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三分归晋

中国古代三国末期，司马氏家族篡魏灭蜀以后，兵伐东吴，灭了孙皓，自此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主的魏、蜀、吴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史称西晋。西晋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司马家灭蜀篡魏以后,兵伐东吴,灭了孙皓,自此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主的魏、蜀、吴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后来，后汉皇帝刘禅亡于晋泰始七年，魏主曹奂亡于太安元年，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皆善终。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通过混战兼并，最后形成魏、蜀（汉）、吴三国

鼎立的局面。司马懿是魏国最有才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足智多谋，通过对吴、蜀的战争，他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事大权。然而遭到曹爽的疑忌，迁为太傅，剥夺了军权。嘉平元年（249年）他发动政变，翦除曹氏势力，于是魏国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氏之手。他死后，其子师、昭相继执政。魏国在司马懿父子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司马昭为了取代曹魏，计谋先灭蜀，后灭吴，统一全国，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景元四年（263年）秋。便调动大军灭蜀。

蜀（汉）国小兵寡，后主刘禅又是有名的昏庸之主。自诸葛亮、蒋琬、费祎相继死后，大权逐渐落入宦官黄皓之手。因此，朝政日非，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景曜五年（262年），大将军姜维欲诛皓而未能，为了逃避其迫害，率军屯驻沓中（今白龙江上游，甘肃舟曲、迭部二县境），不敢回成都。次年，姜维闻钟会治兵关中，准备进攻蜀，表请派左将军张翼、右将军廖化督诸军分守阳安关口（即今陕西勉县老城）、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南门外的白龙江上），以防未然。黄皓收到表奏后，询问鬼巫。鬼巫谓敌终不自致。皓启奏后主，遂寝其事。这就给了司马昭一个灭蜀的良机。

司马昭估计蜀国的总兵力不过9万，其中驻守成都及其他各郡者不下4万，姜维所领不超过5万人。只要采取以一路大军绊姜维于沓水，使其不得东顾；另发一路大军由骆谷乘虚袭取汉中，风驰电闪，交经剑阁直取成都，蜀国就必亡。

于是这年秋，发兵18万，使征西将军邓艾统军3万，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县）绊姜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统军3万，自祁山（今甘肃礼县20公里祁山镇）军于武街桥头（今甘肃文县面门外白水江上），断维东归之路；镇西将军钟会统军12万，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进攻汉中。八月，蜀廷闻魏军且至，始遣廖化将兵往沓中为姜维援军，张翼、董厥率兵向阳安关口为汉中诸城外援，敕汉中诸围军不要出战，退保汉城（即淝阳县城，在今陕西勉县城东）、乐城（即成固县城，在今陕西固县城东）。

九月，钟会分兵三路，由斜谷、骆谷、子午谷进入汉中。

汉中蜀军少，很快就被钟会大军占领。邓艾亦分兵三路：使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陇西太守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攻甘松（今迭部县中部白龙江沿岸），邀维之后。维闻钟会大军已入汉中，急引军东还。时诸葛绪军已占领桥头，不能过，姜维乃以轻军从孔函谷入北道，佯出绪后；绪探知，率军入北道堵截。维迅速领军过桥头，绪返追之，时隔一日，已不及。维还至阴平（今甘肃文县东部白龙江与白水江江合流处附近），集合将士，欲赴关城（今陕西宁强县西北阳平关），听说已破，乃退往白水（今四川青川县东北白水镇）。与廖化、张翼、董厥等相会，遂合兵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

邓艾统军追姜维至阴平，欲与诸葛绪合军经江油（今四川平武县东南60公里涪江西岸的南坝），径取成都；绪不从，引兵经白水与钟会军合，会密奏绪畏懦不进，槛车归，还军悉属会。姜维守剑阁，钟会攻之不下，粮道险远，粮草缺乏，欲退军。邓艾上书说：如以奇兵由阴平、江油间道到成都，剑阁蜀军必然还救，钟会大军就会平安抵成都。他自阴平凿山开道，攀木缘崖，经350公里无人地区。至江油。守将马邈迎降。艾破诸葛瞻前军于涪；赡退守緜竹，败死；艾遂至成都。刘禅投降，别敕姜降钟会，蜀亡。

钟会自以其军未能先至成都，乃密奏邓艾有反状。及至槛车收艾，会复谋王蜀，后为魏军所杀。邓艾为本营军士放还，也被卫瓘袭斩于緜竹西。这次魏军损失很大，因此没有接着出兵灭吴。

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以灭蜀功进爵为晋王。次年，正准备迫使魏帝让位，突然于八月死去。其子司马炎袭位，继承父志，这年十二月，取代曹魏，是为晋武帝。

晋武帝的威望、能力不如其父，禅代以后，又有不少人反对。为了安定内部，迟迟不敢灭吴。一直过了14年，即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在王濬、杜预等人的催促下，他才发兵。

吴主孙皓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间（264—280年），“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很尖锐。只是由于晋国内部局势不稳，吴国名将丁奉、陆抗等尚在，才勉强地维持了十六七年。建衡三年（271年）丁奉死，凤凰三年（274年），陆抗卒，防御力量衰落，朝政更加黑暗，人心涣散，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在群臣的一再催促下，才下决心灭吴。这年十一月，他命令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统军出涂中（今江苏、安徽间之滁河流域），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军浮江东下，东西诸军共20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军将军杨济为副，率中军驻襄阳，为诸军节度。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向江陵，王浑出横江，攻吴镇戍，均所向克捷。二月，杜预克江陵，胡奋克江安（今湖北公安县），王濬、唐彬浮江东下，先后克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南）、夷道（今宜都县）、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复与胡奋、王戎军共平夏口、武昌，顺流而下，直向吴都建业（今南京市）。吴人曾于江碛要之处，置铁锁横拦江中；又作铁锥，长几米，暗置江中，逆拒晋舰。王濬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于前开道。铁锥遇筏，辄著筏而去。濬又作大炬，长几米，大数十围，灌以麻油，也放在大舰前。遇铁锁，燃炬烧之；铁锁很快融化断掉，王濬舰队因此得以通行。

孙皓闻王浑军南下，令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精兵三万江渡拒战。结果大败于版板，全军覆没，吴人大震。三月，王濬舰队浩浩荡荡由武昌东下，临近建业，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万人拒战；象军望旗而降。吴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等也纷纷投降。濬军共8万人，舰队长百里，鼓噪抵石头城（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孙皓见大势已去，只得面缚出降。吴亡。至此，中国又重归于一统。后来，后汉皇帝刘禅亡于晋泰始七年，魏主曹奂亡于太安元年，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皆善终。

在汉末长达84年的分裂时期，战争不息，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无穷无尽的苦难，比之西汉，人口大为减少，生产出现了大倒退。西晋统一之后，社会比前安定，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移吴、蜀稠密的人口于地广人稀的北方，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等，因此，农业生产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很大的恢复。总之，西晋的统一，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第二章八王之乱

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痴呆低能，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起兵杀贾后。

永宁元年（301年），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司马伦篡位后，驻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太安元年（302年）底，河间王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司马冏，政权落入司马乂手。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颖合兵讨长沙王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司马乂，将其交给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成都王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西晋进入人们常说的“五胡乱华”时期。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

晋武帝死后，杨骏排挤汝南王司马亮单独辅助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也欲夺权，让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杀了杨骏。

290年（太熙元年），晋武帝崩，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史书记载晋惠帝智商近似白痴，无能治理朝政，以至后来引起皇亲国戚争权夺利。

晋武帝重病之时下了诏书，存放在中书省，诏书中依托汝南王司马亮及外戚杨骏共同辅政晋惠帝（注：杨骏乃太后之父，太后姓名为杨芷，非司马衷生母，而为其生母武元皇后杨艳之妹，为武帝继立皇后）。

杨骏惧怕失势，曾经从中书省借出诏书，看后不归还。当时的中书监华廙恐惧，还亲自向杨骏索取诏书，但杨骏始终不还。

帝病情加重时，杨骏要求让他单独辅政，帝点头默许。杨骏招来中书监华暠、中书令何劭，口宣帝旨作遗诏，让杨骏单独辅政。诏成后华廙、何劭二人拿给晋武帝看，帝视而无言，两日后就驾崩了。

晋武帝死后，亮恐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一时位极人臣。

而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是开国元老贾充之女，年龄大司马衷2岁，又矮又黑，凶狠多诈，也企图操纵晋惠帝以把持朝政。

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过目后交于杨太后；然后直接下发执行。杨骏知贾南风难以控制，为防贾南风碍其擅权，则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皇亲国戚及某些大臣的不满。杨骏的二位弟弟杨珧、杨济常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劝其小心祸患，杨骏不纳。

贾南风不让杨骏独揽政权，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杨骏向来恐惧楚王司马玮，对此事不加阻止。

贾皇后有了楚王司马玮的支持，在291年3月，贾皇后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洛阳全城戒严，要楚王司马玮领军保卫皇宫，围攻杨骏府第。

杨骏为人胆小懦弱，事件发生时谋而不决，司马玮军火烧其府第，杨骏逃到府中马厩被杀。贾后又以晋惠帝名义下诏书，废除杨芷的皇太后位置，贬为平民，囚禁在洛阳郊外的金墉城（292年，杨太后因没有食物8天后饿死）。又诛灭杨骏三族，株连而死的共有数千人，至此杨骏政治势力被消灭。

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司马亮与卫瓘共同执掌，但贾南风对未能独揽政权不满意，串通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

