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迷离红丸案

红丸案，明末三大案之一。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 ！

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朱常洛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们方才放心。而朱常洛一见仙药红润晶莹，就觉得不同凡响，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

新君刚即位半月就不能理朝政了，这可急坏了内阁的几位阁臣，因为每天由六部及各省督、抚呈上的奏折不下数百件，其中有不少急待办理，皇帝病倒，只好压着不办。

内阁首辅方从哲开始时还沉得住气，但几天后也坐不住了。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入阁的，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和群臣见面，但方从哲替万历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由于方从哲设法交结了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

今天方从哲刚一来到朝房，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原来是新皇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太医院医官，而请内侍崔文升给他看?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方从哲心中紧张地等着太医的诊断结果。

天近中午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领班的御医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一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方从哲有些疑惑：“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老太医摇了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损过重，所以太医们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本是慢工，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我们数月调治之功毁于一旦。”方从哲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方从哲赶紧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调养。”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迭声的传呼：“皇上急召首辅入宫。”

方从哲又火速进了乾清宫。引路太监轻轻撩起了低垂的竹帘，只听新皇帝朱常洛用微弱的声音传旨：“请方先生进来!”方从哲整了整衣冠，面色庄重地走进暖阁，双膝跪倒，恭敬地说：“臣方从哲见驾吾皇万岁!”“起来，赐坐!”

朱常洛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操劳了。”方从哲赶紧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朱常洛说：“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说到这里他喘息了好一阵才接下去，“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分。”这几句话无疑是交待后事了，方从哲忙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朱常洛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朱常洛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方从哲慌忙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会有天崩地坼的事?”朱常洛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

听到广召名医几个字，朱常洛猛然想起一个人来，就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药，如今为何还不送来?”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朱常洛面露嗔色：“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朱常洛挥了一下手说：“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

第2章迷离红丸案2

方从哲知道，从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看来新皇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与六部九卿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朱常洛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方从哲磕了一个头匆匆退了出去。

接连三天，后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方从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体仁阁，说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火广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见机行事。

鸿胪寺丞李可灼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面容清癯，举止飘逸，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他年轻时在峨嵋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非人间所能得到，能治百? ?

朱常洛显得比前几天更消瘦了，体质虚弱，只好平躺在龙床上。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见方从哲进来，劈头就问：“仙丹可曾带来？”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朱常洛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们方才放心。而朱常洛一见仙药红润晶莹，就觉得不同凡响，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

过了会，皇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朱常洛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朱常洛说：“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朱常洛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看到那生意盎然的桂树，想想今天就是八月三十日了，李可灼的第二粒仙丹将要送来，心里更是高兴。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职了。

第二天又有几名给事中上疏，弹劾方从哲以首辅之尊，不能制止内侍乱用虎狼药，又滥引荒诞之人进宫献荒诞之药，弄得方从哲有口难辩，所以他准备再次斥退李可灼。

今天一早，皇帝就派人催仙药，方从哲是一压再压，企图拖延，但午时以后，皇帝催促更紧，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进得宫来，见皇帝居然稳坐在龙案前，气色确比前天好多了，方从哲总算略微踏实了一点。今天这粒红丸比前次的略大一点，色泽也更加光艳。朱常洛接过后仔细端详了好一阵，脸上露出了一种难言的喜悦。宫女捧上淡人参汤，朱常洛很快地就着参汤把药服下了。

李可灼看皇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朱常洛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说罢，起身在地上踱了几步方步，又笑着对方从哲说：“方先生，你看朕明天是否可以临朝了?”方从哲委婉地劝道：“万岁且再将养几日，待龙体大康后再临朝不迟。”朱常洛点头应允。

新君一命归天，首辅成众矢之的

九月初一，是新君登基一个月的喜庆日子。内廷诸司见皇帝病势恢复得很快，决定连夜撤掉祭奠大行皇帝的孝幔，挂灯悬彩，祝贺新君亲政。忙碌到后半夜，突然乾清宫四名年轻力壮的太监飞跑着传旨，立刻停止张灯结彩，紧接着司礼监掌印太监传谕速召太医院院使率诸太医进宫，不一会宣召内阁辅臣、六部九卿掌院官吏进宫……显然皇帝已经病危了。等到方从哲率领各部尚书来到乾清宫前时，太医们已垂头丧气从殿内走出来，乾清官里六宫女眷们哭作一团———皇帝在九月初一丑时二刻宾天了。

本来已经康复了的皇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这可非同小可。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皇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皇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朱常洛。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这使方从哲感到吃惊，因为他明白自己与郑贵妃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人说红丸是由自己引进的，再把它和崔文升联系在一起，很自然地会形成一个有计划的弑君阴谋。朝议一起来就很难平息，自己将成为众矢之的。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方从哲以为这对堵住各言官的嘴可能会起极大作用。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走了一步最愚蠢的棋。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进红丸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许多言官直言不讳地把方从哲也列入弑君者的行列，请求惩办崔文升、李可灼，并严查幕后主使。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捧着这两道奏本，方从哲双手不断地颤抖……

秋风起了，宫院中落叶满径。方从哲此刻连心里都是凉的，他感到再也无力抵挡这些严厉的切责了，想不到居官一世处处仔细，苦心经营，竟落了个“弑君”的罪名。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在萧瑟的秋风中凄然离开了京城。但是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

谢罪疏平息众怒，“红丸”成千古谜案

就在方从哲离京后不久，又一批严查红丸案内幕的奏折送到天启帝的案头。这位16岁的少年新皇帝一生充满坎坷，还在幼年时节，自己的生母就因被人殴打而病死，而父亲一直得不到万历皇祖的信任，几次差点被废掉皇太子的称号。好容易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却又大病缠身，如今又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这使他心中蕴蓄着一股报仇的情感。方从哲恰好成了他发泄仇恨的对象。所以当方从哲乞归的奏本上来后，他一点也不留恋地准了本。

这天上午，天启皇帝正在群臣的奏折中寻找指控方从哲的本子，忽然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字体，仔细看来，却是方从哲从致仕的老家发来的。奏疏写得很恳切，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老耄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看罢奏折天启又有点同情这位老臣了，就把原疏发内阁度议。

在处理红丸案的过程中，方从哲是走一步错一步，只有这最后一道奏疏算是走对了。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一是以恳切的言辞、严厉的自责来平息公愤；二是希望唤起一些朝臣的同情，能站出来替他说上几句话。结果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已有人为他鸣不平，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汪庆百等纷纷上书，要求立即刹住追查大行皇帝暴卒之谜的舆论。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如果纠缠下去，朝廷不宁，且陷先帝于非善终之地，皇家名声也不好听。

但天启帝认为这种辩解并没有搞清红丸案的真相，一时难以决断。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火广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他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火广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火广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皇帝圣旨颁下，“将李可灼削官流戍边疆，崔文升逐出北京，发往南京安置。”

一场轩然大波到此总算结束。但是朱常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猝然暴死?李可灼献的红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却一直是个谜。三百余年来，尽管史学家见仁见智，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回想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此案明显是由于光宗长期忧心操劳国事和东林党人胡乱议论干预治疗并耽误病情的结果。可东林偏偏说是服红丸而死；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说是用药差误。他们为了政治目的，间接害死皇帝在先，现在又抹黑先帝，真是罪行滔天。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第3章梃击案

梃击案，明末三大案之一。

在中国历代皇朝的礼制中，皇帝立皇后所生之嫡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别情况而被立为帝(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依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年长子为太子，皇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年出生，是神宗宫女所出。皇三子福王朱常洵，万历十四年出生，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之子，神宗希望福王为太子，郑贵纪亦不断向神宗进言。但朝臣坚持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弄至皇长子十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二十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国本之争，演变成皇帝与士绅大臣的势力之争。结果，郑贵妃忍无可忍，终於爆发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张差。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寀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寀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

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後，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後，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张差饮。带他到慈庆宫，著他进宫後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朱常洛)。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

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

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後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後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

郑贵妃策动梃击事件，因东窗事发使郑贵妃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给福王为皇太子。而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第4章移宫案

晚明三案之一。

泰昌元年明光宗死，当时明熹宗作为太子当立。抚养他的李选侍与心腹宦官魏进忠（本名李进忠，即魏忠贤），想利用熹宗年幼的机会把持政权，据乾清宫朝臣杨涟、左光斗等不让她与熹宗同居一宫，迫使其迁至哕鸾宫，然后引太子还乾清宫举行即位仪式。此事后来言论极多，原以为明廷派系斗争的题目。

要弄明白移宫案的前前后后，还要从光宗的宠妃李选侍说起。李选侍本来是郑贵妃宫里的一名侍女，后来在郑贵妃的训练之下，成为一名出色的美女。

郑贵妃为了讨好光宗，便将李选侍连同其她七位美女一同送给了光宗朱常洛。希望有朝一日这些美女获得光宗得宠爱，自己也好利用这些女人从中牟利。李选侍入宫之后，很快讨得了朱常洛的欢心。在宫里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快爬到了仅次于皇后的位子，并且替光宗抚养日后的皇太子朱由校，地位由此更加特殊，几乎掌握了后宫的实权。而且她还同郑贵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选侍极力的想通过的郑贵妃的力量将自己扶上皇后宝座，郑贵妃则想利用李选侍在皇帝面前说话方便的机会，帮她事先作皇太后的梦想。

后来光宗病重，这两件事就拖了下来。但他打算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并当着大臣的面，告诉皇长子熹宗朱由校要视李选侍如亲生母亲，视为太皇后。可是，还没等皇帝的话说完，李选侍便掀开帷幄，叫皇长子朱由校进去。朱由校进去后，对父皇朱常洛说了一句：“要封皇后? 敝诖蟪继笕急涞妙拷嵘唷Ｖ斐Ｂ逡裁嫔槐洌谎圆环ⅰ?

他知道这一定是自己宠爱的李选侍在幕后指使，这个李选侍心计深沉，决不会甘心久居人下，她在宫中一向以敢作敢为、大胆果断著称。所以，尽管李选侍一再要求皇帝立她为皇后，但是光宗始终没有答应， 他怕李选侍一旦被册封为皇后，她便可以通过自己抚养的朱由校，间接地控制朝政。所以他只封她为皇贵妃，说什么也不同意封她为皇后。

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朱常洛在宫中暴毙。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丝毫不想搬出乾清宫。按照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而李选侍是想借年仅十五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乾清宫，进而统驭后宫。

朝中大臣们见此状况，都猜到了她的心思，于是都在心里暗暗担忧。给事中杨涟对大臣周嘉谟、李汝华说，“宗社事大，李选侍非可托少主者，急宜请见嗣王，呼万岁 以定危疑……移住慈庆为是。”两人听了，均深有同感，便一起去见辅臣方从哲。群臣商量过后，又一起奔向皇宫，杨涟率先奔进后宫，太监们执棍拦阻。杨涟怒斥 说，“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驾，嗣主幼少，汝等阻门不容入临，意欲何为？”太监们一时不知所措，只得让开，诸臣这才进入。众位大臣见了光宗朱常洛的灵位，都痛哭了一番，然后就请求拜见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将朱由校留在暖阁，不让他出来。宫里耿直的老太监王安哄骗李选侍，这才把朱由校抱持而出，众人连忙叩头，齐呼万岁。朱由校立在那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嘴里只是说：“不敢当！不敢当? 比撼甲嗲虢栉幕睢Ｈ缓螅煊尚５巧弦欢バ〗巍４蟪剂跻画Z、周嘉谟、张维贤、杨涟抬轿，仓卒前行。走了几步，轿夫方到。这时，内侍李进忠三次奔来，传李选侍的命令，召皇长子回宫，并喝斥诸臣说，“汝辈挟之何往？”杨涟怒叱李进忠，拥着皇长子登舆。

进了文华殿，朱由校西向坐定，群臣行大礼拜见，并请朱由校即日登基。朱由校不同意，只答应初六日登基。大臣进 奏说，“今乾清宫未净，殿下暂居此。”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说，“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轻易。即诣乾清宫哭临，须臣等到乃发。”朱由校见到形势如此，也知道事态严重，就点头同意。杨涟这时对随行的太监们说，外事缓急有诸位大臣，调护圣躬却在诸内臣，责任重大。朱由校毕竟还只是个十六岁的小皇帝，也没有什么主意，他不想封李选侍，但又下不了决心。朱由校身边宠幸的太监王安，这时躬身跪倒说道：“皇上，可不能再这样下去，陛下可立即下诏逼迫李 娘搬出乾清宫。”朱由校听了，陷入沉思。太监王安答应群臣一定尽职尽责规劝皇上，众人这才退去。可是最后，大臣们合议，还是得即日正位，让内官进奏，朱由校还是不允。众人便在殿中坐等。这时吏部尚书周嘉谟又联合众臣合疏进奏，请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往别宫。御使左光斗明白指出，殿下今已十六岁，内有忠直老成的内官辅佐，外有朝中重臣辅佐，哪里乏人，还须李选侍像照顾婴儿一般贴身相随？因此，伏请即早决断，如果李选侍借抚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那武则天之祸就不会太远了！左光斗用武则天来比喻李选侍，一则不希望出现后宫专权的情形出现，二是担心朱由校血气未定，把持不住，坠入当初唐高宗纳父亲后妃武则天的事情中。这确实一番肺腑忠言！

朱由校听了，觉得甚是有理，便发布上谕，说移宫已有圣旨，册封贵妃一事，尊卑难称，著礼部再议。给事中暴谦贞却毫不保留地坦白说；皇长子即将登上大宝，上有百灵呵护，下有群工拥戴，何用此妇人女子！而且李选侍并非忠诚爱国，万一封典得行，专权用事，恐怕难以抑制。好在宫中忙乱，没人理会，这一番话并未引出宫廷风波。

不料，李选侍那边却正听取心腹李进忠的主意，邀朱由校和她同宫，还忿然宣言，要逮捕杨涟、左光斗。

这时，杨涟在宫门遇见李进忠，询问李选侍何日离宫？李进忠摇手说，“李娘娘甚怒，今母子一宫，正欲究左御使武氏之说? 毖盍芭乘担拔笠樱矣鑫摇；食ぷ咏穹亲虮龋∈桃乒烊辗夂抛栽凇Ｇ一食ぷ幽瓿ひ樱羰舻梦奚骱酰俊崩罱冶槐莆实媚晃抻铩?

