹可能死一于夏季或秋季；一个皮袋，，一个平整的大理石圆盘，用线绳系在一条由20根皮绳编织而成的“项链”上；在一根多结的皮绳上拴着两个蘑菇，这种蘑菇生长在桦树上，具有抗菌作用，看来奥兹颇懂得自我医治。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打火石和一个装有炭与树叶的树皮袋子，或许他当初是用树叶包裹着炭，带在身边以备随时取暖用的。

当然，奥兹身上穿戴的衣物更具研究价值。当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几乎是赤裸的，只系着羊皮裹腿，穿着保存完好的皮革鞋子。这个皮革鞋制作相当讲究，引起了研究专家较大的兴趣。鞋底为熊皮制成，较宽大，鞋面由鹿皮制成，并且里面塞满了用以保温的干草。这种鞋无疑具有较佳的保暖性、保护性，在冰川上行走还具有一定的防水性。奥兹的帽子是由熊的皮毛制成，不过它和奥兹的其他衣物一样，是在他身边的冰隙间找到的。可以看出，当时此地较现在有更多的熊出没，而当时的人也有能力猎捕熊。

可以说奥兹穿了三层衣服：一层是羊皮裹腿，一层是羊皮腰布，还有一层是用鹿和羊皮做的长衣，可以说是夹克。此外，还有一张用草和树皮纤维做的斗篷，纤维长而韧，是从椴树皮抽出来的，这件斗篷与当地牧人现在所穿的斗篷倒有几分相似，因而又有人说他曾是个牧羊人。目前我们所能看得出来的衣服就这几种，因为全部的衣物已破成大小几十个残片，还有一些残片可能被当初的救援队队员拿走了。不过，从几个仍然能看出形态和用途的大件衣服来看，奥兹所穿的衣服还是相当暖和的。然而，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发现他时，他的这些衣服（除了裹腿和脚上的鞋外），怎么会没有穿在身上。是他自己脱下的，还是被风吹落的？抑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总之，奥兹的“装备”很齐全。从奥兹的衣服和用品，科学家不但了解到奥兹本人的一些情况，而且对他的族群也有了一些认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证明他的族人对生活环境中的岩石、地矿、菌类、植物及动物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能善加利用，从而制作出衣物、工具。尤其是他们对狩猎工具的制作和使用，对医疗的认识和开发以及对铜的冶炼和制造等等，诸如此类的发展，使奥兹能充分地装备起来，他身上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当时人类知识水平的体现。奥兹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他们正处在技术变革的前沿时期。他们的存在证明，人类不需要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利用工具来改变环境。虽然他们不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这么做的一群，但他们是这段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冰人奥兹让我们对这一环节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三 在来去之间

冰人奥兹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下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木乃伊。它来得太突然，以至于我们所要问的问题，以前连想都没想过。但我们肯定十分想了解他生活的种种细节，比如他吃什么？跟我们今天吃的一样吗？

当人们意识到冰人奥兹的重大意义后，他的尸体也就变得异常珍贵。所以，在不是特别需要的时候，他的尸体是绝对不允许破坏分毫的。这使得许多有心研究的科学家难以获取更多实物研究的机会。冰人被运送到因斯布鲁克大学后，经过特别允许，在不损坏尸体的前提下，该校植物研究所的专家克劳斯·奥格尔才得到了冰人胃中的极少许食物样本，只有40毫克，仅相当于小指甲的大小，但它们至少是奥兹最后几餐吃了什么食物的直接证据。奥格尔已经从中发现了原始小麦的麦麸。这些麦麸非常细，因此很可能是先磨成了面粉再烤制成面包，而不是直接做成麦糊。标本中还有一些细微碎片，至今尚未由显微镜观察鉴定出来，但它们表明奥兹还吃了其他食物。

2000年9月25日，研究者们终于将一直冰冻保存的冰人完全解冻，做了彻底的分析研究。意大利蒂卡梅雷诺大学的弗兰克教授和他的同事检查了奥兹的大肠和小肠，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动物肌肉纤维和未消化的食物后，他们对抽样进行了DNA分析，确定是红鹿的肌肉和残留谷物。另外，在奥兹体内还同时检测到了花粉和真菌，说明冰人死前曾在森林中活动过。在咨询了病理学家食物消化过程后，他们分析出了奥兹最后两顿饭的内容。这使得我们可以想见到达样一个画面：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奥兹在阿尔卑斯山腰的一片针叶林中穿行，就在这里，他吃下了这天的第一顿饭，包括一些谷物、野山羊肉和蔬菜色拉。接着他继续前进，在傍晚时吃完了他的最后晚餐——谷物和红鹿肉。不久，他因意外死在了海拔3200米的一个岩石盆地中。

令人兴奋的是，在奥兹体内检测到的花粉还意外地帮助科学家确定了他死亡的季节。

最初的研究认为，奥兹死亡的季节应为秋季。这一论断的依据是，遗体旁有夏季尚未成熟的黑刺李果实，还有衣服上的谷物碎片，估计是秋收打谷时沾到衣服上的。然而，现在有过硬的植物学证据表明，奥兹死在春末或夏初。奥格尔也同时研究了取自奥兹大肠的微量食物残渣标本，发现了一种名叫蛇麻角树的花粉。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花粉大多数仍保留着正常的细胞形态，而通常它们是会很快腐烂掉的。这项发现意味着，奥兹可能在死亡前不久，无意吸入了空气中的花粉，或者喝水时把散落在水中的花粉一起喝了。而这种矮树生长在海拔1200米处，仅在晚春或初夏时节开花。因此可以断定冰人奥兹的死亡时间不是秋季，而是在春末夏初的时节。

1 998年春天，冰人奥兹在研究他的奥地利科学家的反对声中，被转移到意大利北部城市巴尔扎诺的博物馆中冰冻保存。原因是奥兹被发现的地点，虽然距奥地利边境只有92米，但却属于意大利境内。意大利人坚持要奥地利返还属于他们的这份“国宝”。为了解决奥兹的“国籍”问题，人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际仲裁委员会来调节争端，结果是意大利人如愿以偿。巴尔扎诺的博物馆将成为冰人奥兹的永久栖身处。冰人的到来使意大利欢欣不已，为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冰人被公开展出了，这是冰人被发现的7年来首次公开展出。

为把冰人更完整地展示给人们，有关方面还特意找到面容重建专家彼得·瓦内基斯，希望他能够复原冰人的原貌。

瓦内基斯是全球顶级的法医病理学家之一，他常与警方密切合作来侦破谋杀案。为重现冰人的面容，瓦内基斯首先用激光扫描头骨并将数据存入电脑，然后他运用三维成像技术，以扫描数据为基准，重建了冰人的头骨。接着，按照人类学标准，为头骨选择面容。当然，这张面容并非是冰人本人的，而是某个与冰人同年龄、同种族和同性别的其他人的。瓦内基斯在电脑上将这张面容反复拉伸、放缩、适度变形，使之最终适合于冰人的头骨。这时大致可以看出冰人的脸形：面颊较扁平，下巴略突出，额头较小。之后再根据干尸嘴上残留的胡子，瓦内基斯又为其重建的面容加上了胡须。这样，来自5300年前、比金字塔还要古老的冰人奥兹就恢复了容貌。

让意大利人自豪的是，2000年10月31日，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沃尔夫冈·穆勒宣布，他已证实奥兹的故乡的确在意大利。穆勒等专家为追踪奥兹的生活轨迹调查了许多线索，最后通过对奥兹的牙齿、股骨、体内食物等组织样本的同位素残迹与整个地区各种不同土壤和水的样品相比较，得出了以上结论。穆勒等在权威杂志《科学》上发表报告明确指出，奥兹源自南蒂罗尔的部分山谷，他可能一直生活在诞生地60公里之内的范围，而且他一生都是在现属意大利的山区中度过的。

至此，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奥兹的年龄、健康状况、吃的食物、死亡时节以及他来自何处、将向何处去等问题。冰人奥兹使得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活图景异常详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尽管如此，却仍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我们，比如，他是谁？他是做什么的？他为什么会跑到阿尔卑斯山3200米海拔的冰川上？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冰人为何会死在那里？

四 最古老的谋杀案

事实上，对冰人死因之谜的探索早在发现他的同时就开始了。

初期的研究者认为，冰人身穿的服装十分保暖，很适合阿尔卑斯山中的气候条件。他的草编斗篷很像19世纪阿尔卑斯山牧羊人所戴的斗篷，所以他也可能是一个牧羊人。研究者又从奥兹身边的冰层中发现了只有秋季才有的花粉，推断这位牧羊人死于秋季。