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后，贾南风对司马玮也很忌惮，以司马玮伪造手诏的罪名处死他。然后独揽大权。

太子司马遹非贾南风亲生，且二人一向不和。结果贾南风设计诬赖太子谋反，杀害太子。赵王司马伦借杀太子的罪名，先废后杀贾南风。司马伦掌握大权，废司马衷称皇帝。

司马伦趁皇之后人心不稳。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伦兵败被杀。司马冏迎接晋惠帝司马衷复位，独揽政权。

赵王司马伦称帝，人心不稳。在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联合关中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乘机起兵讨伐司马伦。

司马伦与孙秀兴兵反击，战败，死者近10万人。司马伦后来被囚禁于金墉城，也被赐金屑酒而死。司马伦一党的许超、士猗、孙弼、谢惔等人也被杀。司马伦一党被消灭。

司马冏在杀了司马伦后，迎接司马衷复位，自己担任大司马一职，辅政晋惠帝。司马颙、司马颖二王被封高爵，拥兵自重。

司马冏没有好好利用其兴复皇位之功的大名，独揽政权后不可一世，没有臣下之礼，俨然自己就是个皇帝。而且沉迷女色，政事荒废，结果又给其他有野心争权的王有了讨伐的借口。

李含做假诏书给司马颙，要其兴兵讨伐司马冏。司马颙兴兵，假称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为内应，司马冏得知后，讨伐司马乂，结果司马乂战胜，司马冏一党灭亡。

翊军校尉李含到长安，诈称受到皇帝密诏，要河间王司马颙攻打司马冏。公元302年（太安元年）底，司马颙经一番利害考量后答应，上表陈述司马冏的罪状。兴兵讨伐首都洛阳，声称当时驻军在洛阳的长沙王，为司马乂为内应，司马冏得知消息，派遣其将董艾攻袭乂，乂连同其党羽百多人，乘车飞奔皇宫，以奉天子的名义攻打冏。火烧司马冏府第，冏战败被杀，其子被囚禁于金墉城，冏党羽被灭。

司马颙不甘司马乂独揽政权，与司马颖共同兴兵讨伐司马乂，司马乂获胜。朝廷任职的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疲惫，夜捕获司马乂，司马乂被活活烧死。司马颖独揽政权，废太子成为皇太弟，但其作风又令其他野心家有了借口。

晋惠帝以东海王司马越为大都督，云集10多万士兵讨伐司马颖。司马越大败，晋惠帝被捕后送到邺城，司马越逃回东海。另外司马颙大将张方进驻洛阳。

司马越战败后，其亲弟司马腾结合异民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大败司马颖。司马颖放弃邺城与晋惠帝逃到洛阳，洛阳守将张方又把二人挟持到属于司马颙的长安。司马颙废司马颖的皇太弟地位，遣其回封地，独占大权。

司马越再次集结大军，讨伐司马颙，司马颙应战，大败。司马越接晋惠帝回洛阳。司马颖兵败后被捕杀。司马颙的部下杀了留守关中的梁柳，扶持司马颙意图东山再起，结果战败，只保有长安一城。

晋怀帝刚登基，就下诏书要以司马颙为司徒。让其回朝廷。司马颙不疑有他，就乘车上路。到新安雍谷时，被南阳王司马模所派遣的将领梁臣掐杀死在车内。他的三个儿子也被杀死。司马颙就此绝后。

晋怀帝不久大赦囚犯，改元永嘉，废除诛三族刑。让太傅、东海王越辅政，杀死了御史中丞诸葛玫。东海王司马越最终在八王之乱中得胜，掌握了朝廷大权。

“八王之乱”是西晋世族势力恶性发展的产物，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凶恶、残忍、毒辣、腐朽等本性的一次大暴露。这场大恶斗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民丧失了生命，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在洛阳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又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尤其是诸王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成都王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让其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则大掠妇女，被沉入易水者就有八千人。从此，大河南北就成为匈奴和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加深了民族矛盾。因此，八王之乱不久就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西晋王朝也就很快走向灭亡。

第三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

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晋永兴元年至北魏统一)，南至今淮河，北至阴山，西至葱岭，东至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分裂割据政权。即西晋永兴年建立的成（巴氐）、汉（匈奴），西晋亡后建立的前赵（匈奴）、后赵（羯）、前凉（汉）、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北凉（匈奴）、南凉（鲜卑）、南燕（鲜卑）、西凉（汉）、夏（匈奴）、北燕（汉）。此外，还有冉魏（汉）、西燕，但没有包括在内。汉和前赵算一国，史称十六国时期。而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匈奴、羯、鲜卑、氐、羌，史称五胡。习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时，秦、雍、并三州膏腴之地已为羌、氐、匈奴所聚居，羌族及杂胡居泾水及渭水下游以北，氐族居渭水中游两岸及下游南岸。匈奴族则居汾水中下游，羯族居蜀漳河上游。西晋政府的民族歧视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他们的反抗。公元294年匈奴郝散反，攻上党，不久被杀，公元296年郝度元联合羌、胡反，杀北地太守，又击败冯翊太守及雍州刺史。秦、雍二州氐、羌皆响应，推氐帅齐万年为帝。大疫、大旱、饥馑,使起义声势日大,历时四年才被镇压下去。汉民大量流亡梁、益、荆、豫等州求食。由于官吏的迫害，益州流民推举巴氐豪酋李特父子为首，先后击败益州刺史赵廞、罗尚。公元304年李雄据成都称王，公元306年称帝，国号大成，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民多富实。公元347年灭于东晋。

西晋门阀士族独占政权，排斥寒门士族和少数民族贵族，引起后者强烈不满，八王之乱，王室兵戈相残，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西晋政府残忍腐朽暴露无遗,统治机构分崩离析,统治力量急剧削弱。这时匈奴诸部贵族密议“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共推刘渊于公元304年举兵反晋，称汉王，建庭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刘渊字元海，幼习儒学，又久居洛阳，接触诸王，宰辅、名士。他声称继承汉祚，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祀之。王弥、石勒等亦领兵附之。公元308年即帝位，徙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两次派兵攻洛阳，皆不克。公元310年刘聪继位。公元311年遣刘曜、王弥、石勒等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又遣刘曜攻陷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俘晋愍帝，灭亡西晋。公元319年刘曜即帝位于长安，改国号为赵，改祭匈奴冒毒单于及刘渊，史称前赵。疆域北至朔州(今甘肃固原县)南至略阳(今甘肃天水市),西至抱罕（今甘肃临夏县东北），东至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与后赵为界。公元329年灭于后赵石勒。

石勒，上党武乡羯族小帅，因饥寒曾被掠卖为奴，后聚18骑为盗，又召集亡命随汲桑破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后奔附刘渊，屡立战功。公元311年攻灭王衍所率司马越军十余万,又与刘曜、王弥攻陷洛阳。随即火并王弥,南攻江、汉。纳谋士张宾计，以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为据点,取幽冀二州。公元319年称赵王，史称后赵。公元329年灭前赵，迫前凉称藩，统一了北方。疆域东至海，西至抱罕，北至阴山、渔阳（今北京市北），南以襄阳、合肥与东晋为界。

石勒以羯族为国人。立太学,培养羯族士人,提高羯族文化素质。实行九品官人制，招纳人士。“遣使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石虎继位后,徙都邺,公元350年为冉魏所灭。冉闵建立魏国，都邺，史称冉魏。公元352年为前燕所灭。此后，中原为前燕和前秦所统治，凉州则一直为前凉割据。

公元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平定州境，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守境安民。曾多次派军去保卫洛阳、长安。西晋亡后，仍奉西晋正朔，中原士民多避难于此。史称前凉。其孙张骏曾派杨宣领兵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皆降。疆域东至黄河，西至葱岭，北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南至南山（今甘肃祁连山）。公元376年为前秦所灭。

鲜卑慕容部经济文化较落后，原居辽河流域，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影响下，逐渐封建化，先后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蓟（今北京市西南）。公元352年灭冉魏，自称燕皇帝,徙都邺。史称前燕。疆域东至海，西至今山西离石、河南洛阳、南阳与前秦为界，北至今山西代县,南于淮河与东晋为界。东北至今鸭绿江下游以北。公元370年灭于前秦。此后，前秦统一了北方。

氐族豪苻洪原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后赵时，东徙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为流民都督。后赵亡，其子苻建率众西归关中，称王,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公元357年,苻坚即帝位，重用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镇压豪强，发展生产，“田畴修癖，帑藏充实，典章 法物靡不悉备。”他先后灭前燕、前凉、代国（鲜卑拓跋部），征服西域，统一了北方。又取东晋梁、益二州。疆域西至葱岭，东至海，西南至今四川攀枝花市，东北至今鸭绿江下游以北，北至阴山，南至淮河与东晋为界。公元383年苻坚大举南伐东晋，败于淝水，于是鲜卑慕容部、羌、杂胡及各地纷纷叛乱、割据。

在西燕的猛烈攻击下，公元385年为后秦所灭。此后,中原为后燕,后秦所割据,凉州则为后凉割据。西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冲建，都阿城(今陕西长安市西北),冲死，慕容永徙都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公元394年为后燕所灭。

后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垂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公元397年北魏攻占中山，慕容宝徙都龙城。公元407年慕容熙为冯跋所杀，国亡，冯跋立高云为帝，史称北燕。公元409年冯跋继位，“省徭薄赋。”公元436年为北魏所灭。南燕，公元398年鲜卑慕容德建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为北魏所逼,乃率众东取青州诸郡，都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公元410年灭于东晋。