科道官员惠世扬、张泼从东宫门出来，听了这件事也大惊失色，说今日选侍垂帘，下旨逮捕光斗。杨涟立即驳斥说，没有这事！宫禁一时人心惶惶。谁也弄不清楚是如何变局，皇帝是亲近李选侍对付朝臣还是倾向于朝臣疏远李选侍，大臣们一个个狐疑满腹。

过了几天，李选侍还是住在乾清宫，逍遥自在，根本没有移宫之意。杨涟便直言上奏，说先帝过世，人心惶危，都说选侍假借保护之名，阴图专权之实，伏请殿下暂居慈庆宫，拔别宫先迁出选侍，然后再奉驾还宫。祖宗宗社最重，宫帏恩宠为轻。如今登基已在明日，哪有天子偏处东宫之处！这移宫一事，臣等进言在今日，殿 下也当实行在今日。随后，杨涟又去拜见方从哲。方从哲起初认为这件事不用太着急，晚两天也没什么关系。杨涟却说，太子明天就要登基了，难道登基为天子后还 要回到东宫的住处吗？选侍今天不愿离开乾清宫，难道以后就会主动离开了吗？方从哲最终被杨涟说服，两人统一了意见后，又去请求太子颁下严令。

于是，朱由校登基在即时下令，命李选侍移出乾清宫，移住仁寿殿。他还下令收捕李选侍身边的几个亲信太监，理由是他们涉嫌偷盗大内库藏。如此情形下，势单力孤的李选侍还是敌不过皇帝的一纸命令，移宫已成定局。这时群臣们倒反过来劝皇帝，看在昔日光宗的旧宠之上，遵照光宗的嘱托，善待李选侍母女。小皇帝虽然对李选侍往日咄咄逼人的态度十分不满，但还是接受了群臣的意见。

最终，在外廷大臣的严词逼迫和宫中太监王安的恐吓之下，李选侍终于无奈的决定移宫。九月初五日，她抱着皇八女，徒步从乾清宫走向宫中宫妃养老处——仁寿殿哕鸾宫。于是，这件震动宫闱的明朝三大疑案之一的“移宫案”终于落下了帷幕。李选侍以失败而告终，熹宗朱由校进驻乾清宫，登上宝座。

李选侍封后的要求没有实现，做皇太后控制朝政的愿望也落了空。她赖在乾清宫不走是否是受到了郑贵妃得幕后主使，这个后人亦无从得知。但是其意图很明显，就是 要通过控制皇太子朱由校来操纵整个朝政，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传话：“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 要垂帘听政处分。”可见，她是有垂帘听政的野心的，后人还推测，她之所以赖在乾清宫不走，就是要同郑贵妃“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如果她的目的实现了，也许明朝就要先出一个“慈禧太后”了。

第5章妖书案

明神宗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本是一普通宫女，在慈宁宫侍奉慈圣太后（明神宗生母）。有一天，明神宗来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刚好太后不在，神宗正要离开时，发现了清秀可人的王氏，于是私下临幸。按照宫中规矩，皇帝临幸宫女，应该赐一物件给对方，作为临幸的凭证。但明神宗认为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私下临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自顾自地去了。谁知道这片刻风流后，王氏竟然怀上了龙种。慈安太后本人也是宫女出身，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为难王氏，还十分高兴地召来明神宗询问究竟。但出人意料的是，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认曾经私幸过王氏。只是这否认没有什么效果，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记录，明神宗临幸王氏的事早就被记录在《内起居注》中。实在无可抵赖了，明神宗才红着脸默认了。

明神宗对王宫女的临幸只是一时兴起，并不当真，新鲜劲儿一过，便不想负责任，因此他对王氏都没有什么感情。慈安太后却是一位贤后，让儿子立王氏为恭妃，并且告诉儿子说：“我已经年纪大了，但还没有尝过抱孙子的滋味，如果王恭妃生个男孩，这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可不能计较原先的贵贱啊? ?

十月怀胎后，王氏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王宫人虽然被立为恭妃，但皇长子朱常洛一直没有被立为太子。

万历十四年正月，宠冠后宫的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郑妃聪明机灵，明神宗与她情深意笃，一直保持终生。由于皇帝对郑妃言听计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一直是一个朝野注目的人物，并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唾骂。

因为郑妃是皇帝的心尖，生了儿子后，明神宗立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认为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生母恭妃一直未闻加封，但郑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是郑妃专宠。大学士们担心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于是上疏请册立东宫，有“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之语。但明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总想借机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就想出了种种办法拖延，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间的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大臣力争，要立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再争，争了十五年，使得宫廷斗争变得错综复杂。

第一次“妖书案”便是在这期间发生的。

万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宦官陈矩（后来执掌东厂，参与审理第二次“妖书案”）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闺范图说》。

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但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来的书被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说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即所谓的“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吕坤之后再也没有步入仕途，闭门著述讲学，二十年后谢世。著名的《呻吟语》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不过为樊玉衡推辞。

第一次“妖书案”，由于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讲第二次“妖书案”前，先继续讲“国本之争”。明神宗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对嫡长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须立嫡（皇后所生之子称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当时明神宗皇后还在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皇后为止。为了郑贵妃，明神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天不遂人愿，偏偏明神宗皇后迟迟不死，不仅如此，还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不满意地问明神宗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明神宗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他（指儿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之子。”意思是说朱常洛出身卑贱。但明神宗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 “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时，明神宗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转眼到了八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孙”劝明神宗早立太子，终于打动了皇帝，下诏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这太子的人选，自然是指长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神宗总算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这位福王，就是后来在明末被农民起义军杀死后剁成肉酱的那位。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如同重镑炸弹，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

明神宗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搜捕，“务得造书主名”，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

《续忧危竑议》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这二人大惊失色，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带罪在家。沈一贯老谋深算，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便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

之所以要诬陷沈鲤，除了因为沈鲤与沈一贯一直不和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以及沈鲤，沈一贯和朱赓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鲤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自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怀疑他。

而诬陷郭正域，一是因为郭正域之前与沈一贯因为楚王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二是同知胡化告发妖书出教官阮明卿之手，而阮明卿就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为了替女婿脱罪，需要找个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鲤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发泄私愤”的“嫌疑”。

总而言之，沈一贯和钱梦皋联合起来诬陷沈鲤和郭正域，不过是挟嫌报复，但却由此引发一场大狱。

郭正域正要离开京师时被捕。巡城御史康丕扬在搜查沈鲤住宅时，又牵扯出名僧达观（即著名的紫柏大师）和医生沈令誉。达观和沈令誉都受到了严刑拷打，达观更是被拷打致死，但二人都未能如沈一贯所愿，牵扯出郭正域等人。

这里好重点讲一下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会审。为了让沈令誉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誉奶妈的女儿只有十岁，也被叫到大堂作证。东厂提督陈矩（之前带吕坤《闺范图说》入宫的那位）问那小女孩：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那小女孩说：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忍不住大笑。《续忧危竑议》只有短短三百来字，顶多也就两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域和沈鲤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这个时候，有些人纷纷出来检举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揭发同僚周嘉庆与妖书有关，但不久就查明纯属诬告。案情越来越复杂。参与审讯的官员得到沈一贯暗示，想逼迫之前诬陷钱梦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认郭正域是妖书的主谋。胡化却不肯附和，说：“（阮）明卿，我仇也，故讦之。（郭）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

因为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这话相当有深意，诸人闻之皆惧。为了营救老师，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会轻易开罪太子。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显而易见地是场大冤狱。后来正是由于陈矩的鼎力相助，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针对郭正域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明神宗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众官惶惶不安。东厂、锦衣卫，包括京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京师人人自危，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发现后整整十日，东厂捕获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发兄长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顺天府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生性狡诈，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明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现在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皦生光还胆大包天地借“国本之争”讹诈过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曾经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诗集。皦生光立即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包继志情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皦生光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之前的事迹全部曝光，锦衣卫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就可以结案了，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为了讨好明神宗，还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妖书案”其实与皦生光无关，就连急于结案的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他们认为《续忧危竑议》一文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皦生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急于平息事端的明神宗还是匆匆结案，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皦生光死后，离奇的第二次“妖书案”就此而平，“妖书”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其实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是明朝历史上杰出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应星、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明神宗看见，大为赏识，赵士桢平步青云，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鸿胪寺主簿。鸿胪寺有点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是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按等级供给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夺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皦生光被杀后，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他已经精神错乱，甚至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病亡。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始终没有人知道。“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

第6章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谜

中国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神秘而幽深,这里就是清朝皇家的“万年吉地”——清东陵。

清东陵在北京的东北方向,距离北京大约120公里,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起,清朝统治者先后在这里修建了九座皇帝、皇后的陵园和五座妃子们的陵墓,分别安葬着顺治、康熙、乾? ⑾谭帷⑼挝逦换实奂爸诙嗟暮箦恰Ｔ诹昵闹芪?一道长达20公里的“风水墙”将大大小小150多人的陵墓紧紧地围了起来,给人一种生死不离的印象。然而,惟独昭西陵却建在风水墙的外面。

昭西陵坐落在昌瑞山下。由于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不同寻常的地理位置,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

陵中安葬的究竟是谁?她为什么被冷落在“风水墙”的外面?

她,就是我们今天在故事里要诉说的主人---清朝有名的庄妃,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母亲和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文皇后,这双重身份,使她成为清王朝建国初期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孝庄文皇后一生历经四个朝代,竭力辅佐儿孙两代幼主,定鼎天下,为清代皇室顶礼尊崇。

孝庄是清东陵所有入葬者中辈份最高的一位。为什么他会被安葬在皇家陵园大门的外面,这里便引出了清宫十朝中的第一件疑案:“太后下嫁”。

在野史中,“太后下嫁”说的是在皇太极死后,孝庄文皇后为了辅助年幼的顺治皇帝,又嫁给了皇太极的弟弟摄政王多尔衮。据说,这次婚礼大典是由礼部等衙门操办,极为隆重,中外文武百官都上表祝贺。出人意外的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就被人告发,说他曾经谋篡皇位,遭到了无情的政治清算。 但是孝庄的地位却越来越尊崇,自己也觉得改嫁一事荒唐,对不起前夫皇太极,无颜相见于地下。因此,她不愿死后被送回沈阳,与皇太极合葬,就嘱咐她的孙子康熙,将她葬在东陵。传说把皇太后墓孤孤零零建在“风水墙”外,就是要罚她给皇家看守门户。如此等等。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即使普通的民间寡妇再嫁,也难免遭到众人的流言蜚语。孝庄身为皇太后,居然又下嫁给小叔子,这岂不是旷古奇闻吗?这一绯闻,从深宫传入民间,孝庄便成为野史大肆渲染的风流人物。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第7章对洪承畴施美人计

孝庄太后布木布泰(1613—1687)，博尔济吉特氏，是科尔沁蒙古贝勒寨桑的女儿。科尔沁蒙古是最早归附后金政权的蒙古部落之一。为了巩固这种政治联盟关系，寨桑采取联姻的手段先后将自己的妹妹和女儿嫁给了后金贵族。后金天命十年(1625)，13岁的布木布泰嫁给了33岁的皇太极。11年前，她的亲姑姑哲哲已嫁给皇太极为大福晋。9年后，皇太极又娶了她的姐姐海兰珠。所以说，她们姑侄三个共侍一夫。

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在分封五宫后妃时,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位居次西宫,她的姑姑哲哲位居中宫做了皇后,而后入宫的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宸妃,位居东宫。

这是当时皇帝颁给庄妃的制诰,也就是她作为庄妃的证书,以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册文说“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儿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朕登大宝,爰仿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册文后盖用“制诰之宝”大? ?

在皇太极众多的妃嫔中,庄妃最为年轻,比较受到宠爱。但真正使庄妃的命运出现重要转机是发生在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里的一件事情。最受皇太极恩宠的宸妃生的皇八子夭折了。无巧不成书,两天后庄妃生下了皇九子福临,给悲痛中的皇太极以极大的安慰。这个福临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

不过在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庄妃一时还不能在政治上有多少作为。而民间盛传过的“庄妃劝畴”的故事,只是说这位聪明美丽的庄妃娘娘擅长美人计而已。

那是在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明清松锦大战后,明朝关外最高统帅洪承畴兵败被俘,被押解到了沈阳。而求才心切的皇太极迫切希望洪承畴能够归降大清,于是便派范文程等汉族官员轮番前往劝降。但是,洪承畴不为所动,在狱中以绝食的方式等死,急得皇太极手足无措。正当这个时候,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牢门轻启,庄妃飘然而至。只见她手捧参汤,秋波流转,一席话劝说得洪承畴归降了清朝。

这段故事说来引人入胜,但它可能只是一个传说。《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洪承畴被俘后,最初的确是宁死不降。后来范文程向皇太极报告了一个细节,他曾看见洪承畴用手轻轻掸落衣服上的灰尘。皇太极说:这说明他还不想死。 第二天,皇太极亲自来到牢房,解下自己的裘毛大氅(chǎng),披在洪承畴身上,细声地问道:“先生很冷吧?”一句话洪承畴的心理防线一下子被攻破了,最终归顺了清朝。这份材料说明洪承畴归顺清朝,好像与庄妃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多尔衮与孝庄太后的关系，历来有种种传闻和猜测，最有名的是“太后下嫁”。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中，把太后下嫁多尔衮写得绘形绘色，说当时太后年纪尚轻，美冠后宫，性尤机智，担心多尔衮一手遮天，危及福临皇位，于是毅然下嫁多尔衮，宁肯牺牲一身，以成大业。此说一出，在民间不胫而走，以致地无南北，人无老幼，凡爱述故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但因为缺乏充分的证据，对此说表示质疑的也大有人在。时至今日，关于“太后下嫁”依旧众说纷? ?

第8章真的下嫁多尔衮?

一种说法清太宗皇太极晏驾后，谁来继承王位成为了当时最为敏感的问题，满清贵族内部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努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和以皇太极长子豪格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互不相让，甚至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就在这时，当时还是妃子的孝庄文皇后找到了多尔衮，提出让多尔衮拥戴福临即位，作为条件之一就是多尔衮担任摄政王，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同意了孝庄文皇后的意见。但有人认为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进行了一次权色交易。多尔衮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但就是由一个弱点，好色，而且对她的嫂子孝庄文皇后尤其注意，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孝庄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皇位继承的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一举成功，使自己的儿子福临成功地继承了皇位。

此后，多尔衮率兵打进北京，并控制了当时的军政大权，他已经不满足于偷偷摸摸，开始公开出入后宫禁地，而当时满族的习俗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子，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父亲的妾，因此对多尔衮的所作所为满洲贵族并不在意。而当时汉族的知识分子虽有在朝为官者但都人人自危。所以多尔衮和皇后的感情发展可以说完全没有阻碍。

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叫范文程，是范仲淹的后裔，早年就追随太宗，深得顺治皇帝与太后的信任，皇后下嫁就是由他首先提出来的。有人说他是受了太后的指使，有人说他是应多尔衮之请，还有人说他是为了取悦当权派，总之，是范文程首先提出让太后与多尔衮夫妻团圆。

但也有野史称，是前明降臣钱谦益向多尔衮提出此动意的。多尔衮与小皇帝顺治一直关系不好，这对摄政王多尔衮来说一直骨鲠在喉。而此时多尔衮元妃去世，多尔衮郁郁寡欢。钱谦益就此向多尔衮说，"无非再娶，以慰悼亡"。就此即请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使传言变现实，实至名归，另外这样也正好控制顺治。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多数大臣的支持，而福临也碍于多尔衮的权势勉强同意。就这样，太后正式下嫁多尔衮为妻。而因此，孝庄死后，康熙等后代子孙因其丢了爱新觉罗家的脸面，将她葬在了清东陵陵区外。

还有一说是，摄政王王多尔衮在逼死政敌豪格后，娶了豪格的福晋，来自科尔沁蒙古草原的博尔济吉特氏。但是民间却以讹传讹，传说当今皇太后，同样来自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氏下嫁多尔衮，文人们还写成文章，编造了种种传说，生动描绘了皇太后和摄政王的亲事。其实，"太后下嫁"之说，首先起因于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被封为"皇父摄政王"。这个怪异的称呼使人们引起了各种的猜测。大家认为，皇帝之母降贵屈尊下嫁，才使多尔衮有了这种尊称。而也有人称当时顺治是为了孝顺，考虑到母亲的孤苦及与多尔衮多年的情谊，和多尔衮对自己拥立帝位的恩情，在大臣的提议下议请多尔衮与母亲结合。父死子娶其庶母，兄死弟娶其嫂的婚俗，在当时满洲风俗来说十分正常。持这些观点以上有代表性的作品为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王皓沅的《清宫十三朝》、苏海若的《五千年皇宫秘史》，以及《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等。其中，演义撰家自称“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秘史作者亦言：“很大一部分是根据史实描写的，有些传说性的情节，也有史实为依据”。果真如此吗？作为肯定“太后下嫁”之说的直接根据，在现存的请代官书、档案中没有任何记载，而能够沾边联想的也仅仅有以下三件：

一是与孝庄和多尔衮同时代的明朝遗臣张煌言（1620—1664）所作《建夷宫词》十首诗中的一首“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张煌言的著作久为禁书，清末民初才得以问世，人们读到此诗时，认为流传了数代的太后下嫁故事，终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因此成了直指“太后下嫁”的孤证。

二是《东华录》和《清史稿》两部史书都明白无误地记载有多尔衮“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的史实。