于是，冰人的死便有了这样的说法：在秋季这个放牧季节，奥兹赶着羊群在山上放牧，也许是因为迷路，他来到3200米海拔的奥兹山谷。然而，秋季多变的天气使他赶上了一场大雾或暴雪的袭击，奥兹于是被冻死，或在逃避恶劣天气时，因狂奔导致精疲力竭而死亡。而正是因为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炎，使他没能逃过那场大雾或暴雪的袭击，才导致了被困死在了山间的冰川上。奥兹死后，尸体被秋日的暖风风干，继而被冰雪掩埋，在大约5300年的时间里，它受到了不断变动的冰川的保护，直到来自撒哈拉的一场沙尘暴在冰层上覆盖了一层吸收阳光的灰尘，导致冰层融化，使尸体暴露出来——这就是关于冰人奥兹死亡之谜的最初解释。

当地的牧羊人的确是在每年6月把牲口从山下赶上高地牧场，到9月才带下山来，这也许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奥兹的尸体发现地正处在一条传统山路附近．无怪乎一开始人们就认为他是一位牧羊人。然而，他的衣着和用具，没有一样能证明他是牧羊。他身上及周围找不到一丝羊毛，脚边也没有牧羊犬，手里也没有牧羊人的弯柄杖。他身上以草和韧皮纤维做的斗篷，倒是为牧羊人假说提供了某些证据，但单凭这一点不足以下定论，何况斗篷也常常是旅行者的标准行头。此外，冻死之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奥兹有衣服不穿，相反，却半裸着身体死去。另外，最关键的是，专家后来证明，奥兹死于春末夏初，而不是天气多变的秋季。

奥兹显然不是牧羊人。但关于奥兹身份的猜测，还有种种：他是亡命徒、他是燧石贩子、他是个巫师、他是个武士……巫师之说还算有点根据，因为他携带的树菇或可用作药物和通灵，其余的则多为无稽之谈。另一种假说认为，奥兹是到阿尔卑斯山上狩猎的猎人，他身上的长弓和箭筒应是证据。然而，如果他在死亡前正忙于打猎，为何弓还没做好，也没上弦？箭也没镞没羽，而有镞有羽的两支箭却又是断的？

奥兹死亡的原因一直让科学家们困惑不已。但总有不同的专家向这难解之谜提出挑战。2001年，在对奥兹死亡之谜的研究徘徊不前近10年之后，意大利的病理学家爱德华·维吉尔终于提出并且论证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冰人奥兹死于谋杀——他的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起谋杀案！

爱德华·维吉尔的工作就是负责保存冰冻中的冰人奥兹。为确保这具尸体身上不能出现腐烂迹象，他每个月都要检查冰人一次。2001年6月，维吉尔决定重新为冰人进行X光摄片。由于冰人的死因仍不明朗，他开始寻找此前可能被忽略了的线索。通过观察摄片，他立即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在靠近冰人肩膀的地方有一团阴影。进而，通过密度测试等手段，维吉尔终于弄明白那一团阴影是什么：那是嵌入冰人肩膀附近的一个燧石箭头！

当得知这一发现后，最初为冰人做检查的奥地利研究人员，也重新检查了当初为冰人所拍的X光摄片，结果表明，他们当初的确是忽略了这一重要线索，以致让名垂青史的机会从眼前溜走。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最大的遗憾。

那么，这个箭头是否就是冰人的直接死因呢？维吉尔等人再次检查了冰人。当冰人体表3～4毫米的厚度被解冻后，他们看到冰人肩膀表面有一个小小的但很清晰的伤痕。对该伤口进一步的检查表明，箭头是从奥兹的背后，向上斜着射入他体内的，即放箭者的站位要比奥兹略低。这只燧石箭头大概1英寸长，穿过他的背部，切断臂上的神经和血管，停在肩膀和肋骨之间。虽然箭没有射到任何重要器官，但被箭头击中的区域充满了血管。可以肯定，奥兹当时一定流了很多血。维吉尔明白了，奥兹一定是因失血过多，最后痛苦死去的。

科学家们终于可以对这起5300年前发生的死亡事件，做出较为符合事实的解释了。

科学家沿着这个线索继续推断：奥兹曾经与人搏斗，在被迫杀时被

◆冰人的头上和手上有创伤◆箭击中，但他继续逃亡，并把箭从伤口拔出，不过箭头却留在他体内。他就这样逃进了山中。在到达3200米高度时，他筋疲力尽，终因极度虚弱和大量失血而走向死亡。在5300多年的时间里，至少有一次冰雪消融，于是冰人尸体顺水漂移，然后再次被冰冻。在这个过程中，冰人的衣服和随身工具离开了他的身体，散落周围。眼下，所有证据都支持有关冰人死因的这一新理论。

2003年8月1 1日，这场深入调查所带来的惊人发现，终于在意大利的巴尔扎诺公之于众——爱德华·维吉尔博士和昆士兰大学的分子考古学家托马斯·罗伊博士公布了最新的DNA证据，再次证明冰人奥兹在生命的最后数小时内确实曾进行过一场殊死搏斗。

很快公众便得知：“意大利科学家宣布，在这具已有5000多年历史的木乃伊周围的史前文物上，发现了四个人的血迹，并在木乃伊身上新发现了多处以前未曾见过的伤口。这些正让科学家们重新书写世上最古老的冰人木乃伊的生平故事。”

随后的细节被进一步披露。在奥兹的斗篷背后，罗伊找到了一个人的血液样本；在箭袋里的一支箭上，他找到了两个人的血液样本；在匕首上则至少还有一个人的血液样本。而这些样本没有一个与冰人奥兹的线粒体DNA相符。这一发现，加上奥兹身上的伤口形状、他被发现的位置以及散落在他周围的文物类型，所有一切都对冰人之死提出一个全新的解释：在他生命的最后48小时内，他曾同一个甚至更多的攻击者展开过一场殊死搏斗——还记得当初救援队赶到现场时，曾发现奥兹的右手紧握着一把匕首吗？这把匕首虽在将他搬运出冰川时被弄丢了。但可以证明这场搏斗。

来自冰人奥兹自身的证据也被一一发现。在冰人奥兹的右手上发现了一处很深的防卫性伤口。这处伤口加上其他伤口，包括左手上的一处划伤、右前臂上的一处砍伤以及身体左侧的三处擦伤，被一一证实，都是发生在冰人奥兹死前24—48小时内。

由于在箭上发现了两个人的血液样本，罗伊得出结论说，这表明奥兹用这支箭射死过两个敌人，随后还把箭夺了回来。至于在奥兹的肩膀发现的箭头，不难推断，奥兹可能在近距离肉搏受伤后逃走，这时背上中了一箭。这支箭击碎了他的肩胛骨，破坏了主要神经和几根大血管，导致左臂瘫痪。他在继续逃亡的过程中不断失血，最后伤重而死……

对于冰人奥兹的死亡之谜，这算是一个“终结”性的答案吗？

五 冰人的诅咒

自冰人奥兹在阿尔卑斯山脉上被人发现至今已经14年，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保存也最完好的木乃伊仍然充满了不解之谜。眼下，由多国基因专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研究小组，仍在用高科技对冰人奥兹进行研究，试图揭开它最后的秘密。然而，令科学家困惑的是，如同流传已久的埃及“图坦卡蒙的诅咒”一般，多名曾经接触过“冰人奥兹”木乃伊的人，也都遭遇了所谓“冰人的诅咒”，先后离奇地死于非命。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题，不知又为冰人奥兹的传奇添加了多少神秘色彩。

据路透社报道，第一个遭遇“冰人诅咒”的人是着名科学鉴定专家莱诺·亨因，他是第一批接触“冰人奥兹”木乃伊的人。当年正是他自告奋勇、徒手从雪堆中将“冰人奥兹”的尸体挖掘了出来。然而一年后，当他驾车出席一个有关“冰人奥兹”的研讨会途中，突然遭遇车祸，亨因的汽车与另一辆汽车迎头相撞，亨因身受重伤不治身亡。

此外，帮助搜寻这具尸体有功，又一起参加冰人挖掘工作的山区向导费特兹，也在一次登山意外事件中摔死；之后，一名曾经拍摄整个冰人尸体挖掘过程的电视台记者，也患上脑癌痛苦地死去。

噩运在2004年最终降临到“冰人发现者”赫尔穆特·西蒙的身上，2004年10月当他攀登阿尔卑斯山旧地重游时，却在冰人发现地点的附近遇上恶劣天气，不幸葬身雪山，自己也成了一名“冰人”。

令人更加沮丧的是，西蒙的葬礼举行完刚刚一小时，西蒙雪山遇难当天负责上山搜救西蒙的救援队队长沃纳克，又突然心脏病发作身亡。

看来西蒙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惟一一个接触过“冰人奥兹”而死于非命的人。那么，“冰人的诅咒”还会继续吗？