后秦，公元384年羌酋姚苌叛苻坚建，都长安，公元394年姚兴继位。公元417年为东晋所灭。

夏，公元407年匈奴赫连勃勃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公元417年东晋灭后秦。勃勃击败晋兵，取长安。公元431年赫连定灭西秦之后，为吐谷浑所袭，国亡。

西秦，公元385年陇西鲜卑乞氏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公元431年为夏所灭。

后凉，公元386年前秦大将氐人吕光自西域回师据凉州所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市）。疆域东起黄河，西至葱岭，南至祁连山，北至居延泽。公元403年灭于后秦。其西部为西凉，公元400年李嵩建，初都敦煌，后徙都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公元420年灭于北凉；其东部一为南凉，公元397年河西鲜卑秃发氏建，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县）。公元414年灭于西秦。另一为北凉，公元397年临松卢水胡沮渠蒙逊建，都张掖（今甘肃张掖市西北），后徙都姑臧。公元439年灭于北魏。

十六国时期虽处于分裂时期，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开创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仅由雇农陈胜、亭长刘邦实现了，这时亦为刘渊、刘聪、石勒、苻坚等实现了，汉族门阀士族统治的独占被突破了。而代之以少数族与汉族寒门士族的联合统治，他们中多数受过儒学薰陶，重用寒门士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得到喘息之机，北方获得短时的安定。和同时的东晋比较，并不逊色。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次少数民族由被统治民族变为统治民族，其统治者（以及汉族谋士）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是历史提出的新课题。有的一开始就解决得不好，有的开始还解决得好，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后来就不行了，其统治很快就崩溃，北方又陷入分裂状态。但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历史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到北魏出现了孝文帝的改革。

第四章北魏统一北方

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是在十六国之时诸侯纷争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它虽然面临诸多对手，情况复杂多变，但能审势度势，确定先后打击的目标，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所建。鲜卑拓跋部原居于今东北兴安岭一带，后渐南迁至蒙古草原，以“射猎为业”，靠游牧为生。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其首领什翼犍称代王，建代国，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后为前秦苻坚所灭。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继称代王，不久改国号为魏，制定典章 ，重建国家，史称北魏，拓跋珪即太祖道武帝。皇始元年（396年）八月，拓跋珪败北燕，占有今山西、河北地区，同时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进入中原的拓跋部，实行“分土定居”，开始由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并引用汉人士族，建立封建制度，开始了由原始末期的家长奴隶制飞跃向封建制的发展过程。

拓跋珪死后，长子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嗣死，其子拓跋焘即位，是为世祖太武帝，于时开始了统一北方的战争。

拓跋焘，字佛貍，“聪明大度”，是北魏一位杰出的君主。

他继位后，采取了多项措施，如整顿税制，分配土地给贫人，安置流民，引用大批汉人参政，旨在加强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加强与中原地主的结合，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这些又使北魏国势日盛，为其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北魏建国和发展时，正处于十六国的后半期。及拓跋焘即位并日益强盛，南方的东晋已为刘裕的刘宋王朝所取代，北方则还有西秦、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的并立与纷争，北魏的北边还有蠕蠕（又称柔然、芮芮）经常南下侵扰。拓跋焘君临中原，即把平定北方提上议程，但关于先取何方，统治集团内部一直争论不休。及始光三年（426年），西秦主乞伏炽磐遣使朝魏，请讨夏国。北魏大臣们仍意见不同，有的主张先伐蠕蠕，有的主张先伐北燕，北方士族出身的崔浩则认为“赫连氏（夏主）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宜先伐之”。时拓跋焘举棋不定。同年九月，拓跋焘闻夏主赫连勃勃己死，子赫连昌嗣位，内部不稳，遂决定先攻夏国。

夏国立于关中，建立者赫连勃勃，属匈奴族铁弗部，其父刘卫辰就是拓跋部的死敌。赫连勃勃先依后秦姚兴，后自立，取长安，占有关中，称帝，都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因任性屠杀臣民，搞得“夷夏嚣然，人无生赖”，国力衰弱。北魏先伐夏国，应该说是正确的选择。

拓跋焘进攻夏国的部署，是分兵二路。一路攻长安，一路趋统万。这年（即始光三年）九月，遣司空奚斤等人率4．5万人袭浦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指向长安。十月，拓跋焘自率主力攻统万。十一月，奚斤一路尚未至浦坂，夏守将赫连乙升即弃城西逃长安。奚斤轻取浦坂后，进抵长安，夏长安守将赫连昌弟赫连助兴即与乙升等弃长安西奔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十二月，奚斤占领长安。但拓跋焘进攻统万，以其城坚固，未克，遂掠牛马10余万，徒其民万余家而还。

始光四年（427年）正月，赫连昌进行反击，遣其弟赫连定进攻长安，与魏守将奚斤对峙。拓践焘闻之，“乃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再次讨夏。他一方面增兵长安，加强防守，另一面，部署兵力大规模进攻统万。四月，命司徒长孙翰等率3万骑为前驱，常山王素等率步兵3万为后继，南阳王伏真等率步兵3万负责攻城器械，将军贺多罗领精兵3000为前锋，担任搜索之务。五月，拓跋焘亲自离都西进。六月初，拓跋焘率轻骑2万兼程抵统万城下，马上分军埋伏。时夏主赫连昌坚守不战，企盼长安赫连定来援，以便实施内外夹攻的计划。拓跋焘为诱之出战，伪作退却以示弱，又遣军士诈降慌报说，魏军粮尽，兵力单薄。赫连昌信以为真，开城以步骑3万列阵，与魏军对抗。及战，拓跋焘亲临战场，不顾马倒身伤，镇定指挥。时值风起东南，飞沙扑迎魏军，有人建议收兵避风，大臣崔浩斥而阻止，指出决胜在于一日之中，建议分兵夹击。拓跋焘接受崔浩计策，分兵两侧，夹击夏军。结果，夏兵大溃，赫连昌带数百骑逃走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拓跋焘率军入统万，掠获牲畜珍宝无数。进攻长安的赫连定闻统万为魏军所破，也忙退军到上邽。

神麚元年（428年）二月，魏军追击到上邽，夏主赫连昌中伏被擒。赫连定收夏军余众奔平凉（今甘肃平凉市西），于此称帝，旋竟击退魏军，反攻奇取长安。此时北魏北边的蠕蠕不断南下，侵扰严重，拓跋焘只好暂停攻灭夏国的战争，转而北击蠕蠕。

蠕蠕，是一支游牧部族，游猎于大漠南北，经常南下犯边掠杀，威胁北魏边境的安全，干扰北魏统一北方的计划。神麚二年（429年），拓跋焘决定大规模反击蠕蠕。这年四月，亲自率军北伐。魏军深入大漠，大败蠕蠕，又破归服于蠕蠕的另一游牧部族高车（又称敕勒），获牲畜人口数以百万计。此后蠕蠕残余势力虽仍不时犯边，但为害程度减轻。

在基本上解决了北方边患之后，拓跋焘又回头收拾夏国残余力量。这时夏主赫连定联络南方的刘宋，计划共同对魏进攻，并进而瓜分魏土。神麚三年（430年），拓跋焘一方面分军抗击打破南方刘宋的北上进军，同时恢复对赫连定的进攻，不久即收复长安，略取平凉，占有关中。神麚四年（431年），夏主赫连定灭西秦，掠其民十余万，随即欲北击北凉，于半渡黄河时，被吐谷浑王遣军捉拿，下一年（魏延和元年）被送至魏京师平城，拓跋焘杀之，夏亡。

接着拓跋焘掉转兵锋，东指北燕。

北燕系汉人冯跋所建，在今东北辽宁一带。冯跋原籍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祖父时迁居上党（今山西长子县西），父仕西燕为将军。西燕亡，冯跋东徒和龙（又称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仕后燕。后燕主慕容熙暴虐无道，苛取于民，冯跋与高云杀之，并推高云为主。寻高云被臣下刺杀，冯跋遂自立，称燕天王，建都和龙，史称其国为北燕。冯跋废除苛政，“下书省徭薄赋”，社会经济渐有发展。冯跋死后，弟冯弘夺位，杀冯跋诸子百余人，国势日衰。

延和元年（432年）六月，魏帝拓跋焘亲征北燕，同时遣使与刘宋通和，以防其北上。七月，魏帝率军经濡水（今湙*河），至辽西，进围和龙。冯弘严兵固守，但燕属州郡纷纷降魏。魏军又分兵攻占四周燕土，孤立和龙。九月，因久攻和龙未下，拓践焘引军西还。

延和二年（433年）六月，拓跋焘遣水晶王健、尚书，左仆射安原督诸军续攻和龙。延和三年，魏以冯弘拒绝以子入质，再攻和龙，芟其禾稼，徒其民，以此进一步困之。太延元年（435年）正月，北燕遣使求救于南方的刘宋王朝，刘宋赐冯弘燕王封号，但无力援救。六月，拓跋焘遣乐平王不等五将率骑4万，又攻和龙。燕主冯弘深感孤立无援，遣使于高丽，欲往避之。太廷二年（436年）二月，拓跋焘拒绝燕的求和，又遣将与辽西诸路魏军会攻和龙，同时遣使通谕高丽等各方，进一步孤立北燕，但高丽仍派兵迎冯弘。五月，冯弘弃和龙奔高丽（居二年后被杀），北燕亡。这时北方的割据政权就剩下北凉了。