三是蒋良骥《东华录》于议摄政王多尔衮罪状之文，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等语。其中“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引人注目，易生联想。

所谓“太后下嫁”的史实根据，仅以上一明证、两暗证。明证即张煌言的诗；暗证即多尔衮生前称“皇父摄政王”以及死后论罪时有“亲到皇宫内院”一句。从字面上看，似乎孝庄确实下嫁了多尔衮，而只要这条主线成立，那各种传说无论多么花哨，都可看作是符合基本史实。问题是上述根据不能仅从字面来理解和联想，而应当认真辨析论证：

张煌言字苍水，系明末著名抗清将领，南明大臣，鲁王监国政权之兵部尚书，后与郑成功两次北伐，又与荆襄农民军联合抗清。至康熙3年因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不久被旧部出卖，在杭州惨遭杀害。

张煌言的诗文，慷慨激昂，有《张苍水集》，在清朝被列为禁书，仅有传抄稿本，民国后始得出全集。《建夷宫词》十首即收入《张苍水集》中。这十首宫词，对清朝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住处、食物、坐骑、信仰、娱乐、文字、习惯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太后下嫁”为其中一首。考证其诗，则见许多地方与史实不符：

1、张煌言自1645年即顺治二年以后，直到他就义杭州，再不曾北上渡过黄河，更没有到过北京，与新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作为抗清义士、南明大臣，又是一位诗人。其作品必定浸透了作者浓烈深厚的反清情绪。所以只凭这首诗便认定太后下嫁是史实，似乎难以服人。

2、据史料载，孝庄是在顺治10年（1653）慈宁宫修缮完工后才搬进去的，时年己42岁，之后一直到死都住在此宫。以此，大办太后与摄政王合卺之礼，“慈宁宫里烂盈门”，必得在顺治10年之后，而多尔衮已于顺治7年12月病死，孝庄如何与一个死去3年的人合卺呢？

3、所谓“春宫昨进新仪注”是指太后大婚典礼由礼部撰定，礼部尚书钱谦益上表领衔。而钱谦益在清朝从未做过礼部尚书，为礼部侍郎兼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也是顺治3年6月以前的事（此后放归回籍再未做过官），他怎么在顺治5年冬还能上表领衔呢？

4、张煌言诗之不可信，还可以从《建夷宫词》中的另外一首中找到佐证。其诗云：“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母作母仪。淑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其意是说清初某皇帝曾经娶了一个怀有遗腹子的孀妇为皇后。揣度作者本意，或仍是影射孝庄下嫁这件事，或是说清代某个皇帝娶孀妇之事。而无论从哪方面讲，此诗所述之事都属于子虚乌有。

作为肯定“太后下嫁”之说的直接根据，唯一的明证，只有张煌言这首诗文，以上情况基本可以识别此孤证的真伪了。明证问题一解决，所谓多尔衮生前称“皇父摄政王”以及死后论罪时有“亲到皇宫内院”的两条暗证便都与“太后下嫁”不沾边，更不能证明“太后下嫁”的真实性了。

第9章真实的多尔衮

由于"太后下嫁"的故事，虽然野史中记载很多，但在清史稿中并没有提到。所以要解决这个疑问，必须多尔衮身上进一步考察。: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公元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暴病身亡了。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刹那间朝中就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而且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睿(ruì)亲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的针锋相对的两派势力。

据说多尔衮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把自己的汗位传给他。但是就在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时,多尔衮的母亲大妃乌喇纳拉氏竟被逼殉葬,年仅15岁的多尔衮当然无力争夺汗位。于是皇太极便成为汗位的继位人。

皇太极继位以后,年轻的多尔衮作战勇敢,并很快以其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能和对皇太极的一片忠心,超越了他的许多兄长,立马踏进了清朝的决策层,参与和决策军政大事,并被封为睿亲王,庄妃的妹妹也就在这个时候嫁给了多尔衮。

这时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都各自手握重兵,双方都有很多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又各自都有顾忌,因为一旦打起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在亲王和大臣会议上,多尔衮拒绝了拥护者对自己的推举,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生前的得力助手,也是清王朝创建人之一。多尔衮提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从而避免了在明朝灭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于是,不满六岁的福临于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元1643年10月8日)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他的母亲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几个月后,多尔衮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请求,率领大军入关,打败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了北京。在顺治元年九月(公元1644年),将两宫皇太后与幼帝福临迎到北京,清朝从此入主中原。

入关后,多尔衮继续分兵南下,节节胜利。同时,他以摄政王的身分总揽朝纲,借鉴明朝的制度,制定清朝各项制度。此时的多尔衮实质上已经成为清王朝的缔造者和统治者。他的权势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变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就是太上皇了。

可惜,骁勇善战的多尔衮并不长寿。在顺治七年十一月(公元1650年),因出塞外打猎而突然发病,于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650年12年31日)病死在喀喇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滦平,年仅39岁。当灵柩回京时,顺治亲率诸王大臣出城恭迎并颁布哀悼诏书,命令以皇帝的规格来安葬他。第二年,顺治又追封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升太庙。这表明,顺治把多尔衮列为祖先祭祀,让后人永远祭奉他。

分析一下，多尔衮正值壮年，因何而死？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体弱多?

其二，精神创伤。顺治六年(1649)三月，多尔衮的亲弟弟，年仅36岁的多铎因出天花而死，两个弟妹(多铎的两位福晋)坚持一同殉死；接着两位嫂子即阿济格的福晋也因出天花相继而亡。这对体弱多病的多尔衮来说，形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冥冥中总感觉灾祸的降临。不久，他的元妃博尔济吉特氏又因天花去世。亲人们接二连三死去，犹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多尔衮心头，他终日闷闷不乐，病情加剧。

其三，纵欲过度。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多尔衮这样的旷世奇才也不例外。他的妻妾究竟有多少，很难说清楚，有名分可查的至少有10个妃子(六妻四妾)，其中蒙古女子6人，朝鲜女子1人。在成群的佳丽中，值得一提的有3个人：

元妃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桑噶尔寨贝勒的女儿。后金天命九年(1624)她与多尔衮成婚时，多尔衮只有13岁。顺治六年博尔济吉特氏逝世。他们相濡以沫，在一起生活了25年，多尔衮对她的感情很深，追封她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多尔衮去世，博尔济吉特氏又被追封为敬孝忠恭义皇后。次年追封被夺。

五妃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索诺布台吉的女儿。原是肃亲王豪格的福晋。豪格被幽禁而死，多尔衮把她迎进王府，成为自己的王妃。

六妃李氏，朝鲜人，朝鲜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即朝鲜义顺公主。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在迎娶豪格遗孀的同时，又派亲信去朝鲜选美，结果16岁的李氏被选中。多尔衮亲自前往迎娶，未举行任何仪式，就迫不及待地与李氏在连山成婚。不久，多尔衮就撒手尘寰。

多尔衮妻妾成群，仍不满足，还四处搜访美女，曾命八旗选美女送入王府，又曾从新归附的蒙古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纵欲过度，久病缠身，这成为他猝死的又一个原因。

但是仅过了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有人告发他生前曾谋篡帝位,而且话一出口,诸王大臣就纷纷响应,群起攻击。于是,刚刚亲政的顺治皇帝下令将多尔衮削去爵位,撤出宗庙,开除宗室名分,没收家产,平毁陵墓。多尔衮一下从巅峰跌入谷底。

一百多年以后,乾隆才彻底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在《上谕档》中可以看到,乾隆称赞多尔衮“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充分肯定了多尔衮的开国奠基之功绩。按乾隆的意思,他认为多尔衮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平定边疆,使清朝在没有入主中原以前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又在攻占北京之后,毫无二心地将顺治皇帝迎进了新都北京,建立了真正的大清王朝。从这一点上讲,他的功劳无人能比“。所以乾隆指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认为多尔衮谋反,纯粹是奸臣的诬陷。

在我们了解了多尔衮的一生的遭遇以后,特别是他身后遭到清算的这件事上,那么有关“太后下嫁”的疑团就不难解开了。

首先,如果太后确实下嫁给多尔衮的话,在多尔衮死后尸骨未寒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出来陷害他。另外,如果多尔衮确实娶孝庄为妻的话,那么他就成了顺治皇帝的继父。顺治这么搞倒搞臭多尔衮,那他就承认自己曾经认贼作父了。

关于“孝庄太后下嫁”这件事,在清代档案和史籍中没有任何记载。也有人说清朝统治者后来觉得这件事不光彩,把这个档案篡改了,史料中的记载都删掉了。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情。

我们在当时朝鲜的《李朝实录》中,确实没有找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再婚是公开的,清朝政府也会给朝鲜颁布诏书。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都会有几批朝鲜使节到北京进贡,他们肯定也会听说这件事。

在明清更替的非常时期,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搜集各种情报的任务。何况在清初,朝鲜是看不起满人的,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在《李朝实录》中常见他们用“酋”或者是“虏”这类轻蔑的字眼称呼满人,如果真有此事,他们当然不会为清朝隐瞒,也不会删去有关记录。

因此，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考证和研究,多数人都认为“太后下嫁”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孟森在太后下嫁考实论中明确肯定太后下嫁是虚构的故事。

野史所描述的大婚恩诏,诸如“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话是文学创作的风格,天底下哪有儿子这样说母亲的。前面我们提到张煌言,他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不但说太后的寿酒变成了喜酒,而且把细节都描写的很生动,但这也不能作为史实证据。 因为张煌言是抗清名将,他写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

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公元1650年),肃亲王豪格死后,多尔衮把他留下的老婆娶了过来,从辈份上说,那是他的侄媳妇,也姓博尔济吉特氏,而且是孝庄太后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便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歪曲此事。

关于“太后下嫁”这个传说,还有一个根据就是多尔衮的称号,叫“皇父摄政王”。有人说如果太后没下嫁,怎么会称为“皇父摄政王”呢。 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在清朝入关以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他被册封为“皇叔父摄政王”,到了顺治二年的时候有个御史上奏说:“叔父是皇帝的叔父,不能大家都叫叔父。”所以最后经礼部议定,就给他的封号抬高为 “皇叔父摄政王”。到了顺治五年,经过部院大臣的集体讨论,进一步把他的称号抬高为“皇父摄政王”。从此以后,在清朝的公文里头,多尔衮称号都称为“皇父摄政王”。

按照时间来讲,这比传说中太后下嫁要整整早了一年多。其实称为“皇父”,这种称呼在中国古代有类似的称呼,就是国君称承相为“父”。比方说,周朝时期的周文王,称相国姜子牙为“尚父”,春秋时候的齐桓公,称相国管仲为“仲父”。一直到三国时候,蜀汉后主刘禅他一直称承相诸葛亮为“相父”。

顺治是个任性的皇帝,他亲政后,孝庄仍时时告诫和规劝儿子。不幸顺治英年早逝,孝庄从皇孙中亲自选择了不满八岁的玄烨继承帝位,又一次担负起保护教化幼帝的重任。康熙没有辜负老祖母的苦心和期望,很快成长为一代英明君主,而且对太皇太后孝庄也极尽孝道,祖孙感情极为深厚。

孝庄并不像电视剧所说的,活到90多岁,而是在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688年1月27日)病逝的,享年75岁。从事实来看，孝庄皇后死后，清王朝又延续了二百多年。这期间，大清诸朝对她尊崇备至，极尽歌功颂德之事，在陵寝祭祀方面也把其放在首位，如真有太后下嫁之事，清皇朝为何能自取其辱呢？当然也有一说：据说到了乾隆时期，纪晓岚在整理清宫档案时，觉得这一事件有辱皇家尊严，因此奏请皇帝批准，从档案中删去这一部分内容，从此，再没有人提起这件事。不过，皇后下嫁的故事却广为流传。

按照清朝的制度,当年的丧事应在年内办完,不能拖到下一年。康熙不忍心几天之内草草将祖母安葬,于是打破了这条规定,到第二年正月才正式办理丧事。并于次年十月十六日康熙颁布诏书,追谥(shì)她为孝庄文皇后。

孝庄在死前对自己的安葬地也曾有过嘱咐。据“太皇太后遗诏”的记载,她对康熙说:太宗的山陵奉安已久了,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吧。康熙遵嘱,并将祖母生前所居住的慈宁宫殿拆迁移建到孝陵附近的昌瑞山下,改称“暂安奉殿”,停灵其中。直至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才在暂安奉殿原处就地起建陵园,葬入地宫。

另外,昭西陵的建筑风格与规制与整个东陵不同,实际上与安葬皇太极的昭陵同属一个体系,因为它座落在昭陵的西边,故称“昭西陵”。这里实际显示出孝庄比其他皇后的地位更为尊贵。如果把孝庄皇太后的陵墓安排在“风水墙”的里面,现在看来,建在那里都不合适

第10章顺治的真正红颜--董鄂妃

在清朝第二位皇帝顺治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娶了19个妻妾，差不多是每年一个，但是最讨他欢心的，只有董鄂妃一人。

据《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是：“世祖（顺治）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乃红颜短命，世祖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佛土……”还有一种说法是，顺治十七年八月，皇贵妃董鄂氏因丧子之痛郁郁而终，顺治皇帝也在爱妃的病逝之后，茶饭不思，不久便也随之驾鹤西行。且不言顺治皇帝到底是出家还是死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地，就是顺治的死抑或遁入空门都与自己心爱的妃子董鄂氏有关，这个董鄂氏到底是何等尤物，能够令执掌天下之权的大清皇帝殉情至此。

顺治皇帝定鼎北京之后，总共立过三位皇后。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亲王之女，孝庄太后的亲侄女。顺治十四岁时，于博尔济吉特氏完婚。并册封博尔济特吉氏为皇后。但是由于她从小娇生惯养，极度任性又又天性妒忌，不能容人，所以顺治很不喜欢这位来自蒙古的美人。两个人在一块经常的吵架，赌气。顺治对此耿耿于怀，两年之后，顺治不顾朝臣反对，废掉博尔济特吉氏的后位，降之为静妃。顺治的第二位皇后也是来自蒙古。原来是顺治的一个妃子，顺治废掉博尔济特吉氏之后，为平衡满蒙之间的联盟，不得不再次册立一个来自蒙古的妃子为后。也就是后来的孝惠章皇后。但是，顺治也不喜欢这位毫无个性皇后。他真正喜欢的是皇贵妃董鄂氏。

董鄂妃是顺治一生中最喜欢的女人。顺治十年，年仅十六岁的董鄂妃在秀女大选的时候，被顺治皇帝看中。但孝庄为了平衡亲王之间的关系，将其许配给了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襄亲王是皇太极的第十一子，顺治帝同父异母的弟弟。选秀后的第二年，董鄂氏就与襄亲王举行了婚礼。但是，顺治始终对这位自己相中的佳人念念不忘。经常召他入宫侍候皇太后，实际上是与自己幽会。时间久了，顺治与董鄂氏好似干柴烈火，不自觉的就萌发出爱情的火花。但是，这件事情后来被顺治的弟弟给发觉了，他严厉地斥责了董鄂氏。顺治知道后，就又把博果尔训斥了一番。博果尔慑于皇帝的颜面不好当面发作，但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没过多久就愤懑而死，死时才16岁。博果尔死后不久，顺治帝宣布册立董鄂氏为妃。并让礼部挑选吉日举行入宫大礼。这个说法在与顺治关系密切的外国传教士汤若望的笔记中也有所记载：说“顺治皇帝看上了一位满洲军人的夫人，后来被这位军人知道了，当这位军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时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顺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后来据史学家陈垣先生考证，这位满洲军人应该就是指顺治皇帝的同父异母弟襄亲王博果尔。