一连串离奇死亡事故让人深感迷惑，认人感到无法用科学去解释这些巧合。不过，也许这就是纯粹的巧合，所谓的诅咒说法没有任何意义。

第九章死海古卷

这是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时刻。

它们保存在于燥的沙漠中。把每个碎片重归原位，过去便会重现。

在两千年前写这些古卷时，犹太教四分五裂，今天的基督教与犹太教曾是一家。

死海古卷让我们了解到西方文明的混乱起源。

一 藏在岩洞里的《圣经》

环绕着以色列沙漠的死海本身就是一部地理学圣经史，也是巨大的古代圣地仓库。不过在死海附近发现的历史遗物更能揭示那段历史的真相。

1947年的某一天，在死海西岸北部一个叫库姆兰的村庄外，一个叫阿蒂比的牧羊少年在寻找丢失的羊。在遍寻不见的时刻，无精打采的他随意地朝一个洞穴扔了一块石头。原本他以为会听到石子打到岩洞石壁的声音，没想到听到的却是哗啦啦壶罐碎裂的声音。小阿蒂比吓坏了，赶紧跑回了家。后来，他想了想又觉得没有什么可怕，于是他又约了一位族兄一块回去准备看个究竟。结果他们发现那个洞里有许多细长的黏土陶罐，罐内是一些已经蚀损的羊皮，上面还写有奇怪的文字……这就是震惊考古学界的“死海古卷”。

这些写有犹太教《圣经旧约》内容的兽皮（主要为羊皮）卷轴由于发现在死海边上，并且距离耶路撒冷大约只有十五六公里路，因而被称之为“死海古卷”。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犹太文献手稿，源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距今已有2000多年。被牧羊少年最早发现的部分包括七卷手稿，其中有40%的内容属于犹太教《圣经旧约》，包括保存完好的两卷《以赛亚书》复本、一卷赞美诗。这些内容比过去认为的最古老的《圣经旧约》抄本还要早1000年左右。之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圣经旧约》抄本是名叫“马素列”的古卷，不过是900～1000年以前的抄本。

另60%的手稿属于非圣经内容。似乎是居住在死海海岸的某一教派群落的《战卷》或《社群守则》，内容包括了一套详细的仪式程式和规则。至于其所属哪一教派群落则无从知晓。不过，《社群守则》显然是一套极为严格的宗教教义。从书中可以看出该群落认为他们正处在世界末日的前夜，而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被上帝所选中、将获得拯救的那一部分人。

最初，这些兽皮卷轴在希伯莱和耶路撒冷的商人中流传。1947年4月17日，希伯莱大学考古系系主任以利亚撒，苏肯尼克教授从伯利恒文物贩子加里尔‘沙辛手中得到了其中的三卷，另一批则散落于民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落到叙利亚东正教大主教的手中。

苏肯尼克教授得到古卷后，为了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其他古卷，并未急于公布他的新发现，而是暗中继续进行搜集。

1948年2月叙利亚东正教大主教手中的古卷被交到美国东方学研究院进行鉴定，立即被有关研究人员认识到其非凡的价值。1948年4月11日这些古卷抄本被公之于世。两星期后，1948年4月26日，希伯莱大学的苏肯尼克教授迫不得已，才跟着宣布希伯莱大学也有这些抄本的收藏！

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当时正值以色列建国初期，由于这些古卷被证明为《圣经旧约》的最早抄本与散逸的犹太教祷文，使许多犹太人认为以色列国的建立实在是神授天赐。

大家也都知道这些抄本不凡的价值，这些抄本马上身价就大涨——1948年仅仅卖数百美元的卷轴残片，很快涨到几万、几十万元，并且还造成大家都去抢挖……

考古学家在两年后才来到死海古卷出土的那个岩洞遗址，但许多宝贵文物已经遭到了破坏，挖掘抢救工作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然而，该地区无休止的政治冲突却使考古学家的工作时断时续。历经数年之后，

◆死海古卷残片◆考古学家对这一地区的发掘才基本告一段落。发掘的结果令人惊喜，也最有历史价值。人们在11个岩洞内发现了数量庞大的手稿，总计达10多万份，600多种。其中仅在四号洞一处就发现了1.5万份古卷残片，含《圣经》原文，如《弥赛亚书》、《诗篇》、《申命记》，除《以斯帖记》以外，其他各卷内容在零零碎碎的残片中均能找到，其中“撒姆耳记”保存得特别完好。此外，这个洞中还藏有《次经》卷、旧约注释卷、以及其他大量天文学和神秘文学方面的内容。可能这里曾经是一个图书馆。其次，第二洞中的发现也很丰富，含旧约《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等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于1952年3月4日发现的第三洞。人们在这个洞中发现了两卷铜制卷轴！这两卷已经被氧化的铜箔虽然其正面已模糊不清，但因为铭刻者的锤打力较重，所以在铜卷的反面字体突出，从而令人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希伯莱文字，而这些文字似乎与某些宝藏及埋藏地点有关！铜箔上共刻有12栏文字，列举出60多种珍宝。这些宝藏不计其他，光是金与银就有200吨！而且宝物的埋藏地点都有所指明。这个发现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大家的纷纷臆测，有人猜想这是在说圣殿或王宫的财产！有人说这是古以色列的财产，至今仍在某洞穴中。于是，在发现古卷的库姆兰地区，一时间刮起了寻宝热潮。

然而学者们却说，这不过是一种民间传说，属于文学记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宝藏。即便是这样，也仍没能阻止狂热的寻宝者冒着战火，痴痴寻找，至今仍然有人对此念念不忘。这一节堪称这段传奇中的传奇。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这些兽皮卷轴虽然其中有不少保存完整，但大量的手稿已经严重风化，成为小碎片。若要把它们拼合起来，相当于把几份72个版面的周末版《纽约时报》撕成粉末，再把其中的四分之三烧毁，用扇子把剩下的四分之一吹散到房间各处，然后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因而古卷的复原工作非常困难。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浩如烟海的古卷，在干燥的沙漠岩洞中沉寂了2000多年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它的发现在近代考古史上实为罕见，因此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当代最重大的文献发现，进而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由于死海古卷的发现源于死海岸边的库姆兰山谷地带，所以这门学问便被称之为“库兰学”。而当初为我们留下这些古卷的教派群落，则被称为“库兰宗团”。

二 溯源

若要了解死海古卷的重大意义，必须知道近百年来欧美对《圣经》批判的历史。

自中世纪以来，大部分欧洲人成了信仰《圣经》的基督教徒。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在近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里，教廷一跃成为一统欧洲，并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惟一有效的组织。各国皇帝甚至只有经教皇的批准才能合法存在，否则便不被承认。教皇实际上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然而，教皇的产生继承了罗马帝国时代的恶劣传统，充满了阴谋与攻讦，教廷内部为夺取教皇宝座耍尽了各种黑暗手段。于是，欧洲陷入了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

与此同时，那些使用阴谋夺权成功的教皇，为了巩固权力，控制人民，便规定把解释《圣经》的权力，统一归到教皇的手中。任何人不得解释《圣经》。并且除了钦定的教士，任何人不准阅读《圣经》。

直到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这个规定才得以取消。被压抑千年之外的大众这才得以窥见他们一直相信不疑的《圣经》全貌。忽然之间，大众获得了自由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力。人们对《圣经》里记载的一切开始有了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教皇和教廷的威信和他们那令人窒息的控制固然被削弱了不少，但是争论、质疑也从此蔚然成风。

由于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世界上所存最古老的《圣经旧约》抄本是马素列古卷，不过是900～1000年以前的抄本。所以有些怀疑论者认为，在马素列古卷之前的近千年里，《圣经》很可能经过了多次的转抄又转抄，很可能在其中已被添加了许多谬误或进行了窜改。以此而论，那《圣经》最前面的《摩西五经》则更加令人怀疑，因为据传说这一部分经文写于3500年前。于是一些神学批判者，便带着对教皇和教廷的怀疑，指责眼前所看到的《圣经》和以前的原着《圣经》肯定会相差很多，所以它已经靠不住，已经败坏而不可信了。甚至一些传教士和教会中的主教，也开始对此持有怀疑态度。

到了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后，基督教又受到更严重的冲击。占有欧美国家大多数人口的基督教徒，思想上也就变得更加混乱。众所周知，犹太教信仰的《圣经》与基督教信仰的《圣经旧约》部分是基本相同的，因而，犹太教徒也面临着这一尴尬质疑。护卫《圣经》的人只好叹一口气说：“我们实在没有发现一本比这本一千年的希伯莱文古本《圣经》更古的抄本，可以用来证明现在《圣经》的正确性。”