北凉据于河西（今甘肃一带），系匈奴族卢水胡沮渠蒙逊所建。蒙逊祖上是卢水（今甘肃黑河）部落西帅，父仕前秦苻坚，死后，蒙逊继统其部曲，雄踞一方。旋蒙逊起兵反后凉吕光，拥立京兆人段业，后又杀段业，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先都于张掖（今甘肃张掖西北），后迁都于姑臧（今甘肃武威）。蒙逊之时，灭西凉，尽有酒泉（今甘肃酒泉）、敦煌（今甘肃敦煌西）等地，西域30余国向他称臣，强盛一时。蒙逊死后，子牧犍继位，不几年，北魏即兵临其境了。

魏太延五年（439年）五月，拓跋焘治兵于平城西郊。六月，率兵西讨北凉，以永昌王健等督诸军与常山王素二道并进，为前锋，乐平王不等另督军为后继。魏军进展顺利，北凉军望尘退却。八月，拓跋焘率魏军进抵姑臧城下，牧犍兄子祖皕城降魏，魏军即展开围城之战。九月，沮渠牧犍率左右文武5000人面缚降于北魏军前，魏军占领姑臧，又分兵追击北凉残余势力于张掖、酒泉等地，北凉亡。

至此，北魏王朝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历时100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局面，从而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而太延五年即公元439年魏灭北凉这一年，被认为是南北朝的开始年代。

第五章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４７１年，孝文帝继位后，北魏进行了班俸禄、行均田、立三长"三大改革"。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石九斗，作为百官的俸禄。给天下民田，凡男夫１５岁以上受露田（不种树的田）４０亩，妇人２０亩，奴婢也同样，有牛１头，授田３０亩，限制有牛不得超过４头；种麻的地方还授给男夫麻田４０亩，妇人５亩；除露田、麻田外，还授给桑田，男夫一人给２０亩，限种桑、榆、枣，桑田为"世业"，可传子孙，露田为"终身之业"，身死还官府。魏初只立宗主督护，三五十家成一户，所以人多隐冒。太和十年（４８６）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称为三长制。魏孝文帝用均田制与豪强争民户，扶助荫附，限制使用奴隶。三大改革，促进了北魏经济发展。

第一，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第二，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公元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

第三，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国家税、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迁都洛阳，加强对黄河流域控制，接受汉族先进文化；

洛阳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重镇。洛阳在东汉时已经成为首都及中原最大的商业中心。东汉末年，洛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后，从河北等地迁居民数万以充实洛阳，并在汉宫的基础上重新建筑洛阳宫城和外城。随着北方地区的逐步统一，洛阳的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洛阳城中的丝织业、制盐业、冶铁业比较发达，商业已逐渐兴盛。全城有三个主要市场：金市、马市和羊市。西晋统一后，以洛阳为国都，人口有了显着增加，并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全国各地的珍贵商品在洛阳市场上都有出售，从绢布、粮食、药材、器皿到生产工具，应有尽有。西晋八王之乱，使洛阳腹地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公元310年，匈奴刘曜攻破洛阳，纵兵劫掠，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永嘉之乱后，十六国一百余年间，几成废墟。

魏孝文帝是一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魏朝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为了这个，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幺样？”

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４９３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幺样？”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幺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幺。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幺我就不能迁呢？”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幺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接着，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用了汉人的姓。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第六章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

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病死，他的后继者的生活日益腐朽，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各地人民大起义。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比较稳定；鲜卑贵族在政治上多无所追求，在生活上却日益奢侈腐朽。特别是孝文帝死了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好游骋（cheng逞）苑囿”，“嬉戏无度”，“不亲视朝”。咸阳王元禧为宰相，家中有奴婢千余人，在许多地方置有田产和以经营盐、铁为主的手工业或商业。高阳王元雍有“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梁纪》五《武帝天监十八年》）。元晖领右卫将军，卢昶为侍中，因都贪焚无厌，致有“饿虎将军，饥鹰侍中”（《魏书-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元晖传》）的绰号。贵族元诞为齐州刺史，大肆搜刮。别人说他“贪”，他还不以为然地说：“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魏书-景穆十二王上。济阴王小新成传》附《元诞传》）吏部还公开卖官，大郡太守介绢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他大小官职都有定价。人们讥骂吏部为“市曹”。

在这样的一个腐朽反动的集团统治之下，政治日益黑暗，兵役、徭役、赋税有增无已。各地地主、寺院对广大劳动人民也进行残酷的剥削，人民的苦难不断加重。

孝文帝在位时期，各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他死以后，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散骑常事兼尚书卢昶说：“此皆由牧守令长多失其人……故士女呼嗟，相望于道路；守宰暴贪，风闻于魏阙。”（《魏书-卢昶传》）宣武帝正始三年（公元506年），秦州民王智等聚二千人起义，自号王公。旋又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众至十余万人。后虽被镇压下去，可是社会日益动荡不安，各地的农民或沙门起义风起云涌。

各族人民大起义：

1、六镇起义

六镇是沿长城一线之北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位置南北交错，是北魏为防御柔然筹漠北民族而设立的。镇将和镇兵都是鲜卑族人。另有镇民，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内地因犯罪而发配北边的人等。

这里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艰苦，镇兵和镇民又受镇将和各族豪酋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生活更加痛苦。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镇兵民缺少食粮，请求镇将开仓发粮，以便抵御柔然。镇将拒绝开仓，兵民异常愤怒，随聚众捕杀镇将，举行起义。次年春，沃野镇镇民、匈奴人也聚众杀镇将起义，其他各镇的兵、民纷起响应，一时北边都处于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形势之下。

北魏朝廷屡派军队前往镇压，都遭到失败。正光六年春，北魏统治者勾结柔然主阿那瓌（gui龟）联合镇压起义军。阿那瓌以十万大军进攻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战斗不利，率众渡过黄河南移，当时尚有众二十八万人。不幸为北魏军所截击，起义军大败，破六韩拔陵被杀，起义失败。

2、河北起义

破六韩拔陵失败以后，他的二十万兵民都成为北魏官府的俘虏，被官府分散安置到定（治今河北定县）、冀（治冀县）、瀛（治河间）三州就食。当时的河北连年遭受水旱之灾，人民四处逃散。这些被俘的兵民前来，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困难。于是，这年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被俘兵民在上谷（治今怀来县大古城）起义，安州（治今隆化）一带戌兵两万多人和汉族人民群起响应。次年（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正月，大败北魏都督元谭于军都（今北京昌平西南）。四月，又大败魏军于蓟城（今北京市）之北，杀都督李琚。十一月，攻破幽州（治蓟城），逮捕了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声威大振。

孝昌二年初，怀朔镇兵鲜于修礼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义，六镇余众和汉族农民亦群起响应。北魏政府派大都督长孙稚和河间王元琛率兵镇压，起义军在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大败长孙稚军，声势日盛。八月，叛徒元洪业杀害了鲜于修礼，部将葛荣又杀死元洪业，率领部众继续战斗。九月，葛荣在博野（今河北蠡县）大败北魏军，杀章 武王元融。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这时，杜洛周和葛荣两支起义军所向皆披靡，攻克了许多州郡，北魏将军、刺史、守令等被逮被杀的很多。河北的广大地区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

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怀朔镇将出身的葛荣怀着个人的政治野心杀害了本洛周，吞并了杜洛周的部众，千万起义军内部的严重不团结，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八月，葛荣率军围攻相州（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九月，葛荣与北魏柱国大将军尔朱荣军战于滏口（今磁县西北），失败被俘，在洛阳就义。他的余部在韩楼的率领下，占扰幽州。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九月，韩楼战败被杀，河北起义到此失败。

3、山东起义

在河北大起义期间，河北地区约有二十多万汉族流民逃到了青州（治今山东益都）一带，他们生活无着，饱受当地的官僚、地主的欺凌。公元528年（孝庄帝建义元年）六月，邢杲领导河北流民在北海（治今潍坊市西南）起义，山东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部众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邢杲自称汉王。邢杲是河间（治今河北献县）大地主，曾任北魏幽州北平府主簿，家有部曲。在河北时，曾率部曲抗拒杜洛周、葛荣等部起义军，后随流民到青州。他起义后，曾攻占光州（治今山东掖县）等地。次年，为北魏上党王、大将军元天穆所败，邢杲投降，在洛阳被杀。起义失败。

4、关陇起义

六镇起义不久，关陇地区也发生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这里的起义军主要有两支，一由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刺勒族酋长胡琛率领，一由原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城兵、羌人莫折大提率领。

胡琛是响应破六韩拔陵起兵的，自称高平王，遣军进攻豳（治今宁县）、夏（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北华（治今陕西黄陵县西南）三州。他死后，部众由万俟（moqi末其）丑奴率领。丑奴为鲜卑族人（亦说匈奴别部）。他攻占魏的东秦州，复围攻岐州（治今凤翔），自称天子。这时，葛荣部起义军已为尔失荣击溃。尔失荣命其从子尔失天光率军到关陇。公元530年（孝庄帝永安三年），丑奴为天光击败被俘，在洛阳就义。

莫折大提起兵后，自称秦王。他派兵攻破高平镇，杀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不久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战斗。念生自称天子，国号秦。在攻占岐州时，杀北魏都督元志和岐州刺史裴芬之等。公元527年正月，又攻下泾（治今甘肃泾川北）、凉（治今武威）等州，一度攻占潼关，威胁洛阳。这年九月，念生为叛徒所杀，所部并入万俟丑奴的领导下。又继续战斗了三年，最后失败。