董鄂氏因从小接受过比较多的教育，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可谓顺治后宫的第一才女。就是这种后宫女子少有的才华与气质深深的吸引了顺治，两人经常在一块下棋、谈禅。有时竟彻夜不休。不久，顺治皇帝又加封董鄂氏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顺治与董鄂妃两人之间的感情极好，以至于顺治日常的饮食也由董鄂妃亲自安排。顺治十四年四月七日，董鄂妃为顺治生下一个小阿哥。但是这个新生的小阿哥没活多久就突然夭折了。这对董鄂妃来说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无法承受丧子之痛得她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郁郁而亡，董鄂妃死后，顺治帝痛不欲生，亲自监工在东陵为其修建坟墓，并追封其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以前所未有的隆重葬礼埋葬了她。此后，自己也在极端郁闷的情况之下神秘的走下历史的舞台。至于这位神秘的董鄂妃的身世历来就存在争议。

秦淮八大名妓之--董小宛

有人说董鄂妃就是秦淮八大名妓之一的董小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稗官野史与民间传说之中。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顺治十七年八月，贵妃董鄂氏病逝。数月后，顺治遁入五台山，皈依佛门。董妃即冒辟疆之妾，秦淮名妓董小婉，于明朝弘光末年，被掠到北京，入宫后，赐姓董鄂氏，专宠于皇帝。冒辟疆惧祸，作《影梅庵忆语》，假说小宛已死。”此外，有人认为清初著名诗人的《清凉山赞佛诗》诗中所写的也是董小宛。“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当时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人们认为陛下就是顺治皇帝。而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草下千里就是个董字。诗中的妾指的就是董小宛。

这个董小宛是明朝末年，江南有名的妓女，同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等人并称为“秦淮八艳”。明朝灭亡之后，清军大举南下，董小宛被督军江南的清军统帅洪承畴看中，将其抢入府中，后来又作为礼物送给了孝庄太后为侍女，，孝庄太后见其伶俐乖巧，就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并赐其满洲姓董鄂氏。后来，顺治到皇太后的宫中问安，与董小宛一见钟情。便经常的约她出来幽会，在与董小宛接触的过程中，顺治彻底被她的气质和才气所倾倒。后来这件事情被孝庄发觉，孝庄太后害怕顺治会因此而荒废政务，就瞒着顺治把董小宛许配给襄亲王博果尔。于是，接下来便出现了夺弟之妻的一幕。就这样一代名妓变成了皇宫大院里的董鄂妃。据说，后来孝庄皇太后还是怕顺治会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就想方设法把董小宛给送到了西山的玉泉寺。后来顺治又千方百计的找到玉泉寺，与董小宛相会。孝庄太后为了斩草除根就派人放火烧掉玉泉寺，并说董小宛已被烧死。顺治听后痛不欲生，自己出家当了和尚。

当然，这只是后人的一种传说，事实上据专家考证，董小宛根本不可能是董鄂妃。 "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自从清初大诗人吴伟业(梅村)这首诗传世以来，人们一直把清朝"四大疑案"之一的"顺治皇帝出家"与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联系起来，有相当一部人认为董小宛曾经嫁给顺治皇帝，两人情投意合，誓同生死，所以，董小宛死后顺治皇帝马上出家。这种观点看似浪漫，实则无稽，系文化史的一个误区。 将美人与英雄们联系在一起乃是东西方人的一个通病，所谓"英雄征服了世界，美人征服了英雄"(西方名言)、"英雄难过美人关"(中国名言)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顺治虽然不是什么大英雄，但董小宛却是公认的美女，异族皇帝与汉族美人，缠缠绵绵，这个题材，可以写上好几部电视剧，但把它硬套在顺治与董小宛身上就显得十分牵强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近代中国，顺治皇帝与董小宛都算得上是名人。

为了使生活在当代的读者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两位名人，我们不妨对他(她)们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顺治本是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称帝后的年号，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尤其是清代，人们大多以皇帝的年号指皇帝，所以，顺治也就成了爱新觉罗?福临，亦即清世祖的代名词。

有一位专门研究人的名称的名称学前辈，在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几百位皇上的名字以后，得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结论，据他说，有的皇上名字名不符实，如唐高宗李治，他在当政时，天下已呈乱象，有的则名至实归，如清世祖福临。福临是清朝二任帝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无论是按照立嫡以长，还是按照立嫡以贤的传统，他原本都与皇位无缘。 可这位九阿哥却天生有福，不仅坐上了皇帝宝座，而且还凭空捡来一只"肥鸭子"--从李自成、吴三桂的手里夺去了明朝的万里江山。

登上皇帝宝座，福临靠的是皇叔多尔衮，窃取明朝江山则因有了大汉奸吴三桂。而这两人帮他也都出自偶然。

就以夺取大明江山为例，直至公元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为止，福临和他的那些臣子谁也没有想到要当全中国的皇帝。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后裔，他们的祖先虽然曾经跨进过古长城，占领过中原的大片土地，但那已是遥远的过去了。对于现在的这些女真族后裔来说，长城以南一直是个神秘的国度。他们的铁骑可以叩击长城的关隘，却始终难以叩破对南方的恐惧。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跳了出来，愿当向导。

吴三桂也不是天生的汉奸胚子。当李自成率军袭破北京时，吴三桂慑于起义军的声威，曾一度动过归顺李自成的念头。可是后来当他看到农民起义军"所过州县不留军兵"，听说老父吴襄及一大批明朝大臣"榜掠追赃"，尤其是听说他留在京师的爱妾陈圆圆竟被义军将领刘宗敏夺走时，才"冲冠一怒为红颜"，决定卖身投靠降清。

连老天爷也似乎给福临降福。李自成派遣的先锋官唐通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地名)与清军先头部队相遇(注意：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说清兵于一片石大败李自成，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在一片石迎战清兵的是唐通，详参《清史稿?世祖本纪》)，双方互有胜负，接着，李自成率军二十万，亲自出战。谁料"是日大风，尘沙蔽天"，而且风向是由北向南刮，李自成所率义军被风沙迷住了双眼，不能很好地投入战斗，结果败下阵来。

接着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吴三桂穷追不舍，多尔衮的部队不费吹灰之力越过山海关，占领了北京。 福临也因之由满州汗国的皇帝一跃而成为君临赤县神州的中国君王。

而据《辞海》，董小宛本是"明末秦淮名妓，名白" 。她生于公元1624年，卒于公元1652年。系"冒襄(辟疆)妾" 。 《清史稿》上没有收入，《明史》中也没有关于董小宛的记载。

好事者如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虽然都对董氏作了一些记载，但关于她的最权威史料当推其夫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及《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 关于《影梅庵忆语》，由于前人吟诗已多，我们这里不再转述原文。当时的大文豪龚鼎孳曾有《贺新郎》词一首，叙其读《影》之感。词云：

雁阵横秋巷，乍凭兰玉梅影到，同心遥遣。束素亭亭人宛在，红雨一巾重泫。理不出，乱愁成堇。骑省十年蓬鬓改，叹香熏遗挂痕尤浅。肠断谱对花展。帐中约略芳魂显。记当时，轻绡腕弱，睡鬓云扁。碧海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借棋日酒年宽免。搔首凉霄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典。双凤带，再生剪。

有人附会词中"难倩附书黄犬"一句中的"黄犬"系代指清廷太监，以此证明董小宛确曾被顺治收入宫中。 "犬"者，狗也。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以"贰臣"的身份腆颜事清的龚鼎孳敢骂清王朝的太监是狗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黄犬"一词系用《晋书?陆机传》中的典故："初，机有骏犬，名曰黄犬，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根本与太监无关。

事实上，在明朝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冒辟疆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经方以智、侯方域的介绍认识了“才色为一时之冠”的董小宛。冒辟疆对她一见钟情，以三千两银子替董小宛赎了身。后来董小宛就嫁给冒辟疆做了一名小妾。明亡之后，清军南下，董小宛也随着冒家四处逃亡、颠沛流离。最终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死于水绘园影梅庵家中，年仅28岁。值得一引的是冒辟疆的《如皋冒氏严书?家乘旧闻?亡妾董小宛哀辞》。 这是一篇有韵之文，计有二千四百字，共用二百四十韵。冒氏在文前小序中说："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丽者九年，今辛卯献岁初二日长逝。" 按壬午系明崇祯十五年，亦即公元1642年，辛卯系清世祖顺治八年，亦即公元1651年。冒辟疆在文中说董小宛："夙婴惊悸，肝胆受伤，恒于春半，瘦削肌香。祸触风寒，季夏十七；泬哉沉绵，遂成疢疾；痰涌血溢，五内崩舂；虚焰上浮，热面霞烘。参苓杂役，无补真损；长夜悴蹙，朝起内忍。移居静摄，举室含凄，犹掠豪犀。位置黄花，淡妆逑影；频移绛蜡，详审逸靓。恰逢小试，携儿邗关；屡趣我行，经月乃还。初腊驰旋，两眼一见，脂玉全削，飘姚徒倩。一息数喘，娇喘气幽；香喉粉碎，靡勺不流。火灼水枯，脾虚肺逆……"

从冒辟疆的悼亡之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董小宛死于"痰涌血溢，五内崩舂""脾虚肺逆"的疢疾。

据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所作的《影梅庵忆语》记载，冒辟疆与董小宛认识是在崇德四年（1639年）那时董小宛就已经16岁了。而同时期的顺治帝却只有两岁。但《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中的却说：“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也就是说顺治娶董鄂妃时是19岁，董鄂妃18岁。与前面的董小宛的年龄根本不相符合。同时，在《影梅庵忆语》一书中对冒辟疆对董小宛的一生作了完整的记载。说董小宛与他在崇德六年（1641年），相识。崇德八年（1643年），纳他为妾。顺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病死，年仅二十八岁。据说现在还有当时文人墨客为董小宛写的悼念诗词。从另一个角度讲董小宛是一民间女子，又是一位妓女是江南四大名妓。要皇帝娶一个妓女，这是不现实的。因此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说是不成立的。

历史上倒是确实有董鄂妃这个人，只不过不是董小宛。历史上的董鄂妃出身于满洲世族之家，是内大臣鄂硕之女。她十八岁的时候，以德选入掖廷，备受皇帝宠爱。顺治十四年，董鄂妃诞下皇四子。次年正月此子不幸夭折，董鄂氏伤心欲绝，染病不起，于顺治十七年八月病逝，年仅22岁。顺治痛不欲生下令“辍朝五日，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丧，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顺治自己也亲自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要为此穿丧服二十七天。百日祭奠之时，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顺治还破例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并加谥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敬皇后”。亲自撰写“董鄂妃行状”的祭文，命大学士金之俊题写《孝献皇后传》。可见董鄂妃其实就是顺治皇帝的一个宠妃。并非是董小宛，而且也不是被孝庄设计害死的。事实上，董鄂妃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夭折，悲伤过度而成疾病而死。历史上的董鄂妃与董小宛因该不是一个人，两人只不过由于各种历史的巧合才被后人演绎成一个人罢了。

第11章痴情为情苦

在顺治眼里，董鄂妃就是他的心。虽然两人不曾有过任何誓言，但是，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的确能感天地、泣鬼神。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皇贵妃董鄂氏因病去世，顺治痛不欲生。为哀悼董鄂妃，他5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他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至于追加皇后应举行怎样的大礼，他命礼部要认真、详细、迅速商讨并递交他审议。 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如元稹所写的那样：“维将竟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他不仅辍朝5日，而且将她晋封为皇后。

因此有人说，顺治在自己心爱的董鄂妃去世后，悲伤过度，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出家当和尚了。这件事很难辩解。很难辩解的理由之一，就是顺治皇帝喜欢寺庙生活，喜欢当和尚。顺治帝6岁即位，24岁去世，在位18年。他一生中十分信奉佛教，与当时著名高僧玉林谡、木陈、茆溪森等过往甚密。顺治帝多情善感，身体羸弱，时值青春年龄，放纵情欲，因此神经衰弱严重。他曾对木陈说：“我睡觉时只能单人独室，不能与人同床。临睡前，必须让所有的人都出去，若听到一丝气息，就一夜睡不着。睡早了也不行，必须熬过半夜，困极了，才能一觉睡着。” 关于顺治皇帝的生死有很多种说法，下面讲述其中的四种：

1、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爱妃董鄂妃病逝，这使顺治帝精神陷入崩溃而不能自拔。他自己撰写了4500字的《董妃行状》，又命大臣为她作传，还破例追谥她为皇后，最后又让30名太监和宫女为她殉葬。但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感情的创伤得到弥合，还昏天黑地不知死活。孝庄皇太后无法，只好派很多人天天看守着他。这时的顺治帝决意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终于在十月初，请茆溪森为自己履行了净发仪式，准备到山西五台山当和尚。十月十五日，玉林谡第二次来到北京时，见茆溪森已给皇帝净了发，勃然大怒，当即命人取来干柴，要把茆溪森当场烧死。顺治帝只得向玉林谡表示自己愿意蓄发，不出家了。玉林谡又对顺治帝作了一番思想工作。他说：“若以人间礼法论，皇上应该永居皇位，这样上可以孝敬母后，下可以造福万民；若以世外之法论，皇上也应该永做君王，这样对外可以保护佛法，对内可以管理教内大事。”顺治帝听后觉得有理，便不非要出家不可了。但是，经过4个多月出世与入世的反复折腾，顺治帝本就虚弱的身体已支持不住了，到年底终于病倒了，很快就染上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顺治帝让玉林谡为自己念经祈祷，又亲自把平日最亲昵的太监吴良辅送到法源寺剃度，作为自己的替身，但病情仍不断恶化。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半夜，顺治帝自知势将不起，急命学士王熙、麻勒吉速到养心殿记录遗诏。王熙垂泪听命，在床前匆匆写下遗诏的第一段。这时顺治帝已疲惫不堪，王熙担心皇上支持不住，便奏请先将遗诏全部拟出，再呈皇上过目。顺治帝点头同意。王、麻二人到干清宫西朝房连夜起草了皇帝遗诏，又赶到养心殿请皇帝过目。顺治挣扎着将遗诏修改了三遍，天亮时才定稿。又挨过一天，初七半夜，顺治帝在养心殿崩逝。

2、董鄂妃的死，令顺治难过万分。董鄂妃死后两天，顺治追封她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并亲自撰写了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来悼念爱妻。顺治送走爱妃后，就选择了净发出家！其实顺治并不是突然想出家的，据历史学家陈垣考证，顺治对佛教的启蒙始于一代高僧憨璞聪。顺治十年，这位高僧入宫，他对佛法的解释深深触动了顺治。在憨璞聪推荐下，僧人玉林和茆溪森先后入宫讲授佛法。顺治开始信佛，法名“行痴”。这位行痴皇帝在爱妃火化后的当月，就请茆溪森为自己举行了净发仪式。皇帝出家震惊朝野。在孝庄的压力下，茆溪森的师父玉林把茆溪森绑起来，并架起干柴，要当众烧死他。就在这时，传来顺治决定蓄发留俗，不再出家的紧急口谕。顺治没能当成和尚，三个月后，他在病中把身边的近侍吴良辅送到悯忠寺代替他削发为僧。五天后，顺治带着无限惆怅，在紫禁城养心殿闭上了眼睛，年仅24岁，死因是天花。顺治去世距董鄂妃病逝，仅隔三个多月。

3、在清朝第二位皇帝顺治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娶了19个妻妾，差不多是每年一个，但是最讨他欢心的，只有董鄂妃一人。