因此，死海古卷的发现对基督教和犹太教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

现在，人们可以把死海古卷中关于《旧约》的部分拿出来与《圣经旧约》来进行对照，结果就一目了然了。通过谨慎查核，学者们确认，这些两千年前公元元年前后，用古希伯莱文写就的《旧约》，与现存的《圣经旧约》的内容是一致的，基本没有谬误。对基督教和犹太教来说，这无疑是令人振奋鼓舞的一大发现，现在他们可以重拾信心，对世人宣称《圣经》就是神的语言了。

不过，对科学的考古学家而言，值得关注的却不在于此。他们往往更关注到底是什么人曾经拥有这些古卷，又为什么要把它们藏在岩洞里？

在发掘出死海古卷的同时，考古学家们对库兰本身也发生了兴趣，开始在当地进行系统的古物挖掘，并对库兰和杰里科之间的整个地区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考古发掘工作。

在发现古卷的那些岩洞下边，考古学家发掘出一个罗马时代的小型城镇的遗址——库姆兰遗址。库姆兰遗址具有颇为古老的历史，而非仅止于公元前两百至三百年那么简单。早在1851年，就有法国旅行家在库兰1号洞南约1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段露出地面的石墙，根据传说认为是《圣经旧约》中所说被火焚烧的娥摩拉城遗址。经过1952～1956年的发掘，考古学家发现的是一片建筑群的遗址，这个遗址建在一个属于古代犹太王遗弃的城镇（有考古学家认为也许是《约书亚记》提到的盐城）旧址之上，其大约建于公元前250年左右，至公元76年左右被荒弃，直至如今。现在库姆兰遗址指的就是这一时期。

考古学家是从发现的陶器和其他遗物来判断库姆兰遗址的时代脉络的，这些发现物同时也说明了同一时期的居民和居住情况。而考古学家已考证出大多数手稿的写作年代是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68年之间；据此不难判断，古卷的制作者应为当地的居住者。当然，古卷中也有少部分比库姆兰遗址始建年月还久远的手稿抄本，那完全有可能是从异地带来的。

考古学家初看库姆兰遗址，发现它看起来像一个公共生活社区，而非私人性的普通定居点。在出土的巨大的主体建筑中没有任何私人卧室，出土的一些陶器与当时犹太教祭祀仪式所使用的器皿如出一辙，墓地中所出土的尸骨，几乎都是成年男性。据此，法国天主教圣经学院院长罗兰-德·沃克斯推断，这片神秘的废墟是当年称作艾塞尼教派的犹太教异端教派的活动中心。

在书写这些古卷的时代，被形容为“流着奶与蜜”的圣地——迦南地区战乱不止，罪恶丛生。

迦南即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位于地中海东岸，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会地带。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从希腊克里特岛来的非利士人占据定居于此，因而在《圣经》中被称为“非利士人之地”，而在希腊语中，巴勒斯坦一词即为“非利士人之地”的意思。因此，当时的迦南地区主要指的就是如今的巴勒斯坦地区，包括如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叙利亚、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着作之中，第一次将迦南地区称为巴勒斯坦。自此以后，巴勒斯坦这一称呼便取代迦南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地名。

巴勒斯坦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公元前586年，犹太人的祖先在这一地区所创立的犹太国亡于巴比伦大军的铁蹄之下，致使大批犹太人沦为巴比伦的囚徒而被迫迁出耶路撒冷。其后数百年，犹太人虽然陆续重返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巴勒斯坦，但是，这一地区的犹太人却一直生活在巴比伦人、波斯人等外族的统治之下。随着公元前331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了迦南，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又受到希腊人的统治。在这种战乱不止，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宗庙，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和文化都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人心也变得十分混乱。更有一部分犹太人摒弃了自己的信仰，依附当权者，反过来欺压、逼迫自己的族人……巴勒斯坦成为罪恶丛生、冲突不断之地。

于是，一部分痛心疾首的犹太人便按照一贯的做法，从《圣经》中寻求解脱的启示。由于对《圣经》的不同理解及对时事的各异的认知，犹太教分裂成许多宗教派别。犹太各教派的意识形态处于酣战之中，每个教派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艾赛尼派属于天启教派，信仰非常极端。

这一教派的教徒认为，他们的创始人是在上帝的“义愤时期”被选中的。大约在犹太人宗庙被毁坏390年后，他们开始悔悟，并用20年寻求道路，上帝而后就让正义的导师“按照上帝心灵的道路引导他们”。

他们从那个时代的犹太教分裂出来，认为犹太教是邪恶和贪婪的，上帝的愤怒将向其点燃。而他们则是未被确认的正义之师的后继者，是那个时代信仰的“余民”，并确信是所有时代最后的“余民”，是上帝所选继承法规、诺言和终极拯救的小部分人。

他们相信，自己会看到“天国末日”。而在末日到来之前是一段苦难和战争的岁月。“弥赛亚”是他们信仰的天兵首领，到了“天国末日”，弥赛亚将从天而降，消灭一切恶人。他们认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参加光明和黑暗对抗的伟大战争，并和获胜的弥赛亚目睹和分享战斗的果实。然后他们所有的选民会成为光明之王命令下的教徒，而其余有罪的人类，包括犹太人和异族人，只会在黑暗天使的命令下，永远成为黑暗之子的成员。

他们在继承部分犹太教共同的教义的同时，建构了新颖和复杂的弥赛亚观念。他们誓约“用全部的心灵和灵魂寻找上帝，并且，当上帝通过摩西的手和他的仆人（先知）来命令时，须做友善和正确的事情。”为此，他们退回荒漠地带露营聚居，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和自足。确信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完全按照神的意愿，是上帝准许他们宣称自己是惟一真实的以色列人。

艾赛尼教徒实际上都是一些隐世的修士。而考古学家发现，在库姆兰遗址陈设有陶器和陶窑、厨房和餐具室、各式的盛水器具，不远处有农场以及会堂和作为餐厅用的大会议厅和议事厅。但是其成员不住在这些建筑物中，他们或居住在毗邻的山洞里，或居住在附近的陋居和帐篷里。

此外，按照历史文献记载，那时候曾有一些艾赛尼教徒，离开耶路撒冷一带的罪恶城市，躲在这片渺无人烟的地方遁世苦修，研究教义，并最终将之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社区。沃克斯认为，那些古卷正是他们研究、写作时留下的，公元前68年罗马人入侵时，他们将这批宝贵文献藏匿在山洞中使其免遭毁灭。

艾赛尼教派留下了少许古代文献，根据其中的描述，可以认为他们是当时的一个主要教派（其他重要教派还有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它曾在相当一部分犹太人中广为流传，但现今已被人们遗忘了。

三 科技解读

被发现的死海古卷绝大部分现在被保存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图书馆里。以色列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学术委员会对其进行管理和研究。但只有以罗兰·德·沃克斯为首的7人研究小组才能幸运地在研究工作中直接接触到这些珍贵文本，而由于发现的古卷数量庞大，并且许多碎片像是从火炉中清理出来的，一片模糊，因此，相关的研究工作进展非常缓慢。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大约一半的文献内容被公开披露。学界顺理成章地将这种拖延归咎于懒惰和阴谋，指责研究小组是一群名利之徒，为了稳固自己的研究巨擘地位，不惜奉行学术保护主义。

到了1991年，委员会的垄断才终于在学术界及宗教界的压力之下，逐步向外界开放古卷的研究。第二次的考证工作这才得以进行。

能够参与死海古卷的破译和研究工作，令许多考古学家兴奋不已。然而，面对十多万份已经风化的羊皮碎片，面对碎片上已然模糊不清的文字，众多学者还是挠起了头。

很多文稿无法解读。很多碎片像是从火炉中清理出来的，一片模糊。

为解读这些凌乱无序的部分，考古学家期望能借用前沿高科技技术解开古《圣经》的谜语。葛利高里·贝尔曼是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考古迷。随着死海古卷相关研究工作的开放，他对“库兰学”和“库兰宗团”的神秘传奇也产生了极大兴趣。有一天，当他看到一个图形程序时，忽然联想到读取那些碎片所面临的困难，就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大胆新颖的解决方法。

于是，利用红外照相机和卫星成像软件，科学家们开始扫描这些古卷。在红外线下，与古代墨水的反射程度相比，羊皮纸能反射出更多光线。也就是说，羊皮纸反射的光线在红外线下显得更加明亮，而墨水反射则相对越来越暗，两相对比，就能看到更加清晰的图像，然后再利用卫星成像技术将之呈现出来。由此，科学家们得以清晰地研读古卷碎片上的文字。

模糊的字迹变得清晰了，但是，如何让数以万计的碎片能更准确快捷地拼凑到一起呢？这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