大起义的历史意义：北魏末年，各地人民大起义是鲜卑、汉族、匈、奴、敕勒（亦称铁勒）、高车、氐、羌各族兵、民反对北魏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斗争。在这次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统治集团内部混乱，并发生了残酷地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孝明帝武泰元年，战争方炽，胡太后毒死了已子孝明帝元诩（xu许），另立宗室三岁小儿元钊为帝，自掌大权。尔失荣以为孝明帝报仇为借口，率兵南渡黄河，进攻洛阳。将胡太后和元钊小皇帝一并投入黄河溺死，又杀王公卿士一千三百余人。这就是“河阴之变”。另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孝庄帝杀尔朱荣，尔朱荣之侄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此后，统治集团的火并，更加激烈。使北魏政权进一步丧失了统治力量，几乎近于崩溃。这次起义也沉重打击了各族的豪酋和汉族地主，调整了土地占有情况对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起了促进的作用。

第七章周武帝灭佛

武帝灭佛指的是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周武帝建德年间，在经过多次辩论之后，周武帝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令在当时佛教盛行的北周罢斥佛教，从而在全境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佛像全都被毁，寺庙被收为国有，寺僧均被勒令还俗。

武帝这次灭佛较为彻底，北方佛教势力为此几乎禁绝。通过这次灭佛运动，社会经济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有利于当时政权的巩固。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宣扬佛教是胡人之神。因此，佛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 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幺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周武帝的赞赏。

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信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信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八章南朝的有神论和无神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宗教的迅速发展，反对宗教有神论的斗争也随之发展，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对象以佛教为主，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神灭与神不灭这一核心同题。神不灭论是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和轮回说赖以存在的基础，神灭论则是无神论者反对佛教及鬼神迷信的依据。从魏晋到9北朝，这一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佛道之争，而其积极意义则远胜于佛道之争。

魏晋时期，在佛、道二教伴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发展起来个人的一事一语、一善一恶，皆致报应。换言之，即便有"天"，也无法行使报应之事。事实上，积善积恶之谈只是用来劝人为善，是圣人因神道设教，以匡救社会弊俗，并不是真正有神在施报于人。至于为什么人们的行为会有善恶之分，为什么积善不得好报，行恶反而得福，戴逵的解释是贤愚善恶，修短穷达，各有分命，并不是积行所致，而是自然之定理。也就是说，戴逵用自然命定论来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戴逵的这一观点以自然的必然性代替天意，否认冥冥之中有神在掌握人的命运，这无疑是进步的。但一切决定于自然，人们无法抗拒，实际上是以自然为命代替超自然的神，仍然没有真正找到贵贱贫富的社会根源，反而陷入神秘主义的宿命论。但就当时而言，自然命定论在与有神论的斗争中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戴逵还以火与薪的关系阐述了神灭论的观点。他说，火是凭借着木柴而燃烧的，人的生命依靠气来维持，木柴烧完了，火也就熄灭了，气没有了，人的生命也就终止了。离开木柴和气，火焰和生命就无法延续下去，因而柴尽火灭，形尽神灭。根本就不可能有形尽而神不灭，柴尽而火不灭。

魏晋时期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争论集中在对形神关系与轮回报应这两个问题上。就形神关系而言，无神论者以火与柴的关系论证了形毁神灭，有神论者则坚持形尽神不灭。与神灭论相联系，无神论者提出人生则灭，无灵无鬼。就轮回报应而言，无神论者主要通过大量的实例来说明报应之说虚无缥缈，未见其验，而有神论者坚持三报论，以报应或此身受报，或来生受报，或几生乃至几生后受报来说明轮回报应确实存在。魏晋时期无神论与有神论就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为南北朝时期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朝时期无神论与以佛教为代表的有神论的斗争，主要集中干六个方面：一是佛经所说荒诞，大而无征；二是人死神灭，没有三世轮回；三是佛教无益国家治安；四是佛教汉代才入中原，古无法教；五是佛教为戎方所出，并非华俗；六是汉魏之时佛教并无多大影响，晋代始盛。这六个方面，有的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而言，有的涉及夷夏之辩，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是形神关系与报商论的争论。争论的代表人物是无神论者何承天与佛教徒宗炳、颜延之、刘少府等人。

何承天，曾任刘宋衡阳太守，故也称何衡阳。他博览经史，精于历法，考定《元嘉历》，使日月食与朔望相符。当时，僧人刘少府力倡报应论，何承天作《报应问》反驳；随后又与僧人宗炳围绕慧琳所作《白黑论》展开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此后，宗炳著《明佛论》，宣扬神不灭与报应论，何承天作《达性论》予以驳斥；颜延之作《释达性论》批驳何承天，何承天又作《答颜光禄》反驳。双方辩诘问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何承天在《报应问》中首先指出：报应之说虽然在枝节上说得明白，但从根本上看则是荒谬而无征信的说教。因为论证一件事情或一种说法是否可信，必须由近事验证远事，用明显之事验证不明显之事，而因果报应说恰恰难以验证。他以生物界的鹅与燕子为例，鹅在池塘中游水，吃的是草，并不伤害其它生物，但却被人们宰杀烹食；燕子飞于空中，专吃各种飞虫，人们却让燕子把窝做在屋檐下，还不去惊动打扰它。可见，杀生者无恶报，为善者无好报，因果报应亦无从谈起。

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僧人慧琳作《白黑论》，认为孔、老、释迦皆为圣人，儒、道、佛三教各有所长，可以并行而不一。由于文中对佛教的"来生说"多有讥评，而慧琳身为僧人，因而被视为异端，遭到佛教徒的围攻。何承天赞同慧琳对"来生说"的讥评，与僧人宗炳展开争论，宗炳作《明佛论》，以薪、火不能与形、神并论为由，认为火由薪而生，故薪灭火尽，而神非形所作，故形消神不灭。何承天针锋相对，作《达性论》辩《达性论》提出，人生于天地之中，禀天地之气，同其它生物一样，也有生死枯荣，此乃自然法则。人之生时，犹如燃烧着的薪，薪与火相依共存，不可分离，形体与精神也同样如此。薪尽火灭，人死后神就消散了，绝无可能已灭之神再与形结合，因此，人死为鬼与来生转世之说皆是无稽之谈。

《达性论》发表后，宗炳作《答何衡阳书》辩难，颜延之作《释达性论》反驳。于是，何承天又作《答宗居士书》和《答颜光禄》，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天下没有无形之有(鬼)，形神相伴不可分离。并提出，人禀天地之气，是万物中最有灵气的，何必将希望寄托在毫无验证的来世之堂之想上。

何承天的这三次与佛教有神论者的争论，代表了南朝前期无神论者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无神论者也参加了与有神论的争论，如彭丞著《无三世论》，僧含作《神不灭论》，两相辩难；郑鲜之所《神不灭论》中有五段由"客难"所代表的神灭思想；范晔欲著《无鬼论》，托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等等。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南朝前期的无神论者的主要观点是神灭论、无鬼论、反对报应说。其神灭论大体承袭汉晋以来的。-薪火"之喻，少有突破；其无鬼论、反对报应说大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夷夏之辨"也进入了有神与无神的争辩。儒家思想与无神论的结合，导致无神论者有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僧祜就曾抓住儒家的一些观念进行攻击。尽管如此，何承天以及南朝前期无神论者已经刺中了佛教的若干论点，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到南朝齐、梁问，因范缜《神灭论》的发表而达到高潮，参与人数之多，争论规模之大，程度之激烈，都是汉魏以来所罕见，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淅川)人，六世祖范汪于东晋初渡江，遂流寓江南。范缜少时孤贫，刻苦勤学，以孝谨闻名。后拜名儒刘碳为师，学业优异，卓越不群。及长，博通经学，尤精三《礼》，性情耿直，敢于发表危言高论，以说理言简意明、通达要旨而为众人所折服。南齐时仕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曾奉诏出使北魏，以其博学多识和才思敏捷备为北魏朝野士人所叹月艮。

范缜生活的时代，正是南朝佛教极盛时期，灵魂不死，因果报应的佛教之说弥漫于社会，上层统治阶层也有不少人笃信佛教，齐竞陵王萧子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府邸聚会名僧，讲论佛经，甚至以宰相身份为僧人端茶上菜。萧子良还聚会文学名士，论说灵魂不死与因果报应。其时士人中大多信佛，唯有范缜对此说法嗤之以鼻，盛唱无佛。结果于永明七年(489)以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萧子良问范缜："你既然不信有因果报应之事，那么为什么人有富贵贫贱之分呢?"范缜反驳道："人就好比是长在树上的花，花都是相同的，人本来也无贫富贵贱之分。

一阵风吹过，花随风飘落，落到不同的地方。有的花瓣因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好比是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在粪坑中的花瓣。虽贵贱不同，但全是偶然"与因果报应毫无关系。"萧子良在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辩答面前无言以对。

范缜在与萧子良的这次争论之后，感到有必要对因果报应论的基础神不灭论进行驳斥，才能真正驳倒有神论。于是他潜心研究，写出了《神灭论》，以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无神沦与有神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即形与神的关系，将有神论驳得体羌亮肤。在《神灭论》中，范缜吸取了前人的无神论思想，用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作比喻，第一次明确地把精神看作杉体的作用、属性，正确地解释了形神关系。在此基础上，《神灭论》提出了五个论点。

(一)形神相即

"即"是指密不可分，也就是说，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消失。因此，形体和精神是名殊而体一，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形神不二，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二)形质神用