在顺治眼里，董鄂妃就是他的心。虽然两人不曾有过任何誓言，但是，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的确能感天地、泣鬼神。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皇贵妃董鄂氏因病去世，顺治痛不欲生。为哀悼董鄂妃，他5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他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至于追加皇后应举行怎样的大礼，他命礼部要认真、详细、迅速商讨并递交他审议。 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如元稹所写的那样：“维将竟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他不仅辍朝5日，而且将她晋封为皇后。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 顺治帝的离家出走，令清宫上下惊慌失措。他们为了不引起世人的非议，只得向外宣布：顺治皇帝驾崩。但是，这种谎言也瞒不了多久。很快，堂堂的大清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削发为僧的事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4、北京周边有座天泰山，上边有座庙，叫慈善寺。当时有一位老僧住在这座庙里，老僧有个傻徒弟，师徒二人每日礼佛念经，日子过得很清静。小徒弟入庙以来，别的事老僧也不让他干，只是每天早晚两次让他到庙北一处悬崖下去察看山崖有无裂缝。五里来地，傻徒弟每天都要跑上两趟，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封山寒风刺骨。不觉过了十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这天，正赶上下大雪，小徒弟去察看，走在山路上心想：每天这样跑两趟，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今天回去就向师父说，山已经裂了，看师父怎么说。想到这儿，他就返回去了，向师父说山崖已经裂开一条缝子。老僧听后拉着徒弟的手说："徒弟，今天你的智慧圆满了，我的正果也就修成了。我马上就要到西天佛国去，不能每日教诲你了。"小徒弟听了这番话，着急地说："师父如此倒是好事，只是我自己在这深山里，多孤独，多冷清啊！"老僧慢慢站起来，走到案边，拿出一幅纸打开，是一张老僧的画像。老僧说："你想师父时，就展开看一看。"徒弟忙说："怎么不见画像上有师父手拿的龙头拐杖？"老僧笑着说："以后哪位善士为我添上这拐杖，你就拜他为师，继续修行下去。"徒弟陪着师父慢慢地来到悬崖下，说来也怪，只见山崖齐刷刷地裂开一个大缝子，老和尚不多说话，理了理僧衣，把画像从怀里取出交给徒弟，嘱咐说："我讲给你的话一定不要忘记！"说完，他从容地跳入山缝，不一会儿，只见裂缝轰隆隆地又合拢了，同时，一缕轻烟升腾，向西方快速飘去。第二天一早，小僧踏出山门，带上一钵一木鱼，向山下走去，走一步敲一下木鱼，口中念叨着："化师父，化师父。"翻过翠微山就是一路平道，正午时分进了西直门，来到京城中。走到午朝门前，他已经疲惫不堪了，但他仍敲打着手中木鱼，口中叫道："化师父，化师父。"这时，顺治皇帝正在宫中，独自闷闷不乐地坐着，突然听到有木鱼声，喊太监，问这是怎么事？太监们循声查访，不一会儿，将小僧引进宫中。顺治皇帝问："为何来此宫禁之外，化何缘？"小僧进述了师徒之间发生的事情。说完，他拿出师父画像递与顺治。顺治接过画像一看，见这僧画像老态龙钟，神采飞扬，心中大喜。只是如此高古年纪，没有拄杖，就平展僧像在龙案上，略沉思一下，从容动笔几下，补画了一支龙头拐杖。小僧见到这个情景，跪地就拜，口中喊着："你就是我的师父！"顺治皇帝见此情景，心想，这必是佛灵的感召，该我超脱尘境入空门了。当天夜里，趁着天黑，顺治便随着小僧出了宫，入山修行去了。

事实上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降、玉琳二禅师，印章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他对木降曾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临宣布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削发为僧，因此一些人认为顺治出家之因是与孝惠皇后不合，所以宠爱的董鄂妃一死，他就以此为借口皈依了净土。据说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借口，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帝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语气十分悲恸。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一个顺治出家的证据。但民国时，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举出《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又认为吴梅村诗中“房”为天驷，“房里竟未动”是指顺治将幸五台山而忽然去世，后几句诗孟森认为是自责之词。所以顺治出家与否，仍然是一个谜。

第12章顺治皇帝出家五台山？

顺治皇帝出家五台山，在清史中找不到记载。顺治皇帝出家五台山。朝廷臣子们以为其晏驾黄泉，皆因董妃而去。后来康熙五台山寻父，末见得顺治，却留给世人许多故事。 按民间传说与野史记载，顺治逃离尘世，去山西五台山做了和尚，他一直活到康熙五十年，即74岁时圆寂，康熙成年后还曾数度寻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清朝皇室与朝廷留下的1000余万件历史档案，当年秘藏深宫，王公大臣也有终生不得见一字者。但是顺治扔掉江山去做和尚，不是空穴来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记载，顺治14岁时外出打猎，曾见过一位在石洞中修炼9年的“别山”禅师，顺治极佩服，特在京城西苑（今中南海）为他辟出一处“万佛殿”，供其修行。“别山”入宫礼节性拜访后，又飘然而去。但顺治思想渐渐向佛。董鄂妃之死，对顺治是极大刺激，他坚决落发为僧，痴心礼佛，为其剃度的和尚劝导顺治：“你的任务不仅是当一个和尚，佛需要你在世间护持佛法，保护寺庙，这是更重要的工作，非做皇帝不能完成。”

顺治出家之说广泛出现在《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诸多野史中，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了一组《清凉山赞佛诗》，影射顺治因情伤到五台山修行。

五台山白云寺僧相传，说是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一天，康熙在京城微服巡游，忽见一僧人卖字，这僧人正是受时任白云寺方丈佛定委派外出化缘的行兴和尚，他过黄河，到大名，经保定，达京城。行兴字苍劲有力，内容更不同凡响：“黄袍换成紫袈裟，只因当年一念差。吾本西方一衲子，因何落入帝王家。”

康熙马上明白，这是老爸顺治所写。

康熙问行兴：“诗是谁写的？”

“一老僧，他写的多着呢。”接着又背了几首，康熙越听越像。

康熙惊问行兴：“你可知老僧俗姓俗名？”

行兴答道：“我们出家人都姓释，不知他俗家姓名。他整天读经打坐，常念唱词，上面我背的这些偈语（佛教唱词），就是我记下的。”

康熙意识到，自己父亲出了家，可能在白云寺挂单（暂住），从而引发了他去白云寺寻父的愿望。

自顺治出家后，康熙曾数上五台山，私访多处佛教寺院，但顺治云游四方，踪迹不定。得知白云寺这个线索，康熙不会轻易放过。

这一年9月，康熙首次微服私访白云寺，并告诉行兴，不要暴露他的身份。

康熙在山门下看到弥勒佛，自言自语：“佛见我为何要笑？”佛定方丈走出来回答：“佛见佛，佛要笑，佛笑施主为寻亲人进寺院。”康熙一惊：“见你呢？”佛定随即答：“佛见我佛也笑，佛笑贫僧无有道。”康熙知道对方看透自己身份，便说：“既知则隐，千万不可泄露。”

佛定引康熙来到方丈室，康熙说明来意，并举行仪式，亲手为一千余名僧人打斋供众，以便寻父。但他并未找着。康熙问：“僧人可全部到齐？”“还有一烧火老僧。”“我前来供众，岂能漏人！前去见他。”于是佛定带康熙来到僧厨，只见一位两鬓斑白老僧，两眼闪异样光芒。

他见佛定引康熙进屋来，便哼唱起来：“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才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康熙听不懂，快步走上前去问道：“请问长者尊姓大名？”

老僧回答：“贫僧八硋。”

康熙认为老僧形貌和自己印象中的父王相离甚远，有点失望。老僧反问：“客从何来？”“从京城而来。”老僧又问：“京城的麦苗可好？”康熙一头雾水，更认定老僧糊涂。

康熙回京，把经过告知母后，讲到“八硋”老 时，母后说，你将此合成一字，乃是“父”字。

又讲到“京城的麦苗”，母后说，这是我的小名呀。

康熙不再说话，处理完朝中大事，再下白云寺私访（民间传说总把微服私访说得像吃黄瓜一样容易）。这回老僧出外云游去了。

过了好长时间，康熙也没白云寺的消息，他决定利用南巡三下白云寺，这次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的春天。这次出行，不是微服私访了，他带上八柜藏经及许多赐物，命大学士马齐书写“庄严清静”四字，自己写了“当堂常赏”四字，赐给寺院。

这次前来，康熙还传下圣旨，钦定河南府台、归德知州等，支持白云寺扩建。白云寺从此名声大振，成为“中州四大名寺之一”。

“赐物”行兴“赐字”佛定

1917年即民国六年，睢州人萧光甫依据寺中藏碑及历代记载，编纂成《白云禅寺志》，成为关于白云寺的重要著作。他在书中记载，行兴是白云寺最重要的“中兴之祖”佛定大师的弟子，追随佛定40年，得洞宗上乘（洞宗为曹洞宗简称，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唐代良价及弟子本寂所创，禅风以回互细密著称）。

他在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赴北京觐见圣祖仁皇帝即康熙，被赐书扇一把，御敕为 僧复元禅师，赐给他缁绶珠衣，又赐藏经5488卷。

也就是说，康熙确曾给白云禅寺赐物，这也印证了传说中“八柜藏经许多赐物”。

那么康熙究竟来没来过白云寺呢？

白云寺有一石碑，刻着“顺治皇帝出家偈”：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足贵，唯有袈裟披最难。

朕为山河大地主，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不如不来亦不去，也无欢喜也无悲。

悲欢离合多劳意，何日清闲谁得知。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牵无挂得安闲。

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披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逍遥佛殿任君嘻。

莫道僧家容易做，皆因累世种菩提。

虽然不是真罗汉，也搭如来三顶衣。

兔走鸟飞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

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

禹尊九州汤罚夏，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初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缘何落在帝皇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战几时休？

朕今撒手归西去，管你万代与千秋。

白云禅寺里的铁锅槐，已有四百余年历史，相传铁锅为清康熙所赐

第13章雍正登基迷雾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雍正全名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帝第四子，是清入关后第三代皇帝，共在位13年，庙号世宗。

康熙号称“千古一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剿噶尔丹，可以说功成名就，不可一世，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事面前却一筹莫展。临终之时，连定谁为太子，都悬而未决。康熙生有36个儿子，除了夭折及过继出去的，还有26个。皇子们都为争夺太子之位，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私结朋党。1722年10月康熙到南苑狩猎十几天后，觉得身体不适。13日病情恶化，当天夜里69岁的康熙皇帝于北京西郊畅春园驾崩。随即銮舆载着康熙遗体，像日常皇帝出巡一样，连夜送回北京城中大内乾清宫。

次日，由康熙帝临终前的惟一“顾命大臣”、担任卫戍京城与皇宫的步军统领、国舅隆科多传达康熙遗诏，命皇四子胤禎继位。同时，皇宫内外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诸王非传令不得进”大内；关闭京城九门六天，等等。到11月20日，胤禎在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贺，颁布即位诏书，正式登上皇位宝座。次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的突然即位，震动朝野。关于雍正是如何登上皇帝宝座的，是清宫三大疑案之一，也是说法最多、最复杂的一个疑案。各种传闻纷纷扬扬，时至今日，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代表性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雍正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是继位还是篡位？从胤登基以来，几百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据正史记载，胤禛是奉康熙遗诏登上帝位的。1722年末，康熙病情突然恶化，传各位皇子入见。不久，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步兵统领隆科多等人到了御榻旁，听取了康熙的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一诏书出人意料，据说胤禛知道后也深感意外。

12月20日，康熙皇帝去世。七天后，皇四子胤禎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不久，有关雍正篡位的传说就开始流传，并引发篡位说与合法继位说两派的激烈争论。而在民间传说中，更是广泛流传着多种版本的雍正篡位登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是“雍正改诏说”：在太子胤礽被废以后，康熙特别宠爱十四子胤禵。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来是想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禵的，可当时胤禵正统帅西征，不在京城，于是权力很大的雍正就串通隆科多、年羹尧，暗地里把诏书中的“十”字改成“于”字，这样诏书就由“传位十四子”变成了“传位于四子”。将允禵调回北京关押起来，太后想见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柱而死。

二是“隆科多改诏说”：隆科多是当时的步军统领，负责康熙的安全警卫及执掌卫戍兵权，而他是雍正的舅舅，那时只有他能接近康熙康熙病重时发谕旨叫远在西宁的允禵紧急回京，要传位给他。可是隆科多却把遗诏捏在手里，没有发出去。等到康熙驾崩，隆科多假传圣旨立了四皇子胤禎，即雍正。关于“隆科多改诏说”还有另一版本：康熙刚咽气，隆科多赶紧从“正大光明”匾后面取出密藏在那里的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

三是“雍正投毒说”：康熙病重时，胤禎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后就一命归天了。也有人说是雍正气死了康熙，密谋登上了王位。

四是“年羹尧改诏说”：年羹尧是当年的川陕总督，传说雍正的母亲曾与他私通，雍正是年羹尧的私生子，改诏的事是年羹尧干的。这些传说都把雍正描述成一个弑父逼母、改诏篡位、残害兄弟的暴君，而在这些传说中，最关键的就是雍正是篡位还是继位。

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民间传说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没有事实根据。比如，“传位十四子”被改成“传位于四子”是根本不会有这样可能的，因为康熙诏书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的，而且汉文中的“于”字是一个繁体字“於”，要想改诏书，将“十”改成“于”没那么简单，更何况还有满文呢？而从保存至今的康熙遗诏上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的是：“雍亲王皇四子胤禎，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根本不是传说中所说的“传位于四子”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从遗诏看，所谓改成“传位于四皇子”之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谓康熙喝了雍正献的参汤而中毒同样不可能，因为康熙根本不喜欢这东西。由于康熙精通医学，曾多次说人参宜于南方人，对北方人不合适，所以雍正要做手脚也不会用进参汤这一招。而隆科多偷改诏书同样不符合历史，因为将秘密谕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制度，是从雍正才开始的。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雍正比年羹尧年龄还大。

何况年羹尧和雍正关系不一定很密切，同时作为川陕总督的他不可能钳制西征的抚远将军胤禵。胤禵兵力不多，即便知道京城有变，也不敢轻举妄动，用不着年羹尧去钳制。最后，从康熙末年的情况看，雍正可能是最佳皇帝人? Ｔ谟惺盗φ岽⑽坏闹罨首又校食ぷ迂返i因求皇位过急而遭贬，皇八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十四子地位虽显赫，但从种种迹象看并未被康熙定位继承人。而雍正狡猾无比，与诸兄弟表面关系很好，并得康熙的好感。康熙晚年多次命他代行祭天，表明对他特别信任。另外，在诸多皇孙中，康熙特别喜爱雍正之子弘历（乾隆），这也是雍正得有力因素。

民间传说虽然十分荒谬，站不住脚，但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还是把结论分成两种：一种认为雍正是篡位，另一种则认为雍正是正常继位。篡位论者认为，雍正在康熙病逝前后，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步军统领隆科多是雍正心腹，在康熙病危昏迷时，雍正在隆科多帮助下伪造了遗诏，变相软禁皇子，编造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听到康熙口传遗诏的重要情节，乘机篡位。因为证明雍正合法继位的关键问题，是康熙临终前是否曾召见过皇子和隆科多，并口授传位遗旨。学者经过对史料对比研究后认为，雍正继位前后对这一关键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表述，直到敌对势力被打压后才这样讲，所以很可能是编造的。

还有人称，在清宫秘档中发现了两份康熙遗诏，内容不一样，一份只有汉文，另一份则为满汉文，说明公布的遗诏很可能是假的。所以尽管民间所传“十”改“于”是不可能的，但并不能排除雍正矫诏篡立，因为正史记载有很多破绽。这派学者认为，康熙晚年并不十分信任胤禛，而最喜欢的是允禵，屡屡委派胤禵以重任，尤其是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实际已认定他为接班人，让他去西北打仗是为让他树立威信。而在年龄上，胤禎也处于劣势。雍正继位时已45岁，比同母弟允禵大十岁，因此有人认为康熙不可能选一位年龄过大的皇子接班。

对于康熙非常喜欢胤禎的儿子弘历(即乾隆)，增加了胤禎继位砝码的说法，许多人认为这很牵强。因为从档案记载上看，康熙对皇孙们都非常喜爱，特别是对废太子胤礽的儿子和允禵的儿子。何况雍正与隆科多、年羹尧的关系也确实可疑，年的“今日之不负皇上，他日不负王爷”，更是篡位铁证。另外，雍正即位后残害兄弟也难于用缺乏宽大之心来解释。由此他们推论：正因雍正篡位心里有鬼，才没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他把自己的陵墓选在清西陵，而不是康熙陵所在的清东陵。