一位考古学家曾说过：“如果没有科技的运用，单靠手里的铲锹和聪明的头脑，考古学家是无法还原真实历史的。考古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应用的学问。”这不，聪明的学者们在这里就想到了利用DNA技术来还原这些羊皮古卷。因为古卷大部分是书写在山羊皮上，因此科学家推断，古卷里相近的章节应该写在同一张山羊皮上，于是，科学家利用山羊的DNA为分类依据，将相同DNA的羊皮碎片归为一类，进而拼凑出完整的篇章。这种方法非常有效，使得死海古卷的整理研究工作大大加快了步伐。

现代科技的应用，使得浩如烟海而又凌乱不堪的死海古卷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它的破译、辨读目前仍在继续，但其大体的内容已被我们所掌握。这些古卷按照内容，可分为5大类：

(1)库兰宗团法规。这是古卷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有《会规守则》、《大马士革文献》（又称《撒督文献》）等，详细叙述了宗团的历史沿革、组织形式和成员戒律；此外还有《战争守则》（又称《战卷》），系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战争中应当遵循的规则；一些学者还把关于《以，赛亚书》的注释归入《弥赛亚守则》。

(2)《旧约圣经》抄本。这些抄本除了有希伯莱文抄本外，还有希腊文和亚兰文抄本。《旧约圣经》除《以斯帖记》外，都有全部或部分的抄本。其中《以赛亚书》和《撒姆耳记》几近完整无缺。手稿中出现最多的《旧约》抄本是《申命记》、《利未记》、《以赛亚书》。

(3)《次经>、《伪经》和经外书。古卷中属于《次经》的抄本有：《多比传》、《便西拉智训》和《所罗门智训》；属于《伪经》的有：《以诺书》、<巴录启示录》、《禧年书》；还有犹太民间传说，有关亚伯拉罕和摩西的神话传说等。

(4)《圣经》注释，是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宗教现状所做的“预言”式的评论，也是库兰宗团释经者的讲道。现在看到的只有《以赛亚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诗篇》注释残篇。

(5)与《旧约·诗篇》有类似之处的《感恩诗篇》。还有一卷叫《铜古卷》，记述圣殿宝藏；另有一卷叫《圣殿古卷》，记述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细则。

谜团在一点点被破解，争论随之而来。

首先，有些学者认为，那些被学者命名的《次经》、《伪经》和经外书，以及《感恩诗篇》等等，并非是像其命名一样，而是圣经丢失的篇章。

沃克斯神父的“艾赛尼教派宗教中心说”也受到了挑战！一些学者分析发现，死海古卷并没有脱离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旨，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对《圣经旧约》的接受。库兰宗团的人似乎对增补这本作者不明的书有特别的偏好，致使所有的注释在行文上极度冗长。德国学者哈特穆特·斯泰格曼则援引其他艾赛尼教派文献，说它们与死海古卷的文风及教义大相径庭，由此来证明古卷的撰写者们实为早期基督教徒。

一些学者认为库姆兰在历史上应当是一处军事要塞，或一处防护良好的别墅建筑，它与死海古卷的联系并不紧密。拥有古卷的犹太教士们可能是在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占领之后，才匆忙带着古卷来到库姆兰，并在罗马人进一步攻占前将古卷藏于岩洞中的。

继这种解释之后，一些学者又根据新近在遗址出土的谷类与纺织品残片推断，库姆兰遗址曾经是一个农业与手工业中心。并且将早先被沃克斯神父认为是施洗水盆的遗迹，推断为可能是居民设立的染坊。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在自古淡水匮乏的死海沿岸，需要大量淡水供应的漂染业是不可能存在发展的。不过，作为一个农业中心的库姆兰，未必就与其宗教中心的性质水火不容。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库姆兰具有这样的双重身份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库兰宗团到底属不属于艾赛尼派则仍旧争论不休。

四 借着古卷的发现

无论死海古卷出自何人之手，它的意义都是重大的。它让我们了解到西方文明的混乱起源，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研究阶段，更多的是去讨论那个年代的历史和今天这个时代。死海古卷的发现不仅有着完整的《旧约》所有的篇章，还记载着古犹太人当时的一些通俗文学等等，它们为研究犹太教与基督教当时的发展以及形成的背景提供了重要考据。

在比较死海古卷与《新约圣经》或是早期教会文件时，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渊源。原来，今天的基督教与犹太教曾是一家。

救世主在古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库兰宗团的人相信弥赛亚，一如基督徒相信耶稣。库兰宗团相信弥赛亚是末世的救主。而在弥赛亚到来前是一段苦难和战争的岁月，魔鬼撒旦千方百计把上帝的选择引入歧途。“导师”和其门徒遭遇了对立和敌意。这个敌人是“欺骗者”、“说谎者”，更明确地称作“邪恶的祭司”，他背叛了上帝，并通过掠夺，而变得富有，同时“建立充满鲜血和虚荣心的城市，用欺骗统治会众”，把他们引入歧路。他们的制度最终会因为“王权”，因为“整个会众的王”，即“弥赛亚王”而终结。也就是说，这一派犹太教中的末日和救世主的观念，与基督教文明中的相关部分如出一辙，它为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凭证。

审判 库兰宗团的成员则把自己看做是那个时代信仰的“余民”，他们忠实地信守与上帝所立的圣约，他们坚持信仰，并相信总有一天救世主以赛亚的到来。在弥赛亚胜利之日将会进行审判，在审判时刻，邪恶的祭司必须饮下“上帝愤怒之杯”，并受到“火烤之石”的惩罚。在《战争守则》中，宗团成员相信在此后的新时代所有的选民会成为光明之王命令下的教徒，而其余有罪的人

◆同源的宗教，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信仰◆类，包括犹太人和异族人，只会在黑暗天使的命令下，永远成为黑暗之子的成员。而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同样出现过与这类似的说法。

新约新约与库宗团认为自己是上帝和以色列之间“永恒约法”的真正继承者，成员进入宗团的第一项义务是重新接受这个约法。这与“圣经·新约》中“新约”这个词的用法和含义是一样的。

献祭礼对于献祭礼，犹太人法律认为，其最根本的形式只在耶路撒冷庙宇有效。但库兰宗团认为，他们的宗庙本身已被玷污了。他们必须通过祷告，通过“献祭”，通过“道路的完成”，通过受难，实现他们赎罪的目的。在这里他们把“献祭”的牺牲转化为内在精神要求，赋予修炼和受难以“牺牲”的价值。他们被教导，即便没有献祭这个仪式，神圣的生活也可以被赋予神圣和赎罪的价值，对于他们，制欲（贫穷、纯洁和自我节制）是“道路的完成”的必要环节，能真正抵御罪恶，他们最终发现通过奉献自身，“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与圣保罗要求罗马基督教作精神上的献祭有一致之处。

圣餐很巧合的是，在古卷中也有关于圣餐的描述。不过宗团的人称之为弥赛亚盛宴。在《弥赛亚规则》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他们集合在共同的餐桌旁，吃饭、饮葡萄酒，桌上放着食物，灌满了酒。没人可以在祭司前吃面包和饮酒；因为祭司应当祝福上帝赐予的面包和酒的第一颗果实，他能首先去拿面包，然后，以色列的救世主弥赛亚可以把手伸向面包。宗团所有的会众开始祝福，每人按其等级而来。他们必须在每餐前按照这个规则进行，人数不得少于10人。”从中也可得出，圣餐作为一个宗教仪式，表达了参与者分享弥赛亚胜利时加入共同的盛大晚餐的希望。这个宴会在《以赛亚书》中预言过，也在《圣经·新约》中有所暗示，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告诉门徒：“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葡萄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国度里同你们喝酒的那日子。”

洗礼无论是宗团还是基督教或犹太教中都有有关洗礼的内容，只是形式不一。在库兰宗团，常常是较高级人员才实行受洗礼，《战争守则》预言光明之子在战斗胜利之后，参加最后的感恩仪式前，会洗净自己。《会规》则提到洗礼和进入“新约”有关，这似乎与基督教的浸礼宗有相似之处，通过神圣的精神，进行象征性的洗礼。《会规》中写道：“他会通过神圣的精神洗净他所有的罪……当他被洒上纯净的水，通过纯净的水使之神圣通过服从上帝的告诫，他会被洗净。”同样，犹太人也有与之相近的洗礼仪式，但可以看出宗团和基督教的洗礼是经过宗教改进的仪式，后者更注重精神的层面。

从死海古卷中我们可以发现，库兰宗团强调洗礼、圣餐、凡物公用、守贫、祷告、信约、赎罪等教义的信仰生活，与基督教或多或少都有相似之处。而宗团成员盼望弥赛亚再临与基督教中那位曾经来过、受苦、死，现在永远活着而且还要再来的基督，从根源上无疑有着紧密的手足关系。