形是实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依赖于本体，只是形体的作用，是由形体派生出来的。就如同刀刃与锋利一样，没有刀刃，锋利就不存在了；没有锋利，刀刃也不成其为刀刃。锋利只是刀刃的属性，依赖于刀刃而存在。既然从未听说过刀刃不在了，锋利还在，那么，又怎么令人的形体消亡了，而精神依然存在呢?从而有力地证明了精神对形体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

(三)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

佛教徒曾以树木和人为例，提出人和树木都是质体，但人有知觉，树木没有。可见树木只有一种质，而人有两种质，所以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范缜反驳说，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人的质有感知，木的质没有感知，人和木的质不同，其用也不同。人从生到死，木从荣到枯，形体发生了根本变化，质的作用也随之变化。所以人死之后，精神活动也就停止了。

(四)人的生理器官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

精神活动有知觉和思维的区别，不同的生理器官负责不同的精神活动，如手能感觉痛、痒，但不能判断是非，心负责思维。但又统一于一个人的精神活动整体之中。由于自然科学水平的落后，范缜还不了解大脑的作用，错误地把"心"当成思维器官。

但他已经认识到了思维活动需要有自身的物质基础，从而有力地驳斥了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谬论。

(五)梦境是虚幻的，否定形留而神逝

有神论者常以人在做梦时形神分离为由，论证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并继续活动，即形留神逝，形静神驰。范缜否定了这种说法，指出梦境只是一个人现实生活的虚幻反映。人死后，形体消亡，精神也消失，不会变成鬼，而精神照样存在。同样，人活着，精神也不会离开，梦境中看到的各种现象，如变成牛、马，梦见已死的人等等，都只是幻觉，并不表明一个人的精神会离开形体去自由活动。

范缜在《神灭论》的最后部分，无情地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和对社会的危害。指出佛教损害国政，僧尼败坏民俗，佞佛浪费钱财，其弊难以尽数。

《神灭论》抓住了佛教的要害，而系统的阐述神灭思想更使佛教徒难以应对。因此一问世便朝野哗然，士林争相传抄。萧子良召集名僧名士，相与辩难，然无人能屈倒范缜。太原名士王琰撰文嘲讽范缜："呜呼范缜，你怎么连自己祖先神灵所在都不知道2"范缜当即反唇相讥："呜呼王琰，你知道自己祖先的神灵所在，怎么不杀身去追随它们呢?"让王琰碰了个硬钉子，哑口考言。萧子良又派名士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说不合道理，你却坚持己见，有伤名教，以你的才学，完全可以官至中书郎，而你却违背众人之意，自讨身败名裂。"范缜听后哈哈大笑，答道：要是范缜卖论取官，恐怕早就做到尚书令，尚书仆射一类的高目何止是中书郎呢!"高官厚禄同样没能使范缜放弃真理。齐梁禅替后，梁武帝笃信佛教，宣布佛教为国教"，崇信有，诏令臣下答难《神灭论》，朝野僧俗一齐上阵，轮番向范填进攻，先后有66人写了75篇文章 ，其中仅沈约一人就写了"六道相续作佛义》、《因缘义》、《形神义》、《神不灭义》和《难范缜神灭义》等五篇文章 ，以寿有长短来论证形、神之别；以形有多名，神也应有多名，来反对神不离形；以剑利和刀利来论证前生和后生。萧琛在《难神灭论并序》中则以梦境来证明形离。面对围攻，范缜毫不示弱，将《神灭论》改写成宾主问答的文体，共设31个问答，使全文更具有论战性。在这场大辩论中，史书称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以能言善辩著称的东宫舍人曹思文接连写了《难神灭论》、《重难神灭论》，但与范缜交锋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法驳倒范缜。

范缜与佛教徒的这场神灭之争，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神灭论》在形神关系论证上的深度和逻辑严谨超过了范缜之前的所有无神论者，从理论上摧毁了有神论的基础--神不灭论。而范缜那种坚持和捍卫真理的勇气，更是难能可贵。四、自然命定论与因果报应论之争。

南朝无神论与有神论之争，在范缜之后继续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刘峻以自然命定论否定因果报应论，朱世卿以性法自然论否定善恶报应论。

第九章隋文帝统一南北

宋朝李纲曾高度评价隋文帝“混南北为一区”的历史功绩。他认为隋文帝“有雄材大略，过人之聪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于后世者”（《李忠定公文集》卷十二《论秦隋势之相似》）。这是一个有见地的看法。隋文帝一生尽管有许多缺点和政治上的失误，他仍不失为一位我国历史上起过显著进步作用的杰出皇帝。而他一生的最大作为，就是结束了几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从而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隋文帝统一南北的功业，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的大一统局面，来得十分不易。隋文帝曾在自己临终的遗诏里慨叹道：“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其实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南北，这之间还不止三百年，而是四百年的漫长混乱岁月，人民尝够了割据战乱之苦，翘首所望的就是能生活在一个统一国家的安定生活环境里。而隋文帝能从民所愿，做到了这一点，故而唐人朱敬则高度评价隋文帝这一巨大历史功业说：“使六合之中，观如晓日；八纮之内，若遇新晴”（《全唐文》卷一七一朱敬则《隋高祖论》）。

隋的统一，对我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王夫之认为：“隋一天下……以启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读通鉴论》卷十九）。这是说，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统一天下所带来的余惠。唐朝有许多制度都渊源于隋，尤其使唐王朝赖以经济繁盛、国力强大和巩固中央的统一，以及官吏成分的更新的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几乎无一不从隋朝继承而来。而这些制度，对我国整个历史，都给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隋王朝给后代（尤其是唐朝）留下的经济方面的遗惠就更多。元人马端临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文献通考》卷二十三），隋朝被历史公认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富的朝代。唐初人曾以十分艳羡的口吻来描绘隋文帝二十多年的统治：“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乐，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这里虽不免多有牧歌式的美化，但二十几年的南北统一、国家富强，加上隋文帝本人的孜孜努力，总会给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隋统一后人户和垦田面积的激增，是历来为史家们所称道的话题之一。据《隋书-地理志》和《通典-食货典》记载，从隋文帝称帝（５８１）到炀帝大业五年（６０９），全国户口从三百五十九万余激增至八百九十万余，即增加一倍以上。但据六十年代汪篯教授考证，两书此计不实，隋平陈后户口实应为七百万，到大业初增到九百万，十七年中，共增二百万，增殖率为２９％。就这一增殖数来说，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也是少见的，比之唐朝最盛期的高宗至玄宗天宝时期还要高（《汪篯隋唐史论稿》２８—３９页）。而从绝对数来说，则隋户口总数正可与盛唐开元天宝年间相媲美。杜佑曾感慨说：隋文帝自灭陈至炀帝即位十八年增殖的户数，唐朝要一百三十八年才能相比。户口的激增，在封建社会里表明社会的稳定，随之而来的便是农业生产的极大提高和社会财富的极大增殖。唐人吴兢记载，到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卷八《论贡赋》）。隋朝积累的财富使唐王朝深受其惠，一直到唐朝立国二十年后（６３７），大臣马周尚对唐太宗说：“西京府库，亦为国家所用，至今未尽。”（《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到隋朝的富庶给唐朝带来的好处。

隋朝留给唐朝及后代最大的遗惠是大运河。运河是我国用人工修筑的自南面北水运的唯一大动脉。唐末皮日休在《汴河铭》一文中赞颂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杜佑在《通典-州郡典》中也说：“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隋、唐东都洛阳城的富庶繁荣，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大运河的航运。在唐宋以后的很长时期里，运河决定着全国经济的兴衰，运河通畅则全国兴，运河废则全国衰。宋人至有“天下漕运，仰此一渠”之说。隋王朝在修大运河时，前后调发河南、淮北民工一百多万，淮南民工十多万，河北民工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工程，这样多的人力，假如不是在一个富裕的统一王朝统治之下，简直是不可能的。从这里也可以明显看出隋文帝统一南北的功劳。

隋文帝的统一功业，还不仅仅限于平陈之举。他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有不小的贡献。《隋书-地理志序》形容隋帝国的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同唐帝国疆域相比，隋朝虽略逊一筹，还没有将西域、突厥、契丹、室韦等部正式划进版图，但通过羁縻政策，已经使这些地区大部臣服，和中原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这就给后来唐帝国的更大的一统，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隋王朝与北方突厥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周、齐时期的被动局面，而是“卒于仁寿（隋文帝年号），不侵不叛，暨乎始毕（可汗），未亏臣礼”。实际上隋文帝时突厥可汗是向隋称臣的。沙钵略可汗曾上表表示：“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他愿意向隋“屈膝稽颡，永为藩附”。文帝也下诏表示：“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这种臣属关系，到炀帝时更加亲密，启民可汗率数十万突厥部落南迁白道（今呼和浩特北）和长城南，向隋皇陈谢表说：“大隋圣人……怜养百姓，如天无不复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其时突厥几同隋朝一郡，启民与炀帝的朝臣无异。大业三年（６０７）炀帝在榆林大宴启民及北方诸部豪酋，共三千五百人，其规模与亲密程度，简直如同清初诸帝宴会蒙古王公。隋文、炀两代（炀帝前期）与突厥的这种关系，无疑大大促进了突厥与汉族两大民族的融合，实际上为后来唐王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王朝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很密切。史称“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地在今吐鲁蕃地区的高昌国王麹伯雅，还与隋王朝结了亲。西域其它一些国家，如焉耆、疏勒、于阗、龟兹等，也都朝贡不绝，与隋王朝保持密切关系。炀帝时，曾在洛阳举行一次宴请西域诸国使臣的盛会：“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服，谓中国为神仙”（《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隋王朝十分重视西域诸民族的文化，把其中的优秀部分吸收到中原来，从隋文帝开皇年间筹办到炀帝大业时正式形成的“九部乐”，其中就包括龟兹、疏勒、西凉、康国等乐曲部分（《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这九部乐后来成为唐朝的“十部乐”。