关于雍正的继承帝位，历史学界从来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雍正是由康熙临终传位的合法君主；另一种认为雍正继位是夺权篡立。

夺权篡立说要从康熙六十一年冬说起，那年，康熙帝在热河和南苑行猎之后“偶感风寒”，住在畅春园休息，命皇四子胤禛往天坛代行冬至祭典。十一月十三日凌晨，病情恶化，至夜间猝然逝世。据称:临终遗言由皇四子胤禛继位，即雍正帝。官书言之凿凿，似无可怀疑。但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说雍正系篡立夺位。较早见于记载者为《大义觉迷录》，其中说:

“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

此处所说雍正夺位的情节，曲折离奇，与官书记载大相径庭。一方面官方文书不可全信，因为它是雍正即位后编写的，自然不会有篡立的痕迹。另一方面民间流言，亦不可全信，因这些流言多出自雍正政敌之口。雍正继位之谜，遂扑朔迷离，成为千古疑案。例如改写遗诏之说是不可能的。因清朝的书写格式，允禵写作“皇十四子”，胤禛写作“皇四子”，第一个“皇”字不可省略，改诏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言，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雍正继位确实存在许多疑点，这件公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成为千古疑案。

康熙晚年，因太子废立，闹得举朝不安，储位虚悬已十年之久。但康熙心目中似乎已将皇十四子允禵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准噶尔入侵西藏，清援军入城战败，西线军情紧急。康熙五十七年，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西征。这次援藏之役，出兵多，任务重。当时，太子人选正待确定，康熙给允禵这一重大任命，当意有所属，大概是为了考验和锻炼允禵的才能。为了树立允禵的威信，此次出兵仪式隆重，规格甚高，康熙“亲诣堂子行礼”。允禵可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随允禵出征的有一批亲王、郡王及康熙的几个爱孙。康熙十分看重允禵的才能，对蒙古亲王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抚远大将军奏议》）

允禵到前线后，康熙对他关怀备至，屡通音问，告诉他“阿玛、额娘身体都好……自去年以来，一剂药也没吃，……上炕时不再需要旁人扶持，骑马时也不用安放马蹬了”，“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满文朱谕》）。允禵在前线二年内受赏赐物件食品达16次之多，包括眼镜、鼻烟壶，康熙用过的腰带，“凡有各省进献之佳品，父皇皆一项不漏，立即赏给臣”（《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几个儿子也被康熙带到热河“仁爱训育”，使他们“时常依绕皇祖膝前”（《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儿子弘春和女儿结婚，康熙亲自照料，赏赐财物妆奁。康熙给允禵兵权，且关系十分亲密，这在当时已给人以允禵将是接班人的印象。故皇九子允禟说允“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文献丛编?允祀允禟案》）。连当时的朝拜使者也说:“十四王拥兵在外，屡建大功，众心咸属。”（《燕行录》）

把这些记载和雍正夺位后对允禵出任大将军之事的评论相对照。雍正说:“（康熙）知允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逐之意也”（《大义觉迷录》）。照这说法:康熙竟会派一愚悍不安静的儿子担任大将军之职，视军务如儿戏，这是不可信的，是雍正为了破坏允禵形象的诋毁之词。

康熙怎样传位给雍正，据官书所说，也是破绽百出，无以自圆其说。最早是雍正元年八月上谕:“圣祖……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这里未提及听到遗命的人。至雍正五年十月上谕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这里出现了诸皇子和隆科多聆听遗命的记载。至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为了驳斥夺位流言，写《大义觉迷录》，叙述康熙临终授命情形，极为详细具体: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即允祀）、塞思黑（允禟）、允禵、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呼号，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大义觉迷录》）

这段话存在许多问题:一、康熙传位的重要情况，按理当在雍正即位之初，即行披露，何以延至七年之后才说出来。二、雍正一直强调，自己在康熙去世之前，不知道会继承帝位，“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上谕内阁》）。而按照《大义觉迷录》所言，雍正在康熙弥留之前八个时辰赶到了病榻前，其时康熙尚能言语，“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何以康熙未向雍正透露已传位于他。这是何等大事？是康熙遗忘了吗？还是向雍正保密？这都于理不通。而且已听到康熙面谕传位的兄弟们和隆科多亦无一言道及，直到康熙死后“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情形未免离奇。三、隆科多既是面承遗诏的“惟一大臣”，而雍正五年的谕旨中却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东华录》），前言后语，相互矛盾。四、雍正说:康熙死时，果亲王允礼（皇十七子）亦“在寝宫外祗候”，而隆科多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指皇宫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上谕八旗》）。可见允礼并不在“寝宫外祗候”，他听到康熙去世，赶往畅春园，在西直门大街遇到隆科多，才听说雍正继位，大出意外，甚为惊骇，逃回家去。五、据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大义觉迷录》），“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祀）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清世宗实录》）。允祀、允禟的举止不像是八个时辰以前已聆听康熙的传位遗言，而像是康熙刚刚逝世，听到雍正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之情。由此可见，所谓八人受康熙面谕传位雍正的事，十分可疑，很可能是在七年之后伪造出来的。

从皇族中对雍正继位的反应亦可看出问题。雍正的兄弟很多，支持雍正继位的只有皇十三子允祥一人。皇十四子允禵和雍正一母所生，二人又是角逐帝位的死敌。允禵从军前调回北京奔丧，与雍正口角冲突，被永远囚禁。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禟是雍正的死对头，他们势力大、影响广，对雍正篡立不服，进行抵制，是雍正的重点打击对象，至雍正四年，允祀、允禟被迫害致死。两人死后雍正把他们改名为阿其那（狗）、塞思黑（猪），可见积恨之深。皇十子允(礻我)是允祀一党，雍正二年即永遭囚禁。皇三子允祉也反对雍正继位，雍正说他“与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交相党附（《清史稿》）”。其子弘晟看不惯四叔的作为，雍正斥其“凶顽狂纵，助父为虐”。与父亲同被禁锢。皇五子允祺是位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的儿子弘升也对雍正不满，被削除世子。皇十二弟允祹，本封履郡王，于雍正元年因“并不感激效力”，降为贝子。其他兄弟年龄较小，未卷入皇位的争夺，故得保全。雍正的生母德妃，民间流言，说她触柱而死，虽无确切佐证，但雍正和允两个亲生儿子，为争位而拚得你死我活，小儿子被大儿子终身囚禁，她在康熙去世允被囚后“不饮不食”，不久死亡，其死因可能与帝位争夺、兄弟阋墙有关。连雍正的大儿子弘时（三阿哥）也不满父亲的所作所为，有所抗争，雍正竟和他断绝父子之情，令他去当允祀的儿子。“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奉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祀之子。令允祀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着即撤去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赡养”（《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到雍正五年，弘时又进一步与其他几个皇室兄弟得罪，被雍正赐死。

雍正初年，皇室内部这场血腥的屠杀，是雍正篡立而引起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不仅他许多兄弟参加，连他的生母、亲子也站在敌对营垒中。朝内外稍知情形者均不直雍正的行为，不服的人很多。故雍正说“在廷诸臣为廉亲王（允祀）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即联屡降谕旨之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上谕内阁》）。故清除允祀、允禟集团中被株连杀害的皇室、大臣甚多。连朝鲜的史料中也说“清皇（指雍正）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如果雍正确属康熙传位，是合法继承，就难以想像会集结起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会激起众叛亲离，只剩孤家寡人。

而继位论者则坚持认为，是康熙钦定的雍正，所以在有临终传位之举。他们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六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皇子和隆科多等人，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禎的遗命，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的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

康熙虽然在 22岁时就立了太子：皇二子胤礽，但后来由于皇太子骄横跋扈，挥霍无度，并在朝廷里结成太子党，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废掉了太子。废了太子后，皇子们争夺太子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康熙为制止这种情况，第二年不得不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但三年后，由于太子党的威胁，康熙再次废了太子，并倾向于从皇三子、四子和十四子中选继承人。这期间，康熙曾多次对大臣们说：一定找一个“坚固可托之人”，说明康熙对谁继位已心中有数。而众皇子中，雍正性格坚毅，治理国家的能力有目共睹。

康熙六十年，康熙谕令胤禎清查京通各仓，并明确表示：若派其他人不一定能办成。随后，康熙又指定胤禎代他去行祭天大典，这就不难看出康熙对胤禎的器重和信赖了。康熙曾多次说胤禎“诚孝”，说明他对这位皇子的人品也十分嘉许。这就是说，雍正是靠“诚孝友爱”来得到皇位的。胤禎为了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露得过多，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嫉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靠。雍正正是按照这种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的。

胤禎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又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 Ｘ返澣肽冢嗲胙≡裉郊盎首又猩灾┬哉咴熟怼⒃熟鳌⒃屎妥约杭焓臃揭袒矢赋砸┲瘟啤？滴醯鄯┖螅√逯鸾トＳ谑牵滴醯勖谑塘壕殴Φ却停骸暗背蹙薪实i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胤禎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禎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胤禎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练，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雍正手书对联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胤禎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禎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此发出上谕：“此语不必记载? 必返澕涛缓螅鸵浴敖浼庇萌獭蔽颐靡跃咀约骸６杂谖裁纯滴踝詈笱≈械牟皇腔适淖樱嗣侨衔绻滴跽嫦氪桓幕埃遣换嵩谧约耗昀仙∈保阉傻侥敲丛兜牡胤饺サ摹?

如果说康熙五十七年让允禵到西北指挥对准噶尔的战斗，是为了让他建功立业，但康熙六十年将立战功的允禵召回北京述职后，第二年康熙又在自己体弱多病时让他重回前线，这显然表明皇位不是要传给允禵的。允禵被召回北京，雍正将他软禁，但这只是雍正认为允禵对皇权有威胁采取的措施，不能以此说雍正就是篡位。

而康熙选中胤禎，还因为他喜欢胤禎第四子弘历，这话也有些来历。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12岁的弘历天资聪颖、品貌端正，引起康熙的好感。康熙当即就令弘历搬到皇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康熙到围场打猎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在一旁侍奉。佐证这一说法的还有清东陵乾隆陵前的《裕陵神功圣德碑》，它记述了乾隆一生的丰功伟绩，也明确表述了康熙默定乾隆为继其皇位的第三代皇帝。这是最早明确表述康熙默定乾隆继未来帝位的官方说法，这也间接说明雍正是正常继位的。

至于雍正没有遵循“子随父葬”的习俗，作为篡位旁证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顺治父亲的昭陵是在沈阳，顺治死后并没葬在沈阳；雍正墓在清西陵，其子乾隆的墓却在清东陵。而且，如果雍正因篡位死后无颜见康熙，那他也不敢进太庙才对，因为太庙供奉着清朝历代皇帝，按当时迷信的说法，在那里雍正不是还能见到康熙和他的祖先吗？

历史上的雍正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雍正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 ５牵滴踉谕砟辏捎凇疤绞⑹馈倍坛ち苏硎率〉乃枷耄馐逼谒沓脑蚴嵌嘁皇虏蝗缟僖皇隆Ｓ纱耍诔吧舷碌墓倭哦游橹校檎⒂稀⒎凼巍⒏】涞戎种指苤缪现胤豪模丫苯油沧拧笆⑹馈?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第14章雍正铁腕重典

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这一“憎”一“恶”，鲜明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接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 保耙淮Σ皇担蚴率履岩晕乓病薄Ｓ赫娼氚俟伲榧僮啾ń崾セ噬先蘸蟮男湃巍?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对拍马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己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但雍正帝又是一个生性多疑、猜忌心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拿他没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拆看来信，见是劝说他反清的，大吃一惊，问张熙说：“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岳钟琪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岳钟琪听了，马上翻了脸，吆喝一声，把张熙打进牢监，并且要当地官吏审问张熙，追查他是什么人指使的。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就是不招，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

张熙开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神罚咒，才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渐渐热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老师曾静怎样交代的话都抖了出来。岳钟琪哄得了张熙提供的情况，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要不招也不中用了。雍正帝再一查，知道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像这样的案子还是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另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这些可以说是雍正的败绩、劣迹，但实际上雍正在位期间，严惩贪官，整肃官风，使吏治为之一新，“数百年之颓风”为之一变，他临终时国库存银扩充为7000万两，建立了较为廉洁奉公的政治体制，为以后的乾隆盛世，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 ？墒牵赴倌昀矗赫砗蟮玫降娜词锹蠲龉隼矗馐俏裁矗?

原因就在他的行为做事的方式上。雍正一生，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赋税的改革和废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等。有史料记载，康熙末年，名为盛世，其实内忧外患，外强中干。国库空虚，仅有存银50万两，经济上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宫廷斗争尖锐复杂，皇子们为争夺皇位，结党营私，明争暗斗，几乎到了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大肆侵吞库银，水患外患，民不聊生，这就是雍正继位时的状况，泱泱大清王朝实则是个烂摊子。雍正正是处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紧要关头登基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将最终决定清王朝的命运。

生性刚毅，办事一向雷厉风行，且有几分阴冷、狠毒的雍正，他一旦大权在手，便义无反顾。他一保江山社稷，二为天下劳苦苍生。为充实国库，增强国力，他抄了王府和大臣的家；为重整吏制，清除腐败，他大开杀戒，一个个朝廷重臣成了阶下囚、刀下鬼，就是皇子皇孙也在所难免；为推行新政，实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他得罪了天下几乎所有绅士和读书人，政敌遍布朝野上下，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孤家寡人。

说雍正是暴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清王朝被推翻之后，民国时期大量的武侠、演义小说纷纷面世，把雍正贬成一个谋反、逼母、杀兄、屠弟、诛忠、狂妄、奢靡、十恶不赦的皇帝，广泛流传，以讹传讹。这就是雍正身后骂名滚滚来的原因所在。比如，在雍正传说中有一个著名的血滴子故事，认为血滴子外面用革为囊，里面却藏着好几把小刀，遇着仇人，把革囊罩他头上，用机一拨，头便断入囊中，再用化骨药水一弹，立成血水，因此叫血滴子。这乃是雍正皇帝从几位绿林豪客处得来的利器。

这班绿林豪客的首领，便是四川总督年羹尧。羹尧系富家之子，幼时脾气乖张，专喜耍枪弄棍。他的父亲年遐龄，请了好几个教书先生教他读书，都被羹尧逐走。后来得了一个名师，能文能武，把羹尧压服，方才学得一身本领。这名师临别赠言，只有“就才敛范”四字。羹尧起初，倒也谨佩师训，嗣后与皇四子胤祯结交，受他重托，招罗几个好汉，结拜异姓兄弟，帮助这位皇四子。皇四子就保荐年羹尧，说他才可大用。康熙帝召见，果然是一个虎头燕颔、威风凛凛的人物，遂连次超擢，从百总、千总起，直升至四川总督。后来雍正外恃年羹尧，内仗隆科多，所以才得到冠冕堂皇的帝位。他恐人心不服，有人害他，遂用了这班豪客，飞檐走壁，刺探人家隐情。

关于血滴子，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人们对其的恐怖和畏惧。有一年春节，雍正皇帝升殿，受朝礼毕，连下谕旨十一道，训饬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大致是叫他们守法奉公，整躬率物，倘有不法情事，定当严惩的意思。次日复视朝，百官俱至。雍正帝问百官道：“昨日春节卿等在家，做何消遣？”众官员次第回答，或说饮酒，或说围棋，或说是闲着无事。只有一个侍郎，脸色微赧，听众人俱已答毕，不能再推，只得老老实实地说道：“微臣知罪，昨晚与妻妾们玩了一回牌。”雍正帝笑道：“玩牌原干例禁，昨日乃是春节，你又只与家中人消遣，不得为罪。朕念你秉性诚实，毫无欺言，特赏你一物，你拿回去，与妻妾们并看罢。”说毕，掷下小纸包一个，侍郎拾在手中，谢恩而退。回到家中，遵着上谕，拆开纸包，大家一瞧，个个吓得伸舌。连忙将昨天玩过的纸牌，仔细一检，恰恰少一张，正是昨天所丢失的一张纸牌儿。

有一位妾道：“昨日的纸牌是我收藏的，当时也来不及细检，不知如何被皇帝拿去一张，难道当今的圣上，是长手佛转世么？”侍郎道：“不要多嘴，以后大家留意便是。”这位侍妾偏要细问，侍郎走出门外，四周瞧了一番，方才关上门，对妻妾道：“我今日还算大幸，圣上问我昨天的事，我晓得这个圣上，不比那大行皇帝，连忙老实说了，圣上方恕我的罪，赐我这张纸牌。若少许欺骗，不是杀头，便是革职哩? 敝谄捩侄忌焐嗟溃骸坝姓饷蠢骱Γ俊?侍郎道：“当今皇上做皇子时，曾结交无数好汉，替他当差办事，这班人藏有一种杀人的利器，名叫血滴子。”说到此处，忽听檐上一声微响，侍郎大惊失色，连忙把头抱? Ｖ谄捩恢喂剩屑父龅ㄐ〉模Χ闳胱老隆Ｐ税肷危晃锎诱手写┤搿Ｊ汤稍郊拥ㄇ樱闱恳豢矗耸且恢话呃昝āＪ汤芍链耍痪跏ΑＫ媪钪谄捩鞴槟谑摇Ｖ谄捩艘幌牛僖哺以傥收庋巫印?