学者们一致认为，基督教无疑是吸收了犹太教以及犹太教各支派（包括艾赛尼等三大教派）的部分精华而来的。死海古卷进一步证明犹太教与基督教这两大宗教其实源于同一门下，如今，犹太人和基督徒更应该推进相互间的建设性的对话，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第十章地中海沉船

放射性碳测年法显示这艘船有3300年的历史，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沉船。

这是一宗非常复杂的国际贸易。有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这是第一宗全球贸易。

考古学家也许永远不能确认他们的身份，不过遗留物显示了青铜时代是个充满冒险的时代。

一 3300年前的传奇

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600年的青铜时代是一个见证文明诞生的时代。

在土耳其南部沿海发现了公元前14世纪的古老沉船，这为我们提供了青铜时代东地中海地区航海、贸易的信息。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沉船，考古学家形容说：“这是一幅尘封的肖像或锦囊，是铜器时代巅峰期的产物，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3300年前的世界。”

“乌鲁布伦沉船”因在土耳其南部地中海港口城市卡什附近的乌鲁布伦海岸被发现而得名。水下考古学家在地中海曾发现过几百艘海难沉船，但像乌鲁布伦沉船这么古老的还是第一次。

在讲述发现乌鲁布伦沉船的传奇之前，先来让我们了解一下水下考古的渊源。

水下考古与水下寻宝在一些人看来是一回事，但真正的考古学家却自有看法。他们关注的是水下宝藏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价值，而对单纯以金钱为目的打捞行为痛心疾首。1853年冬天，持续多时的干旱使苏黎世湖濒于枯竭，部分浅水区的湖底裸露出来，冒出了一排排令人吃惊的树桩。很快人们认出这湖底原来是青铜时代的古人的居留之地。于是，在许多考古学者反应过来之前，大批文物贩子蜂拥而来，将各种珍贵文物，如古刀、青铜器、珠宝等席卷一空。当瑞士考古学家阿方斯·莫尔洛赶到时，看到的只是一片泥泞。

心犹不甘的莫尔洛只得把目光投向尚未干涸，还无人探及的深水区域。聪明的他和助手内德·凯利自制了一个桶形的潜水罩开始在深水湖底进行考察搜索。他们的潜水罩前面以一块玻璃屏作为视窗，以一条与水面船舶相连的通气管来输送氧气。此外，他们备有沉重的鞋子以利于沉入水底。当然，下水时还需提铲子和负着背囊——虽然莫尔洛在随后的水下考古中不尽如人意，但他却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水下考古学家。

一个半世纪之后的1942年，雅克·库斯托和埃米利·加尼昂发明了水中呼吸器——“水肺”。水肺的发明第一次让人类真正做到了在水底游动自如。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乔治·巴斯成为了第一位受过潜水培训的考古学家，并与同伴制造了第一艘专门用来进行水下考古的双人座潜水艇。

1983年，已成为水下考古权威的巴斯博士，接到了土耳其有关当局的一个邀请，请他参加一个由多国水下考古专家组成的“联合打捞组”，着手打捞一般位于土耳其南部沿海的古代沉船。据称，这一沉船是在1 982年被一名当地潜水者在捞取海绵（水母一类的海产）时偶然发现的。发现地点在离土耳其南部海岸乌鲁布伦海域，水深50米～60米。当时那位发现者报告说，他在海下看到船体本身几乎荡然无存，完全被腐蚀掉了。残骸四周散落着锈迹斑斑的金属杆和古代水手生前的遗物，露出一堆堆的铜锭和长方形状的不明金属锭。土耳其方面对沉船进行了初步的简单打捞，并采用了大功率的吸泵来清理泥浆，同时取得了一些样品。经放射性碳测年法显示这艘船沉没于公元前1316年（误差不超过3年），估计是一艘青铜时代的商船。

“公元前1316年？就是说这艘船有3300多年的历史！”巴斯博士听到消息有些不相信地叫了起来。那无疑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沉船。不用多加考虑，巴斯博士就答应了土耳其方面的邀请，出任“联合打捞组”的领队。

考古学家开始了古代之旅，然而此次水下考古工作比想像的要艰辛得多。由于沉船静卧在近60米深的水下，海底鲜有阳光照射，水温极低，而且海底的压强是海平面的5倍。深海潜水导致的氮麻醉和减压病会威胁生命，联合打捞组的潜水工作者每次下水的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除此之外，该遗址所处的海床情况相当险恶，海底暗流变幻莫测，且沙石极多。

原则上，水下考古工作的大部分程序都不允许机械化操作，潜水工作者必须十分细致地把发现物从泥石中挖掘、分拣出来，再一点点地送到水面，而在这一过程中随时可能遇到各种各样莫测的危险。这是一项只有具备强壮的体魄，经过专业的技术训练，并且十分勇敢的人才能胜任的工作。打捞组的潜水工作者需要每天潜水到海底两次，但只能在夏季的三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进行工作，因为其余时间的水温是人的体质所不能承受的。所以在夏季可以工作的条件下，潜水工作人员都很努力，每周至少要工作6天。在其后整整1 1年里，联合打捞组就以这种方式坚定不移地进行不断的挖掘，经过25000次潜水之后，考古学家完成了挖掘工作。一项伟大的考古发现终于全部浮出水面。

可以确定这是一艘商船。船身已基本解体，估计船身原长16～20米，用杉木做成，板材和龙骨均由榫眼相互连接和固定。残骸上主要的货物是铜锭，共计搜集到了10吨铜锭，另有1吨纯锡、150块黄金、1棵非洲黑檀木和1棵雪松木，150多个双耳细颈椭圆土罐，里面装有1吨重的树脂。船上还装有大量的象牙、贝壳、玳瑁、鸵鸟皮、陶器和金属乐器，这艘船上还有为数不少的蓝色玻璃锭，这应该是欧洲发现的首批的玻璃锭。

这艘船上还有大量私人用品。比较贵重的是一枚刻有古埃及女王（图坦卡蒙之母）名字的圣甲虫宝石、一枚刻有“图特摩斯一世”的印章以及一个由象牙把两片黄杨木树叶连在一起制成的便笺簿。此外，还有一些金制酒杯、带镶饰的刀、金银手镯和项链等，种类很多，但数量不多。

食物也很多，却不单指数量，种类也很丰富，有蜂蜜、橄榄、无花果、石榴、杏仁，还有可用来制香料的孜然草、藏红花等，其中有些是供船上的人食用的，但大部分应该是用来交易的。

总计下来，沉船上的物品多达上千余种！巴斯博士为此感叹道：“这艘沉船活像一座博物馆！”其他考古学家则说，这艘沉船和船上的文物是青铜时代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青铜时代晚期的人类文化和生活，以及该时期的航海活动、贸易活动，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二 最古老的国际贸易

青铜是红铜（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熔点在700℃～900℃之间，比红铜的熔点(1083℃)低。含锡10%的青铜，硬度为红铜的4.7倍，性能良好。青铜出现后，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青铜时代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早于铁器时代之前，在世界的编年范围大约是从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600年，但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的年代有早有晚。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使用青铜器，欧洲、印度、中国和埃及等则先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美洲直到将近公元11世纪，才出现冶铜中心。而在非洲一些部落地区则没一有经过青铜时代便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只不过在时间上已接近近代。

由于青铜工具和武器的发展，世界上形成几个重要的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成了人类古代文明形成的中心。如爱琴海地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都开始了奴隶制下的繁荣。青铜时代与奴隶制社会形态相适应。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也基本上始于青铜时代。

地中海地区可以说是欧洲文明的摇篮。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岛在米诺斯文明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控制了爱琴海大部分地区。公元前1600年后，迈锡尼文明兴起，取代了米诺斯文明，在这时的贵族宫室和陵墓中发现了大量装饰豪华的青铜武器和金、银、铜器皿。处于地中海另一边的埃及，则在中王国时代开始制造青铜器，并出现了繁荣的城市。到新王国时期，青铜的使用更加普遍，进一步成就了其影响广泛的辉煌文明。

因此说，当我们看到一艘出自青铜时代鼎盛期的货船中有着大量的铜和锡时，是不应该感到惊奇的，因为这两样货物是制作青铜工具和武器最重要的原材料，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东地中海各国对其有着大量的需求，因而其成为贸易的主体也理所当然。然而，学者们却恰恰就这个事实展开了争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乌鲁布伦沉船上的货物，为我们展示了一幅3300年前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画卷。这种贸易的规模可能比许多人想像的要波澜壮阔得多。