隋时，东北靺鞨、契丹诸族也都纷纷到中原来要求加强联系。《隋书-东夷传》载，文帝开皇年间，靺鞨族使臣“相率遣使朝贡”，对隋文帝说：“臣等僻处一方，道路悠远，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隋文帝对他说：“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联如父。”其后东北诸族不断与边人来往贸易。

应该特别提到，隋王朝时，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隋朝曾三次派人到台湾（当时称流求）进行“慰抚”，台湾人民见隋船至，“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隋书》卷六十四《陈棱传》）可以看到，台湾与大陆早就存在密切往来。隋使三至台湾，是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又一贡献。

隋文帝对境内各民族采取较为正确的民族政策。他鼓励臣下对少数民族用安抚政策。仁寿年间，四川资州山獠作乱，刺史卫玄单骑走访叛獠大营，对他们说：“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使其“渠帅感悦”，不动一兵一卒就“解兵而去”。隋文帝为此大大奖赏卫玄，赐缣二千匹，并升任为遂州总管（《隋书》卷六十三《卫玄传》）。同样事例还有：高劢为洮州（今甘肃临潭）刺史时，“下车大崇威惠，民夷悦附，其山谷间生羌相率诣府称谒，前后至者，数千余户”，侯莫陈颖拜桂州（今广西桂林）总管时，也用怀柔政策，“大崇恩信，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这使得隋王朝多民族统一国家，愈来愈兴旺发达。最为史家所艳称的是高凉（今广东阳江）洗夫人和隋王朝的关系。洗夫人为岭表俚族著名首领，历事梁、陈两朝，陈亡之后，隋朝给洗夫人送了一封书信，希望她归化。洗夫人接信后，立即召集各部首领，举行了数千人的大会，最后议定由孙冯魂亲到广州迎接隋将韦洸。隋文帝对洗夫人十分尊重，册封她为谯国夫人。洗夫人对隋王朝也一直忠心耿耿，每逢岁时佳节，都把子孙召集起来，摆出隋朝和先朝所送礼物，对子孙们谆谆教导：“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隋书》卷八十《列女传》）。

隋文帝上述这些有利于民族团结友好的政策，无疑会大大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当然也为唐朝以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统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隋文帝的确是一位超越前代，“有卓然出于后世者”的皇帝。他在政治、经济、民族融合各方面，都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十章大运河的开凿

我国的大江大河大都是从西往东横向流动的。在现代陆路交通工具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开辟一条纵贯南北的水路运输，是很必要的。特别是在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隋朝实现了全国统一之后，更显得十分必要了。当时，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在北方，而南方江淮地区的经济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北方城市所需要的物资，特别是粮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怎样把这些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地区，这是摆在统治阶级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大量的物资要从江淮运到长安，甚至运到北方边疆的军事重镇，采取什么运输方式好呢？当时陆上运输只有骡马大车和肩扛人挑，运输速度缓慢，运输量又小，费用和消耗却甚大，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只有利用水道运输，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所以，当时开凿运河是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不能把隋炀帝杨广这个暴君穷奢极欲，爱好游玩，当成主要原因。

但是，开凿运河的艰巨工程对劳动人民却是一场灾难。隋炀帝强征几百万民工修筑运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成千上万的民工惨死在运河工地上。晚唐文人韩偓〔Wò卧〕写的《开河记》中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文中写道，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又从五家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隋炀帝还派出了五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死者竟达250万人。

在我国历史上，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工程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东周春秋时期。位于东南吴国的国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向北扩张势力，在公元前486年引长江水经瓜洲（今江苏省邗江县南部）北入淮河。这条联系江、淮的运河，从瓜洲到末口（今淮安附近），当时称为邗沟，长约150公里。这条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起源，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后来，秦、汉、魏、晋和南北朝又相继延伸了河道。

第二个时期是隋朝时期。公元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大体在邗沟的基础上拓宽、裁直，形成大运河的中段，取名曰山阳渎。在长江以南，完成了江南运河，这是大运河的南段。实际上，江南运河的雏形已经存在，并且早就用于漕运。“漕”是利用水路运送漕米到集中地点的意思。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利用水道（河道或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我国的封建王朝，向农户征收地租和田赋，在很长时期内，采取征收实物的办法。这些王朝又大都建都在西北和北方的城市，而附近地区所产的粮食，不能满足京城的需要。因此，把其他地区征收的粮食调运到京城，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措施，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漕运在我国历史上形成过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应的一套管理系统。漕运用的船，叫做漕船。漕船载运的粮、米，叫做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做漕军、漕丁和漕夫。许多朝代都设专管漕运的官员。远在秦汉时代，我国史书就已经有了关于漕运的记载，到了隋朝，漕运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时主要是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黄河南岸的通济渠工程，是在洛阳附近引黄河的水，行向东南，进入汴水（今已湮塞），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通济渠又叫御河，是黄河、汴水和淮河三条河流水路沟通的开始。隋朝的都城是长安，所以当时的主要漕运路线是：沿江南运河到京口（今镇江）渡长江，再顺山阳渎北上，进而转入通济渠，逆黄河、渭河向上，最后抵达长安。黄河以北开凿的永济渠，是利用沁水、淇水、卫河等河为水源，引水通航，在天津西北利用芦沟（永定河），直达涿郡（今北京）的运河。

第三个时期是元朝时期。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但隋朝的大运河，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一段，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为了避免绕道洛阳，裁弯取直，元朝就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明、清两代，又对大运河中的许多河段进行了改造。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元朝开凿运河的几项重大工程：

一是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从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市）到东南产粮区，大部分地方都有水道可通，只有大都和通州之间、临清和济州之间没有便捷的水道相通，或者原有的河道被堵塞了，或者原来根本没有河道。因此，南北水道贯通的关键就是在这两个区间修建新的人工河道。在临清和济州之间的运河，元朝分两期修建，先开济州河，再开会通河。济州河南起济州（今济宁市）南面的鲁桥镇，北到须城（在今东平县）的安山，长150里。人们利用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以汶水和泗水为水源，修建闸坝，开凿渠道，以通漕运。会通河南起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凿渠向北，经聊城，到临清接卫河，长250里。它同济州河一样，在河上也建立了许多闸坝。这两段运河凿成后，南方的粮船可以经此取道卫河、白河，到达通州。

二是开凿坝河和通惠河。由于旧有的河道通航能力很小，元朝很需要在大都与通州之间修建一条运输能力较大的运河，以便把由海运、河运集中到通州的粮食，转运到大都。于是相继开凿了坝河和通惠河。首先兴建的坝河，西起大都光熙门（今北京东直门北面，当年这里是主要粮仓所在地），向东到通州城北，接温榆河。这条水道长约20多公里，地势西高东低，差距20米左右，河道的比降较大。为了便于保存河水，利于粮船通航，河道上建有七座闸坝，因而这条运河被称为坝河。后来因坝河水源不足，水道不畅，元朝又开凿了通惠河。负责水利的工程技术专家郭守敬，先千方百计开辟水源，并引水到积水潭集蓄起来，然后从积水潭向东开凿通航河段，经皇城东侧南流，东南去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东至通州接白河。这条新的人工河道，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建成后，积水潭成了繁华的码头，“舳舻蔽水”，热闹非常。

元朝开凿运河的几项重大工程完成后，便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京杭大运河利用了隋朝的南北大运河不少河段，如果从北京到杭州走运河水道，前者比后者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目前国外著名的大运河有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前苏联土库曼运河等。这些运河的长度不但都比我国的大运河短得多，而且也都比隋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时间晚1000多年。

第十一章隋末农民起义

隋末农民起义是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推翻隋王朝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从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王薄首义开始，到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辅公祏反唐失败，前后整整14年，沉重打击了隋王朝。隋朝灭亡后，以李渊为首的地主贵族集团抢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唐王朝。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骄奢淫逸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百役繁兴，民脂榨尽。仅建筑东都洛阳，每月役使200万人，半数以上死在工地。他在西郊建造了一个大花园，周围100公里。从江南采得大木柱，运往东都，每根大柱须2000人往返递送，沿途络绎不绝。据记载，西苑“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不知搜刮和浪费了人民多少财富！杨广又在大业七年（611年）至大业十年（614年）连续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公元611年，隋炀帝为了发动攻打高丽的战争，大批征兵、调粮、造战船。在隋朝官吏监督之下，造船工们日夜立在水中工作，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去很多人。被政府征调的兵役，由全国各地向幽州（今河北、辽宁地区）集中，源源不断；搬运粮食、兵器、盔甲和攻城机械的民夫千里征途，日夜不绝。许多人有去无回，尸体“臭秽盈路”，十分凄惨。在农村，“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山东、河北一带，历来是隋统治者搜刮财赋的中心，又是进攻高丽的战争中征调最多、受害最深的地方，再加上这年夏天发大水，山东地区灾情特别严重，“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处在饥寒交迫困境的贫苦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农民起义的烽火便首先在这里燃起。