第15章死亡之谜

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 ５诙欤?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

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

有清一代，侠女吕四娘自幼避难于少林（一说峨嵋），投拜在广慈老尼门下为徒，学习剑术武功，名闻遐迩，是大江南北十侠之一。据《江湖异闻?甘凤池》篇记述：“康雍间，以拳勇鸣于大江南北者，凡十人：甘凤池尚系第七手……第二手系吕晚村之女，年十六七而身轻如燕……第十手名白泰官，艺不及人，而能腾踔空中，一跃数十丈。”起初，他们曾经盟誓，只许行侠作义，不准欺凌百姓。“九人因（了因）和尚淫凶已极，官不能制，思除其害，约日共往。和尚亦不惧，持大铁杖，重三四百斤，运动如飞。众悉力接战，斗酣之际，不防，白泰官从空飞下，直劈其首……吕女以枪戳其心，始倒。”另据《清代述异》一说为八侠之一：“首僧了因、次吕四娘、曹仁父、路民瞻、周浔、吕元、白泰官、甘凤池，各精一艺……”还特别注明：“四娘，晚村先生孙女，国仇家难，刻不去怀，浪迹江湖，盖将以结纳豪杰，共图大事，非徒博侠客之名而已。”原来轰动一时刺杀雍正的无头案，就是侠女吕四娘为报父祖之仇而一手干成的。

吕四娘本来不过是浙江石门县一个读书人家的姑娘，她为什么蓄志苦练技击而要铤而走险呢！说来话长，恐怕这要从雍正皇帝谈起。

雍正登上大宝，立即逼迫佟太后殉葬，瘐死史长允礽，谋杀皇弟允祀、允禟，并肆意诛杀功臣…… 专制淫威，朝野震悚，滥施刑戮，遍及臣民。在他消灭朝中异己之后，对心怀怨望而著书立说的文人也严惩不贷。《西征随笔》的作者汪景祺，以“语涉讥讪”，“照大不敬律斩决”，“妻子分别发遣”。侍讲钱名世，尝赠诗年羹尧，乃以谄媚罪，榜书“名教罪人”，革职幽囚。江西考官查嗣庭，因出试题“维民所止”，被判为影射“雍正”无头大逆罪，押解进京，死狱后戮尸枭示。长子坐毙，家属从军。中试举人也一律取消拿问。吕四娘的祖父吕留良，人称晚村先生，学本程、朱，志向卓绝，誓不仕清，垂老呕血，著作宏富。立论多言《春秋》义理。尝写诗述怀：“谁教失脚下渔水，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内姓名非。苟全始终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死后因受湖南会审要犯曾静文字狱的供折牵涉，被掘墓戮尸，其子毅轩及家眷尽发配边荒。鲁迅所称许的《清代文字狱档》里曾记述此案。当时只有吕四娘，因为偶然外出，幸免于难。她从此远走荒山，栖身古寺，为蓄志复仇而拜广慈为师。那广慈乃是少林真传，门下已有八侠为徒。论武艺，要算白泰官和甘凤池最称高足。自从四娘投师以来，白和甘就自愧不如了。吕四娘经常刺探雍正消息，知道他不仅武艺高强，而且还豢养一批武士，并且个个善于使用“血滴子”秘密武器，她虽然复仇心切，但为万全之计，便日日夜夜，更加刻苦练功。广慈看四娘功夫已成，满心欢喜，就把自己的身世详细地告诉了她。原来她是前明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当年在危难中得到周国丈的庇护，逃入山林，遇见异人传习剑术。因被父皇砍去一臂，时人称为“独臂老尼”。她自13岁出宫，至此已有九十多年，今已风烛残年，国仇未报，引为憾事，幸而在此遇见四娘，不能不把希望寄托于她。

“十年学剑不曾用，一朝出匣神鬼惊；乘着骊龙梦未醒，削尽沉冤吐不平。”四娘谨遵师言，充满了深仇大恨，赶到北京，趁暮色苍莽，纵身上墙，进入宫廷。恰巧这时雍正正在便殿对棋，不及防备，被刺身亡，头被割去。四娘完成任务后，马上赶回，向老尼报告，不辱师命，从此不知所终。雍正死后，清廷也不便声扬，偷偷地给他配上一颗黄金雕成的脑袋，下诏说是因病驾崩，仓促收?

另一种说法更让人吃惊。据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由于色角的转换，对书中的一诗一词，一歌一赋，一句话，一把泪，甚至是一个游戏，一句笑话都要紧紧地联系竺香玉的生平遭遇（野史），站在他的角色上去阅读《红楼梦》才会便捷，才有成效。

《红楼梦》中竺香玉亲手杀害雍正皇帝也是出现在开卷第一回中，书中写道：

“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 ，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又高吟一联云：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

‘时缝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

表面上看，这些诗句是贾雨村的生平抱负。自己心中想：我追求功名的愿望如何还不得而知，又添上思恋娇杏（侥幸，回顾雨村两次，就被雨村看中侥幸当了夫人）的忧愁。并想入非非想搂抱娇杏玉人，但考虑到自己一介书生又穷困潦倒，哪里能得到娇杏的青睐。只有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体现自身最高价值，到那时就可飞黄腾达，人间百姓都会敬仰有加。

贾雨村（假语充）是别名，姓贾（假）名化（话）表字时飞。雨村的话被 《红楼梦》作者定格为“讲假话会飞”，不可信。而实际发生的事情是竺香玉杀雍正的过程，具体诠译如下：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担心前来报仇存在巨大的风险和变数，又怪今晚中秋之夜月亮太明，给自己的行装隐蔽添了麻烦。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紧皱眉头考虑对策，东张西望以防暴露。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自顾周围的动静，那顾自身的安危，只因不堪忍受家破人亡的冤仇。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经过仔细观察和思考，要想容易进入寝宫，必须扮成待寝宫女混入皇宫。

第二段联云诠译为：

“玉在”：“竺香玉在”，“椟（棺）中求”：宫中谋示，“善价”：伤驾（皇帝）。“钗于”：杀于，“奁内”：帘内，“待时飞”：待死后把头提走。整句话是：竺香玉在宫中谋求伤害皇帝，最终成功地把雍正杀死在寝宫的床上，并把头颅割下提走。

第三段的诠译是：

“时缝三”：雍正皇帝的尸体是用金头玉脖和中下部缝（仿）制起来，“五便团圆”：无法变的完整。“满把晴光护玉栏”：竺香玉满有把握地避开清宫里护卫森严的阻栏，成功完成了复仇计划。“天上一轮才捧出”：暗示改朝换代，即乾隆皇帝代替雍正皇帝。“人间万姓仰头看”：天下百姓才相信雍正皇帝的头被 人暗中砍走。

从上面的诗句中可以看出雨村口才锋利，抱负狂诞，骗得了士隐送给他五十两白银和两套冬衣作为进京应试之需。而甄士隐把竺香玉杀雍正皇帝的真事隐瞒的点有别扭和结巴。书中写道：

“士稳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不见，不日可得接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

士隐说的前后两句奉承话还算高雅，而中间的“飞腾之兆不见”这句话就大有词不达意，应当改为“飞腾之兆头一定会实现”才会通顺些。若按原句的语法也应在“兆”后加上一字“头”，改为“飞腾之兆头不见”。士隐偏偏把“头”漏掉隐去，足见雍正皇帝的头不见确有其事。

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

这些传说表明，雍正生前因治国严厉招致许多人的怨恨。但是民间传说不是历史事实，这几种说法并不可信。另外，有史学家曾经推论，雍正是突然中风死去的，但尚未拿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

第16章崇尚丹药

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历史学家们近年来对清宫档案进行了大量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

炼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

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

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

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

访求术士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春，雍正闹了一场大? 很快，四川巡抚宪德写折子说，当地有个人叫龚伦，有长生之术，86岁时还得了个儿子。雍正立即谕令此人进宫，但此时龚伦却死去了。为此，雍正十分惋惜。

雍正如此尊崇道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治病驱邪”。

秘密炼丹

在雍正大搞道教活动的同时，在圆明园内开始秘密升火炼丹。

清宫《活计档》是专门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里面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最早的记载是在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其主要内容是：十一月十七，内务府总管海望和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桑柴750公斤，白炭200公斤。十二月初七，海望、刘胜芳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的铁火盆罩一件，红炉炭100公斤。十二月十五，海望、刘胜芳和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矿银十两、黑炭50公斤、好煤100公斤。十二月二十二，海望和李进忠又一同传令：圆明园秀清村正在炼银，要用白炭500公斤、渣煤500公斤。

档案中提到的秀清村位于圆明园东南角，依山傍水，是一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根据档案记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往秀清村送的木柴、煤炭就有两千多公斤。清代皇家宫苑取暖做饭所用燃料都是定量供应，并有专门账本，从不记入《活记档》。同时，操办这件事情的海望是雍正心腹，刘胜芳则是雍正医疗保健的总管太医院院使。而档案中的“矿银”、“化银”等，是炼丹所用必需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雍正八年末，雍正就在圆明园秀清村开始炼丹了。

专家从《活计档》中发现，从雍正八年到十三年这5年间，雍正先后157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其中光为炼丹用的煤炭就有234吨，此外还有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由此可以想见几年间秀清村炼丹的情景。

服食丹药

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一炉又一炉所谓的金丹大药。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丹药，还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官员。

在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间，雍正曾经两次赏发丹药，对此《活计档》里是这样记录的：

第一次三月二十一，内大臣海望交丹药四匣，按雍正旨意，分别赏给署理大将军查郎阿、副将张广泗、参赞穆登、提督樊廷等四位大臣。

第二次是四月初一，内大臣海望交丹药一盒，按雍正的旨意，用盒装好赏赐给散秩大臣达奈。

这两次赏赐旨意都是从圆明园来的帖子传发，又是内务府总管海望亲手交出。由此可知，这些御赐“丹药”，就是在圆明园的御用炼丹炉里炼制的。

丹药中毒

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

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

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

随着雍正档案发掘和研究，雍正服丹致死说法越来越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关注和认同。因为从清宫档案看，雍正确实长期服食丹药。那么，丹药的有毒成分在他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了他的暴亡，这是极有可能的，不少专家都通过著作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推断。

学者们还普遍注意到，雍正的儿子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露出了许多破绽。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在这种非常时刻乾隆哪至于大发肝火，还专门为两个小小的道士发一道上谕呢？

乾隆在谕旨中还特别强调，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只是作为游戏，并没有吃用丹药。如果真的没有吃丹药又何必辩解呢？

就在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还告诫宫内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雍正刚死，究竟能有什么“闲话”？皇太后为什么听了“心烦”？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就是死于服用有毒的丹药，死于炼丹道士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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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巧合

人们或许会问，雍正既然是因吃丹药丧命，那么炼丹道士是应该杀头的，可是乾隆为什么仅仅把他们赶走就算完了？对此研究者以往大多解释说，乾隆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大丧期间不宜杀人。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唐高宗与乾隆皇帝处理道士的方法十分相类，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吃了古印度国方士的丹药突然死去的，当时朝中大臣们都坚决要求把这个胡人杀掉，但是刚刚登基的唐高宗却担心，大唐天子吃丹药死去，这不是一件好事，传出去会让天下人笑话，真的杀了那位胡人，肯定会闹得风风雨雨，所以最后还是将那个印度方士赶回去了事。

在民间， 乾隆皇帝的身世被人传得十分离奇，传说他是海宁陈家的儿子……

第17章乾隆生父之谜

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雍亲王府里一片欢笑，这一天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同一天，海宁陈家也添了一个小孩。

这海宁陈家指的是浙江海宁的陈世倌家，人们俗称他为陈阁老，在康熙年间曾入朝为官，并且和当时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雍亲王妃和陈世倌的夫人都怀有身孕。不久，两家先后生了孩子，雍亲王生了一个女孩，而陈家生了一个男孩。过了几天，雍亲王让陈家把男孩抱入王府看看。王命难违，陈家只好把孩子送进王府。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的胖小子竟变成了一个小丫头。久在官场的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声张，不久就辞官带着全家回原籍去了。而那个被换入王府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随着这个传说的广泛流传，乾隆帝六次南巡甚至被说成是为了探望自己的亲生父母。而那个雍正换出去的女儿，长大后嫁给了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蒋溥。蒋家是江苏常熟的大姓，雍正之女所住的那栋楼被后人称为“公主楼”。

中国历来就有俗文化压倒严肃文化，演义小说埋没正史的传统。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不断被吸收到文艺作品中。1925年，上海出版了鸳鸯蝴蝶派大家许啸天的一部《清宫十三朝演义》。书中说：乾隆原来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被雍正用调包之计换了来。乾隆长大后，从乳母嘴里得知此事，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望亲生父母。因陈阁老夫妇早已去世，乾隆只好到陈氏夫妇的墓前，用黄幔遮着，行了做儿子的大礼。

近些年，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仍连续不断地进入到文艺作品中，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从小便听说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因此《书剑恩仇录》紧紧围绕乾隆身世这条线索展开。不但如此，金庸还在书中杜撰了陈世倌的三公子，也就是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他在于万亭去世以后继任红花会总舵主，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陈家洛的香香公主则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陈家洛一臂之力，不幸失败自刎，葬于“香冢”。

金庸先生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老老实实地告诉广大的读者，“陈家洛这个人物是我的杜撰”，同时他还声明，“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说靠不? 薄?