其实学者们主要争论的是这些货物的来源问题。科学分析表明，沉船上的铜锭来自塞浦路斯岛。该岛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铜出口地，有文献显示，希腊人就直接称该岛为“铜岛”。乌鲁布伦沉船发现于土耳其南部沿海，离塞浦路斯岛倒并不远，似乎没有什么疑问。引起疑问的是货物中的锡锭。早先的分析研究表明，这部分锡锭来自中亚，可能是阿富汗附近的地区。如果锡真的是来自2000英里远的中亚，那么古代贸易通路的距离就比考古学家认定的要长很多了。

这对许多学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不能想像，人类在3300年前就能把贸易网络扩展到那么遥远的地区。

相比之下，来自非洲索马里的黑檀木，中东的陶器，埃及的玻璃，北欧洲的树脂等等货物似乎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些。然而，仔细想想，这种覆盖面如此广泛的贸易网络令人吃惊。

有关资料证明，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居住在今天黎巴嫩的古代腓尼基人就已经驶出大海开展贸易活动，并且到达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曾向西航行长达1000英里以上，发现了迦太基（其遗址在今突尼斯城外），并且一手将迦太基建成为地中海西部地区的贸易中枢。那时的腓尼基人精于航海，拥有庞大的船队，并在西地中海上的萨蒂尼亚、依比查甚至西班牙等地建立航海驿站，开创了一条完整的海上贸易航线，沿途开展贸易。

古代腓尼基人的壮举已经够让人惊奇的了，与之相比，乌鲁布伦沉船比古代腓尼基人的壮举更早500多年，却拥有一个几乎与之不相上下的贸易网络。这难道不令人更加惊奇吗？

研究乌鲁布伦沉船的学者还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当时的社会已有高度的组织性，国际贸易（甚至洲际贸易）明显受着“统治集团”的控制。由于铜和锡等能够制造青铜工具和武器的原材料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东地中海各国对其需求巨大，之间的贸易数额也十分庞大。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民间贸易也随之蓬勃发展，各种生活用品、工艺制品大量进入贸易领域。很显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统治者对这些对外贸易大多是鼓励与支持的。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和维持彼此之间的联盟，各国统治者之间也常常将黄金、白银、象牙和精美的工艺制品当作礼物互相赠送，而紧随礼物使节的，很可能是大批商队。

学者们做出这样的分析与论断的依据，一方面是一些当时的贸易与外交文献，这些文献或刻在古埃及的墓墙上，或刻在泥板上被郑重地收藏在希腊人的“藏书馆”；另一方面便是来自交易货物本身，乌鲁布伦沉船上的货物给这一论断提供了更丰富更有力的证据。有一点可以肯定，船上的货物有相当一部分是准备提供给王室的：刻有埃及女王（图坦卡蒙之母）名字的圣甲虫宝石和王室印章，大量的象牙、玳瑁以及蓝色玻璃锭等。迈锡尼人对来自埃及的蓝色玻璃非常喜欢，将之称为珍宝，并用它制作首饰供王室和贵族们佩戴。

乌鲁布伦沉船是当时非常复杂的国际贸易的缩影。种种迹象似乎在告诉我们，在3300多年前，国际贸易已非常重要，就跟我们现在一样。而当时的贸易网络，在形式或规模上与我们今天也并无多大差别。

考古学家至今无法确定乌鲁布伦沉船来自何处，属于何人所有。除了货物之外，船上发现的可观的个人遗物也给这宗国际贸易平添了许多复杂线索和传奇色彩。

剃刀、匕首、长剑和油灯等等，将水手们的故事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发现物中包括希腊人、塞浦路斯人、埃及人和亚述人的物品。据推断，船上有位迦南商人可能是位首领，他佩有一把漂亮的刀剑。还有两位希腊人的身份看来也很特殊。他们也许是押送这艘航船返回故乡的使者或官员。此外，船上还发现了一个用象牙做零件的木质书写板，这似乎说明当时其中一个商人可能在用它来对各种交易做记录。但考古学家也许永远不能确认他们的身份。

巴斯博士估计这艘船的基地港口在叙利亚北部，它的航线以地中海东部沿岸为主，季节性地绕着地中海做逆时针方向航行，途经黎凡特、塞浦路斯、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克里特，最终到达北非，沿途进行贸易。不过，这一切只是巴斯博士的一家之言。许多学者认为它的航线比巴斯博士所估计的更长。

三 是英雄，还是胆小鬼

几千年来，航船在地中海海域往返航行，带着人们到达一个又一个遥远富庶的家园。但突如其来的风暴常常会把船只撕成碎片或抛向大海的深处。在古代水手眼里，地中海可能是一位残忍的女主人，使很多商人和水手命丧黄泉，但他们仍义无反顾。

乌鲁布伦沉船显示了青铜时代是个充满冒险的时代。尽管考古学家无法确定这艘船何去何从，但遗物表明船上这群人情愿为了贸易献出生命。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描述希腊英雄远渡重洋的故事，看来那也并非虚妄之说。

古希腊诗人荷马约出生于公元前9世纪，他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誉为人类文学初期的经典之作。两部作品描述的是公元前1600年间，发生在地中海东部的特洛伊战争以及其后的故事。在史诗《奥德赛》中，希腊英雄奥德赛在参加特洛伊战争之后，回程途中，经历了许多冒险的事情，历经10年始还乡。史诗中，水手们远远地穿过地中海，顶着猛烈的暴风雨，并一连数日在看不到陆地的情况下勇敢航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荷马史诗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被当成纯粹的神话，人们认为3000年前的希腊以及其附近地中海地区只有一些不识字的农民，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么发达的文化和社会。然而，特洛伊和迈锡尼等希腊古城遗址的相继发现，已证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是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的。那么史诗《奥德赛》中水手们穿行地中海的故事，是否也取材于真实呢？

许多学者相信，青铜时代的人也能经常航行在陆地视线以外。因为除了《奥德赛》中的英雄们外，许多关于腓尼基人远航的史料，也曾明确地记录了腓尼基人在一连数日看不到陆地的情况下勇敢横渡地中海的壮举。但考古学家一直找不到实物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乌鲁布伦沉船沉没的年代与史诗中所记述的年代比较接近，本来是最好的例证，然而遗憾的是，乌鲁布伦沉船虽然向我们展示了3300年前覆盖广阔的国际贸易网络和超乎前人想像的漫长航线，却仍然无法让我们了解这艘船是否曾经有过远离陆地视线的记录，因为它沉没于近海。

乌鲁布伦沉船不仅无助于证明腓尼基人宣称的壮举，反而加深了一些不相信腓尼基人文献的现代学者的怀疑。

20世纪中叶以来，水下考古学家和那些海底探宝者相继在地中海的浅水区域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沉船。古代的水手穿越地中海的远航的说法，开始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相信。学者们也开始质疑史料的记载。“古代希腊和拉丁文学中的许多东西并不可靠。我同意古代人一直害怕远航的观点，”美国考古学家、古代陶罐研究权威、马萨诸塞大学教授伊丽莎白·莱丁·威尔博士是怀疑论者之一，她说，“因为那些古代水手担心，一旦进入茫茫无际的海洋，就会永远消失在那里。”她怀疑的根据是：“古代的水手并没有罗盘，又怎样进行远航呢？”

“所以，古代航船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迷失方向，并随时得到岸上的帮助。”很多古代沉船都在海岸线附近被发现，这一点支持了伊丽莎白博士的观点。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纽约州大学的莱昂内尔·卡森教授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91年出版的《古代水手》-书中写道：“一般来说古代的船长都愿意离海岸近一些，从一个靠岸点驶往另外一个。当他们需要夜间航行时，就靠着星星来指引方向，但是这样的航行也非常受限制。”

这些观点影响人们的认识。逐渐地，那些勇敢的古代水手，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了死抱着海岸线不放，视线不敢稍离陆地的胆小鬼。荷马史诗被重新归于神话，腓尼基人的史料也被认为不过是一些着意渲染的颂词，“那里面的水手们远比他们所吹嘘的要胆小得多”。

四 对古老叙说的一种印证

古代水手横渡地中海的壮举被投上了怀疑的阴影。不过，仍然有人执着地相信，《奥德赛》中的英雄曾经在一连数日看不到陆地的情况下勇敢航行，就像1 00多年前特洛伊的发现者谢里曼一样，相信荷马史诗背后蕴藏着真实。

罗伯特·德·巴拉德是水下考古学界的佼佼者，泰坦尼克号的发现使他享誉世界，也给他带来巨大财富。当初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麦坎博士共同创办了一个深海打捞公司“RM泰坦尼克公司”，并成功地找到了泰坦尼克号。如今，泰坦尼克号船上物品的独家展览权以每年8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福克斯娱乐公司。现一在他是打捞深海沉船方面的专家，善于利用最先进的设备探测和发掘。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荷马史诗拥护者。泰坦尼克号之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孕育了荷马史诗的地中海。一些学者研究后认为，在腓尼基人频繁往返于地中海东岸和西岸之间的时期，一定有一条直达的航线。而这条直达航线则可能介于迦太基和罗马之间。罗伯特-德·巴拉德于是利用潜水艇和机器人，开始对在据认为是古代的通商航线的这片公海进行探测。探测结果发现，这一带的海底的确发现了许多船只沉没的迹象。与此同时，其他的探测队伍也发现了类似迹象。