大业七年（611年），山东邹平县铁匠王薄领导贫苦农民举起了反隋第一面大旗，起义军占领长白山，王自称知世郎。王薄发难，犹如干柴烈火，全国各地立即蜂起响应。同年，平原（今山东德州市）刘霸道、漳南（今河北固城县东北）孙安祖、修（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相继举行起义。大业九年（613年），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孟海公、齐郡（今山东历城县）孟让、北海（今山东青州市）郭方预、河间格谦、渤海（今山东阳信县）孙宣雅相继而起。同年，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刘元进、梁郡（今河南商丘市）韩相国、吴郡（今江苏苏州市）朱燮、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向海明、淮南杜伏威等纷纷聚众起义。短短两年时间，全国各地起义军发展到百余支，人数几百万，隋朝统治政权陷入了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公元614年到617年间，农民革命的风暴已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大小不下100支，参加的人数达数百万。后来，农民起义军汇成三支强大反隋主力：一支是河南的瓦岗军，一支是河北的窦建德军，一支是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

瓦岗军是三支农民起义军中最强的一支，大业七年（611年），翟让聚众在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起义，举兵反隋，山东、河南两地农民纷纷参加，单雄信、徐世绩、李密、王伯当都率众投奔瓦岗窦，队伍迅速壮大。大业十二年（616年），李密向翟让建议：“先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荥阳是隋朝重要军事据点，翟让亲自率兵攻下荥阳门户金堤关及周围属县，同年10月，隋炀帝派2万隋军主力前来镇压。瓦岗军采取诱敌深入、伏兵袭击的战术，把隋军全部歼灭。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陀突围不成也丧了命。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荥阳大捷，威震河南。

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攻下隋朝最大的粮仓--兴洛仓，“开仓恣民所到，老弱襁负，道路相属”。把粮食分给贫苦的群众，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到数十万。接着，瓦岗军又大败越王杨侗的军队，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中原地区起义队伍的中心。不久，这支农民军又攻占了黎阳，回洛二仓，开仓济民，10天内得兵20余万人。农民军向隋朝东都洛阳进军，隋炀帝十分恐慌，派王世充率精兵增援洛阳。瓦岗军和几十万隋军展开了激战。洛阳战役历时3个月，经过60余次战斗，打得王世充全军溃败，所剩不过数千。瓦岗军围困东都，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随着起义军发展壮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革命政权，领导反隋战争。这年二月，瓦岗军推李密为主，任统军元帅，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设三司六卫，建立了瓦岗军农民政权。李密发布讨隋檄文，声讨隋炀帝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当瓦岗军即将到得胜利之时，瓦岗军内部发生分裂，以翟让为首的农民军将领与以李密为首的地主势力矛盾公开激化。李密出身大官僚贵族家庭，参加杨玄感兵变失败后，隐姓埋名，流浪在河北、河南之间。公元616年，他混入瓦岗军的队伍，用欺骗手段取得了部分领导权。同时，他又招降纳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李密的阴谋活动引起了瓦岗军内部的斗争。翟让被李密夺了权。李密自称魏公兼元帅，让翟让当了副手。公元617年十一月，李密以赐宴为名，又杀害了翟让等重要农民将领，瓦解了瓦岗军人心，导致将卒离心，极大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大业十四年（618年）六月，李密率军投降了隋朝杨侗，瓦岗军最后失败了。公元618年王世充击败李密，李密投降李渊（即唐高祖），因起兵反唐被杀，断送了这支农民起义军。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是在河北各地起义军反隋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大业七年（611年），窦建德领导农民在高鸡泊（今河北固城县西南）起义，树起反隋大旗，队伍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大业十二年（616年）十二月，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守将郭洵率军进犯高鸡泊，窦建德率7000义军乘隋军不备，突然袭击，杀敌军数千，获马千匹，斩隋将郭洵，声威大震。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王，建立了革命政权。隋炀帝派涿郡薛世雄围剿起义军，双方在乐寿七里井交战，窦建德佯装南败诱敌，设下埋伏，乘隋军追杀之际，突然折回，伏兵齐起，夹击隋军，薛世雄大败，丢下无数尸体逃回涿郡。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窦建德称夏王，势力进一步壮大，但在隋朝灭亡以后，窦建德逐渐蜕化变质，抛弃了农民战争的根本目标，革命性大大减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窦建德与李世民在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交战，因轻敌冒进，起义军被李世民打败，窦建德被俘，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被杀。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在洺州（今河北永平县）战役中镇压了起兵反唐的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河北起义军失败。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是南方一支重要反隋力量。大业九年（613年），杜伏威、辅公祏在山东齐郡组织起义，随后率军南下，到淮河以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力量。杜伏威汇集了其他义军，力量不断壮大。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起义军进逼江都（今江苏扬州市），隋将陈棱率兵救援，与江淮起义军遭遇。陈棱因惧怕起义军不敢交敌，杜伏威送去一套妇人衣服，称他为“姥姥”，激怒敌军。陈棱果然中计，恼羞成怒带兵出战。杜伏威率兵强攻隋军，战斗中被敌箭射中前额，带箭冲入敌阵，杀得隋军人仰马翻，大获全胜。此后，起义军攻下高邮、历阳，建立革命政权，杜伏威任总管，辅公祏任长史。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起义军面临着继续革命还是向地主集团投降的严峻考验。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七月，杜伏威去长安投降了李渊。次年，辅公祏重新起兵反唐，建立了革命政权，控制了江苏、安徽部分地区，以丹阳为中心展开斗争。唐朝派大兵镇压，形势对起义军不利，辅公祏在当涂与唐军对峙，坚持斗争10个月，终因力量弱小，丹阳失守。辅公祏被俘，于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在丹阳就义。

隋末农民起义军经过8年浴血奋战，造成了隋朝总崩溃的趋势，三大起义军消灭了张须陁、薛世雄、宇文化及三支隋军主力，促成了隋炀帝江都被杀，李渊攻取长安的局面。隋末三支大军在河北、中原、江淮三个战场分兵作战，没有联合为一支强大队伍，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相互支援的作用，却难以形成强大力量，很容易被地主阶级武装各个击破。农民起义领袖由于历史局限性，不能分析复杂的社会局面，隋朝灭亡后失去了斗争目标先后投降了新王朝，充当了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军没有防止混入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和隋朝的残余势力，他们逐渐影响起义军向封建军队转化，瓦岗军领导人翟让没有认识到领导权的重要性，拱手让出了政权，导致了义军瓦解，英勇奋斗14年的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李渊地主集团夺去。但是，这次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炀帝的暴虐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对唐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十二章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登位以后，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

虚心纳谏，聆听忠告，乐于规劝，这是“贞观之治”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对的，则加以褒奖；错的，也不以委罪。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平时，魏征对唐太宗的谬误，常常能当面批驳，毫不示弱。有时激怒了唐太宗，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非常难堪。有一次，魏征进谏，言辞激烈，伤了唐太宗的面子。唐太宗回到后宫，大为恼火，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为此却向唐太宗祝贺道：“今天魏征能直言不讳，正说明遇上了明主，我自当祝贺。”唐太宗不觉转怒为喜，厚待魏征如初。后来魏征去世，唐太宗十分痛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这就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唐太宗被后人界定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他注意从新人、疏人，甚至敌对营垒中选用许多杰出的文官武将。著名的政治家，忠于职守的当朝重臣魏征，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拔出来以后加以重用的。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第十三章开元之治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共29年。

唐朝自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统治期间（705—712年）政局极不稳定。武氏诸王、中宗的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武后女儿太平公主都参预政权，朝廷大臣也分为几派，相互排挤，因此接连发生政变。开元元年（713年），玄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了政敌太平公主一伙，才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此后，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许多改良措施。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玄宗亦将全国分为十五道，於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材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後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後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

农业方面：①兴修大型水利工程。②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③茶叶生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圣”。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④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手工业方面：①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②陶瓷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世界工艺的珍品）。

商业繁荣：①著名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②长安城：城内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唐都长安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内容，以及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文学方面：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流传至今的有两千多位诗人的近五万首诗歌。

玄宗采纳张说之提议，实行募兵制，以取代日渐废弛的府兵制。在公元722年，他亲自挑选府兵及壮丁共12万人作为京师的宿卫，并称为「骑」。而他亦於边疆地带设置十大兵镇，以节度使节制，作为统治异族与巩固边防的措施。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帜。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唐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在开元之治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第十四章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也指安庆绪），史指史思明（也指史朝义），安史之乱是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前后达八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国家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准备防守；接着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室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与杨国忠想尽快平定乱事，迫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惨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

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区），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南安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第十五章藩镇割据

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唐代安史之乱后出现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其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至9世纪初，全国藩镇达四十余个，他们互相攻伐，或联合对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屡图削弱藩镇，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续近两个世纪，至北宋初结束。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代宗李豫初年到唐德宗李适末年(762～805),是割据形成发展时期。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嵩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者)镇大将李正己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以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四人。在今湖北,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今湖北西北部达十九年。建中二年(781),梁崇义被消灭,三年,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四年前,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路过京师时,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干县)。兴元元年(784)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贞元元年(785)八月平定李怀光,二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也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德宗经过这场恐慌之后,转为执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但也做了一些削藩的准备工作,一是加强禁军(神策军),二是充实府库。不过,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后果,即宦官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

第二阶段从唐宪宗李纯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是讨伐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八月,唐宪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努力之后,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基础,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元和元年(806),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锜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然割据自雄,继位的是另一个淮西大将吴少阳。九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运\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不力,战争拖了四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十二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第三个阶段从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874),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元和十五年,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长庆元年(821)卢龙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还是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为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即使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内,也新出现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在李德裕主持下,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于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割据藩镇控制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第四个阶段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875～907),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乾符二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佑四年(907),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这一局面。