一般来说，凡是有影响的传闻逸事，不管它怪诞荒唐到何种地步，总是有某种合理性和或多或少的历史原因。

那么，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这种说法，又有什么根据呢？

首先，乾隆在位六十年中曾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阁老家的私园——隅园中，并将“隅园”改为“安澜园”。

其次，海宁陈家有清帝御赐的两块名曰“爱日堂”和“春晖堂”的堂匾。“爱日”也好，“春晖”也好，用的都是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一诗的典故。乾隆若不是陈家的儿子，谈得上报答父母如春晖一般的深情吗？

再次，乾隆的父亲胤禛为皇子时，生育不繁。由于当时皇太子两次被废，储位迟迟未定。出于争储的目的，胤禛有可能不择手段地将女儿“调包”成儿子。以至于以后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雍正之所以能登上皇位，是因为康熙皇帝看到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颇有英雄气概，有一代雄主之气象，于是为了让弘历以后继位，就把皇位传给了胤禛。

第四，那个被换走的雍正的女儿由陈家带回海宁，长大后嫁给了当朝重臣、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蒋溥也甚得皇上恩宠，官至大学士。当地人遂将蒋氏夫人所居之楼称为“公主楼”。

最后，在清一代，海宁陈家科名最盛，名相迭出，宠荣无比。据传，当年陈崇礼科举及第之后蒙道光帝召对，得知他是陈世倌的后人，道光帝微微一笑说：“汝固海宁陈家也。”不久，陈崇礼即被擢升为盐运使。若无雍正、乾隆和海宁陈家的这层关系，陈崇礼怎会受到如此眷顾？

更有野史传说，乾隆自知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侍从自己是否像汉人。一位老臣赶紧跪下说：“对汉人来说，皇上确实像汉人；对满人来说，则不像。”乾隆听后很久没有说话，而且此后也不再提起此事。

对于上述说法，金庸先生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分别援引史实加以批驳。

首先，来看一下海宁陈氏家族的历史。海宁陈氏的先世为北方渤海高氏，后南迁到江南地区。陈家的真正发达在万历年间，其中，陈元成这一支，与传闻中的“海宁陈家”关系最大。陈元成之孙陈诜官至刑部尚书。陈诜之子陈世倌在雍正当朝时已历任巡抚，至乾隆六年以工部尚书授文渊阁大学士。他就是金庸在小说中所写的乾隆生父。

陈世倌的侄子陈用敷官至巡抚，那已是乾隆中期以后的事了。据此，孟森先生明确指出，海宁陈家仕宦之盛，发端于明朝末年，到康熙和雍正时达到了顶峰。乾隆即位之前，陈氏为相者多已谢世，陈世倌尚存，却并未得到乾隆皇帝的格外关照。乾隆六年(1741)升任内阁大学士的陈世倌，不久因起草谕旨出错被革职。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当面斥责他“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如此不留情面的呵斥，就是很普通的前朝老臣也很少受到，更不用说是传闻中皇帝的生父了。

关于陈家的两块匾额“爱日堂”和“春晖堂”一事，孟森先生肯定确有其事，但这并不是乾隆所题写，而是其祖父康熙皇帝书赐的。这两方匾额与乾隆毫无关系，更谈不上乾隆是陈家之子的证据了。

从乾隆出生的时间和当时的背景来看，其为雍正急欲抱养外姓之子为己子的说法也不合情理，且没有根据。

按照皇帝家谱《玉牒》所记载，乾隆出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当时雍亲王胤禛三十四岁，已先后生育了弘辉、弘盼、弘昀、弘时四个儿子(但前三子均夭折)。乾隆出生时弘时已经八岁，而且就在乾隆出生后三个月，雍亲王又得了一个儿子弘昼，后来又陆续生育了弘瞻等四个儿子。在这种情况下，雍亲王偷偷摸摸换一个汉人的儿子，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时皇太子两次被废，且从此以后皇太子的储位一直空缺，为争夺储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以雍亲王的精明和谨慎，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冒着给别人留下把柄的风险去抱一个汉人的孩子呢？再说，他又怎么会知道自己一定会继承大位，而陈家之子就一定会大富大贵呢？在这“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微妙时刻，雍亲王决不会冒这个险。

另外，一个满族旗人在《皇室见闻录》中称：“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因为按清朝皇室的规矩，皇孙诞生时，皇子要立即派王府里的太监到皇宫的内奏事处口头上报给皇上，然后再由宗人府专门写折子奏报，以备皇上为皇孙取名；若雍亲王府当时已按时辰报生的是女儿，又怎么能过了几天再改为男孩呢？这从理论上来看也是说不过去的。

就算传说是真的，乾隆是被雍正用女儿从海宁陈家换来的，那么这位真正的金枝玉叶的下落也应该有所交代。据说，这位公主后来嫁给了当朝重臣、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蒋氏夫人所居之楼被称为“公主楼”。可许多熟悉当地历史的人，都不知道家乡有座“公主楼”；就连蒋家后人，也都说不知道。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件事情为讹传。

早在清军入关时，曾对顽强抵抗的江南人民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因此江南地区的反清情绪异常高涨。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的统治者就采取了各种方法，如设立博学鸿词科，征调明朝遗民编修明史等，极力笼络前朝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大夫。海宁陈家中科举人数之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和统治者重视科举，极力笼络南方世族，借以消弭江浙一带士大夫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意识的政策有关。而到了乾隆时期，这种科举之盛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将此作为乾隆出自海宁陈家并眷顾陈家的根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如此，支持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几条证据都被逐一批驳。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乾隆六次南巡，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氏的私园中，这是为什么呢？

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一心想要效仿祖父的乾隆也有过六次南巡，并且前两次和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以浙江杭州为终点，还登上绍兴会稽山祭禹陵而还，意在炫耀国力、安抚江南民心。从第三次南巡开始，乾隆连续四次都到了海宁，主要目的是视察耗费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古代钱塘江口江流海潮的出入有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三个口门。如果海潮趋向北大门，则海宁一带的海潮首当其冲；趋向南大门，则绍兴一带的海塘坐当其险；唯有主流走中小门，南北两岸才少有海潮之灾。从乾隆二十五年开始，海潮北趋，海宁一带潮信告急。一旦海宁一带的大堤被冲毁，那么临近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些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将会被海水淹没。因此，乾隆皇帝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时，亲临海宁勘察。另一方面，海宁地方的地势和土质都不是很好，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负责的官员们在具体措施等问题上还有很大分歧。因此，乾隆每次南巡都要亲往阅视，以便更好地做出决策。就这样，在乾隆皇帝的督责之下，海宁一带修建起了耗资巨大的鱼鳞石塘，成功地抵挡住了海潮的侵袭，对保护当地及附近地区的百姓、土地以及农业生产的安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时至今日，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海水冲刷，这座石塘的某些地段依然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金庸先生小的时候，就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修的石塘边露营、玩耍。

由此可见，乾隆四度前往海宁，根本不是所谓的探望亲生父母，而是要阅视和筹划海宁的海塘工程。

那么，乾隆四到海宁勘察，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吧？

乾隆驻跸的陈家私园名叫“隅园”，位于海宁县城的西北角。而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隅园占地有百亩之广，入门水阔云宽，园内有百年古梅，南宋时期的老树，风景宜人。在这偏僻的小县城，确实是找不到另外一个比这“三朝宰相家”的私家园林更为体面的地方来迎接乾隆皇帝了。且这个园林景色可人，在园中就可以听到海潮的声音。难怪乾隆皇帝四度驻跸此园，流连盘桓了。

乾隆并不讳言驻跸陈氏隅园是“喜其结构至佳”，心中念念不忘的却是越中第一保障———海塘。所以，在他初幸隅园之后，便赐名为“安澜园”，以志此行在使海水永安其澜。乾隆回京之后，在圆明园也仿造了一个安澜园，而且还写了一篇《安澜园记》，愿四海之内江河之澜皆安，曲折地表达了他不忘民生疾苦这样一个意思。

如果仔细检查一下正史、野史以及其他同时代人所著的文集，就可发现，乾隆四次驻跸在陈氏家园，但从未召见过这声名显赫的“三朝宰相”陈家的子孙，更谈不上什么“升堂垂询家世”了。至于说他张黄幔偷祭死去的生身父母，则更是无稽之谈。

乾隆出自海宁陈家，乃汉人之子，是一个流传很久而且很有影响的传闻。近年来某些休闲性质的小说和影视作品还仍然用它来媚俗，但是历史学界早已彻底摒弃了这个传闻，认为它等诸齐东野语，毫无根据。就连善于写作清宫故事的高阳先生也说，乾隆绝不可能是海宁陈家之后。

第18章乾隆生母是谁？

近世以来，有关乾隆生母的传说异闻纷纷而出，而人们尤热衷于谈论乾隆生母为避暑山庄宫女李氏，不仅小说家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某些治史者亦称此说凿凿有据。这样一来，清官书所谓乾? 暗谟汉凸 钡乃捣ǚ吹贡焕渎湓谝慌裕踔帘恢肝幸庾魑?

道光以后，第一个站出来对乾隆生母说三道四的人是晚清著名诗人、学者王闿运，在他所著《湘绮楼文集》中有一篇《今列女传》，提到了乾隆的生母：

孝圣宪皇后，纯皇帝(乾隆)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买浆酒粟面，所至店肆，辄大售，市人敬焉。十三岁入京师，值中外姊妹当选入宫，随往观之，门者初以为在籍中，既而引见，十人为列，始觉之。主者惧，谴令入末班。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即世宗宪皇帝(雍正)王宫也。宪皇帝肃俭勤学，靡有声色侍御之好，福晋别居，进见有时。会夏被时疾，御者多不乐往，孝圣奉妃命，旦夕服侍维谨，连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

与《玉牒》、《清实录》记载的乾隆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家世比较，王闿运所记不仅详尽，而且多有异辞。《实录》说钮祜禄氏“毓质名门”，即出身于满洲著名世家，而王闿运却说钮祜禄氏“家贫无奴婢”，十三岁时混入姐妹中得入选秀女，分在雍亲王府为侍女，即使唤丫头。王氏所记可信程度如何呢？

晚清遗老金梁以选秀女制度森严、岂容外人混入为由，以为王闿运所记不实。民国初曾任清史馆纂修的清史专家张采田也说“王氏书好任意出入”。总之，熟悉清宫掌故的遗老和对清后妃素有研究的学者，都对王氏上述记载有异议。

王闿运这个人曾为曾国藩入幕之宾，交游很广，他有可能听到一点宫闱秘闻。他的记载并没有否定钮祜禄氏是乾隆生母，只是说她母家在热河承德城中，后来入选秀女，分在雍邸，诞育乾隆，有一番传奇经历而已。王氏之说最新奇之处在于，他把钮祜禄氏与热河承德联系在了一起，因而此说一出，难免引动对乾隆诞于雍和宫本有疑心的一些人的灵感，既然乾隆降生避暑山庄之说由来已久，那么，会不会有个热河女子为乾隆真正生母呢？

王闿运之后，首先述及乾隆生母是热河汉人女子的人，是民国初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

1922年初春的一天，胡适教授在香山双清别墅听熊希龄讲典故。熊先生很健谈，窗外又静静地下着春雨，胡适听得十分入迷。熊先生说，过去在热河时，见到行宫内“东宫”(俗称“太子园”)之前有座矮屋，上盖茅草。“东宫”是雍正帝当太子时所居，为什么会有如此不伦不类的茅草房子呢？他感到很奇怪，就到处找人打听，但行宫内外谁也讲不出此中的缘故。最后寻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宫役”，他能道此中之奥妙。胡适在1922年4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了熊希龄所述的这位“老宫役”的话。照录如下：

乾隆帝之生母为南方人，诨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热河有南方各种工匠，如油漆、红木之类)。时方选秀女，临时缺一名，遂把她列入充数。后来太子(雍正帝)病重，傻大姐在侍女之列，服侍最勤，四十余日衣不解带，太子感其德，病愈后遂和她有关系，她后来在一个茅棚内生一子，即乾隆帝也。后来乾隆帝就在产生之地作此茅屋，留为纪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应该注意到有关乾隆生母的传闻在衍变的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从驻防热河的旗人钮祜禄氏变成了南方籍的汉人“傻大姐”。这个傻大姐姓氏为何？“老宫役”不知道；也可能知道，没有说；但很快就有人出来说乾隆生母姓李，不过不傻，而是个长得奇丑的宫女。

1944年5月1日出版的《古今文史》半月刊登载了《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者是上海“孤岛”时期的著名杂文作家周黎庵先生。他援引逊清遗老、近代作家和学者冒鹤亭先生的说法，向世间披露了乾隆皇帝出生的秘闻：

弘历(乾隆)之出生，鹤丈言之綦详，其说则余未之前闻。鹤丈云：乾隆生母李佳氏，盖汉人也。凡清宫人之隶汉籍者，必加‘佳’字，其例甚多。雍正在潜邸时，从猎木兰，射得一鹿，即宰而饮其血。鹿血奇热，功能壮阳，而秋狩日子不携妃从，一时躁急不克自持。适行宫有汉宫女，奇丑，遂召而幸之，次日即返京，几忘此一段故事焉。去时为冬初，翌岁重来，则秋中也，腹中一块肉已将堕矣。康熙偶见此女，颇为震怒，盖以行宫森严，比制大内，种玉何人，必得严究。诘问之下，则四阿哥也。正在大诟下流种子之时，而李女已届坐褥，势不能任其污亵宫殿，乃指一马厩令入。此马厩盖草舍，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竟诞生于此焉。鹤丈曾佐热河都统幕，此说盖闻诸当地宫监者。此草厩至清末垂二百年，而每年例需修理一次，修理之费，例得正式报销。历年所费，造一宫殿已有余赀，而必须修此倾斜之草厩者，若无重大历史价值，又何至于此？信如此说，弘历之生母孝圣宪皇后之福泽亦不可谓不大。弘历再番南巡中，有奉皇太后巡幸者，江南命妇，得见太后颜色，口碑流传，多谓太后之貌奇寝(即奇丑)。太后于巡幸时，尚有赐钱之举，人各一文，得者视为奇珍，鹤丈曾于戚家见藏其一云。

这样一来，几经周转嫁接，晚清时王闿运所述乾隆生母的传闻就被一篇新鲜的故事彻底取代了，今天广为流传的乾隆生于避暑山庄“草房”、其母为行宫女子李氏的传奇故事盖源于此。

后来对乾隆出生秘闻进行了严肃考证工作的除了庄练(苏同炳)先生以外，还有以写历史小说而蜚声海内外的高阳先生。高阳不仅是现代小说大家，而且精于考据。下面就来看看这位有“考据癖”的“历史刑警”，是如何判定钮祜禄氏不是乾隆生母的。

他的第一条证据是：“依《清会典》规定，亲王可请封侧福晋四人，但以生有子女者为限，世宗在潜邸时，侧福晋仅二人，即后封贵妃的年羹尧之妹，及后封齐妃的李氏，皆曾生子。孝圣宪皇后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钮祜禄，父名凌柱，官四品典仪内大臣，如确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不应不封；且号为‘格格’，仍是小姐的身份。”

第二条证据是乾隆未说过钮祜禄氏“诞育”自己。高阳说：“凡妃嫔以生子为帝而被尊为皇太后者，上尊号的册文中，必有‘诞育’皇帝的字样，因为这是她当上了太后的唯一原因，非彰明不可。细检张采田所纂《清列朝后妃传稿》，举证如下：

世祖(顺治)生母孝庄文皇后：顺治八年八月大婚礼成，加上徽号册文：“翼襄皇考，笃育眇躬。”

圣祖(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康熙元年十月上圣母尊号徽号册文：“秉淑范而襄内治，化洽宫庭；诞眇躬而赞鸿图，恩深顾复。”

但孝圣宪皇后(按即官书所记乾隆生母)，被尊为皇太后的册文中，却无“诞育”的字样；一一细检，试看原文：

乾隆十四年四月，以平金川加上徽号册文：“承欢内殿，藐躬久荷恩勤；视膳璇宫，慈教常殷启迪。”

按：以此册文而观，高宗幼时，不过交“格格”钮祜禄氏带领；连母子的名分，彼时亦未尝有。

乾隆十五年八月，以册立皇后、加上徽号册文：“逮下宽慈，中外沐仁风之被；恩勤备至，生成荷鞠育之劳。”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以皇太后万寿，加上徽号册文：“恩深鞠育，仰蒙顾复之勤；急切瞻依，宣备钦崇之典。”

此外尚多，而细检只有同于养育的“鞠育”字样，始终未见诞育二字。高宗最喜欢咬文嚼字；果为孝圣宪皇后所出，而竟不用诞字，是诚何心？

以上是高阳先生列举的两条主要证据。照他的看法，孝圣宪皇后并非乾隆生母，只不过乾隆幼年时交由她抚养而已，到后来索性替代了乾隆真正的生母李氏，而乾隆虽尊养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但在上尊号、徽号的册文中却始终有意避开“诞育”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