也许，人们的确低估了古人在航海和天文方面积累的知识，以及拓展海洋贸易的勇气。

考古学家认为，1999年在地中海中部偶然发现的一艘古希腊沉船，为古代的远航的理论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新的和最有力的证据。

这艘沉船的发现颇具戏剧性。30多年前，以色列刚刚从英国购买的一艘名叫“达喀尔”的潜艇突然失踪了，1999年2月开始

◆水下考古发掘◆招标寻找，结果美国深海打捞公司诺提科斯公司受到以色列政府的雇用。托马斯·肯·德特怀勒是当时搜寻行动的指挥，这时突然从一艘探险船上发来了坏消息：派到海下去的一个机器人，在仔细检查了那个引起他们注意的目标后，发现它并不是失踪的潜艇。“他们当时都非常失望，”德特怀勒回忆道，“我问道，‘那它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开始向我描述底下那个东西……”

那东西明显是一只古代沉船。发现地点距离塞浦路斯将近320公里远，沉船大约长25米～30米，深陷在3000米深的漆黑一团的海底。当时机器人带有摄像设备，对海底的发现进行了录像。从录像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只高度为2到3英尺的陶罐静静地躺在水底。“渐渐地酒罐的大小和数目让我变得兴奋起来。他们估计底下至少有上百个或上千个这样的东西。”在沉船地点，还发现了另外一些残骸，包括至少4只大船锚，它们的木制锚杆已经不见了，但是铅制的锚环还清晰可见。

由于任务在身，探险船随即不得不离开去搜寻潜艇的踪迹。

潜艇被找到，任务结束后，诺提科斯公司带着那次偶然的发现录像带，来到得克萨斯海洋考古学院，请求该院的专家帮助分析此次的发现。录像带上的东西令专门研究古代酒罐的雷特·法诺夫博士兴奋不已。

法诺夫辨认出那些陶罐是古代希腊人的储酒罐，数量估计有2000到3000只，沉船应该是一艘专门贩酒的货船。“在古代世界，这艘船应当算作超级大船了。”

“多数的大酒罐都有两只把手，搬运起来很容易。一般来讲，古代的酒罐高度为2到3英尺，容积在7加仑。它们的形状和标记都很醒目而易于辨认。”法诺夫先生分析说，通过与其他保存下来的古代双耳酒罐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它们来自古代的贸易中心罗得斯岛和附近的科斯岛。它们的具体时间大致在希腊时期的公元前3世纪末或公元前2世纪初。那个时期，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克蒌巴特拉在位以前。当时的希腊人控制着地中海直到罗马人的兴起。

“而考古学家们都知道，这个时期的沉船非常少，而保存得如此完好的更是绝无仅有的。”法诺夫先生说，“当时科斯岛的酒颇受欢迎，但并不算昂贵高档，因此被大量地购买和发货。罗得斯岛的酒品质要更高些，从这个时期到罗马帝国崛起，罗得斯岛一直控制着地中海东部大半的海上贸易活动。”

根据所载的货物和沉没的地点来看，法诺夫先生认为“这艘失踪的希腊船像是从罗得斯岛驶往埃及的亚历山德拉的。沉没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一场暴风雨，一次事故或者船本身的损坏。”

考古学家推测，附近可能还有更多沉船。

这次发现随后被公之于众，美国考古学会的会刊《考古学》披露了有关详情。

“大海深处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证据，表明古代人是如何四处航行的，”庥省理工学院的海洋考古学家安娜·玛格丽特·麦坎评论道，“这很令人兴奋，我可以肯定海下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我们所谈论的沉船时间可能是在埃及艳后克蒌巴特拉和亚历山大大帝之间的某个时间沉没的，”诺提科斯公司的总裁大卫·朱尔丹也兴奋地说，“假如这些沉船都属于同一时期的话，它们应该属于一支出了错的远距离商船队，或者一支被击沉的迷失方向的船队。但是，假如沉船分属许多不同的年代或世纪的话，它们就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这里是古代穿过地中海的一条长期持续的贸易航道。”

诺提科斯公司目前正在与海洋考古学院合作对沉船地点进行更深入的探测和打捞，结果尚不得而知。与此同时，更多的探险船队也已在悄悄地驶向地中海的深处，其中包括泰坦尼克号的发现者罗伯特·德·巴拉德和他的团队。他们正在古老的航道上努力地与时间赛跑。

荷马的英雄是否能够纵横大海，古代的腓尼基人是否和他们宣称的一样勇敢，让我们拭目以待。五水下考古和海底寻宝

考古学家们大多强调，打捞沉船的价值更体现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但是，巨大的经济收益，往往才是众多的海底打捞者蜂拥而至的主要动机。

历史上，曾有无数的珍宝随着沉船流落海底。据统计，公元16世纪，每100艘从美洲殖民地驶往西班牙去的金银船只中，就有45艘被海盗和风暴击沉到了海底，甚至到19世纪，被海盗和风暴击沉的货船仍达30%至40%。海底沉宝最多的地方据说是在拉丁美洲北部的加勒比海。而据法国海军发表过的一个正式数字表明，每年沉没在法国沿海的船只就达350艘至500艘之多，每一艘沉船都多少带有一笔财宝。而当年那些专运金银珠宝的大帆船和各种各样的大货轮，则不知载有多少难以估价的稀世珍宝。

除了沉船上的宝藏，沉船本身的历史文物价值也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沉没地非地中海莫属。据推测，在地中海的海底，从青铜时代到近代的遇险船，至少有10万艘左右，其中最具文物价值、数量也最为可观的是古希腊时期的沉船。这些长眠于地中海的海底文物，从东面的爱琴海到西面的意大利半岛海面，南面直到非洲北部沿岸均有分布。而沉没在深海的船只大都避开了波涛冲击而未受太多损伤，更具研究性。

第一个在地中海被发现的古代雕像是现存于罗浮宫美术馆的一尊公元前5世纪制作的“阿波罗”青铜像。它是19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西部海岸由拖网渔船打捞上来的。

一大笔让世人目瞪口呆的财富，使海底寻宝成为许多人热衷的事业。这是一个集冒险、挑战、智慧和运气于一体的事业。

在过去，人们单纯靠潜水员寻找海底沉宝。现在的人们则大多采用精密的尖端科技设备来寻宝。比如探测是否有金属物品的质子磁力仪、挖掘泥浆的水喷管，以及扬吸式挖泥船、海底微型摩托车和微型定位潜水艇。更为先进的是，新型的侧面扫描声呐每天可以扫描100平方英里的海域，能够发现海平面下3英里的小物件，其探测结果还可以直接输入船载计算机系统，通过参照全球定位系统将沉船准确定位，从而取代了定位不准的传统定位法，即浮标定位法。在浅水作业时，打捞者的利器是地磁仪，它是二战期间研制出来用于侦察潜艇用的，目前改进后灵敏度提高，能够发现掩埋在沙层下的较小的物体。

先进的设备大多价格昂贵。每台价格从数万到10万美元不等，但打捞公司还不得不争相订购。

当然，想要从茫茫大海里打捞出财

富，只有先进的仪器是不够的，寻宝人还要对历史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比如成立了“国际打捞公司”并成功打捞“安妮女王复仇号”的马斯特斯就声称自己“只是个二流的潜水员，却是个出色的学者”。而他找到大名鼎鼎的海盗“黑胡子”这艘沉船，就是靠当年的一份庭审记录。“黑胡子”手下在受审时提到，该船沉没前曾在某处水道停靠过。马斯特斯考察了该水道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变迁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推断出了该船的大体沉没位置。

打捞海底宝藏实际上是一件投入相当大，也极具风险的事业，虽然也有不少幸运者在一夜之间得到了一大笔让世人目瞪口呆的财富。但大部分的打捞都是无功而返。打捞的风险之大，连许多政府都承担不起。他们大多会联合私人打捞公司，分担风险。

按照传统，“沉宝发现者”可得到发现物品若干份额。在法国是30%，在美国是25%，有些国家则是50%。然而在有的国家，比如希腊和土耳其，是绝对禁止人们私自打捞海底沉宝的。

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是由那些打捞公司来完成的。但不管打捞结果是如何诱人，大多数考古学家还是对单纯以金钱为目的的打捞行为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种打捞行为对地球文化遗产的破坏不言而喻。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对一百年以上的沉船进行商业打捞，但遭到商业打捞公司的强烈反对，其理由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